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难忘的萧延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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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萧延中先生 时间:2010-09-17  作者:谢志浩  ——兼怀母校
  (一)
  笔者1985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系,居然开始了独特的精神历程,至今想来还非常有趣。
  我和母校的关系,异常微妙。应该说,中国人民大学待我之厚,真有点三生有幸,温暖至今。首先图书馆阅览室里摆放着整套的涵盖近百个人文社会科学专题的《人大复印资料》,直到现在,这套复印资料在人文社会科学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它有诸多不足,有待改进之处尚多,但它的精神价值,的确是难以估量的。我喜爱博览群书,就得益于《人大复印资料》。从目录学史的角度,《人大复印资料》不就是当代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书目答问》吗?阅报室位于图书馆前简易的铁皮房子,里面摆放着全国大报。每当我倦游书海的时候,阅报室就会成为我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光明日报》连载的《胡适传》(易竹贤著)和戴晴主持的『学者访谈录』不断滋润着我的心田。海淀区新华书店和古籍书店隔三差五地在校园搞一些新书展销。李泽厚先生的书,可以说见一本买一本,《走向未来丛书》、《传统与变革丛书》、《三个面向丛书》、《文化哲学丛书》……,可以想见,这些精神食粮对一个来自乡间的、羞怯的、没有任何其它兴趣的小男孩是多么难能可贵,我如饥似渴地访求、阅读,接受着精神的洗礼。今天想来,我从图书馆和书店开始了自己的文化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从1986年开设全校性的选修课。笔者又杂七杂八地上了一些课,这些课的名称大多想不起来了,它们究竟对我的成长有哪些影响,恐怕只有天知道。但教《唐宋八大家鉴赏》的吴小林先生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儒雅风流的吴先生一袭长袍讲课的风貌,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所接触的先生中,吴先生讲课是最出活的。他那宛如长江大河、气势磅礴的讲课风范,一直是我所追求的。所以我立志不负师恩,青出于蓝。
  回首当年,大学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经济的复苏、政治的开明、文化的启蒙,形成蒸蒸日上、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1985年文化讨论开始热起来了,百年中国史中的学术新生代在这一时期展露峥嵘,各种学术讲座层出不穷。现在坊间流行『讲座书』,其实,如若有人整理1985——1989年的各种讲座,其价值绝对并不比现在的小。胡华、高鸿业、林增平、方立天、陈鼓应、钱理群、沈大德、郑也夫、胡鞍钢、何新、谢选骏、梁治平、许纪霖、陈越光、杨念群诸先生的讲座,仅仅是学术记忆的一小部分。那时候的讲座特别实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像现在许多大学在校庆时搞的急风暴雨式的『讲座工程』。
  文科学生功课并不紧张,有大块时间泡图书馆和听讲座,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种生活,笔者学问的趣味就是在选修课和讲座中生长出来的。我开始离不开书了,觉得那里面似乎有广阔的精神空间,既可以出活,又非常好玩。图书馆、选修课、讲座、书摊滋养着我的性情,塑造着我的人生。一个精神上的「我」开始诞生了。我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重新审视和批判一切价值。
  (二)
  记得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朱青生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大学生应该在大学四年里,能够找到一位教授登堂入室。就自己的经历而论,体会到朱先生一席话,可谓至理名言。
  我在中共党史系,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我是这个系的边缘人。我非常不满意当时大学课堂的褊狭理念,每当一听到老先生讲“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共党史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学中的民主与自由、法学的阶级性”,就如坠云雾之中。
  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除了林茂生、程啸、萧延中先生外,很多先生的史学理念,几乎是不能容忍的。
  说出来不恭,那时,之所以博览群书,就是想把一些教授企图灌输给我的、充斥着『斗争哲学』的史学理念给批驳回去。说起来真是非常惭愧,由于性情的怪异,喜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我,对中共党史系的先生真是大不敬。难说是书生意气,却也颇具反潮流精神,整天在课堂上与先生们抬杠,顶嘴,弄得好多老师不厌其烦,唉声叹气:怎么又是谢志浩呢!
