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900年前下水道仍运转 洪水过却无内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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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郑州遭遇暴雨,下水道不堪重负,被冲走窨井盖的井口吞噬了三个人的生命。CFP供图

赣州市均井巷下的福寿沟内景。晨报资料图片

古城墙边的宋城公园内矗立着一尊青铜塑像这正是福寿沟的修建者刘彝
900年不遇的下水道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绘过巴黎的下水道,“巴黎的粪沟是所有阴沟中最富有的”,因为当时巴黎政府每年要在维护下水道上花去2500万法郎。正因为这条四通八达可以行舟载船的下水道,雨果笔下的让冉阿才得以能虎口脱险。
雨果说的是140年前的事情。而早在900年前,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城赣州却已经建成了一条与巴黎下水道等量齐观的地下长龙,更关键的是,这条下水道今天还承担着10万人口的排水功能。
今年5、6月间,南方的多个城市都遭到了强降雨的“轰炸”,江西南部城市赣州也在其中。不过,连续24个小时百毫米降雨量并没有在赣州市旧城区内造成明显的内涝,比之南方的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赣州可以说是毫发无损,“没有一辆汽车泡水”。
赣州的古下水道是900年前我们的宋代祖先埋在地下的礼物,它不仅是赣州的,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只是,今人在接过这份礼物时,脸上难免泛起一阵潮红。
下水道的智慧
这条被埋在地下的“政绩”,让刘彝的功德被传扬了整整900年。6月14日下午,江西境内的章江、贡江一号洪峰在半个小时内先后通过了赣州市区。与南方其它洪水所及的地方不同,媒体形容当时赣州旧城内的人们 “生活有序,儿童在城门口水滩里嬉戏钓鱼,买卖人在滔滔洪水边安然地做着生意。 ”也许你会奇怪,这赣州究竟有什么法宝可以在滔天洪水面前如此淡定?
900年前的排水系统仍在运转
说来也怪,一般城市的旧区往往都是内涝最严重的要害,一下雨就成了水乡泽国。而赣州恰恰相反,几年前有一回新城区水漫金山,但旧城区偏偏是滴水不漫,一如往常。1970年来到赣州工作的赣州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朱思维40年来一直居住在旧城区。他告诉晨报记者,哪怕再大的雨,只要落在街上,很快就会流走,极少有积水。在他印象里,这40年旧城区只在1990年代被淹过一次,但也只是沿江的局部地区。记者核实了资料,那是1994年赣州的一段古城墙被洪水冲塌导致的。
赣州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那里有中国唯一现存的宋代城墙,这些古城墙今天仍然发挥着防汛的功能。当然,这也是它们没有被拆除的主要原因。
赣州的老人都知道一个传说,赣州城三面环水,形似乌龟,如同一只老龟浮在江中,故而千年不沉。传说刘伯温当年攻打赣州,久攻不破,有人献计用铁钉钉死赣州城的四角,意为钉死“龟足”,结果江水不断倒灌,赣州城破。
传说不足信。事实上,赣州市的旧城区其实沿袭了赣州古城的原址。自宋代至清,赣州古城一直有“千年不涝”的说法。所有的奥秘其实就被埋在了古城的地底下。
900年多前,赣州来了一个叫刘彝的地方长官,他是一个水利专家。在任期间,他对赣州城的排水管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改造。从此便在地下为后人埋下了这条全长12.6公里的伏水长龙。
经过历代的维护,这条名为“福寿沟”的排水系统至今仍承担着赣州旧城区10万居民的排水功能。令人称奇的是,在900年前的古赣州,当地人口不足1万,但据专家估算,按照福寿沟的设计排水量,即便在如今的排水量上提高个2、3倍都不成问题。可以说,刘彝在改造福寿沟时竟然超前预估了900年!“福寿沟已存在900年,但被媒体集中报道还是从今年6月开始的。”赣州市博物馆馆长、古建筑专家万幼楠告诉晨报记者。实际上,许多赣州本地人在此之前也不知道福寿沟的来历。万幼楠说,他已经有两、三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应对各地媒体的采访。
由于全国由南至北许多城市在今年汛期都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问题,而地处三江交汇的赣州却平安无事,古人着实让今人羞愧了一把。万幼楠自然知道媒体的用意,“我看了一份资料,今年出现内涝问题的城市比例非常高。多年来我们都把注意力放在地面上,是时候要关心地下了。”
目的就是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3年)前后,年界五十的刘彝在浙江接到了来自汴梁的工作调动文件,他的下一站是赣州——中原的最南端。刘彝的之前曾担任过北宋的“都水丞”,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副部长,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都认可的水利专家。
几个月之后,当刘彝的官船抵达江边的赣州城时,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神宗的用意。
眼前的赣州是一座依水而建的城市。赣州古称虔州,它是唐代出于军事考虑修建的要塞,但事实证明,那个选址者明显低估了周围三条凶猛的大江。自唐代建城以来,虔州洪涝连年不断,百姓苦不堪言。
今天我们用俯瞰赣州的卫星图片,你会看到,这是一个三面环水,被江西省境内的赣江、贡江、章江合围的城市,地势险峻至极,但在洪涝面前却是先天不足。
刘彝的官船即将停靠,他注意到,赣州城刚刚新砌了砖石城墙,在夯土为主的当时,砖石城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新城墙可以说是刘彝的前任送给当地百姓和他的“礼物”,城墙对于赣州的作用不在御敌,而在防汛。
城墙只是挡住了外头的水,刘彝的问题是如何将里头的水排出去?
