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振宁先生

编者按：9月11日，到我校访问讲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于百忙之中接受了校新闻中心学生记者的专访。同时杨先生还现场为我校学子题字“学无止境”。以下是专访内容：
      学生记者：杨先生您好！在您上学的那个时代，西南联大可谓人才辈出，走出了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对您而言，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对您的人生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的设施和环境都比联大好，却很少出现像您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
      杨振宁：西南联大对于我来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学习和生活环境非常简陋，可是那时的教育却很成功。之所以那么成功，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学生。二是有很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治学环境。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环境。那时的学生基本是20几岁，等到1949年解放以后，这些学生30几岁，正好是充满干劲和理想的年纪。那时候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领域都需要新人进去，也很容易出成绩。可以说，这些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对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建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现在呢，你们大家之所以觉得没有大师出现，是集中在没有获诺贝尔奖的人。其实诺贝尔奖只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之一，却绝不是唯一的标准。那些没有得诺贝尔奖，他们的贡献加起来也许比得过的更大。反过来，中国之所以没有人得诺贝尔奖，我想原因有这些方面，一是投资不够。另外一点呢，是学术的方面需要传统，在一个地方、某一领域有传统的话，一个年轻人进去，就能够知道问题和方法在什么地方。但这个传统不是一天两天的能够建立起来的。最后这一点，现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都知道中国有很优秀的年轻人。可是这些年轻人，长期呆在国内的话，不容易知道容易发展的方向或者方法，所以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多走出去，了解学科前沿，只一味闭门苦读是不会成功的。
      学生记者：您在国外读过书又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您觉得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在哪里？我们需要保持的优势又在哪里？
      杨振宁：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么非常杰出的人？这和美国的教育政策有关，比较自由宽松。对于天资在90分以下的学生，在中国受到了训导，有了扎实的根基。这让他在出国的时候跟美国90分以下的学生相比，就更优秀。可是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不大需要训导，任其凭个性发展。这样他们就跳跃得很快，就很容易发展所长，最终成功了。我认识很多美国一流的物理学家，大学随随便便很快就念完了，漏洞很多，可是没关系，他们很聪明，很快就在自己专长的领域有了成绩。
       但话说回来，大家只看见美国最成功的学生，这些最成功的学生确实是美国最聪明的人。可是资质一般的学生，美国的教育制度就不大管用，所以就中国教育制度而言，还是能让很多学生受益的，你们要抓住学校社会给予你们的好的学习环境。
      学生记者：您是一位在理论物理方面卓有建树的大师，但您到清华后，为什么肯不辞辛劳地为本科生上基础物理课。您当时是怎样想的？
      杨振宁：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学术水平并不是特别高，而之后，美国的经济力量在全世界可执牛耳，而同时，由于希特勒的残酷统治，使美国得以从欧洲吸引大批人才。所以到了四五十年代时，美国的大学就将重心移向了研究方面。这样的后果是到了五六十年代，就很少有知名教授会给本科生上课了。这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反对。所以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新的思潮，鼓励杰出的学者教授上大一的课程，这在美国也成为了一种风气，而且效果很好。能直接接触大师，尤其是对于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来说是有益的。因此我到清华来，也把这种传统带了过来。我希望以我所能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上科学之路。
      学生记者：您在讲座上把我们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四大力学”称为物理学的骨头，并说“物理学不仅需要骨头，还需要血肉”那么您认为，在大学教育方面，我们该如何使我们的物理教学“血肉丰满”呢？
      杨振宁：你刚才问的问题非常重要。在中国，过去，或者现在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十分重视书本的知识。而四大力学又是物理学中的经典，所以很自然的，把四大力学着重去讲。我有一个学生叫张守晟，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做教授，他刚到Stony Brook时，以为我会讲经典的高能物理的场论，结果发现我的那门课讲的是八十年代最新的课题。后来，我在北京的研究生院做演讲也是一样的，去了很多学生，他们以为我要大讲高能物理，但是我没有讲。因为我觉得，高能物理只是物理的一部分，是物理的骨干，这些骨干可以在书中找到，而我要讲的是血和肉，这才对学生有益。
      学生记者：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科学家，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哲学、政治等方面也取得了非凡成绩。就我所知，您从小就熟读中国古代典籍和外国文学作品。现在我们很多同学虽然具有一定的工程理论基础，但是缺乏人文素养。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杨振宁：我对于经典的文学著作，中外的都比较感兴趣。比如中国的《四书》、《易经》、《孟子》，我小时侯都念过，但也只是随便翻翻，有很多是后来有机会再慢慢品味。换句话说，人文的修养培养，从我自己的立场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要集中在小学，中学或是大学的时候完成。
     学生记者：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核心，也是一门非常基础的学科，但是现在的学生却热衷于选择一些热门专业或者“实惠”的专业，不愿踏实地做基础性的研究，对此您怎么看？
      杨振宁：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在不同的时代，基础研究所能发生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我做学生时，物理学的前沿跟今天很不一样。那时可研究的科目少，而这些科目主要集中在一些大问题，而今的前沿非常宽，变成了许多小问题。如果到比我更早的时候——1920年，那个时候的研究方向更窄，但每一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一些聪明的科学家就解决了。到了我这一辈人，就是解决那些小一些但还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那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却有很多方向。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自然的去专注于比较具体的问题。这有利有弊。坏处就是不知如何选择，而好处自然就是创造了很多机会。这也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背景决定的。
     学生记者：最后我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送给您，这是我们学生记者团的一位同学给您画的一幅漫画像。希望杨先生像画中所画的那样，在科研的道路上不停奔跑，永不停步，同时也祝您健康长寿。
     杨振宁：这幅画画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知道我今年88岁，88岁中国传统叫做什么呢？叫米寿。我这里给你讲个故事，很多年前，冯友兰先生88岁时，他有个同事叫做作金岳霖，也是88岁。他去看冯友兰，共庆米寿。冯友兰先生写了这么两句话：岂止于米，相期以茶。茶寿是108岁，我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