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重要科学领域缺席所反映的科技体制和文化问题

中国在重要科学领域缺席所反映的科技体制和文化问题

――2002年诺贝尔奖引起的思考

（作者现就职美国华盛顿大学，本所兼职博士生导师）

            本文以中国缺乏一些重要研究领域或模式为起点，讨论中国科技体制和科技文化的问题，也许有益于人们的思考和探讨改进的可能。

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三位生物学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用线虫研究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因为他们及其同事的工作使线虫成为现代生物学主要动物模式之一，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摸索线虫模式，到八十年代推广，目前世界上有几千位科学家用线虫做研究，美国中等以上大学普遍有一到数个线虫实验室，欧洲和日本、台湾等地也有。一个突出的缺席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中国缺乏一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研究模式？

线虫这样一个有三十多年发展史，在科学界也“热门”了近二十年的模式，在中国却没有，引人发问。

线虫模式的缺乏是特殊例子吗？不是。1995年有三位研究果蝇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世界上研究果蝇的人比线虫还多，而中国九十年代活跃研究果蝇的人也极少，现在也不多。

因为历史还不够长吗？线虫只有三十年历史，而果蝇研究在三十年代初就由摩尔根的学生李汝祺带到中国的燕京、清华和北大等校，以后谈家桢等也相继回国带到浙江大学和复旦等校。国际上，果蝇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有大的进展，到八十年代也重新成为生物学界的“热门”。可是中国虽然有研究果蝇的，但迄今也非常少。

因为线虫和果蝇是低等动物吗？也不是。高等动物里老鼠是一个主要模式，八十年代发展的基因剔除技术，是高等动物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它可以研究基础问题、做人类疾病模型、也可制造筛选药物的模型，所以也有应用价值。世界上已剔除了几千个基因，而中国大陆刚开始，迄今没有论文报道全部在中国做的基因剔除。

因为华裔没能力做这些模式和技术或不懂其重要性吗？不是。从中国大陆到海外的华人中，有许多做这些模式和技术的。科罗拉多大学韩珉和薛定、哈佛医学院袁钧英、加州大学金亦石等都是线虫领域受尊敬的科学家；果蝇领域有耶鲁大学许田、斯坦福大学骆利群、杜克大学林海凡、Stowers研究所谢霆、洛克菲勒大学鹿炳伟等多个主要实验室；基因剔除有国立卫生研究院邓初夏、普林斯顿大学钱卓、哈佛医学院李恩、St. Jude医院左坚、加州大学吴红、刘欣、冷泉港黄佐石、华盛顿大学陈宙峰等多个实验室。而有一两个做线虫后回国现没有继续做线虫。回国做果蝇的也少。

而中国在生命科学近年著名的快速加入国际领域的例子是基因组测序。我这里用几个例子做比较并不表明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做某个领域或模式，而一定不应该做某个领域。提出例子是用来分析中国科技决策过程的问题。

比较中国较快进入和不进入的领域，它们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固有的基础吗？不是，中国已有的果蝇研究基础起点强于基因组，因为中国决定基因组测序时并没有一个全时在国内的人受过大规模基因组测序的全面训练，而果蝇虽然人少，但是有。

因为中国选择费用低的项目吗？也不是。因为基因组测序耗资巨大，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拥有美国三大基因组中心之一，年消耗可达数以亿美元计。中国花在基因组测序的费用也上数亿人民币，几个月的测序经费可以支持多个线虫或果蝇实验室多年的工作。所以费用显然不是选测序不选线虫和果蝇的关键因素。

因为中国选特别的应用价值吗？还不是。因为西方由国家支持的测序中心都公开资料，所有人可以无偿用它们的结果。中国做了测序后也没有专利，所以用应用和专利也不能解释。结构生物学有较大的应用（药物设计）价值，而中国目前对此也不热心支持。鼠基因剔除的应用价值大，中国支持此项目也慢。

