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道德选择需要无限生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21:02:07
道德选择需要无限生命的框架
目前我国的道德风险已经普遍表现在一切领域和所有的交易环节上，通常我们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当事人的个人品行不端、制度缺损和执法不严等，却很少讨论有限生命选择的局限。笔者认为，一旦确定人们追求最大化满足的正当合理和值得尊重，无限生命框架就会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因为所有的道德问题几乎都滋生于短期行为与有限生命的选择。
一、彼岸世界文化的无所不在
2005年，笔者在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当了半年访问学者，我的任务是研究他们的利率走廊和零准备金制度，但是，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却使我意外发现，我们对于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必须由给定的理论前提延伸到彼岸世界文化，否则，在短期和有限生命中追求效用最大化，则难免只管眼前的和自己活着时的效用最大化，而不管将来，乃至人类的永远，这就难免会造成世风日下和道德沦丧。
在温哥华的生活小区，无论哪个方向走上15分钟，都会有一座教堂。打开电视机，在总数远远少于我国的频道中，有一家成天专门传经布道。学生中也有一些学圣经的小组，他们每周组织活动，向大家宣讲他们读圣经的感受。我也去过几次不同教派的教堂，有的仪式非常庄严神圣，也有的简便得就像是社区联谊会，但是，他们对上帝虔诚、谦恭和感恩得几乎就像是亲眼见过上帝一样。他们对上帝的崇拜就是从娃娃抓起，我见过很多家庭带着孩子来教堂，有的还抱在怀里。唱诗班的都是12-13岁的少男少女。我也参加过2次家庭圣经学习小组，（Bible study），其方式与我们当年毛著学习小组差不多，念上圣经中的几段话，唱几首赞美诗，然后各人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有些讨论还很有些哲学深度。所有这些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是赞美上帝荣光和恩宠，感叹人类智慧的原罪和生命的无限。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死而复活，对我们无神论者来说，是非常可笑和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低估思考智慧的原罪和无限生命的意义，特别是在运用经济学原理的时候。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一定带有宗教思想的深刻烙印，也一定会渗透到经济学有关选择的思考中去[1]，尽管在经济学有关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讨论中，都没有涉及生命的有限或无限问题，但是，在彼岸世界的文化中讨论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将无限生命作为讨论的隐含前提，至少没有排除在无限生命中选择的可能。因为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无需论证和理所当然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强调这个前提。然而，在完全没有这个文化环境的我国讨论同样的问题，则非引入无限生命的框架不可，否则，人们追求有限生命中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则一定会造成严重的道德问题。
二、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
改革开放前，我们把不道德和罪错等都归之于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欲望，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要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实现这个追求的无可厚非和值得尊重，人们实现自己欲望的热情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没承想却伴随着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和潜规则的嚣张。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先后关系并非因果关系，世风日下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在有限生命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理性人都要追求和实现他一生的效用最大化。表现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大多数人还比较关注物质的和生理的欲望的满足，心理的和精神的欲望仍处于相对较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效用最大化基本上与财富的增长成正相关。因为人们在时间序列中追求效用最大化，这就决定了时间长度对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短期的和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很可能面对道德的挑战，无限生命中的选择则往往能够与道德的要求相一致。
