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当前各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动态认知研究（作者：王培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04:44:54
〔摘要〕 本文利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江苏省委统战部2007年7－8月在江苏省进行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前各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动态认知评价。研究发现：（1）越是经济收入高的人群越能意识到贫富差距的严重社会后果，可又不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状况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2）社会不公平程度成为影响人们对贫富差距动态认知态度的最核心变量，充分说明合理制度安排是影响人们认知评价的关键因素；（3）特别是那些在利益格局变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那些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的群体，那些对社会发展问题有敏锐判断力的群体，那些预期社会声望得不到提高的群体，他们对于贫富差距的现状和未来影响都有着切肤之痛；（4）通过对整体模型的观察，我们发现，各个阶层在对当前贫富差距的认知研究中呈现显著性差异，而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动态模型中，各个阶层的认知界限却表现得非常模糊；（5）培育壮大中间阶层对构建和谐阶层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当代中国，以市场体制为改革取向的发展政策使得社会资源（财富、权力、声望等）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也导致我国原先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分化和重组，[1]这种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成员对正在生长形成中的新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产生或支持或抗拒或疏离等各种不同的反应，从而对社会秩序体系形成压迫[2]。其中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抗拒不抗拒、疏离不疏离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系统分析各个社会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逐步衍生的、为广大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贫富差距意识。这不仅具有理论探讨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政策意义。
一、理论说明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在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是如此。这使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要强调的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正如李培林等学者的研究所认为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最可怕的，比这种财富上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基于贫富差距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情绪心态的对立和敌视。[3]由此而滋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问题。
贫富指数作为贫富差距的一个客观测量工具往往并不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内容，因为贫富差距问题更多地受到人们对此现象的实际感受和价值判断的影响。比如在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人们对基尼系数的长期较高水平没有太多的指责和不满，反而认为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在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却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一有提高，便会立即招致人们对政府政策的强烈批评和不满。可见，贫富差距合理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感受。
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对贫富差距程度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如何呢？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边际福利效应，还是取决于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从目前我们社会的整体情况来看，扩大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和社会危机，引起的只是人们对贫富差距现象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诟病。也就是说，是社会心态在决定着贫富差距合理与否的主观判断。
现在我们基本上认同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民主政治的体制性改革、地区性或群体性贫富差距、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分配之间的失衡，以及与上述情况复杂纠缠着的社会各阶层，最终影响着人们在文化价值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和失衡。这种失衡的社会心态必定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完成它所要达到的目标。人们认为阶级和阶层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4]阶级阶层构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基础。那么，问题在于，社会成员冲突意识的缘起，主要决定于自我认同的阶层，还是主要决定于社会学家所定义的客观阶层。[5]要理解这些问题的真实答案，需要我们设计具有操作意义的自变量来进行分析。
纵观有关中国当前社会稳定和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大多只注意到了客观阶层的影响，[6]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由于贫富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公正问题，[7]个别学者十分关注人们的贫富差距意识问题，[8]可系统考察人们对贫富差距动态认知问题的文献还基本是个空白。总的来看，不管是从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上所做的探索，还是从精英再生产或精英循环角度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审视，客观阶层都被作为动力学概念对待。比如边燕杰等以客观阶级——职业地位为标准而论述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状况。[9]康晓光主要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普通大众等为载体来展开其具体分析。[10]伴随为社会学家所分类的各个客观阶层的所谓“结构化状况的形成”，这些客观阶层的所谓阶层意识，尤其是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也会逐渐形成，从而在社会冲突过程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行动对抗。[11]而阶层归属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连接，需要一个觉悟化的过程，要经过一个获得阶层意识的中间环节。
而关于这个中间环节的研究则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研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并认为划分的阶级是社会实体，有确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并采取追求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而韦伯主义则强调身份、财富和权力三维划分标准，并认为划分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统计上的分类，是学者为了研究问题而设计的一种理想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技术的提高，学者们逐渐超越了传统的派别之争，借鉴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框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进行综合研究。[12]这些研究中关于认同阶层的划分基本上延续了韦伯主义的研究传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因素专门列出进行考察，于是本文还增设了根据经济因素所判断的阶层归属（富有者阶层、中间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并将这些变量统一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因为只有在客观与主观因素共同分析的基础上，阶级分析才更具有实际意义，[13]这样将形成职业客观阶层、综合认同阶层和经济认同阶层三维中间环节分析阶层归属对阶层意识的影响。