是因为中国追踪科学“热点”吗？不完全是，线虫、果蝇，基因剔除和结构生物学在科学界是热点多年，比基因组开始早和持续时间长。

所以，用科学技术内容和科技价值，不能解释中国如何选择科技方向和国家重点支持领域和项目。中国科学规模目前较小，不可能所有领域和模式都要有，但是如何决策呢？用具体例子比较的结果支持许多人平时的观点：认为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所决定，而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这里，我要说明，我本人相信中国有些科技决策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方向和项目不是这样决定的。

科技体制的问题

中国科技决策过程中：非科技领导有决策权，科技领导有决策权，普通行政人员有影响力，多级财务人员有决策权和影响力。科技专家影响有，比起其他方面，在重大问题上专家的影响没有达到应有的分量。

部委以上多数领导很有才华。在他们懂行或花了功夫研究思考的领域，常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国家整体、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没有可起关键作用的专家委员会。这些层面的领导也不制度化地咨询有关专家。文化上，专家虽然知道为和自己相关的专业呼吁和争取，但多数不习惯撇开自己和专业的利益来为国家利益做咨询，国家没有筛出一批既有专长又有公益心的人参与科技决策。许多计划，写和执行几乎分开，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重大决策仍然是取决于少数几人。因为行政领导没有制度性依靠专家，即使有出色的个人素质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预计科技方向，有些科技人员就揣测他们的喜好，而不是完全从科技发展规律来计划未来的方向。 

中国普通行政人员，在其他国家都应该是给专业领导和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而在中国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部委中下层行政人员和专家的关系扭曲。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行政人员本该给专家打杂，而他们对科技的影响力有时大于对国家科技有贡献的科学家。

中国特色的财务部门和人员对科技（和其它行业）有决策权和影响力。财政部不仅参与审批和决定科技部门总体经费，而且还直接有权审核具体项目和科技人员。各机构（特别是部委级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应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制度性地审批甚至决定同机构的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科研人员要向上级财务人员落实专业领导已决定的经费。从而使一些科技人员在做研究时要考虑财务人员的态度，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对科技方向的影响。

复习这样的现实，我们才好知道中国决策一些重大项目为什么有时奇怪。为什么一般新闻里的科学热门在中国会被支持，而科技界内部的热门不被支持。有远见的课题，那更是难以得到支持。布勒呐1963年提议做线虫，在中国现在也不容易得到支持。这和国内和海外华裔科学家的印象是一致的：中国重视的有些领域，不是科学专家从专长或根据国际科学发展所提出的，而是受非科技因素影响很大。

线虫从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工作，所用的经费和实验条件都很简单。在中国也具备。果蝇在七十年代有少数几个科学家带动有巨大的突破。初期关键实验所用的条件也在中国有。中国缺乏它们是因为缺乏对科学家专业精神的支持、缺乏对探索性和创造性研究的热情和执著。中国对新闻立时效应的热心、对争取加入国际新闻热门的自豪，带来的副作用是使一些科学工作者在确定课题时偏离科学本身发展规律。

今年得奖的苏尔斯顿喜欢自己做研究，但不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追求论文发表到特别显眼的杂志：在他近四十年的科学生涯中发的三十多篇论文里，主要都是发在《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这样的专业杂志，以他自己为主做实验的论文没有一篇在《科学》、《自然》这样的杂志（有合作的论文）。在中国科技现行体制里，对他的评价就会有问题。因为虽然专家会知道他工作的重要，而不管他论文的篇数和所出杂志。但在中国体制里评价系统有问题，很可能使他在已发表重要工作后还被埋没或得不到足够重视和支持。

如果不全面建立以专家为主导的科技体系，中国的科技就难以避免重复同样的问题、国家的科技投资难以得到应有的应用、中国科技发展难以应有的速度。

科技文化方面的问题

    科技体制和科技文化有紧密的相互关系。科技文化在中国历史不长，且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一些不良习俗还没有彻底改掉。

