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ls】水银温度计：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相当漂亮的颜色，即使在常温下，它也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芒。如果含汞体温计被打破，这种被称作“水银”的液态金属，就会像小水滴一样散落在地上。
这些泄漏的汞滴会在地面上迅速蒸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消失了。相反，它们只是更加隐蔽地钻进了衣柜、地板和地毯等地方。
一支标准的水银体温计含1克汞。这些数量的汞全部蒸发后，可以使一间15平方米大、3米高的房间内的汞浓度达到22.2毫克／立方米。而普通人在汞浓度为1～3毫克／立方米的房间里，只需两个小时就可能导致头痛、发烧、腹部绞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不仅如此，中毒者的呼吸道和肺组织很可能会受到损伤，甚至因呼吸衰竭而亡。
听到这些数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主任医师田向阳十分焦虑。“甲型H1N1流感暴发时，有关机构和学校派发了大量的体温计，每个家庭甚至小学生的铅笔盒里都有。有孩子在教室里玩，把体温计弄破了，汞落到地上，家长就找到学校，学校咨询我，问这个问题是否严重。”他说。

“每次有人问体温计打碎了怎么办，我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历史学博士毛达说。他曾经是北京地球村的志愿者，这个非官方组织6年来致力于宣传汞污染的危害。
事实上，不少医护人员对此也是一无所知。北京一家医院曾经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医护人员不知道如何处理体温计和血压计的汞泄漏。有些护士认为“汞滴很好玩”，曾经用手触摸过；还有人认为“不用处理”。
专家们给出的建议“很难在普通家庭中实现”。撒硫磺，使其形成形态稳定的硫化汞；或是用注射器将汞滴吸起，再用水封存。最近，有人给出了一种更实在的方法，“扫起来倒进下水道，开窗通风”。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员冯新斌从事“汞研究”已逾10年。最近，他不小心在卧室内打破了两支水银温度计。这位专业人士在开窗通风前，先是兴致勃勃地将测量汞浓度的仪器搬进卧室，发现“比室外大气中的汞浓度高出了1000倍”。
尽管他迅速撒硫磺并开窗通风，但直到一个月后室内汞浓度才慢慢恢复正常。可是这些办法并不会使那些泄漏的汞消失，它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循环系统。
体温计里的1克汞可能开始一段这样的旅程：变成汞蒸汽进入大气，由于存在期为一年左右，它完全有机会漂洋过海，做一个半球旅行。亚欧大陆上的1克汞可能会随大气流向北美地区，并在一些“敏感的湖泊”沉降。
湖泊内一些吸收无机汞的细菌在代谢过程中将其转变为甲基汞，这是一种“毒性更强”的化合物。甲基汞被浮游生物食用后正式进入食物链：它先后进入更高级的鱼、以鱼为食的海獭等高级动物。在这个生物富集过程中，甲基汞被不断“放大”。
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盟的一项数据显示，1克汞经大气传播后，可能使一个101170平方米的湖泊中所有的野生鱼类污染至不安全食用标准。在整个生物富集的过程中，“越处于生物链的上层越倒霉”，最终受害者将是湖泊附近以鱼为主要食物的居民。
环保人士更愿意将这视为一个“公平问题”，因为打碎体温计的受害者可能是远在另一个大陆上的陌生人。北京地球村的谢新源总是这样追问：“如果你造成的污染，会让这个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受害，你会愿意为此放弃使用水银温度计吗？”