  应该说,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至今不悔,甚至还有些甜蜜的自豪,因为我到底忠实于自己的人格和操守。我所处的边缘状态,最初是被动的,后来似乎成长为一种自觉。我逃出党史系的课堂,去听哲学系张志伟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课。张先生传承苗力田先生的学术理念,讲述康德、黑格尔哲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我深为感动,觉得张先生简直就是两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的书童,讲起来是那样纯熟而亲切。康德认为人应该是目的,而不应该是手段。我原本用来战胜党史系教条先生的『工具理性』居然转化为『价值理性』,并且还成长为一种生命的自觉。
  如此非圣无法,呵佛骂祖,难怪先生们纷纷给我不及格。当年的我,秉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信条,并没有屈服,只是内心呼唤先生们,对待“反动学生”,多一份宽容。
  生命中注定有一种缘分。大三上了萧延中先生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一课,耳目一新,精神焕发。“平生风仪兼师友”大体可以概括我和萧先生的交往。萧先生对我的晦涩的毕业论文《鲁迅——荒原狼》给予宽容,我知道这是先生的关爱。如若遇不到萧先生,我的论文在党史系是没人认可的。萧先生是爱才的,尽管我愚笨异常,可喜欢做一个读书种子,萧先生就容忍了我这个“缺规少矩”的乡间小男孩。
  原本以为,中共党史系的先生们,不过尔尔。没有想到,得遇萧延中先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记得弟子陈远学友,曾经说过“老师就是命运”,对于自己的老师给予最大的温情和敬意。其实,细心想来,老师孕育着无限的可能。用心的学友,总能从投缘的老师那里,寻觅安身立命的归依。先生和弟子,教学相长,建构了一个奇妙的相互激发、相互辉映的生态。先生埋怨没有好学生,学生埋怨没有好老师,这是未能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具有善念,秉持善意的善良之人,其实就像农夫,对于破土而出的读书种子,投以怜爱的眼光,便是学子的阳光雨露。
  萧延中是林茂生先生的得意门生,很早就从林茂生先生那里,听到萧延中的大名。自从1988年春季,跟随萧老师习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便喜欢上这门课程。因为,正是在萧先生的课堂,体会到:大学原来是可以不必照本宣科的。期盼已久的自由的呼吸,成为一种可能。
  萧先生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敞开心扉,娓娓而谈。整个课堂,呈现一种美妙的气场,充盈着激情,流淌着真诚。不自量力的笔者,居然奇妙地以为,萧先生这门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就是为我而开的。所以,当先生向学友们征集建议的时候,在一个小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真切感受:痛苦的反思消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这是无法倾诉的。这句写给萧先生的话,其实,是说给自己的。
  教书先生,无论“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我看来,都不究竟。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明白的事情,何止千万?所以,天底下的“惑”是“解”不完的。天下为公的大“道”,更是没法“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属于本朝的说法,离开宣传,难以奏效,这也就是课堂上必须容忍“照本宣科”的一大理由。
  “照本宣科”,败坏学友胃口的同时,实在伤害学友的心灵。先生在课堂上,不能够敞开心扉,向学友倾诉,那么,就难以敲打学友的心弦,学友们自然关门闭户,课堂呈现死水微澜。
  萧先生奉行平等主义,在开始上课的时候,经常给学友们介绍思想界的动态,偶尔问询一下,可否看到有趣的报纸刊物?这是我长项。记得有一回,给先生说,最近,《人民日报》上有篇书评,作者署名李锐,很有趣。这一下子把先生给乐坏了,先生出神地望着我们,真正的作者,正是敝人。萧先生把毛泽东的出现,当作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注重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读,颇具新意。
  先生当时已经出版《“巨人”的诞生》,正在选编《晚年毛泽东》,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先生将我写给先生的话,引入《晚年毛泽东》的后记。机缘如此巧合,所以,先生接下来主持的毛泽东研究丛书中,对我有极高的期许,居然把我列入丛书的作者行列,自己不免得意洋洋一阵子。现在想起来,亏欠先生的,何止是一部书稿啊!赋得永久的悔!