原始创新精神的欠缺，部分是因中国习惯跟“热门”，而错过自己创新的机会。生命科学有几个方面，中国原有一点基础，当世界重新在这些方面有突破时，中国并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果蝇是一例。用蛙做模式研究胚胎诱导是另一个例子。从二十到四十年代，两栖类研究推出发育生物学的高潮。这个时期培养的一些中国留欧学生如庄孝惠、童第周等把两栖类研究带到中国。这个模式从四十到八十年代中期，进展很少而做的人不多，我估计，以蛙做模式的实验室，同期美国稍微多一点，到七十年代末，因为庄孝惠、童第周在上海和北京分别领导一个研究所，中国的研究人数不会比其它国家少太多。但是八十年代这个领域研究再起高潮，中国却没有份，而且迄今中国也并没有因国际科学界起高潮而对此有更多重视，研究人员没有得更多支持。这样一来，虽然中国长期维持了一个领域，却没有在科学发展得到回报。究其原因，长期维持是因为两位老科学家的地位，而其后不再支持是因他们去世了。核转移技术为核心的动物克隆，中国以前学外国在低等动物（两栖类和鱼）做过的。是长期冷门的项目，世界上做的人很少。把这个技术从低等动物推到高等动物，在实际操作上，没有本质区别，靠不断的改进可以做到的。但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哺乳动物克隆的重要性，要有耐心。1997年Wilmut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国在人员和设备上都具备做做哺乳动物克隆的条件，之所以没有，可能还是因为欠缺创新精神和文化。

今年得奖的布勒呐极喜欢科学交流。对平时的交流和冷泉港一类的小型会议有美好回忆。中国平时科学工作者交流不够活跃。有些人精神还在古代家传技艺的时代，怕别人知道自己做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举行的多数科技会议，对科学交流的热情也低于热闹场面的追求。国际上，一些大型会议耗资大而对学术交流作用小，常常是讲完就走，没有太多讨论和交流。这样的会议虽然有特定的作用，但不太受科学家欢迎。而小型的精英会议，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为科学家争相参加。中国和国际科学界相反，许多力量支持大型会议，而不太支持小型会议。我自己有亲身体会。中国举行国际遗传学大会时请我去过，效果和我想像一样有限。而戈登会议是一个美国的小型精英会议，有很好的效果和很高的声誉。98年在中国创立一个生命科学方面的戈登会议，得美国科学家包括今年得奖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霍维茨等支持。多半因为这个会对象全是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没有外界新闻和行政参与，虽然有科学界人士认为它是中国土地上少有的好会，中国有专业领导支持，但到实际操作时中国的支持很少，所以2000年后改在香港，主要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学资助。这个会议继续成功举办，2002年在竞争上比许多美国的戈登会议还要激烈。然而，虽然科学效果好、国际支持多、对中国科学工作者有益，中国并没有争取和推广这样的模式，而继续重视热闹的大会。这种文化欠缺，延伸到有些海外的学者也不使中国有限的会议支持用到尽可能有效的科学交流中去。轰轰烈烈的大会在中国也许激动一些人，但也使有些人认为做好科学的目的就是能和行政人员一起登台。

今年得奖的三位科学家，不仅有杰出科学贡献，他们还创立了一个和谐和相互支持的科学社区。中国科学界的相互关系，目前还没达到理想状态。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以科学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学术标准为根本基础的科学文化。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人事纠纷，人事可以压倒学术，学术优良受损，学科发展减缓。中国科技界一些杰出的专家可以受制于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平庸之辈拖垮学术先进的危险，在中国科技界还没有根本解决。象霍维茨那样在做助理教授期间就明显有许多才能的人，如果在中国，却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学术手段限制和拉下。科学家文章发的多、发的好以后，有些人又可能杜撰故事影响其发展。这样的文化在海外华裔科学家中也留有痕迹。大陆到美国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中有相当部分学到了科学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知道在美国要尽可能互相促进，竞争主要靠学术。可是其中有些人，回中国后或者到中国短时访问和工作时，却把专业标准放的很低、把行为规范置之脑后。对中国科技文化有不良作用。

从今年三个得奖科学家的情况，引起这些思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科技前途一片漆黑。我认为中国科技前途有希望。才特别有感想。这几年常到中国看到许多人在中国科技各层面为中国扎扎实实地工作。因为希望他们的环境有改善，才提出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根本的改进。我不认为自己的这些想法在中国科学界都是新奇的，但愿意公开提出，希望是推动改进许多努力中的一步。

2002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