从历史的那一端回到今天,通过史料我们发现,刘彝只在赣州做了短暂的几年的知州。但他却为当地百姓以及他们的子孙留下一件传世千年的作品。
几年间,刘彝对赣州原有的城市下水道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造。首先,刘彝将下水道加宽,并用砖石砌垒,管道成方形,最宽90公分,最高180公分。同时将下水道的范围变大,覆盖了古赣州城的每条街道。刘彝还根据赣州的地势,采用了分区排水法,建立了两条排水干道。因两条管道的走向形似篆体“福”、“寿”二字,故得名“福寿沟”。
万幼楠是最早进入福寿沟实地进行考察的专家之一,他向晨报记者描绘了当时进入福寿沟所见到的景象:他下的福寿沟是上游管道,管道内经过几代维修,能见到不同时期的材料,最早的砖能追溯到唐代。福寿沟所用的建筑材料是石、砖和三合土,这些宋代建材耐用性极强,且不用担心风化、腐蚀。万幼楠进入的管道高160公分,宽80公分,行走需猫着身子。
不过,900年前的下水道主要处理的是雨水和生活污水,但如今的福寿沟处理的还有餐饮和工业污水。万幼楠那次下去只待了不到半个小时,“里头一股异味,时间久了会缺氧发晕了。”
万幼楠回忆说,他当时留意到脚下的水流“嗖嗖”地非常快。刘彝当年在改造福寿沟时,巧妙地利用赣州的丘陵地势,增加了管道的坡度,利用高落差提升水的流速。万幼楠介绍说,刘彝还因势利导,采用就近排水法,管道不是集中在几个口出水,而是开了十二个排水口,就近排水。这就是朱思维之前提到的,只要一下雨,旧城的雨水很快就不见的原因。万幼楠说,如今有的城市下水道还是集中排水口,水的运程长,就容易出现拥堵、倒灌。
管道只是第一步,刘彝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水窗”。水窗即是排水口的阀门,能在汛期防止江水倒灌。刘彝让排水口附近的管道现成多层断面,将坡度增加到普通管道的4倍,这样就形成了足够的水压可以冲开水窗。如今,“福寿沟”的木质水窗早已换成了金属阀门,但刘彝的这一思路被赣州新建的排水系统借鉴使用。
福寿沟的奇妙不仅在排水管道,它还有几十个配套的大小蓄水池。刘彝当时在城内修建了凤凰、金鱼、嘶马三个大池塘,并将其它几十口中小池塘连通起来,大大增加了遇到暴雨时福寿沟的调节容量,目的就是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古籍中所提到的这大小几十处水塘目前已经所剩无几。据万幼楠调研,古福寿沟系统80%的蓄水池已经消失了。而其中有不少是在近几十年间被填平的。
公元1085年,对刘彝有知遇之恩的宋神宗驾崩,次年宋哲宗赵煦登基。不知怎么的,赵煦忽然想起了远在南方做官的老臣刘彝,他命刘彝回京重新出任“水利部副部长”。69岁的刘彝病故在赴京途中。
不知刘彝的最后一次行程会不会途经赣州?也不知他会不会在波涛汹涌的贡江边站一会儿,欣赏自己的杰作呢?