在众多研究中，学者们都指出由贫富差距所引发社会公平危机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14]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发展固然能创造出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但在短时期内，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很容易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而这种贫富差距又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然而，从贫富差距角度讨论社会安全问题，更需侧重于国民的经济生活以及国民对经济生活的感受。[15]因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来一直呈现攀升的局面，可经济发展也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社会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的状况。说明研究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的关系需要更多地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相对剥夺”寻找解释。其中公平理论较好地阐释了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心理机制。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得的报酬是否满意不取决于他实际所得报酬的绝对值，而是取决于他与他人进行的社会比较和与自己进行的历史比较所得的相对值。如果比较结果被认为是合理的，人们就容易达到一种心理的自然平衡，相反就产生不公平感，心理产生失衡。失衡的心理常常是压抑而有怨愤的，从而容易导致消极行为的产生。[16]如果将这一概念推及到整个社会，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出现普遍性的心理失衡，那将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
二、研究策略、变量设计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简单介绍
为了对以上提出的问题给予现实的解答，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江苏省委统战部联合组成的“社会阶层和谐关系”课题组于2007年7－8月在江苏省13个省辖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中的12类职业群体（公务员、科研和教学人员、国有企业干部、工人、农民、下岗失业者、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私企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中介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中进行了等额抽样调查，每个地区的每个职业分别随机抽取20人调查，组成样本总体。该调查最后获得了2580个有效样本。其中，从年龄上来看，16－19岁的被访者占0.5％，20－29岁者占13.5％，30－39岁者占32％，40－49岁者占34.9％，50－59岁者占17.1％，60－69岁者占1.7％，70－79岁者占0.3％。从被访者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者占2.2％，初中者占12.7％，高中或中专者占25.4％，大专者占25.6％，大学本科者占30.5％，研究生及以上者占3.6％。从被访者自报的去年一年的个人年收入（含工资、奖金、福利、利息等）来看，1万元以下者占20.8％，1万元－3万元者占38.7％，3万元－5万元者占20.7％，5万元－10万元者占12.3％，10万元－20万元者占4.6％，20万元以上者占2.9％。
（二）因变量的确定
不同的客观职业阶层、不同的主观认同阶层（综合）和不同的贫富认同阶层（经济）都是怎样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他们对过去发生过的贫富差距的状况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对当前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对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事实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的情况是怎么理解的？即分别考虑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过去、现实和未来三个不同时点的认知和判断。对以上三方面的具体操作问题是这样设计的：第一，“您认为过去江苏省贫富差距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封闭性选项是：“1.逐渐拉大；2.没有什么变化；3.逐渐缩小；4.说不清楚。”第二，“您感觉目前江苏省贫富差距程度是否严重”，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封闭性选项是：“1.非常严重；2.比较严重；3.一般；4.不太严重；5.很不严重。”第三，“您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阶层关系和谐的影响程度如何”，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封闭性选项是：“1.很大；2.比较大；3.一般；4.比较小；5.很小。”
（三）自变量的确定
客观阶层：在当前众多相关研究中，大多是将所有的调查对象视为一个整体作统计研究，而没有将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客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主观认同地位等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和考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因为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17]因此，本文采用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模式。在现代社会中，生产组织已成为个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因此标志着个人在生产组织中的身份和地位的职业也就成为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标志。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帕森斯最早主张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职业是最重要的分层标准，财富和声望其实都依附于职业的标准。[18]
认同阶层：著名学者奥索基在其著名的《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指出：不同社会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想象和解释是不同的。他认为，对社会结构的阐释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对于确定类型的人类关系的出现或延续的一种回应。对这种结构的解释模式与实际存在的结构类型是相关联的”。[19]这说明，对于人们主观认同阶层的分析和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人们的社会心态和认知取向。认同阶层考虑到了社会个体以自身为反映对象的阶层定义，也考虑到了社会个体自己对自己的主体识别。[20]结合相关研究[21]，我们将认同阶层的封闭性选项设定为这样几类：（1）上层；（2）中上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考察主观认同阶层的效用，我们又以经济因素为依据将认同阶层设定为这样几类：（1）富有者阶层；（2）中间阶层；（3）低收入阶层。
物质性变量：社会学家科塞认为，导致人们形成阶级“冲突意识”或“冲突感知”的原因，主要可以归为两类：其一是“物质性原因”（即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其二是“价值性原因”或“非物质性原因”，即由于信仰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22]为了考虑物质性原因对贫富差距状况认知的影响，我们以“您去年一年的个人总收入”作为自变量，以检验物质性原因对贫富差距状况认知的影响。
价值性变量：为了考虑价值性原因对人们关于贫富差距认知的影响，我们以“您认为江苏省目前社会公平的状况”作为自变量，以检验价值性原因对人们贫富差距认知的影响。
介于物质性和价值性之间的变量：有些原因变量的主观认知是建立在对自身客观状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变量既包含有物质属性，又包含有价值属性。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影响人们对贫富差距认知的因素，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些变量：第一，“您认为您自己当前的社会声望如何”；第二，“您认为您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将发生怎样的变动”；第三，“您认为将来您子女的社会地位与您相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四）统计模型的确定
笔者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来检验研究假设，回归系数以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OLS）。方程如下：
Y = B0+B1X1 + B2X2 + …… + BiXj + t
