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北大琐记

北大琐记
启 之
2001年10月的某一天，欧美同学会院内热闹非凡，为了庆祝北大华亿影视公司老总的四十大寿，京城各界名流跑来献艺。听到主持人说，下面请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讲话。我从最后一排圆桌移到了前排——毕业十五年了，除了在学校见过丁石孙外，这位陈章良将是我见到的第二位校长。
一位身装西装的中年汉子，三步两步跃上台阶，站在麦克风前，以略带福建的口音大呼小叫：“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尊敬的来宾：我是董总的哥们儿，但是我到这里，不仅代表哥们，还代表北大，我给董总带来了一件礼物。”说到这里，他向下面挥了挥手，两个马弁类的人物将一个大花篮抬到他的身边。“请各位猜一猜，这个花篮里装的是什么？”
下面的人放下碗筷，纷纷站起来，伸长脖子，端详那花篮。看着人们疑惑的眼神，发呆的表情，陈副校长面有得色，指戳着花篮，继续卖关子——“各位，你们谁能猜出来，这个花篮里装的是什么？”台下嗡嗡嗡嗡，议论、说笑、插科打诨响成一片。一位剃了光头、戴着墨镜的影视大腕嚷嚷：“这丫挺的怎么尽说废话呀！花篮里装的是什么那还用猜吗！花篮里装的是花呗！”一个额前一绺红发的女人发表评论：“北大的校长怎么跟*似的！”她的女伴在旁边附和：“啊，我看他到县级台当个娱乐节目的主持还行。”
陈副校长看看关子卖得差不多了，从花篮里抽出一个东西来：“各位各位，这就是我代表北大送给我们敬爱的董事长的礼物！”他摇晃着手中的那个东西，放大音量：“董事长先生是影视界大亨，身边佳丽如云，这个东西不可不备呀！”那是什么东西？人们纷纷打听。陈副校长把那东西高高举起，用足丹田之气：“这—是—避—孕—套！”下面哗然，笑声骂声掌声议论声乱成一锅粥。
在众声鼎沸之中，我走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有一段话，大意是，君子的产生，需要文明社会长期的培养。北大正副校长，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汤用彤、马寅初、陆平、周培源、傅鹰、季羡林、丁石孙等，到“*”风波后毅然归国的爱国志士陈章良，这条路，不长，却曲折而深邃，幽暗且龌龊……在这条从独立到依附的路上，有君子，有小人；有学问家，有投机者；有不畏强权的民族脊梁，有被愚弄被侮辱的文化精英。北大的历史，就是这些人在校活动的总和；喧嚣的北大史，与时浮沉，与人俯仰，以庙堂为依归，唯主流是存；沉默的未名湖，仰望星空，俯察尘世，在淡定之中，记忆着一切——无论是光荣与美德，还是倒退与耻辱。
季镇淮先生肯定是未名湖记忆中的一位，他的家就在未名湖畔的朗润园，那湖水对他是熟悉的——
我是季先生的关门弟子，作为学贯先秦、两汉、中唐、晚清、近代的文学史大家，季先生收容我这个并不喜欢文学的学生完全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我十六岁下乡，在内蒙当了四年农民，六年工人，刚下乡三个月就因为打小偷，并顶撞公社武装部长被关进萨拉齐的北大狱，饱尝了百日“群众专政”的滋味。我的经历使我对当代政治、社会感兴趣，特别是对改变了我和千百万人命运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情有独钟。1978年我上河北师范大学的时候，那里既没有政治学也没有社会学，我只好报了历史系。校方告诉我，文革属党史。学校没有这个专业。结果我被分到了中文系。我自我安慰学好中文再研究文革也不迟，没想到，越学越偏，一直偏到了古代。虽然我看了不少社会学、政治学的书，可为了考上北大的研究生，还得报古代文学。入学之后，负责口试的老师问我感兴趣哪一段哪种文体？我暗自盘算：妈妈的，这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哪段跟文革也扯不上；那狗日的文革，盛行的是“大字报文体”，诗经楚辞诸子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哪种文体都跟它不着边。我大着胆子回答老师，哪段离当代最近，我就感兴趣哪段。于是乎，被分到了季先生门下，那时候，季先生已逾古稀。在我研究生毕业的前一年（1986年），他办了离休手续。