  回首往事,觉得一种甜蜜的滋味流淌在心中。
  1988年,党史系尊重85级学生的意愿,自愿报名,进行社会实习。惦念落户兰州的大姨,所以,参加西北小分队。先生邀我在稻香园家中小酌,为我壮行,喝的是先生亲手炮制的人参酒,浓郁醇厚。
  先生的家居狭小,也就一室一厅,先生的书房和卧室,无奈地挤在一间房子里。但,讲究品位的先生,把居室布置得别具格调,饶有趣味。先生的写字台安排在向阳的玻璃窗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先生的藏书排满了东西两面墙,别具特色的不锈钢书架上,都是先生喜爱的图籍,先生说起这些图书的来历,充满喜悦。
  先生富有童趣,一片赤子之心。
  先生非常喜爱兔子,记得窗台,养着好几只小白兔,那么机灵淘气,惹人喜爱。先生把阳台作为兔子的家,看到小白兔在先生家快乐成长,觉得兔子也许能感到幸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生住所的西面是一片稻田,夜晚传来青蛙的鸣叫,真有世外桃源之感。跟随先生到稻田拔草,迎面吹来凉爽的风,浑然忘却身在大都市,而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先生的兔子“生儿育女”,先生忙得不亦乐乎。大概1988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喜欢孩子的先生,将小兔子赠送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幼儿园,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小嘴甜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向先生表示感谢呢!先生跟我提到此事,依然笑逐颜开,喜上眉梢。
  其实,先生那时候,已经33岁,不知为什么,晚婚的先生,一直没要孩子。等到孩子降临人间,先生已经35岁。1990年亚运会之前,前往京师,来到稻香园,拜望先生。备受各种手续的折磨,先生终于可以踏上美国,看望太太和儿子。
  也许就是由于先生在关键时刻没有在太太身边,加大了师母与先生的裂痕。师母选择和儿子留在美国,先生明明知道,迎来的必是难以言说的折磨,毅然决然,返回故国。
  热爱读书、热爱生活的先生,潜心教学,忘怀得失,深深感染了我。原来并不清晰的理想图景,经过先生的熏陶和点拨,突然开窍了。
  (三)
  我在1989年毕业,与先生告别的时候,先生尽管自身非常危险,但是依然具有大无畏的勇气,面对风波之后的各种审查。坚毅的脸庞,深沉的眼睛,诚恳地说:“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嘴上说人民民主专政,在实际行动上,什么时候把人民摆在准确的位置?”
  1989年春夏之交,一度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希望。我曾经说“一个伟人的死去,唤醒了国人中真善美的灵魂。”
  当时学术界的各种联袂签名真是数不胜数。有一次,学术界的许多先生有一个签名,贴在中国人民大学灰楼墙上。正好,先生来到宿舍看望学友们,我就赶紧给先生说这件事。
  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我怎么不知道呢?”先生跑步赶到灰楼,从头到尾看完,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
  往年,大四是在七月七号左右毕业。但是,1989年,由于风波,一切都迟延了。学校紧急决定,开办两周的应届毕业生学习班。
  应届毕业生学习班的开班典礼,依然在八百人大礼堂举行,主席台上,没有见到袁宝华校长,黄达、郑杭生、吴树青三位副校长,郑杭生先生主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平常郑杭生先生,西装革履,很能显示绅士风度的,但是,这次特别讲座,异常艰难,甚至,前排的个别学友,用嘘声回应,看得出来,郑先生,很是伤心。满头银丝的吴树青副校长,擅长政治经济学,这次,披挂上阵,进行时事评论。
  只有货币银行学权威——黄达先生,异常恳切,眷眷之心,惓惓之意,令人感动。这就是何以笔者至今对黄达先生,都有一份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
  “杀君马者道旁儿”。萧先生当时的职称,仅是助教,但是,在学友们中间,具有崇高的地位。学友们喜欢萧先生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这样,包括我在内,萧先生至少指导八名学子。原来系里指定戴知贤先生担任我的指导老师,是我自作主张,坚决要求由萧先生指导。其实,戴先生擅长文化史研究,细心想来,自己的文化史理路,受到戴先生恩惠的。不用说,此举伤了戴先生的心,向戴先生致意。