其中，Y是三个人们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评价向量；Xi是研究的自变量矩阵，包括1个性别虚拟变量、年龄、5个文化程度虚拟变量、3个政治面貌虚拟变量、11个职业虚拟变量、5个年收入虚拟变量、4个综合认同阶层虚拟变量、2个贫富认同阶层虚拟变量、1个不公正判断变量、3个社会声望变量、1个对过去贫富差距的认知变量、1个对现在贫富差距的认知变量；Bi为待定的偏回归系数，B0为常数项，衡量了独立变量的效应；t为随机误差。
三、实证分析与研究发现
构建一个富足祥和、人人按劳分配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客观的贫富差距只是社会风险的一个方面，而在社会变革过程的观念重构中，人们在社会公正意识上能否达成共识，则是社会风险的另一个方面。[23]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当前和未来我国的贫富差距现象的呢？本部分将对这种总体贫富认知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在研究变量的设计过程中，我们还将某些具有分层标准的客观变量纳入分析模型，比如“性别”、“月收入”和“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借以考虑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文化程度和具有不同政治资本的被访问者，是否在对各阶级阶层对贫富问题的感知上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各个自变量对“当前各个阶层间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影响
注：①数据来源于“社会阶层和谐关系”课题组于2007年7月进行的江苏省阶层和谐状况调查。
②***，P＜0.001；**，P＜0.01；*，P＜0.05；+，P＜0.10。
通过上表的分析，我们发现：
第一，在一般分层理论体系中经常使用的度量人力资本或文化资本的“文化程度”、代表了经济资本的“月收入水平”以及代表了政治资本的“党员”等，对因变量的贡献系数（可参见标准回归系数栏的数据）比较有影响，但在回归方程中这几个自变量的影响力基本都不显著（除个别参照项）。特别是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基本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们对当前各个群体间贫富差距的感知，不存在由于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哪个年龄段、是什么政治面貌和什么文化程度这些人口学因素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1中，和群众相比，共青团员显示出更轻微的对过去贫富差距扩大状况的认知。这个可能和他们的成长有较大关系。团员身份的人群大多还处于学生阶段，一直接受学校的正统教育，没有社会经验感知到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也还缺乏这方面的认知能力。在模型2中，以年收入为“1万元以下”为对照组，10万元以下的三个组中，均显示出十分显著性差异。回归系数说明了，越是低收入组阶层，越认为当前的贫富分化程度十分严重。而在10万元以上的2个组别中，并没有显示出显著性差异，而且在其他的模型1和模型2中也没有显示出显著性差异。说明当前的低收入者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存和收入等基本生理层面，而高收入者更关注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对和谐社会的影响等社会关怀层面。并且越是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的群体，他们对贫富差距的现实表现得十分消极，可能与不想让政府过分进行财富调控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对未来自身社会地位的预期都会影响到个体对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和判断。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不同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公平感或相对剥夺感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的不公平感要强烈一些，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社会经济地位稳定而波动不大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人这种感受相对要弱一些。[24]在模型1和模型3中，越是感觉自身社会地位会在未来得到提高的人们，越认为过去贫富差距程度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且贫富差距越不会严重影响和谐社会阶层关系。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群体间对过去和未来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没有形成一套与自身地位相一致的结构性认知，所以大体上没有显示出他们群体间的显著性差异；第二，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新的社会阶层以自身的技术和勤劳等途径使得经济收入迅速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于是党和国家在政策中逐步考虑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这些预期自身社会地位会上升的新的社会阶层就是迅速发财的群体。在模型2和模型3中，越是感觉自己子女地位和自己相比将要上升的人们，就越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现实和贫富差距对未来和谐阶层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很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们本身并不满意自身当前的社会地位，所以期望后代超越自己。越是不满意当前的社会地位，就越可能作出社会不公的认知判断。
第三，以“农民工”阶层为参照，在模型1中，只有“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阶层显示出对过去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更为轻微的显著性认知。在模型2中，和“农民工”阶层相比，“工人”表现出更轻微的对当前贫富差距现状的显著性认知。在模型3中，“科研或教学人员”、“农民”和“自由职业者”阶层都表现出比“农民工”阶层更严重的对贫富差距影响阶层关系和谐程度的显著性判断和认知。总体来看，对贫富差距严重状况的认知散布在不同的客观职业阶层中，可以反映的问题有：一是以职业地位为标准而构建的社会阶层，可能对阶级阶层的贫富意识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二是客观职业阶层目前还只是一个理论意义上构建的阶层，其还不足以形成阶层认知的一致性评价。也就是说，客观职业阶层还缺少形成独立阶层利益的社会基础。模型3中，“农民”阶层在经济方面一直是社会的底层，他们比起地位有所上升的“农民工”阶层，表现出更多的对贫富差距认知上的不满，威胁着和谐阶层关系的构建。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客观阶级中那些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如果在制度变迁之前就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如果制度变迁本身既没有使他们的阶层位置上移，或者也没有使其社会位置更下移，那么，这个被标签在社会底层的阶级或阶层——或者这个一直就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就不会在现在对现有社会产生更多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质疑。[25]
第四，社会个体对“当前社会不公平状况的判断”在三个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越是认为当前社会不公平的个体，越对过去、现在的贫富差距状况及对和谐阶层关系的影响程度表现得越高。这个具有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意义的评价性指标，反映了社会个体对自己赖以生活的社会的“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判断。在社会学家科塞那里，这个变量还代表了引起社会冲突的“价值性”原因。因此，社会个体的价值判断往往比起客观判断更有解释力和说明性，它更容易跨越客观阶层的划分界限实现主观意识上的认同和统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政府如果不能为自己的群众寻求社会公正，就将永远无法使自己的地区获得真正的繁荣，也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
第五，从三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以经济因素为标准而划分的阶层认同对因变量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可见，以经济因素而形成的主观阶层认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阶层意识，不可能对和谐社会构成巨大威胁。而综合考虑了所有因素而形成的阶层认同在对贫富差距程度的认知方面从模型2中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显著性差异。越是将自身认同为中下层和下层的个体就越容易产生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总体判断。这也从某种层面印证了前人的研究[26]，培养大规模具有中间阶层意识的社会群体对构建和谐阶层关系和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般都偏向温和、保守，这样社会不容易受较极端的思潮冲击，更趋稳定。另外，社会中间阶层还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为社会创造了稳定的消费市场。这些都使得中间阶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均衡发展的根本力量。[27]
