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汉族地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历史纵览

明朝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汉人重夺中原统治地位，初期，颇有几分汉唐架势，比如明太祖派大将蓝玉出击漠北，明成祖也曾多次亲征蒙古大漠，导致蒙古分裂为瓦剌和鞑靼，但是都没能真正消灭蒙古贵族的势力，明朝对蒙古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表面上看，明朝处于主动进攻的优势，但实际上明朝用于战争的经济消耗已大大超出中原经济力量所能承担的负荷。明朝对蒙古的战争是在蒙古地方进行的，所以形成明朝军事上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军事调动频繁、粮饷不济等种种困难。虽劳师万里深入蒙古腹地作战，但并没能摧毁蒙古军事实力和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明朝对蒙古的连年战争，使中原人民苦于无休止的馈运，重赋杂役使得人民难以支持，被迫奋起反抗，以求生存。而边塞烽火不息，军卒疲于奔命，加之海上"倭寇"侵扰，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使明朝陷入危机之中。
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在通过战争征服不了蒙古的情况下，明朝改变了策略，从洪武年间就开始进行全面防御布置，直到永乐年间，修筑起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防线，史称"明代万里长城"。明成祖死与漠北征战的旅途中，宣德年间明朝除尽力招抚蒙古，严守边防外，已无力进行大规模远征。对于来自蒙古的威胁，明廷无可奈何，北部防线处于日渐衰弱的境地。1430年(明宣德五年)，明朝迫于蒙古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的开平卫，迁开平卫到独石，使明朝北边防线逐渐缩小。宣德以后作为第二防线中心的宣府、大同，已变成处于最前线的军事要塞。由于明朝北部边防的步步内缩，明初对蒙古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宣德以后更是每况愈下，只是沿边筑堡防卫而已。继宣宗之后，明英宗低估蒙古实力，亲率50万大军征伐蒙古，遂导致明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役"（几乎全军覆没，英宗自己也被俘虏）。汉、蒙统治者经过长期战争，都没有达到征服对方的目的，最终在明宣宗以后，北元和明朝各据一方，形成了为时两个多世纪的对峙局面。明朝后期，女真族再次崛起，萨尔浒一战，明军被努尔哈赤歼灭13万之多，辽阳、沈阳重镇皆失，不得不退缩宁远-山海关一线，从此丧失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和战略主动。
明朝时期，汉人虽然不能再现汉唐的辉煌，但是实力要比宋朝强大得多，版图也更加辽阔，北方虽不得不采取防守姿态，但基本能够维持，所以对南方各民族的压迫就要比宋朝更严酷，加上明代汉族人口越发繁盛，和南方少数民族争夺土地的矛盾也就更加激烈。
1 英勇不屈的苗人
苗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苗族历史上，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屠杀，苗族人民不堪忍受而进行无数次的反抗斗争。苗族又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面对压迫、剥削和屠杀时，苗族人民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显示了强大的凝聚力。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
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语言里，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苗族为"白卡"——邻居的人。至于居住在湘西的汉族，则是后来的移民，土家族所称"帕卡"——外来的人，即史籍上所称"客民"。虽然在族源间距上，无论土家族的"巴人说"，还是苗族的"三苗说"，迄今尚无定论，但是，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谓"苗蛮"辩，进而将苗族与峒，瑶，土家族区别开来。虽族类有别，其"蛮"一也。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于是，这些"安土重旧"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
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700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200余里"的苗疆。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这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力扑杀。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
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开元十二年，覃行璋在武陵地区领导溪州苗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
朱元章建立明朝后，培植新贵族地主势力，倒算农民土地，还有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剥削，导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尤其是明朝的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擅权，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压迫加重。明统治者还不断派兵对西南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征讨清剿，至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苗民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记载，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的200余年间，仅大规模的苗民起义竞达三百余起，覆盖湖南西南地区各县和相邻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区。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颁布诏布，“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明初还曾明令禁止闽南蒲寿庚后代入仕为官。蒲寿庚系穆斯林，宋理宗年间（公元1225－1264年），授泉州提举市舶（相当于今海关总署长）。入元后，因助元灭宋有功，曾官至江西行省左丞。朱元璋建明朝以后，因以蒲寿庚为代表的闽南穆斯林曾帮助元朝统一中国，朱元璋借此复得分复仇，致使这一带的穆斯林从此衰落，被同化。《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同类自相嫁娶，如果违犯，打80杖，男女入官为奴。