因为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是把人一生中每个时点上的效用加总起来，也就是将今天（短期）和明天（长期）所能得到的效用加总起来。如果不讨论其他变量，每个时点可以获得收入加总的最大，就是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如果每个时点上的收入增长是稳定的，那么生命周期越长，则能获得的效用越多；反之，则越少。如果人们只顾今天的收入增长而不择手段，那就有遭受惩处，失去明天收入的风险。特别是在今天不择手段的收入小于明天可能失去的收入的情况下，不择手段就无法实现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如果明天以后的时间越长，就是不择手段的机会成本越大，也就越能遏制人们今天的不择手段。如果没有明天，今天的效用最大化就是一生的效用最大化，人们就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今天的效用最大化，甚至不择手段，尽管不择手段是透支明天，但是没有明天，也就无所谓透支了，不择手段也就成了理性的选择。可见，明天的期盼决定人们今天的道德选择，失去明天的期盼，今天的道德水平很可能下降；有了明天的期盼，今天的道德水平则很可能提高，至少不容易下降。这就决定了只要走到职业生命、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的尽头，人都会面对严峻的道德挑战。坚持道德选择，效用就无法进一步提高，背弃道德原则，效用还能上升。理性人或经济人难免会为效用的增加而放弃道德的选择。如果永远有明天，人们有希望永远遏制今天的欲望，也就能够坚持道德的选择，从这里可以看出无限生命的框架对于道德选择的重要意义。
正是按照有限生命对于道德选择的制约，我们可以理解宗教认为智慧的原罪和上帝要把吃了智慧果子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原因，因为权衡利弊和趋利避害是智慧的重要部分，但是在短期和有限生命中运用智慧，则难免只顾眼前的痛快，不管未来的代价，只顾活着时的效用最大化，不顾死后的洪水滔天。这就一定会造成道德沦丧、物种灭绝，环境生态破坏，上帝当然要用洪水来筛选他的子民，荡涤人的灵魂。笔者的这个解释未必符合上帝旨意，但基本可以符合经济学的逻辑。
这里的讨论只是建立收入与效用正相关的基础上，而不涉及价值观念对收入与效用关系的干扰，如果加入价值观念的影响，收入与效用的关系将变得非常的不确定，问题的讨论将复杂的多。所以不加入价值观念的讨论更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目前这个经济发展阶段上，收入与效用之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正相关关系。
三、延长有限生命，提高道德水平
按照道德选择与生命周期关系的分析，摆脱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出路不仅在于政治思想教育和严刑峻法，更在于要有延长有限生命的制度安排，甚至可以说，延长有限生命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目前我们几乎所有不道德行为，从商场的假冒伪劣、考场的偷看作弊，到官场的阴谋诡计和环境资源的滥用污染等，无不与短期的制度安排和有限生命有关，在土地和企业承包以及职务委任等都是短期的情况下，继任与前任没有感情和利益上的联系，他们没有理由为继任收益的增加而自己承担成本，而有理由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让继任承担成本。具体表现在土地承包快到期时，前任与其努力改善土质，不如将地力消耗殆尽，让继任承担土质恶化的成本，自己享有产量提高的好处。表现在企业的承包快到期时，前任与其努力提高信誉品牌，不如听任信誉品牌的下降，自己享有信誉品牌的收益，让继任承担品牌信誉下降的成本；表现在职务任期将满时，与其努力工作，为继任奠定良好发展的基础，不如少做不做，但求无过，让继任辛苦地收拾原本可以避免的混乱局面。还有，愈演越烈的“59岁现象”也出自同样的原因，反正没有职务的明天了，不如今天尽可能地捞上一把，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此外，迫不及待地将那些性能不够确定，几十年后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的产品推向市场，因为现在可以得到的利润属于我，待将来的负面影响表现出来时，我反正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破坏环境的行为几乎都出自这种有限生命的选择。可见，只有短期和有限生命的选择，一定会引发道德风险，它的危害甚至怎么评价也不算过分。
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首先变短期的为长期的制度安排，把短期的承包变成长期的资产所有，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资产明确归他所有，并且可以传给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他就愿意承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成本。另外，把董事会和委员会与总经理和一把手的关系提升到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的关系上来，并且充分发挥机构对个人的监管作用，因为机构每个成员的任期都是短期的，但是，他们的交替退出决定机构存在的永恒，用机构的无限生命制约总经理和一把手的有限生命，可以使他们在任期终了之前也不敢小有懈怠，更不用说滥用职权了，这就有望将有限生命的不道德选择降低到最低限度。
仅有制度安排还不够，还需要有无限生命的文化的支撑，即便无限生命是虚拟的也有必要。因为相信无限生命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无限生命存在的相信。有了这个相信就可以在无限生命中作出道德的选择，尽管这种相信可能子虚乌有；没有这个相信，则很难在有限生命中做出道德的选择。拿破仑从罗马教皇手中夺过王冠自行戴上，并宣布天主教是国教的动作可以是这里论断的最有趣诠释，拿破仑很难有这个信仰，否则怎么敢夺过教皇手中的王冠，但是，他一定认为这个信仰有用，要不，他怎么宣布天主教是国教呢？！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6，4