第六，从模型的解释力来看，当在模型2中加入模型1中的因变量，即对过去贫富差距发生变化状况的认知，模型2的解释力立即提高，达到22.5％的解释水平，而且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越有对过去贫富差距发生状况扩大的认知，就越会发出对当前贫富差距状况越严重程度的判断。而在模型3中加入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发现解释力水平也是明显提高，特别是过去贫富差距发生状况的认知的影响明显高于对当前贫富差距严重状况的认知。这说明过去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那些在利益格局的变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那些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的群体，那些对社会发展问题有敏锐判断力的群体，那些预期社会声望得不到提高的群体，他们对于贫富差距的现状和未来影响都有着切肤之痛，他们也倾向于对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严重状况做出更高的判断。
因此，在对现存社会和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上，往往正是那些一直处在社会底层的阶层，那些对改善现有位置的预期程度较高、可事实上其社会位置又没有伴随制度变革得以提高的阶层，或者其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被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所代替的阶层，或者其原有社会位置较高，可在制度配置中利益受损，因而下移了社会地位的阶层，更易于产生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越是认同自己为中上层的就越会产生较轻的贫富差距意识，越是认同自己为中下层和下层的就越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差距意识。这些认同为中下层和下层的群体，既有体制改革失利的群体，也有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失利底层，他们或是在社会改革中原来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却成为不被社会其他阶层所“承认”、所看得起的阶层，那么，他们在迅速下降的社会地位中往往会感觉到贫富差距状况的严重程度。还有的阶层由于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由于近年来的社会流动加快，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而没有获得其他阶层所应有的回报，于是将这个社会认知为一个贫富差距十分严重的社会。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们自己主观归属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一致的贫富差距认知。与认同中层相对照，越是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上层的人，就越认同当前的贫富差距现状；越是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下层的人，就越容易滋生对当前贫富差距严重状况的判断。这一命题也就是告诉我们，培育更大规模的中间阶层的人数，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综观世界各国中间阶层，大多具有“安于现状”的特点，即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换句话说，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这个让他们得到好处的秩序遭到破坏，乐意于维持其秩序。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核心就是不断增强社会底层他们的希望和机会。在工业化过程中，认同阶层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层贫富差距意识的指标。与改革开放前的居民生活水平相比，社会公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告别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这个时候考察人们的主观阶层归属，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人们是站在哪个立场发出自己的言论和思考自己的行动的。
第二，人们对贫富差距状况的评价和分配公正的认知影响着他们的贫富差距意识。研究模式显示，人们对当前社会不公的主观判断都是非常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贫富差距意识。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拉大，并非全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含有许多不合理的、非规范的、非法因素的存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市场秩序混乱中的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以及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寻租设租、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等各种形式的腐败，是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扩大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到当前人们的社会公正感。此外，人们对过去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当前状况的判断，而贫富差距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认知中，对当前状况的认知影响又大大超过了对过去状况的认知。可见，越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状况就越能够加强人们对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判断。
第三，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和周围环境影响着他们的贫富差距意识。如在苏南地区，就经济收入而言，农民并不是社会底层，因为这里的农民家庭收入很多都超过了城市居民家庭。所以，在以农民工群体为参照组时，几乎所有职业阶层都表现出更轻微的贫富差距认识。当然，这和江苏地区本来贫富差距不大的现实有很大关系。通过模型3可以看出，越是社会判断敏锐力强的人们，越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就越能感觉到贫富差距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即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作用。这些群体有的是通过历史文献的阅读和经验比较，有的是身处社会最基层能够体验到各种生活的艰辛和目睹各种社会事件的冲突，所以他们能够成为最为敏感的群体，发出对贫富差距影响后果的判断。虽然，这些群体中有的人能够意识到，也许现在的贫富差异存在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影响后果方面却表达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担心。
第四，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变动本身未必会显著地影响到贫富差距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机会和希望的期待的认知，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判断。冲突学派的社会学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认为绝对剥夺和绝对贫困都不一定会导致激烈的冲突和反抗，但是当人们认识到未来的可能性，却又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手段去实现这种可能性时，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性产生激烈的社会冲突。[28]人们当前的社会声望和贫富差距意识没有任何关系，可是越是认为自己未来社会声望将要上升的人们，就越倾向于对过去贫富差距状况和未来的社会影响做出轻微的显著性认知，因为他们感觉自身有足够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不太会产生对社会合法性危机的认识。越是认为子女的社会地位将会超过自己的人们，他们往往是不满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一些人，所以更容易产生对社会合法性危机的认识，进而作出严重的贫富差距意识的判断。
第五，社会成员的主观心理承受力高低是衡量贫富分化程度的重要尺度。对于客观低收入阶层而言，他们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明显、社会等级分化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其所承受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还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服务的歧视；对于主观认同为底层群体而言，他们承受着相同性质的心理压力，很容易形成具有共识的阶层归属，这种切身感受加上居住的集中性和交往的感染性，一旦有“仇富”情绪产生便会极易蔓延，从而可能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转化为行为上的“报复”，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古代先贤就曾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当贫富差距不断持续扩大，财富过度集中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时，便会导致暴力集团的出现，对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巨大威胁。因此，一个底层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一个社会弱者受到歧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谈不上是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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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 频）