如今，医疗无汞化逐渐成为国际医疗卫生安全的标准之一。2007年底，美国已经有13个州通过立法，禁止使用含汞温度计，替代之以更安全的电子产品。包括瑞典、荷兰和丹麦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禁止使用含汞温度计、血压测量器械以及许多其他含汞设备。欧洲议会也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欧盟各国使用含汞温度计。世界卫生组织也建立起一个全球的汞消除计划，目标是在2017年全球减少含汞体温计和血压计需求的70％。
相比之下，直到2006年，中国才开展“无汞医疗”活动。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与美国环境保护署合作，旨在“减少中国卫生保健产品汞含量”。北京天坛医院和积水潭医院成为试点医院，并且制订了减少30％含汞器械的目标。
这其实是个艰巨的任务。传统的体温计只需一两元钱一支，而电子体温计价格在100元左右。老式水银血压计价格是100多元，可积水潭医院最后替代的机械血压计却要1700多元。
这家医院在器械替代中支出了约60万元，“都是医院自己掏，没有经济效益，只承担了社会责任。”积水潭医院器械科科长杨旭波说。
这种替代也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电子血压计有时“测不准”，甚至厂家都会在产品上主动标出“仅作为参考标准”。最后，每个病房不得不保留一台水银式血压计。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徐珊认为，含汞医疗产品是国家战略储备的重要物资，“不能说大家觉得有污染就不去生产，一旦出现灾情疫情时，临时采购是不可以的。”
生产水银温度计的江苏鱼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兴国则指出：“如果我们国家的无汞替代操之过急，难免一些国外的利益集团凭借着起步较早，技术先进进行垄断。人家会坐享无风险的利润，必将危害本土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不过这些汞产品公司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中美减汞”随着2007年项目到期而告一段落。
“只进行了一年。”天坛医院负责健康教育的医师倪富强说。第二年夏天，他受北京市卫生局的委托，编写了一本《无汞医疗指导手册》，该部门当时声称未来要在北京市的20家医院推行“无汞医疗”。但直到今天，《手册》的初稿还静静地躺在倪富强的写字台上，无汞医院的计划也没了下文。
“身为含汞产品的主要使用者，医院能通过减少使用汞及排放汞来扮演保护大众健康的主要角色。”——《中美减汞合作宣言》中的愿景似乎仍然只存在于曾经的两个试点医院中。

尽管北京地球村的工作者认为禁汞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环保部门，但他们现在似乎从一种新生力量中看到了希望。王海龙是天津血液病医院麻醉科医生，同时也是环保志愿者。他总是在各个护理学会或医学会上宣传汞的危害。
“可是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推广概念。”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据他所知，在天津，拥有医生和志愿者双重身份的只有他一个人。在他看来，“医疗汞占整个汞污染的十分之一”，这样大的比重或许是中国在无汞医疗“试水”的原因。
由于“对医院的环保标准要求很低”，环保工作者期待着行政力量干预医院减汞。目前中国的一些医院在处理破碎含汞仪器时，采用了和美国相同的技术，“但在国外，打碎温度计是件很严重的事，要上报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还要专门拨一笔钱来处理这个污染”。
另一方面，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针对汞污染的有效修复方法。为了实地研究汞，冯新斌将自己的家和实验室都迁到了贵州省。在这个以铜仁汞矿著称的省份，有传闻当地人害怕中毒到了不喝当地的水、不吃当地的菜的程度。也正是在这个并不怎么吃鱼的地方，冯新斌发现，由于水稻果实“特别喜欢富集甲基汞”，致使当地人体内汞含量超标。
比起小矿区里“土法炼汞”使工人长期在汞蒸气下暴露，食物内的甲基汞更为可怕，“对大脑和中枢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和鱼类相比，水稻中甲基汞含量要低5～10倍，“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出甲基汞水稻的危害，但心血管健康和儿童智商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都是隐性的”。
这个“不怕吃当地米”的科学家，正在寻求解决汞困境的办法，比如让当地的老百姓改种玉米。他还正在寻找超富集汞的植物，用以吸收土壤中的汞，或是本身不吸收汞但可以固定汞使其不在土壤中迁移。
但环境中的汞仍在一刻不停地流动着。听说野生食肉鱼里含甲基汞后，田向阳吃饭的时候“不敢吃鱼了”。根据《健康加拿大》的消费指南，鲨鱼、旗鱼、金枪鱼仅应“偶尔食用”，孕妇、育龄期妇女和儿童“不应超过每月一餐”。另外一本杂志甚至告诉读者，海产干货的毒性“高于新鲜鱼类30倍”。
这些毒素，有可能就源于一支在几千公里外被打碎了的水银体温计。
尽管“汞废弃物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杜绝使用汞以及含汞产品”，但没有人知道在曾经的“无汞医疗”中，那些被替代掉的含汞器械是否已经不再可能形成污染。
至少，在被问到这些含有大量水银的“定时炸弹”究竟被如何处理时，那些接受采访的人表现出了和记者一样的迷茫：“我也不知道它们究竟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