古代男子:“艳福”到底有多深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礼记》所记的这段文字，大概是古代帝王后宫有文字可查的最早的“标准配置”了。实际上，帝王们拥有的特权之一，就是与他相中的女子有绝对性交自由，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可以“幸”多少女人，“幸”过多少女人，谁也不说准，“第一男人”并不按标准配置执行的。即便中国古代婚姻史专家陈鹏，在世时翻破了二十四史，阅尽了笔记野述，最后得出的也是模糊结论，“多者万计，少者逾千”，没有确数。
在大家的印象中，过去，不只帝王荒淫，可以与除妻子以外的N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即便是非帝王男子，也是可以讨几房老婆的。如大家津津乐道的“五日之御”：五天一个循环，夜夜有不同女人陪睡；晋时权贵石崇，家蓄美女数千，供其与朋友淫乐享受；《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整日花天酒地，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些妖艳女子轮着玩••••••似乎，中国古代男子都是幸福的男人，至少性满足程度上比现在男人好。大概因为这个印象，不少男士后悔没有生在汉、唐，至少从我的同事、朋友口中，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像古代男子，充许娶几个老婆多好？”
过去男子当真如此快活么，妻妾成群，可以由着性子与异性发生关系？答曰：否。中国古代男子的行性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是诸侯，纳妾的数量也有规定，“五日之御”只是诸侯的特例，特权。
《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即此“诸侯一娶九女”说法的原始出处。从这里可以知道，诸侯一下子就能娶到九个女子，是沾了原配的光。原配娶来时，两个“媵”（小妻）会跟她一起过来，而“媵”又有两个陪嫁女。这样原配与两个“媵”，加上各自己所带的陪嫁女，就是九个女人了。
这是诸侯的“艳福”，其他男子可遇不到这样的美事。虽然有“一夫多妾”的说法，但一般官员想多纳个妾也非易事，“庶人”则干脆禁止纳妾。
汉蔡邕所著的《独断》称，“卿大夫一妻二妾”，除非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在一样，是一夫一妻制。
即使够格纳妾，也不是一生随时都可以娶的。明朝，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减了一多半，“额妾四人”，一生一般就是一次，除非无后，才可择二次。
元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文规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妾的朝代。《元史•良吏》（列传第七十八））记的第一个“良吏”叫谭澄，是元世祖忽烈当政时主管农业部门的高级官员，“入为司农少卿，俄出为京兆总管”。所谓“良吏”，用今天的话是“心系人民的好官”。谭之所以得到老百姓的尊敬，他不只真心实意在帮助农民兄弟解决温饱问题，还为他们的香火着想，斗胆上书允许庶人纳妾。《元史》是这样记载的，“（谭澄）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朝廷从之，遂著为令。”如果不是谭澄上书忽必烈，元朝的普通男人一辈子恐怕都别想有讨妾之艳福。
明朝，与汉、唐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朝代，比宋、元时期宽松多了。但是，虽然明朝的帝王大多荒淫无度，但对民间的男女关系控制则从紧，庶人娶妾也是不许的，“仿元制”。嘉靖三十一有例，“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如果敢偷偷纳妾，则要受皮肉之苦，要被痛抽40大鞭：“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婢女可以和男主人发生性关系，这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家庭里的一条“潜规则”。而中国古代男子也当然地把婢女当成自己，除妻、妾之外的泄欲工具。如《红梦林》第六回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对象即是婢女袭人，“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连袭人自己都觉得给宝二爷“试试”，是正常的。
实际上，男主人与婢女发生性关系并不是随便来的，同样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因此被处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山分校历史系教授姚平在其所著《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中记述，在唐代，男主人与婢女发生性关系很普通，甚至有官员携宠婢在办公室过夜，真是风流潇洒。但也有代价，《唐会要》记载，“开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张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随。”张黔牟带着婢女一起值班，受了处分，“合判官一任，当徒一年”。
婢女，让中国古代男子满足性欲的层次丰富了，但与纳妾一样，也不是什么样男子都能蓄婢女的。明朝万历年间，鉴于普通人家蓄养奴婢现象出现较多，民风日下，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其中第一条是，“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潜规则”对普遍男子是行不通。
即使够格纳妾，也不是一生随时都可以娶的。明朝，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减了一多半，“额妾四人”，一生一般就是一次，除非无后，才可择二次。
元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文规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妾的朝代。《元史•良吏》（列传第七十八））记的第一个“良吏”叫谭澄，是元世祖忽烈当政时主管农业部门的高级官员，“入为司农少卿，俄出为京兆总管”。所谓“良吏”，用今天的话是“心系人民的好官”。谭之所以得到老百姓的尊敬，他不只真心实意在帮助农民兄弟解决温饱问题，还为他们的香火着想，斗胆上书允许庶人纳妾。《元史》是这样记载的，“（谭澄）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朝廷从之，遂著为令。”如果不是谭澄上书忽必烈，元朝的普通男人一辈子恐怕都别想有讨妾之艳福。
明朝，与汉、唐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朝代，比宋、元时期宽松多了。但是，虽然明朝的帝王大多荒淫无度，但对民间的男女关系控制则从紧，庶人娶妾也是不许的，“仿元制”。嘉靖三十一有例，“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如果敢偷偷纳妾，则要受皮肉之苦，要被痛抽40大鞭：“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婢女可以和男主人发生性关系，这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家庭里的一条“潜规则”。而中国古代男子也当然地把婢女当成自己，除妻、妾之外的泄欲工具。如《红梦林》第六回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对象即是婢女袭人，“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连袭人自己都觉得给宝二爷“试试”，是正常的。
实际上，男主人与婢女发生性关系并不是随便来的，同样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因此被处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山分校历史系教授姚平在其所著《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中记述，在唐代，男主人与婢女发生性关系很普通，甚至有官员携宠婢在办公室过夜，真是风流潇洒。但也有代价，《唐会要》记载，“开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张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随。”张黔牟带着婢女一起值班，受了处分，“合判官一任，当徒一年”。
婢女，让中国古代男子满足性欲的层次丰富了，但与纳妾一样，也不是什么样男子都能蓄婢女的。明朝万历年间，鉴于普通人家蓄养奴婢现象出现较多，民风日下，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其中第一条是，“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潜规则”对普遍男子是行不通。
嫖娼大概是古代男子寻欢找刺激的一条捷径，但有贼心有贼胆，还得银子。可见，嫖娼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消费。过去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一般男子连饭都吃不饱，如何去逛妓院？虽然没有规定庶人不可逛妓院，实际是禁了庶人的消费权限，妓院事实上还是为有经济基础的“成功男士”所开。那么，达官贵人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呢？从史上看，有的朝代可以，有的则不可以。如当唐朝，官员嫖娼并不犯过，但到了宋、元两朝就不行了，官员是不能狎妓的，妓女向官员提供性服务，要被罚款。
但是，人欲难禁。虽然古代官府对男子的性行为有种种限制，但不少人以“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为由，想方设法游说上层，挖空心思娶妾、蓄婢、置别室妇、嫖娼，和现在不少大款私包二奶、官员暗养情妇一样。如明代，虽然规定庶人之家不得存养奴婢，但民间还是以找“帮工”等理由蓄留之，和现在有人把“二奶”称为“女秘书”如出一辙。而在明后期，据陈鹏考证，不少男子登科及第后，多易号纳妾，时有“换个号，娶个小”一说。
中国古代男子“艳福”到底有多深？看了上面的文字该明了了吧。说到底，“艳福”是留给极少数特权男子的，此外的人只是想得美。呵呵，古今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