在当代中国，以市场体制为改革取向的发展政策使得社会资源（财富、权力、声望等）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也导致我国原先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分化和重组，[1]这种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成员对正在生长形成中的新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产生或支持或抗拒或疏离等各种不同的反应，从而对社会秩序体系形成压迫[2]。其中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抗拒不抗拒、疏离不疏离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系统分析各个社会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逐步衍生的、为广大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贫富差距意识。这不仅具有理论探讨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政策意义。
一、理论说明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在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是如此。这使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要强调的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正如李培林等学者的研究所认为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最可怕的，比这种财富上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基于贫富差距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情绪心态的对立和敌视。[3]由此而滋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问题。
贫富指数作为贫富差距的一个客观测量工具往往并不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内容，因为贫富差距问题更多地受到人们对此现象的实际感受和价值判断的影响。比如在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人们对基尼系数的长期较高水平没有太多的指责和不满，反而认为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在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却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一有提高，便会立即招致人们对政府政策的强烈批评和不满。可见，贫富差距合理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感受。
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对贫富差距程度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如何呢？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边际福利效应，还是取决于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从目前我们社会的整体情况来看，扩大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和社会危机，引起的只是人们对贫富差距现象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诟病。也就是说，是社会心态在决定着贫富差距合理与否的主观判断。
现在我们基本上认同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民主政治的体制性改革、地区性或群体性贫富差距、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分配之间的失衡，以及与上述情况复杂纠缠着的社会各阶层，最终影响着人们在文化价值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和失衡。这种失衡的社会心态必定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完成它所要达到的目标。人们认为阶级和阶层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4]阶级阶层构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基础。那么，问题在于，社会成员冲突意识的缘起，主要决定于自我认同的阶层，还是主要决定于社会学家所定义的客观阶层。[5]要理解这些问题的真实答案，需要我们设计具有操作意义的自变量来进行分析。
纵观有关中国当前社会稳定和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大多只注意到了客观阶层的影响，[6]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由于贫富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公正问题，[7]个别学者十分关注人们的贫富差距意识问题，[8]可系统考察人们对贫富差距动态认知问题的文献还基本是个空白。总的来看，不管是从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上所做的探索，还是从精英再生产或精英循环角度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审视，客观阶层都被作为动力学概念对待。比如边燕杰等以客观阶级——职业地位为标准而论述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状况。[9]康晓光主要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普通大众等为载体来展开其具体分析。[10]伴随为社会学家所分类的各个客观阶层的所谓“结构化状况的形成”，这些客观阶层的所谓阶层意识，尤其是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也会逐渐形成，从而在社会冲突过程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行动对抗。[11]而阶层归属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连接，需要一个觉悟化的过程，要经过一个获得阶层意识的中间环节。
而关于这个中间环节的研究则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研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并认为划分的阶级是社会实体，有确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并采取追求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而韦伯主义则强调身份、财富和权力三维划分标准，并认为划分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统计上的分类，是学者为了研究问题而设计的一种理想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技术的提高，学者们逐渐超越了传统的派别之争，借鉴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框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进行综合研究。[12]这些研究中关于认同阶层的划分基本上延续了韦伯主义的研究传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因素专门列出进行考察，于是本文还增设了根据经济因素所判断的阶层归属（富有者阶层、中间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并将这些变量统一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因为只有在客观与主观因素共同分析的基础上，阶级分析才更具有实际意义，[13]这样将形成职业客观阶层、综合认同阶层和经济认同阶层三维中间环节分析阶层归属对阶层意识的影响。
