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初任总理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解密

1949年10月1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个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上所受的深重灾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中华民族的前进的道路，并没有由此而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在迎来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经济建设和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

下午两点，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

就在这一时刻，作为委员之一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任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

历史重担，自然且无可争议地落到了51岁的周恩来肩上。

就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一个多小时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于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

庆典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和全场30万军民以及来宾，着重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毛泽东的声音，很快通过电波传向中国广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国。

毛泽东同时还向各国政府宣布：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这份公告当天还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通知各国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公告，给新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两大艰难而紧迫的任务：

内政——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外交——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带向国际舞台。

这两大任务，对于刚刚上任的周恩来来说，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为完成这两大任务，从开国第一天起，周恩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从速组建政务院各机构。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的组建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当务之急。

熟悉周恩来的人们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内阁总理”角色，新“内阁”的框架结构，他已心中有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周恩来曾透露过：

“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

新中国人才济济，但在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慎之又慎，他们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

原则定下来以后，便是一个个地确定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一些杰出领导人毫无疑问是政务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员。周恩来陆续把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调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新“内阁”选人，紧张而有序。在天安门广场庆典结束后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备齐全。就在这天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对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人员作了正式任命：

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

李维汉——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陈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

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谢觉哉——内务部部长

罗瑞卿——公安部部长

薄一波——财政部部长

叶季壮——贸易部部长

陈郁——燃料工业部部长

曾山——纺织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食品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

滕代远——铁道部部长

朱学范——邮电部部长

章伯钧——交通部部长

李书城——农业部部长

梁希——林垦部部长

傅作义——水利部部长

李立三——劳动部部长

沈雁冰——文化部部长

马叙伦——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卫生部部长

史良——司法部部长

陈绍禹——法制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邹大鹏——情报总署署长

孔原——海关总署署长

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

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

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诚恳的周恩来，他一开始就有些犹豫：

“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他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有违“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

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商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

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的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来说服了。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讨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知情晓理，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两职。

对黄炎培而言，他并不是勉强同意出山的。他答应周恩来，是因为自己解决了“信念”和“真理”的问题。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过程：

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之所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请谁来担任农业部的首任部长呢？周恩来提了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李书城。党内有人对这一提名大惑不解，并提出疑虑：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坦然解释道：

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

大家恍然大悟，尽管不太熟悉，但最终还是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李书城入主农业部。

人们又生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任职？建国伊始，党内外各方面的人物对邓颖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广为人颂。

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不能这样做！”

他还有一番高论：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这样一个周恩来，人们肃然起敬，佩服！

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

选择这里开第一次会议，恐怕有它的特殊含义。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位于中南海瀛台汉白玉拱桥的北侧，原先是中南海里的正殿。只因康熙皇帝为它题的殿额“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绪亲政以后，特别是在实行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把勤政殿作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绪变法失败以后，勤政殿不仅没有起到“勤政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满清腐败昏庸的见证。

直到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勤政殿才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不久，就是在这里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

走进勤政殿的新中国“内阁”成员们深知，周恩来意在提醒大家从此要真正地为民勤政。

在周恩来到来前后，新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们，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都陆续来到会场。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者都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每一笔都饱含着新一届政府官员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的信心。

首次与全体属下齐聚一堂，周恩来高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

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

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向全体委员介绍政务院组建的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等问题。

周恩来逐项细说：

——组织形式：政务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的首脑部。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总理1人，副总理4人，秘书长1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不仅有它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又是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教委），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简称监委）。

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成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人事安排：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并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人参加的较多。

有的人计较安排的地位，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现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

——干部来源：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合作共事：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听讲的人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总理周恩来对自己所领导的机构的要求是，必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达到有序而高效！

为使新政府这部机器尽快有秩序地运转起来，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

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领导成员会议，确定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

晚上的会议做出如下决定：

——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分别由陈云、董必武、黄炎培召集的三个专门小组，最终又统领在周恩来的旗下。

四天以后的10月25日，为解决工作条例等问题，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受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条原则，主要精神是：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前由地方代管；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

由于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构架已经归属于政务院，所以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在政务院下属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周恩来又于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初步通过了《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

为便于外事工作，周恩来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前三次政务会议开过以后，在全世界舆论焦点的关注下，在全中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中，政务院所属各机关，开始了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在组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的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组织能力，很快为世人所共知。与他共事过多年的无党派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长沙大火中，就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感慨：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律吕。

在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郭沫若的这种感慨更深了。

从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政务院各部门从筹建到开始正式工作的时限。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许各部门去慢慢地准备；更不允许周恩来有半点松懈。

周恩来的“日理万机”，就是由这一时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