  党史系主事的,听说萧延中身居助教,却指导这么多论文,很不是滋味。正好有了现成的借口,所以,萧先生指导的论文,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岂不怪哉!“印象派”既然主题先行,看到笔者的毕业论文题目——《鲁迅——荒原狼》,不禁皱眉。还没有报答师恩,就已经给先生惹来麻烦。
  先生的学术、人格,在中共党史系有口皆碑,但是却成为“麻烦人物”,职称自然难以变动。中间见过先生两三次,但是,都没有来得及畅谈。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住在圆明园东门旁边,与先生的住所咫尺之遥,真想飞奔到先生身边,汇报自己的心路历程。想到慈祥的先生,询问我的学术收获,必然无言以对。懈怠散漫的我,最终,居然没有拜望先生。
  想不到,偶尔与新师母通过电话,得知先生将要参加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先生都快五十的人,攻读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热心与那些二三十岁的小字辈切磋。
  先生事先知道阎步克先生将出席学术论坛,并进行学术点评,竟然从书房中,找出阎先生的著作,带到会场,面请阎步克先生签名。八十年代,萧先生和阎步克先生就已经相识,尽管同在北京海淀区,一晃,竟有十五六年没有见面。
  就在那次论坛上,作为晚辈的我,评判先生的学术成果,平和宽容的先生,依然是如坐春风。记得北大历史系,准备了学术晚餐,萧先生也没有吃饭,简单寒暄一下,就道别了。想来,已经又是七个年头了。
  我毕业分配至北京南面一所小城的工科院校,在这里,依然是做边缘人,只不过,相对于人民大学求学时期,更加边缘而已。
  在发现读书种子方面之所以不敢苟且,是因为我后面有萧先生。先生的人格时刻感召着我,不容我懈怠啊!真正的读书种子,我是不敢遗漏的。切磋琢磨,那种快乐,反正我在萧先生的书房中感受到了,愿意把自己在萧先生身边受到的感染,传递给我的弟子。教育既是一种激发,也是一种传递。激发的是理性,传递的是温暖。
  (四)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养育人才,那是一个手艺活,不可能是机械化大生产。机械化大生产,产出的是名目不同的“火腿肠”。“大学扩招”对于具有工厂经验的校长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水到渠成、顺手拈来。扩大招生,何难之有?增加几个车间不就行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变成“公司”,校长变成“总经理”,教授变成“老板”,大学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搅肉机,将生产线上的学生们生产成一根根同样标牌的“火腿肠”。教授和学生的日常交流,越来越平面化。像我一样能够到萧先生书房中聊天的学生,不敢说没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大学四年,没有走进教授的书房,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文科学生是如何深入学习的?
  许多老师简直就是绞肉机,将学友们可贵的思想萌芽“格式化”,在他们心中,学生是没有自己的真正的东西的,所以,需要把出活的思想灌输进去。孜孜不倦地革除学生们的思想,已经形成流水线,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不愿意做“火腿肠”的学友们,萧先生这样的好老师,热切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摆脱“火腿肠”的命运,去做一个可爱的人、好玩的人、有趣的人?
  每当我倦怠的时候,萧先生的形象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开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每次近三个小时,下课之后,不再有刚才的慷慨激昂,而是身心俱疲,也曾发牢骚:“再也不开了。”但是,刚下楼梯,就遇到了可爱的学生,“谢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听到您的选修课呢?”
  帮助学友们摆脱“火腿肠”的命运,需要激发,也需要传递,没有坚定不拨的毅力,没有呕心沥血的努力,怎么能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