在众多研究中，学者们都指出由贫富差距所引发社会公平危机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14]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发展固然能创造出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但在短时期内，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很容易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而这种贫富差距又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然而，从贫富差距角度讨论社会安全问题，更需侧重于国民的经济生活以及国民对经济生活的感受。[15]因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来一直呈现攀升的局面，可经济发展也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社会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的状况。说明研究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的关系需要更多地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相对剥夺”寻找解释。其中公平理论较好地阐释了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心理机制。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得的报酬是否满意不取决于他实际所得报酬的绝对值，而是取决于他与他人进行的社会比较和与自己进行的历史比较所得的相对值。如果比较结果被认为是合理的，人们就容易达到一种心理的自然平衡，相反就产生不公平感，心理产生失衡。失衡的心理常常是压抑而有怨愤的，从而容易导致消极行为的产生。[16]如果将这一概念推及到整个社会，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出现普遍性的心理失衡，那将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
二、研究策略、变量设计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简单介绍
为了对以上提出的问题给予现实的解答，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江苏省委统战部联合组成的“社会阶层和谐关系”课题组于2007年7－8月在江苏省13个省辖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中的12类职业群体（公务员、科研和教学人员、国有企业干部、工人、农民、下岗失业者、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私企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中介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中进行了等额抽样调查，每个地区的每个职业分别随机抽取20人调查，组成样本总体。该调查最后获得了2580个有效样本。其中，从年龄上来看，16－19岁的被访者占0.5％，20－29岁者占13.5％，30－39岁者占32％，40－49岁者占34.9％，50－59岁者占17.1％，60－69岁者占1.7％，70－79岁者占0.3％。从被访者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者占2.2％，初中者占12.7％，高中或中专者占25.4％，大专者占25.6％，大学本科者占30.5％，研究生及以上者占3.6％。从被访者自报的去年一年的个人年收入（含工资、奖金、福利、利息等）来看，1万元以下者占20.8％，1万元－3万元者占38.7％，3万元－5万元者占20.7％，5万元－10万元者占12.3％，10万元－20万元者占4.6％，20万元以上者占2.9％。
（二）因变量的确定
不同的客观职业阶层、不同的主观认同阶层（综合）和不同的贫富认同阶层（经济）都是怎样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他们对过去发生过的贫富差距的状况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对当前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对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事实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的情况是怎么理解的？即分别考虑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过去、现实和未来三个不同时点的认知和判断。对以上三方面的具体操作问题是这样设计的：第一，“您认为过去江苏省贫富差距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封闭性选项是：“1.逐渐拉大；2.没有什么变化；3.逐渐缩小；4.说不清楚。”第二，“您感觉目前江苏省贫富差距程度是否严重”，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封闭性选项是：“1.非常严重；2.比较严重；3.一般；4.不太严重；5.很不严重。”第三，“您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阶层关系和谐的影响程度如何”，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封闭性选项是：“1.很大；2.比较大；3.一般；4.比较小；5.很小。”
（三）自变量的确定
客观阶层：在当前众多相关研究中，大多是将所有的调查对象视为一个整体作统计研究，而没有将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客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主观认同地位等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和考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因为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17]因此，本文采用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模式。在现代社会中，生产组织已成为个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因此标志着个人在生产组织中的身份和地位的职业也就成为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标志。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帕森斯最早主张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职业是最重要的分层标准，财富和声望其实都依附于职业的标准。[18]
认同阶层：著名学者奥索基在其著名的《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指出：不同社会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想象和解释是不同的。他认为，对社会结构的阐释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对于确定类型的人类关系的出现或延续的一种回应。对这种结构的解释模式与实际存在的结构类型是相关联的”。[19]这说明，对于人们主观认同阶层的分析和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人们的社会心态和认知取向。认同阶层考虑到了社会个体以自身为反映对象的阶层定义，也考虑到了社会个体自己对自己的主体识别。[20]结合相关研究[21]，我们将认同阶层的封闭性选项设定为这样几类：（1）上层；（2）中上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考察主观认同阶层的效用，我们又以经济因素为依据将认同阶层设定为这样几类：（1）富有者阶层；（2）中间阶层；（3）低收入阶层。
物质性变量：社会学家科塞认为，导致人们形成阶级“冲突意识”或“冲突感知”的原因，主要可以归为两类：其一是“物质性原因”（即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其二是“价值性原因”或“非物质性原因”，即由于信仰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22]为了考虑物质性原因对贫富差距状况认知的影响，我们以“您去年一年的个人总收入”作为自变量，以检验物质性原因对贫富差距状况认知的影响。
价值性变量：为了考虑价值性原因对人们关于贫富差距认知的影响，我们以“您认为江苏省目前社会公平的状况”作为自变量，以检验价值性原因对人们贫富差距认知的影响。
介于物质性和价值性之间的变量：有些原因变量的主观认知是建立在对自身客观状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变量既包含有物质属性，又包含有价值属性。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影响人们对贫富差距认知的因素，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些变量：第一，“您认为您自己当前的社会声望如何”；第二，“您认为您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将发生怎样的变动”；第三，“您认为将来您子女的社会地位与您相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四）统计模型的确定
笔者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来检验研究假设，回归系数以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OLS）。方程如下：
Y = B0+B1X1 + B2X2 + …… + BiXj + t
其中，Y是三个人们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评价向量；Xi是研究的自变量矩阵，包括1个性别虚拟变量、年龄、5个文化程度虚拟变量、3个政治面貌虚拟变量、11个职业虚拟变量、5个年收入虚拟变量、4个综合认同阶层虚拟变量、2个贫富认同阶层虚拟变量、1个不公正判断变量、3个社会声望变量、1个对过去贫富差距的认知变量、1个对现在贫富差距的认知变量；Bi为待定的偏回归系数，B0为常数项，衡量了独立变量的效应；t为随机误差。
三、实证分析与研究发现