涌金门外的出水口,那个圆形的金属盖板就是水窗。

清朝同治年间赣州城区的福寿沟布局图
“福寿沟”的基础是什么
第一次读到“福寿沟”的新闻,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位900年前的宋代官员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不担心自己政绩因埋在地下而不为人知吗?至于刘彝背后的那个时代——北宋中期,它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赣州当时只是边陲小城,然而却能有如此水准的城防和水利设施,前后两任行政长官虽然任期短,但都留下了“千年大计”。所以我猜想,福寿沟和刘彝绝不会是一个独立于时代的现象。
自由度很大
公元1067年,刚刚年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嗣位。与其体弱多病的父亲不同,这个年轻人初一登台就表露出了勃勃雄心。登基后的2年里,赵顼把45岁的江宁知府王安石连升了数级,直至进入内阁。而踌躇满志的王安石正希望通过变法,减少人民的税负,盘活国家经济。包括黄仁宇在内的不少历史学者都认为,王安石差一点提早1000年就将中国拉入了现代经济制度。
事实上,这种改革气象是北宋时期朝野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赵匡胤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说的全是大实话,没有一句虚言。而正因为他的直爽,赵匡胤不必像明太祖那样杀功臣。
黄仁宇还总结,赵匡胤的这种宽容与自信以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让“这三百多年里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目标,朝廷也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公元1068年,王安石开始变法,与他同岁的福建人刘彝也结束了24年的地方高级秘书生涯,第一次站到了京都汴梁的庙堂上。
刘彝的水利才华很快表现出来,他不仅得到了神宗的青睐,同时也被善于治水的王安石看重,并征召进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有意思的是,受到主政者重用的刘彝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王安石,反而在进入团队后不久提出了相左的看法,并向神宗打了“小报告”。刘彝随即被“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免,但爱才的赵顼很快让他做了大宋国的水利部副部长。
在京的几年中,刘彝没有过多地卷入政治纷争,而是专心于他的事业。之后,几经迁徙的他终于来到了赣州,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地方的最高长官。
史书并没有提到刘彝修建福寿沟。而是着墨写了他在赣州治理巫医的事情。赣州当地崇尚巫医,刘彝就是写了一本《正俗方》,告诫百姓有病为什么要看医生,并让当地的3700家巫医停业整顿。
可以看到,对于史官来说,修建福寿沟这样的事情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但刘彝好像并不在意。我们猜想他在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如何凸显政绩这回事。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三任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朱瑞熙教授告诉晨报记者,宋代的史料中,类似刘彝这样造福一方的事例特别多,这和宋代的政治风气是有一定关系的。
北宋的官员的政绩考核是评分制的,不是靠一个人的一句话能定的。中央官员也有严格的考核,宋代有御史台,它直接对皇帝负责,谏官甚至可以弹劾宰相,非常厉害。而像刘彝这样的普通官员,一般一年或三年需接受一次考核。朱瑞熙说,北宋是法治社会,举手投足皆有法,而官员考核也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打分标准。
朱瑞熙介绍说,相比之后的明、清,宋代官员的自由度很大,宋代下级官员是不用对上级下跪的,因为他不对上级负责。不同品级的官员同时对中枢和皇帝负责,下级官员可以直接越过上级给皇帝写奏折,所以官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在宋神宗时期,甚至没有出现过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大权独揽的情况,即便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仍掌握着主管军政的枢密院,两派势力相对均衡。
朱瑞熙和黄仁宇的观点一样,他也认为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和赵匡胤是贵族出身有关的。
朱瑞熙解释说,北宋之初就有一个共识,士大夫阶层与皇帝是“共治天下”,它不像明朝、清朝那样专制得特别厉害,而是分散了权力。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刘彝看说,参与治理天下,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
专业水平高
后人评价刘彝是“治范”(治理楷模),他精通医学、水利、军事。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能力全面、专业过硬的技术型官员。
其实,宋代出现刘彝这样拥有专业技能的高级官吏并不是偶然的。《宋史》中提到,刘彝曾跟着一个叫胡瑗的人读过书。而这个胡瑗可是北宋时期一个跨时代的人物。
宋仁宗景佑年间,胡瑗在湖州、苏州一带讲学,推广他的“新式学校”。和我们印象中古人摇头晃脑念书的私塾不同,胡瑗办的学校更像今天的大学。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大类,“经义”是四书五经,而“治事”则包括水利、算术、历法等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不同学科学习。胡瑗当时还提出了“游学”、“寄宿制”这样全新的办学理念。
在苏州时,胡瑗与被贬的范仲淹相识,范非常欣赏胡的见识,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入胡瑗门下。几年后,范仲淹回京主持新政,便仿效胡瑗的办法在汴梁办了一座新式的中央太学。至此,胡瑗的新学理念得以广为传播,深深影响了北宋时期的学风。而刘彝正是胡瑗在湖州办学时收的学生,不用猜也知道,刘彝当时“选修”的肯定是水利课程。
宋代文理并举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唐宋八大家中苏轼和王安石都有相当高的水利专业知识。王安石当年在地方以兴修水利而闻名,苏轼则在西子湖畔留下了美丽的苏堤。朱瑞熙介绍说,宋代的科举考试不仅考四书五经,也会考“对策”,“对策”的内容是对国计民生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是要求考生拥有具体实践能力的。所以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文官拥有“理工科背景”并不足为奇。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与活字印刷的使用,都是宋代完成的。李约瑟(英国人,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认为,“对科技史说来,唐代不如宋代有意义。”
一般认为,宋代的科技发展与其文官体制,以及重视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数学、水文学、天文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大力发展也为“福寿沟”这样精密度很高的工程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丁皓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参考书目:《宋史》、黎东方《细说宋朝》、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记者 戴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