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筑长城，还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筑长城，实行民族隔离。它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为了持续统治，持续镇压，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毒计。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规定了“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这是一条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关卡，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带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３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军事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军事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据史书记载，明朝万历４３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控制“生苗”区，曾耗银４万多两，上自贵州铜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沿边土墙３８０华里。
早在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实录》卷255）。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由于汉官的勒索和明朝连年征讨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马，使云贵地区米粮艰难，人多死亡。邛水（今贵州省三穗县）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县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其后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称“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7）”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至嘉靖年间，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阻，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里”，蔡复一筑的“沿边土墙”是在肖授的“二十四堡”和张岳的“凡十有三”哨所的基础上筑建的，这就是史称的苗疆边墙，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称为“生苗”，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崇祯十七年，满族贵族夺取农民起义果实，建立清王朝时，“边墙”大部分已被苗民摧毁。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看，由于苗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苗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和倒退。明王朝为推行“王化”向“苗疆”进行疯狂的进攻，苗民死于战争中的达70-80%。给“苗疆”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生产力无法提高。黔东南月亮山区、贵州西部、广西西部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差的苗族地区，苗民仍然挣扎在饥寒线上，生计十分艰难。由上述可知，苗族社会生产力在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进步缓慢、生产力低下又导致了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而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苗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和屠杀的武装斗争。从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上看，其发展进程是缓慢和被动的。苗族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萌芽，每一次社会转变都不是苗族社会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苗族社会受到外部社会破坏和冲击的结果。封建王朝在黔南湘西、鄂西、川东等地山坪乡的土司制度到民国时才被废除，这些措施从而加强了封建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反动统治。
清朝时期，苗族也不断爆发大起义，但是这跟满族无关，清朝的镇压，说明清朝也是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苗人起义，是汉苗之间为争夺资源、土地，压迫和反压迫的矛盾，清朝派去镇压的部队，也绝大多数是汉人构成的绿营。
2 瑶族大藤峡起义历时200多年
在明代，云责各地经常爆发各族人民的起义，景泰、天顺、成化时，广西大籐峡的僮族和瑶族人民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发生，主要是反对“衣食租税”的汉族地主和卫所军官。起义军“堕城杀吏”，“劫库放囚”，军烽遍及于两广各州郡。广西规模最大的瑶族、壮族农民展开了反明斗争。
散居在今桂平、武宣一带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不满明朝统治者的压迫，多次武装反抗。洪武十九年（1386），罗渌山农民起义军杀广西布政司参议汤敬恭，控制大藤峡一带，垄断桂平至武宣的黔江水路数十年。正统七年（1442），蓝受贰、侯大苟率众起义。蓝遇害后，侯继续领导斗争。正统十一年，侯分兵作战，队伍壮大到万余人，建步、骑、水3军。景泰年间（1450～1456），义军控制梧、浔、柳3府10多个州县。天顺七年到成化元年（1463～1465），义军一路沿浔江下梧州，攻广东肇庆、罗定、阳江等地；一路北流、陆川、博白、化州；一路经富川、贺县入湖南江华、宁远、桂阳。
明朝政府对起义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并且还派兵深入山区。明军所到之处，大肆杀戮焚掠，受到了瑶族和僮族人民顽强的反击。成化元年明金都御使韩雍纠合16万官兵分5路围剿，杀义军万余人。侯大苟率众退守九层楼山（今桂平境），与官兵激战多次，全部牺牲。明军砍断江上大藤，改名为断藤峡。次年十二月，侯郑昂率众起义，夜袭浔州（今桂平）府城，攻占容县、北流、苍梧、博白等地，坚持斗争4年之久。嘉靖（1522～1566）初，大藤峡人民再次起义，与八寨起义农军遥相呼应，配合作战。七年（1528），王守仁率明军镇压大藤峡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胡扶纪以鹅山为据点起义，被8000官兵剿杀，历时200多年的大藤峡起义失败。
大藤峡瑶民起义显示了瑶族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对后来大瑶山地区瑶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