构建一个富足祥和、人人按劳分配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客观的贫富差距只是社会风险的一个方面，而在社会变革过程的观念重构中，人们在社会公正意识上能否达成共识，则是社会风险的另一个方面。[23]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当前和未来我国的贫富差距现象的呢？本部分将对这种总体贫富认知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在研究变量的设计过程中，我们还将某些具有分层标准的客观变量纳入分析模型，比如“性别”、“月收入”和“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借以考虑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文化程度和具有不同政治资本的被访问者，是否在对各阶级阶层对贫富问题的感知上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各个自变量对“当前各个阶层间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影响
注：①数据来源于“社会阶层和谐关系”课题组于2007年7月进行的江苏省阶层和谐状况调查。
②***，P＜0.001；**，P＜0.01；*，P＜0.05；+，P＜0.10。
通过上表的分析，我们发现：
第一，在一般分层理论体系中经常使用的度量人力资本或文化资本的“文化程度”、代表了经济资本的“月收入水平”以及代表了政治资本的“党员”等，对因变量的贡献系数（可参见标准回归系数栏的数据）比较有影响，但在回归方程中这几个自变量的影响力基本都不显著（除个别参照项）。特别是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基本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们对当前各个群体间贫富差距的感知，不存在由于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哪个年龄段、是什么政治面貌和什么文化程度这些人口学因素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1中，和群众相比，共青团员显示出更轻微的对过去贫富差距扩大状况的认知。这个可能和他们的成长有较大关系。团员身份的人群大多还处于学生阶段，一直接受学校的正统教育，没有社会经验感知到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也还缺乏这方面的认知能力。在模型2中，以年收入为“1万元以下”为对照组，10万元以下的三个组中，均显示出十分显著性差异。回归系数说明了，越是低收入组阶层，越认为当前的贫富分化程度十分严重。而在10万元以上的2个组别中，并没有显示出显著性差异，而且在其他的模型1和模型2中也没有显示出显著性差异。说明当前的低收入者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存和收入等基本生理层面，而高收入者更关注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对和谐社会的影响等社会关怀层面。并且越是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的群体，他们对贫富差距的现实表现得十分消极，可能与不想让政府过分进行财富调控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对未来自身社会地位的预期都会影响到个体对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和判断。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不同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公平感或相对剥夺感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的不公平感要强烈一些，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社会经济地位稳定而波动不大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人这种感受相对要弱一些。[24]在模型1和模型3中，越是感觉自身社会地位会在未来得到提高的人们，越认为过去贫富差距程度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且贫富差距越不会严重影响和谐社会阶层关系。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群体间对过去和未来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没有形成一套与自身地位相一致的结构性认知，所以大体上没有显示出他们群体间的显著性差异；第二，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新的社会阶层以自身的技术和勤劳等途径使得经济收入迅速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于是党和国家在政策中逐步考虑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这些预期自身社会地位会上升的新的社会阶层就是迅速发财的群体。在模型2和模型3中，越是感觉自己子女地位和自己相比将要上升的人们，就越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现实和贫富差距对未来和谐阶层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很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们本身并不满意自身当前的社会地位，所以期望后代超越自己。越是不满意当前的社会地位，就越可能作出社会不公的认知判断。
第三，以“农民工”阶层为参照，在模型1中，只有“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阶层显示出对过去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更为轻微的显著性认知。在模型2中，和“农民工”阶层相比，“工人”表现出更轻微的对当前贫富差距现状的显著性认知。在模型3中，“科研或教学人员”、“农民”和“自由职业者”阶层都表现出比“农民工”阶层更严重的对贫富差距影响阶层关系和谐程度的显著性判断和认知。总体来看，对贫富差距严重状况的认知散布在不同的客观职业阶层中，可以反映的问题有：一是以职业地位为标准而构建的社会阶层，可能对阶级阶层的贫富意识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二是客观职业阶层目前还只是一个理论意义上构建的阶层，其还不足以形成阶层认知的一致性评价。也就是说，客观职业阶层还缺少形成独立阶层利益的社会基础。模型3中，“农民”阶层在经济方面一直是社会的底层，他们比起地位有所上升的“农民工”阶层，表现出更多的对贫富差距认知上的不满，威胁着和谐阶层关系的构建。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客观阶级中那些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如果在制度变迁之前就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如果制度变迁本身既没有使他们的阶层位置上移，或者也没有使其社会位置更下移，那么，这个被标签在社会底层的阶级或阶层——或者这个一直就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就不会在现在对现有社会产生更多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质疑。[25]
第四，社会个体对“当前社会不公平状况的判断”在三个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越是认为当前社会不公平的个体，越对过去、现在的贫富差距状况及对和谐阶层关系的影响程度表现得越高。这个具有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意义的评价性指标，反映了社会个体对自己赖以生活的社会的“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判断。在社会学家科塞那里，这个变量还代表了引起社会冲突的“价值性”原因。因此，社会个体的价值判断往往比起客观判断更有解释力和说明性，它更容易跨越客观阶层的划分界限实现主观意识上的认同和统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政府如果不能为自己的群众寻求社会公正，就将永远无法使自己的地区获得真正的繁荣，也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
第五，从三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以经济因素为标准而划分的阶层认同对因变量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可见，以经济因素而形成的主观阶层认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阶层意识，不可能对和谐社会构成巨大威胁。而综合考虑了所有因素而形成的阶层认同在对贫富差距程度的认知方面从模型2中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显著性差异。越是将自身认同为中下层和下层的个体就越容易产生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总体判断。这也从某种层面印证了前人的研究[26]，培养大规模具有中间阶层意识的社会群体对构建和谐阶层关系和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般都偏向温和、保守，这样社会不容易受较极端的思潮冲击，更趋稳定。另外，社会中间阶层还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为社会创造了稳定的消费市场。这些都使得中间阶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均衡发展的根本力量。[27]
第六，从模型的解释力来看，当在模型2中加入模型1中的因变量，即对过去贫富差距发生变化状况的认知，模型2的解释力立即提高，达到22.5％的解释水平，而且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越有对过去贫富差距发生状况扩大的认知，就越会发出对当前贫富差距状况越严重程度的判断。而在模型3中加入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发现解释力水平也是明显提高，特别是过去贫富差距发生状况的认知的影响明显高于对当前贫富差距严重状况的认知。这说明过去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那些在利益格局的变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那些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的群体，那些对社会发展问题有敏锐判断力的群体，那些预期社会声望得不到提高的群体，他们对于贫富差距的现状和未来影响都有着切肤之痛，他们也倾向于对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严重状况做出更高的判断。
