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恶梦——也谈三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8年10月底，甘肃会宁县一户城市居民突发奇想：“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率先向中央提出了下乡务农的想法，正愁于找不到安置闲散城市居民和数以几千万即无书读，也无工厂可以招工的知识青年（所谓老六级）办法的中央，从中看出了希望和安置的途径。于是一场牵涉到亿万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到1978年，十年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已达三千万，而回乡知识青年也达到同样数字。
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中共中央授权国务院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会议最后确定了两个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与《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虽然，文件确定了逐年减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不再分散插队等等措施，但是仍然强调“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四个不同待遇的原则。同时，决定，不再为生产与农垦兵团的知识青年办理病退、招工、回城的手续，他们从即日起转为农场的正式职工。从而断绝了身在边疆国营农场的所有知识青年的回城梦。
这一石激起千层浪，也是天缘凑巧，该到了这一代知青的苦难暂告结束的日子。这两个文件，不但未能持续沿袭已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反而引发了千万知识青年大回城的风潮。始作俑者自己恐怕都未预料到这一点。俗话云：长熟了的疖子总是要胀破化脓的。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人口过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协调，从而造成大量的城镇劳动力闲置，城市就业、住房、水电、交通、治安等形势日益严峻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不止一次以各种名目颁布相关政策，从五十年代初期净化城市，将阶级异己分子，旧政府官员家属，旧军警人员家属、城市流氓无产者与社会闲杂人员大量地移民边疆开始。这种以农村为无底的容纳空间的上山下乡政策就从来没有间断。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文，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源头。而指导这一运动达二十年之久的“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则见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随后十年间，邢燕子、侯隽、董加耕、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一系列下乡知青英模人物的出现就适应了这一形势。1964年，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随后，各大城市兴起了再一次净化城市的高潮，这期间，有150万知识青年下了乡或去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同，是以个体移民的形式有组织地分流为农。他们分散地被从高考落榜的中学生与无业游民中分离出来，成建制地移民下乡。一未经受过文革的洗礼，二不存在下放锻炼、待机回城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命运并非是一代人共有的命运，更多的是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除了少数自愿者外，他们是被遴选出来的，家庭有社会政治历史问题，个人有品行污点，或者是无业游民者的子弟）。
1968年9月，为了把在武斗尾声中早已无书可读，无业可就，无学可上，而在城市闲逛，不断制造新的麻烦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中共中央发布了遣返农村中学生回乡的命令，随后又开展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12月22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则促成了这一运动达到高潮。当年年底，除了少数革命干部子弟，红五类的独生子女外，老三届悉数被赶下乡。当然，其中不乏狂热地自愿到农村去脱胎换骨，滚一身泥巴，以做毛主席的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分子。如作为知识青年的先驱，甘愿到杜家山当新社员的蔡立坚，到内蒙去与农牧民结合的曲折。他们富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再加上那么一点忠孝节义的封建传统，怀着献身伟业的天真幻想，想到那广阔天地继续文化革命未竟的事业，把农村中的牛鬼蛇神一扫光。但是他们，还有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连续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许多人，连起码的中学教育也未完成，而这种残缺的不完整的教育将伴随他们大多数人一生，从而决定了他们悲苦的命运。当着理想破灭，中国广大的农村连农民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在农村无根无基，又缺乏从小锻炼的知识青年们，不但不能改造农村，反而会被无情的现实，粉碎那一点可怜的理想，到最后只剩下如何好好地活下去的微薄希望！
1967 –1979年初，中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共有1647万人，在六十年代末，他们约占城市总人口1.2亿的13.7%。而同期，失去升学、招工、参军希望，返乡的知识青年差不多有两千多万人。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和随后的城市招工制度、商品粮油制度和身份查验制度，他们更被剥夺了在城市滞留和就业的权利，成为等外的公民。除了少数干部子弟和有城镇权贵援引的贫下中农子弟外，他们大多数人要注定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他们的愤懑和不平造成的心灵创伤尤甚于城镇知青。
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仅有的知识也由于岁月的艰苦和流失而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的时候，这一代知识青年仅剩下生物意义的生存和需要。理想的荣光只是残存在他们逐渐消褪的印象中，那正在离去的青春也早已无光彩可言。
整整十二年，除了通过各种后门，回城、招工、参军、升学、病退者外，仍然有1500万城镇知青和2000万农村知青在广阔天地的饥寒线上挣扎。1977年恢复高考，截止到1979年，有43.9万在乡知青考上了大学，加上已回城而考上大学的约有55万人。六届工农兵学员中知青约有30万人，读电大、函授夜大、代培大专的知青约有10万人。他们是知青中大器晚成的幸运儿。他们中除了在父母权利的庇荫下，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青云直上；走过了一条六十年代的红卫兵领袖，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学员，八、九十年代的政府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的真正接班人的特殊轨迹者外，绝大多数人是靠自身的不懈努力、自强不息取得了成就，而不是靠社会的正常赐予。但是，他们、我们毕竟不能代表整个知青阶层。当我们77-78 两级大学生坐在明亮洁净的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他们正挣扎在回城的路上，用生命和血泪在博取着自己固有的城市居民的权利，离开那边远偏僻而贫瘠的异乡土地，求得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里的一席生存之地。这就是始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橄榄坝的知识青年，为返城而举行的，由一地蔓延至全省的绝食罢工事件。
西双版纳，以及云南的大部分垦区，地处中国西南亚热带。山青水红，稻谷飘香，晴翠的橡胶林象一团团青绿的烟云，笼盖着馒头似的起伏的小山丘，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带金塔的佛寺，坐落在山岗上傣族村寨的竹楼边，在蓝天下映日生辉，单从风景风情看，这里不啻为一处具有南国风味的人间仙境。而不拿工资的知识青年在这人间仙境里，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的生活。由此可以想见：插队落户在西北蛮荒的土地，东北苦寒的山林，内蒙广袤的草原上，一个劳动日仅有几毛钱收入的知青和万千不得已在自己故乡贫瘠的土地上刨食吃的回乡青年，其命运更是何其悲惨！
惨烈的罢工绝食事件终于震撼了中央高层，一个施行了十余年的国策终于寿终正寝。于是便有了1979年的知识青年大回城的风潮。
而返乡的两千万知青，却没有这样的机遇，只有各凭各的能耐，在改革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会照耀他们的前程。
那其实是一段用血泪写成的，文明被野蛮、愚昧、贫穷、落后征服的历史，一段知青们及他们天上地下的亲人们永远的伤痛……
（转载收藏时题目略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