三年之中，我跟季先生相安无事。我住在离校半小时的清华东路，除了开学聆听教诲，期末汇报成绩，偶尔给他借借书外，平时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1985年9月18日上午，我到学校借书，一路上，所有认识我的人见到我都急吼吼地喊：“季先生找你呢！”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飞身上车，恨不能飞越未名湖直达朗润园。气喘吁吁见了季先生，他让我坐下，神色紧张地问：“你去没去三角地？”我大诧异。反问季先生：“三角地？没去，怎么啦？”季先生舒了一口气：“校党委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导师们管住自己的学生，不要去三角地，更不要张贴标语和大字报！”我唯唯，保证一定不给他惹祸，请他老人家一百个放心。
季先生的叮咛和校党委的禁令，引起了我巨大的好奇心和逆反心。下了楼，我直奔三角地。那里已经人山人海。老远就看见一个大花圈，花圈上垂着两条长长的挽联，上面写着“纪念九一八”，“不忘国耻”一类的字样。饭厅的灰墙已被大字报贴满，其内容无非是中日今昔对比：“四十年前向我们举起白旗的日本人，为什么在四十年后挟着丰田汽车、家用电器涌入中国，成了经济战场上的胜利者？……”我顾不上吃午饭，在三角地转了两个小时。多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呀，校党委、季先生为什么要学生们远离这个展示民意、反思历史的课堂呢？季先生是闻一多的研究生，想当年，闻一多为争取民主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四十年后，季先生却与其师背道而驰，不让我来三角地。我知道，季先生是为我好。可是如今的好与当年的坏又有什么区别？是什么力量使好与坏、善与恶、进步与落后完全颠倒？又是什么东西使当年的“百炼钢”，化为今日的“绕指柔”呢？
这个中的答案，未名湖是清楚的。它知道民意与历史之间的因果，知道在这个逻辑链上，有一位叫赵齐平的中文系教授——
赵齐平是我研究生口试的导师之一，一位面如重枣，蚕眉秀目的帅哥。口试那天，他穿着一件红白格格的羊毛衫，戴着金丝眼镜，谈笑风生，英姿勃发。然而这只是表面——他已经患了严重的肾病，而直至他住院换肾，我才知道他生病的原因——他曾经与人们所说的“四皓”同是“梁效”写作班子中的成员。“四人帮”倒台后，“梁效”中人受审查，因为赵先生参加过评法批儒的写作，所以审查小组认定他是紧跟江青，反对周总理。赵先生一遍又一遍的检查，总过不了关。有一次审查小组叫他去谈话，逼他承认“反周”的罪行，很晚才放他回家，当时正下着大雨，他绕未名湖，走了一圈又一圈，浑身湿透，直至夜深。然而，未名湖未能化解他的委屈、悲愤和被利用被愚弄的耻辱，他得了重感冒，为了立功赎罪，他带病撰写教材，由感冒转成肾炎，由肾炎转成尿毒症。
大概是1985年吧，赵先生的换肾手术失败，我带了一盒蜂王浆口服液去医院看他。赵先生躺在床上，袒露着腹部，伤口填着纱布。赵先生摸着肚子上脱退的皮，说：“脱胎换骨我做不到，脱衣换皮还可以做到。”
越二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季先生家告别出来。楼口门的树下站着一个形削骨立的老人，他拄着拐杖，无神地望着朗润园东边的灰砖墙。我看了他一眼，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没多想，骑车就走，直到骑到未名湖边上，才突然意识到，那位老人正是赵先生。我掉转车头，回到了楼前，远远地看着他。赵先生站着树下，呆呆地，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只有灰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三年，仅仅三年，那英姿勃发的帅哥，就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人！我想走过去跟他说：“赵先生，你们被人家当猴耍了，你们是政治斗争的牺牲，你们的遭遇令我同情，催我觉醒……”。然而，我终于只是远远地注视着他，直至暮色降临。
一年后，赵先生走了。又过了几年，季先生也走了。只有陈副校长还活着，活跃在北京高校领导的岗位上。
2007-10-8
启之（吴迪）：1984级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现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中国电影的改造》，《中西风马牛》等书，译有《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合译）、《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俘》等。
五柳村2007年10月1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