因此，在对现存社会和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上，往往正是那些一直处在社会底层的阶层，那些对改善现有位置的预期程度较高、可事实上其社会位置又没有伴随制度变革得以提高的阶层，或者其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被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所代替的阶层，或者其原有社会位置较高，可在制度配置中利益受损，因而下移了社会地位的阶层，更易于产生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越是认同自己为中上层的就越会产生较轻的贫富差距意识，越是认同自己为中下层和下层的就越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差距意识。这些认同为中下层和下层的群体，既有体制改革失利的群体，也有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失利底层，他们或是在社会改革中原来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却成为不被社会其他阶层所“承认”、所看得起的阶层，那么，他们在迅速下降的社会地位中往往会感觉到贫富差距状况的严重程度。还有的阶层由于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由于近年来的社会流动加快，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而没有获得其他阶层所应有的回报，于是将这个社会认知为一个贫富差距十分严重的社会。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们自己主观归属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一致的贫富差距认知。与认同中层相对照，越是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上层的人，就越认同当前的贫富差距现状；越是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下层的人，就越容易滋生对当前贫富差距严重状况的判断。这一命题也就是告诉我们，培育更大规模的中间阶层的人数，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综观世界各国中间阶层，大多具有“安于现状”的特点，即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换句话说，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这个让他们得到好处的秩序遭到破坏，乐意于维持其秩序。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核心就是不断增强社会底层他们的希望和机会。在工业化过程中，认同阶层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层贫富差距意识的指标。与改革开放前的居民生活水平相比，社会公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告别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这个时候考察人们的主观阶层归属，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人们是站在哪个立场发出自己的言论和思考自己的行动的。
第二，人们对贫富差距状况的评价和分配公正的认知影响着他们的贫富差距意识。研究模式显示，人们对当前社会不公的主观判断都是非常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贫富差距意识。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拉大，并非全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含有许多不合理的、非规范的、非法因素的存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市场秩序混乱中的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以及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寻租设租、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等各种形式的腐败，是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扩大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到当前人们的社会公正感。此外，人们对过去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当前状况的判断，而贫富差距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认知中，对当前状况的认知影响又大大超过了对过去状况的认知。可见，越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状况就越能够加强人们对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判断。
第三，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和周围环境影响着他们的贫富差距意识。如在苏南地区，就经济收入而言，农民并不是社会底层，因为这里的农民家庭收入很多都超过了城市居民家庭。所以，在以农民工群体为参照组时，几乎所有职业阶层都表现出更轻微的贫富差距认识。当然，这和江苏地区本来贫富差距不大的现实有很大关系。通过模型3可以看出，越是社会判断敏锐力强的人们，越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就越能感觉到贫富差距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即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作用。这些群体有的是通过历史文献的阅读和经验比较，有的是身处社会最基层能够体验到各种生活的艰辛和目睹各种社会事件的冲突，所以他们能够成为最为敏感的群体，发出对贫富差距影响后果的判断。虽然，这些群体中有的人能够意识到，也许现在的贫富差异存在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影响后果方面却表达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担心。
第四，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变动本身未必会显著地影响到贫富差距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机会和希望的期待的认知，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判断。冲突学派的社会学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认为绝对剥夺和绝对贫困都不一定会导致激烈的冲突和反抗，但是当人们认识到未来的可能性，却又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手段去实现这种可能性时，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性产生激烈的社会冲突。[28]人们当前的社会声望和贫富差距意识没有任何关系，可是越是认为自己未来社会声望将要上升的人们，就越倾向于对过去贫富差距状况和未来的社会影响做出轻微的显著性认知，因为他们感觉自身有足够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不太会产生对社会合法性危机的认识。越是认为子女的社会地位将会超过自己的人们，他们往往是不满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一些人，所以更容易产生对社会合法性危机的认识，进而作出严重的贫富差距意识的判断。
第五，社会成员的主观心理承受力高低是衡量贫富分化程度的重要尺度。对于客观低收入阶层而言，他们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明显、社会等级分化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其所承受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还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服务的歧视；对于主观认同为底层群体而言，他们承受着相同性质的心理压力，很容易形成具有共识的阶层归属，这种切身感受加上居住的集中性和交往的感染性，一旦有“仇富”情绪产生便会极易蔓延，从而可能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转化为行为上的“报复”，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古代先贤就曾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当贫富差距不断持续扩大，财富过度集中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时，便会导致暴力集团的出现，对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巨大威胁。因此，一个底层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一个社会弱者受到歧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谈不上是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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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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