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彷徨 郭梓林

制度的彷徨
郭梓林
一个人的世界是不需要制度的。只是多加了一个人——多了一个夏娃，就有了婚姻制度。再往后，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就越来越复杂，一直到《汉莫拉比法典》，到《大清律》，再到50多年前的《联合国宪章》，以至现在的《WTO规则》。
人之所以需要制度来约束，并非“人之初，性本恶”，而是上帝担心总有一天人的智慧会超过他，所以就让每个人生来都不一样，而且彼此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沟通，甚至于即使实现了部分的沟通，还会有人时不时地来他一下“机会主义”，搞出一些“道德风险”之类的事情。自从人们知道了这个秘密，知道了上帝居然悄悄地给人安装过这么个致命的程序，还极其狠心地销毁了源代码，于是愤懑之余，集体弄出了“制度”这么个怪玩艺儿。为了使生活能够过得好一点，避免回到“野兽对野兽”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为制度放弃自己的一部份自由，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永无止境的烦恼：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人们要支付达成共识的成本、确定度量的成本、保证执行的成本、监督惩罚的成本……。这些成本，都得从人们共同创造的劳动价值中冲减。
每一个集体都有自己的制度。在不同的集体里，有着不同的“不同的人”，每一种“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外来的制度模式不管有多么先进，仍然会在新的人群中和新的文化背景下彷徨。我们发现，制度引进的同时，总是要使用到那个让人联想到强制性的“推”（行、广）字，却从不与这个字的兄弟“敲”字相干。这正是人类永恒的困惑——“应当如是”与“只能如是”的冲突。当然，在这个越来越被人类主宰的世界上，之所以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制度，那是因为人们常常要面对上帝制造的“不确定”的阴谋。人选择制度多元化的好处在于，倘若某天清晨，上帝一觉醒来，对制度不顺眼，性情所致，顺手就拎出一条开涮，漫不经意地毁了它，那么，人们还可能在其它若干个不同的制度中生存下来。这种不幸的事，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有些曾经显赫一时，创造了至今看来仍然是无比辉煌业绩的制度（文明）以及制度中的人，不是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吗？甚至竟然踪迹全无，让许多的考古学家费尽脑汁也不得其解。想想，这档子事，只有上帝才敢、并且能够做得出来。话又说回来，既然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就不会轻易地选择全体毁灭，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非在太空中又找到了新的栖息地，人类肯定不会离开这个星球。也许正是为了应对上帝偶尔早起可能犯的错误，所以，不同的人群，仍然在坚持着各自不同的制度，朝着未知的方向演进。以此规避可能因为制度的一元化而使自身毁于一旦。
只要制度的安排，人们就必须失去一部份自由，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失去一部份自由，就成为得到制度的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只要付费，应该得到午餐。“制度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利益，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分享到物质上的好处（汪丁丁《经济制度的真正涵义是什么？》）。”从狩猎的原始经济，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到现在的工业化的经济，人类不断将自然物转变为上手的工具，同时还极大地扩展了自身活动的范围，积聚了空前的物质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积聚起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工的制度。上帝也看到了，无论是在单个意义上还是在整体意义上，分工都节约了劳动时间。所以，上帝才会借亚当·斯密之口告诉人类：市场经济制度使由交换关系连接起来的分工的具体人，通过专业知识的积累，连同创造工具对劳动时间的节省，一方面使得人均收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使财富以资产和知识的方式以及空前的速度积累起来。上帝可能永远不会赋予人类以全能的力量，但却间接地提示人，可以通过分工来实现能力的增长。这或许算是上帝的一个阳谋。分工使知识深入的领域越来越广阔，并将知识的保存和延续成为可能，使得后人可以沿着先行者的足迹前行。只有分工的深入和细化之后，人们才可能通过交流各自的生活经验，建立防范各类风险的分担机制（制度），向不同方向探索着各种“可能生活”的样式。同时，制度还使人们相信，分工不会使那些只会生产手表的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即便是源于上帝的某些失误和“恶作剧”，但从结果上看，却提升了人类在面对某些灾害时的应对能力，并使分工成为一种理性上的可能。感谢上帝！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对于说明制度与人的尴尬关系，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人们虽然因制度化而获得了物质上的好处，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各种“可能生活”的自由——这正是现代人面临的危机之一。所以，人类在感谢上帝的同时也发现，制度化意味着人的异化，生活在制度中，人会变得“死气沉沉”、“有板有眼”和“循规蹈矩”。制度的彷徨，部分地表现为人们享受制度的好处与对制度的不满情绪同时存在，也部分地表现为制度的退却。例如，约束程度曾经就达到过令人生厌地步的单位制度，目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退到了八小时以内。随着双休日和若干长假，人们更多地成为了社会的人，而不是单位的人。再如，企业的管理从工具管理到行为管理，直到现在的文化管理，都表明了制度在单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已经作了相当的退却。
单位制度的彷徨与退却，一方面在于文化习俗取代了一部份制度的功能，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取代了原有的“家规”和“土政策”。这当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然而，随着走向陌生人社会的人越来越多，必然造成社会制度的供给不足，这不仅是指，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立法进程与各项法规的滞后与不够完善，同时也是指，每个人的头脑中为自身行为提供制度方面的知识的不足。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成员对制度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制度执行和监督以及惩罚的成本才可能最小化。
50多年前，一部分自然人从家庭走向计划统治下的单位，自认为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放的自由。现在，从单位和农村走出了一个更大的群体。从熟人的圈子走向陌生人的社会，他们也自认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更大自由。然而，走向社会虽然有可能获得更多选择的自由，但如果他们的生活缺少足够的物质手段，则这种自由就不是彻底的自由，甚至可能是很尴尬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可能生活”只是一张画在纸上的馅饼。因此，在走向更大社会环境的人群当中，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要回到制度中来——必须从制度中谋取生活的物质手段。所有的社会学家都一再提醒人们，任何自由都是有代价的，自由总是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人们要为自由选择的“可能生活”的各种后果负责。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制度在自由与生存之间彷徨，不如说是人们在制度与自由之间彷徨。当然，彷徨归彷徨，对于更多的理性人来说，恐怕只能别无选择地选择制度。唯一可以祈盼的是，生活在一个更好一点的——成本再低一点的——制度之中。
制度，这个被上帝逼着出来的怪物，这个彷徨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彷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彷徨在不同社会环境之中、彷徨在每个人大脑的知与无知边缘的“上帝的阳谋”，真是让人爱也不成，恨又不是；离了不甘心，和了不自在。人哪，注定将因此而敬畏上帝。
2002-3-18动笔 2002-3-19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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