目前我国的道德风险已经普遍表现在一切领域和所有的交易环节上，通常我们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当事人的个人品行不端、制度缺损和执法不严等，却很少讨论有限生命选择的局限。笔者认为，一旦确定人们追求最大化满足的正当合理和值得尊重，无限生命框架就会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因为所有的道德问题几乎都滋生于短期行为与有限生命的选择。
一、彼岸世界文化的无所不在
2005年，笔者在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当了半年访问学者，我的任务是研究他们的利率走廊和零准备金制度，但是，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却使我意外发现，我们对于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必须由给定的理论前提延伸到彼岸世界文化，否则，在短期和有限生命中追求效用最大化，则难免只管眼前的和自己活着时的效用最大化，而不管将来，乃至人类的永远，这就难免会造成世风日下和道德沦丧。
在温哥华的生活小区，无论哪个方向走上15分钟，都会有一座教堂。打开电视机，在总数远远少于我国的频道中，有一家成天专门传经布道。学生中也有一些学圣经的小组，他们每周组织活动，向大家宣讲他们读圣经的感受。我也去过几次不同教派的教堂，有的仪式非常庄严神圣，也有的简便得就像是社区联谊会，但是，他们对上帝虔诚、谦恭和感恩得几乎就像是亲眼见过上帝一样。他们对上帝的崇拜就是从娃娃抓起，我见过很多家庭带着孩子来教堂，有的还抱在怀里。唱诗班的都是12-13岁的少男少女。我也参加过2次家庭圣经学习小组，（Bible study），其方式与我们当年毛著学习小组差不多，念上圣经中的几段话，唱几首赞美诗，然后各人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有些讨论还很有些哲学深度。所有这些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是赞美上帝荣光和恩宠，感叹人类智慧的原罪和生命的无限。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死而复活，对我们无神论者来说，是非常可笑和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低估思考智慧的原罪和无限生命的意义，特别是在运用经济学原理的时候。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一定带有宗教思想的深刻烙印，也一定会渗透到经济学有关选择的思考中去[1]，尽管在经济学有关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讨论中，都没有涉及生命的有限或无限问题，但是，在彼岸世界的文化中讨论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将无限生命作为讨论的隐含前提，至少没有排除在无限生命中选择的可能。因为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无需论证和理所当然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强调这个前提。然而，在完全没有这个文化环境的我国讨论同样的问题，则非引入无限生命的框架不可，否则，人们追求有限生命中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则一定会造成严重的道德问题。
二、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
改革开放前，我们把不道德和罪错等都归之于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欲望，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要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实现这个追求的无可厚非和值得尊重，人们实现自己欲望的热情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没承想却伴随着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和潜规则的嚣张。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先后关系并非因果关系，世风日下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在有限生命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理性人都要追求和实现他一生的效用最大化。表现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大多数人还比较关注物质的和生理的欲望的满足，心理的和精神的欲望仍处于相对较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效用最大化基本上与财富的增长成正相关。因为人们在时间序列中追求效用最大化，这就决定了时间长度对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短期的和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很可能面对道德的挑战，无限生命中的选择则往往能够与道德的要求相一致。
