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朱镕基的传奇人生5——学友情深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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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非常看重昔日同窗的情谊,对五六十年前历经曲折坎坷、聚散离合的同学,始终心不能忘。
湖南长群中学离休教师周继溪是朱镕基在广益中学和国立八中读初、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两校分别设在湘南和湘西的偏僻山村,交通不便,物力维艰。在初中睡的是两层的铁床,朱镕基分睡下铺,见分睡上铺的周继溪身体瘦弱,就主动把下铺让给他睡。对此,周继溪没齿难忘,说朱镕基从小眷注弱者。 
   1944年下半年,朱镕基和周继溪都考入了国立八中,并且编在同一个班,这两个初中老同学又朝夕相处了20个月。1946年秋国立八中解散,朱镕基转入了省立一中,周继溪转到了省立十五中,从此两人分离。但两人同窗五载,“情深潭水”,几十年来,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未间断。
   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湘视察,百忙中要通周继溪的电话,两位老同学交谈了十多分钟。
有一次周继溪在给朱镕基总理的通信中说,昔日我们游历的800里洞庭湖由于围湖垦殖,如今水面大大缩小了,望政府拨款治湖。朱镕基深以为然,在充分调研后,拨出了治湖专款。
   1996年,周继溪到北京,朱镕基工作忙脱不开身,便委托劳特夫(也是国立八中同学)热情接待了他。2001年4月,朱总理到当年国立八中所在的花垣县考察,回到了母校的旧址,并在原有的石狮子旁与夫人劳安合影留念。
   花垣县委宣传部特意放大一张十多寸的照片送给周继溪老师,周老师非常高兴,将其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浏阳市第六中学的退休教师杨开卷也是朱镕基在国立八中的同班好友。
   1982年,杨老师从报上读到“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信息,不禁一怔,拈须搓手:他莫不是国立八中的老同学朱镕基?
   思虑良久,他决定去信问询,但没有回音。十年之后,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杨开卷立马认出是国立八中的那位老同学,往日同窗之情——相互关心、切磋学业、作文比赛、打篮球、拉二胡、唱京戏等,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他研墨展纸,给老同学写了一封叙旧的长信。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朱镕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杨开卷同志:
   接读来信,愧何如之。你前次来信,本应及时敬复,当时亦告诉自己,不要忘了,因我已有经验,上次一初中同学因我未及时回复,即遭来信大加讽讥。奈因每日白天会海,晚上文山,不过十二时不能就枕,过了几天,再也想不起来了。今蒙我兄再次来函垂询,实感愧怍,从兄处着想,难免感到旧友做了官,架子大了,白眼对故人,从我来说,亦是有苦难言,唯愿不做官。我也不应向兄发牢骚,但请见谅耳。回想中学时期,生活虽极清贫,但一心埋头向学,心情尚舒畅,故友同学切磋、互相帮助之情景,尚历历在目,可惜八中同学除我兄来信外,尚未有联系者。我记得在八中时,你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想今日亦好。
祝健康!
朱镕基7.26(星期日)

情见乎辞,这封信真情毕露,每字每句都是那样直白,直白得如同一泓清泉。杨开卷感叹:还是那个情深义重的朱镕基!当了这么大的官,昔日同窗之谊没忘。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改革开放之后,杨老师的生活越发过得舒坦。1997年,他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幢红砖楼房。他想,要是能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题字,定能使小小的居室篷筚生辉。他喜滋滋地又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不揣冒昧,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开卷兄:
来信收悉,谢谢,恭闻身体健康,新居舒适,甚感欣喜,并表贺忱。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敬礼!
镕基
9.10

2000年4月,朱镕基的母校湖南私立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庆祝建校95周年。校庆前夕,老同学们恳请朱总理为母校校庆题词祝贺,他也以“五诫”相拒绝了。朱镕基严于律己,杨开卷老师只能作罢,不能勉为其难。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杨开卷从媒体看到报道,兴奋不已。
3月19日晚,他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朱镕基记者招待会。新任总理关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发言掷地有声。杨开卷为老同学的过人胆识激动万分,立即挥毫泼墨书写了一副楹联:

镕古铸今精兵简政
基法治国反腐倡廉 

   此联投邮寄给朱总理。这一次,杨开卷没有要求写回信,他知道这位老同学实在太忙。
   1997年9月,曾经与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同窗四年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工程院张履谦院士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进步奖,颁奖大会在香港举行。
   当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朱镕基副总理瞧见了在会场第二排正中就坐的老同学张履谦,颁奖一结束即迅步走下主席台。他与坐在第一排的领奖专家一一握手,然后走到张履谦身边,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他。
   香港《大公报》记者抢拍了这真情流露的珍贵镜头。朱总理为何对他“情有独钟”?记者们大惑不解,纠缠着张院士寻根究底。此时此刻,张院士知道,不能太渲染他与朱总理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同窗生活,就淡淡然说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民为贵”,“民为邦本”,朱总理最喜欢老百姓嘛。
   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在一次在京工作的老同学聚会中,他表示愿意把工作做好,希望大家鼎力相助,并提出三点建议与之共勉:一、听到群众对我的意见,哪怕是斥责谩骂,要原计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诉我;二、找我办事,遵循章法,公事公办,能够办的就办;三、写给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
   老同学们称之为“约法三章”,个个允诺。
   据老同学回忆,他们聚会、交谈、通信,不谈人情物理,只谈民生国计,反映民情民意。如“群众对公务员加薪计划很有微词”之类。当他们从新闻媒体得知“朱总理决定缓行原定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公务员加薪计划,将这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扶贫济困”的消息,高兴了,满足了。
在另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有人反映:“政府工作卓有成效,物阜民康,老百姓拥护、爱戴朱总理,社会上要求总理连任的呼声很高”。朱镕基诙谐地说,我这个总理并不好当呀,我们党内有能力的人多的是。我现在还兼任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后不当总理了,还可以当博导嘛。
   老同学哈哈大笑。“友谊一生老益重,江山百代今最娇”。这就是朱镕基与昔日同窗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   以湖南籍学生最高分数考入清华的朱镕基,其实“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好文科,老想着转系”。清华四年,朱镕基在用功读书的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他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得到了初步展现。
   2001年6月,朱镕基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面对在场的5000多名师生,他最后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当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
   朱镕基所在的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四个。朱镕基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刚刚获500万元巨奖的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他的同班同学、《中华诗词》杂志副总编欧阳鹤说:朱镕基非常聪明,领悟能力很强。
   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曾说过,那时候他在班里学习不是最好的,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他当时还和一位同学讨论此事:“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有怎么不用功啊?”那位同学告诉他,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
   郭道晖写的《与朱镕基同志同窗记事》一文,可能是对朱镕基在清华的大学生活最翔实的回忆文章。郭道晖和朱镕基在中学时就一起就学,只是当时不相识。后来考入清华后,因为是同乡,又同处一室,加上志趣思想相投,郭的父亲郭德垂与朱镕基还有师生之谊,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郭的这篇文章对朱镕基的这段历史有详细的纪录。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
   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之一,轮流值班。郭道晖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1948年冬,郭道晖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还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
   朱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地下党员、同班同学蒋企英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区,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2001年朱镕基在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教师:“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欢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我还清楚地记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讲话,音容宛然。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郭道晖对本报记者说,当时去张奚若先生家,其实就是“新青联”工作的一部分,将老师们发表的政治见解宣传给大家。
   1949年10月,朱镕基申请加入共产党,郭道晖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同支部书记李淑平一起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就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朱镕基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工作十分出色。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鼓动性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郭道晖说,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郭道晖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口才时,朱镕基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朱镕基从中学就开始爱好文学,他自己曾经多次跟人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郭道晖还记得,1948年春,有一天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朱镕基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这引起郭道晖的共鸣。郭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