因为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是把人一生中每个时点上的效用加总起来，也就是将今天（短期）和明天（长期）所能得到的效用加总起来。如果不讨论其他变量，每个时点可以获得收入加总的最大，就是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如果每个时点上的收入增长是稳定的，那么生命周期越长，则能获得的效用越多；反之，则越少。如果人们只顾今天的收入增长而不择手段，那就有遭受惩处，失去明天收入的风险。特别是在今天不择手段的收入小于明天可能失去的收入的情况下，不择手段就无法实现有限生命中的效用最大化。如果明天以后的时间越长，就是不择手段的机会成本越大，也就越能遏制人们今天的不择手段。如果没有明天，今天的效用最大化就是一生的效用最大化，人们就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今天的效用最大化，甚至不择手段，尽管不择手段是透支明天，但是没有明天，也就无所谓透支了，不择手段也就成了理性的选择。可见，明天的期盼决定人们今天的道德选择，失去明天的期盼，今天的道德水平很可能下降；有了明天的期盼，今天的道德水平则很可能提高，至少不容易下降。这就决定了只要走到职业生命、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的尽头，人都会面对严峻的道德挑战。坚持道德选择，效用就无法进一步提高，背弃道德原则，效用还能上升。理性人或经济人难免会为效用的增加而放弃道德的选择。如果永远有明天，人们有希望永远遏制今天的欲望，也就能够坚持道德的选择，从这里可以看出无限生命的框架对于道德选择的重要意义。
正是按照有限生命对于道德选择的制约，我们可以理解宗教认为智慧的原罪和上帝要把吃了智慧果子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原因，因为权衡利弊和趋利避害是智慧的重要部分，但是在短期和有限生命中运用智慧，则难免只顾眼前的痛快，不管未来的代价，只顾活着时的效用最大化，不顾死后的洪水滔天。这就一定会造成道德沦丧、物种灭绝，环境生态破坏，上帝当然要用洪水来筛选他的子民，荡涤人的灵魂。笔者的这个解释未必符合上帝旨意，但基本可以符合经济学的逻辑。
这里的讨论只是建立收入与效用正相关的基础上，而不涉及价值观念对收入与效用关系的干扰，如果加入价值观念的影响，收入与效用的关系将变得非常的不确定，问题的讨论将复杂的多。所以不加入价值观念的讨论更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目前这个经济发展阶段上，收入与效用之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正相关关系。
三、延长有限生命，提高道德水平
按照道德选择与生命周期关系的分析，摆脱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出路不仅在于政治思想教育和严刑峻法，更在于要有延长有限生命的制度安排，甚至可以说，延长有限生命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目前我们几乎所有不道德行为，从商场的假冒伪劣、考场的偷看作弊，到官场的阴谋诡计和环境资源的滥用污染等，无不与短期的制度安排和有限生命有关，在土地和企业承包以及职务委任等都是短期的情况下，继任与前任没有感情和利益上的联系，他们没有理由为继任收益的增加而自己承担成本，而有理由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让继任承担成本。具体表现在土地承包快到期时，前任与其努力改善土质，不如将地力消耗殆尽，让继任承担土质恶化的成本，自己享有产量提高的好处。表现在企业的承包快到期时，前任与其努力提高信誉品牌，不如听任信誉品牌的下降，自己享有信誉品牌的收益，让继任承担品牌信誉下降的成本；表现在职务任期将满时，与其努力工作，为继任奠定良好发展的基础，不如少做不做，但求无过，让继任辛苦地收拾原本可以避免的混乱局面。还有，愈演越烈的“59岁现象”也出自同样的原因，反正没有职务的明天了，不如今天尽可能地捞上一把，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此外，迫不及待地将那些性能不够确定，几十年后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的产品推向市场，因为现在可以得到的利润属于我，待将来的负面影响表现出来时，我反正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破坏环境的行为几乎都出自这种有限生命的选择。可见，只有短期和有限生命的选择，一定会引发道德风险，它的危害甚至怎么评价也不算过分。
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首先变短期的为长期的制度安排，把短期的承包变成长期的资产所有，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资产明确归他所有，并且可以传给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他就愿意承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成本。另外，把董事会和委员会与总经理和一把手的关系提升到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的关系上来，并且充分发挥机构对个人的监管作用，因为机构每个成员的任期都是短期的，但是，他们的交替退出决定机构存在的永恒，用机构的无限生命制约总经理和一把手的有限生命，可以使他们在任期终了之前也不敢小有懈怠，更不用说滥用职权了，这就有望将有限生命的不道德选择降低到最低限度。
仅有制度安排还不够，还需要有无限生命的文化的支撑，即便无限生命是虚拟的也有必要。因为相信无限生命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无限生命存在的相信。有了这个相信就可以在无限生命中作出道德的选择，尽管这种相信可能子虚乌有；没有这个相信，则很难在有限生命中做出道德的选择。拿破仑从罗马教皇手中夺过王冠自行戴上，并宣布天主教是国教的动作可以是这里论断的最有趣诠释，拿破仑很难有这个信仰，否则怎么敢夺过教皇手中的王冠，但是，他一定认为这个信仰有用，要不，他怎么宣布天主教是国教呢？！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