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的诚信不再

如同《大红灯笼高高挂》捧红了乔家大院，即使电影《白银帝国》的票房口碑都不佳，也足以为平遥古城的知名景点――“日升昌”票号注入一丝与现实联系的游魂，让这个被供奉在古城中的中国金融历史标本，有了一点活气。

很难想象现在以“穷山恶水”和“煤老板”著称的山西，200多年前，却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堪比现在的上海；当时金融业的载体――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大型“票号”、“票庄”或“汇兑庄”，全由山西人掌控，而在全国17家最大的票号中，平遥就占了7家；平遥的西大街则是当时中国的“华尔街”，集中着这7家票号的总部，而日升昌堪称当时的“花旗”。

日升昌现在已经改名为“山西票号博物馆”，如同所有山西大院一样，日升昌迎面就是装饰繁冗、象征财富的高大门楼，虽非权贵“朱门”，但是黑漆大门同样也令人产生威压感，金漆木雕更是彰显了“金钱”力量。

跨入高高的门槛，日升昌仍然是民居的格局：如同电影长镜头般呈现在你眼前的一进进的院落，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二进为职员住处、客房；三进是二层楼房，楼下是花厅，楼上为仓贮和伙计住处，最后一进是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

虽然与现代银行相差甚远，比如奢华却不够开放的“门面”， 早就用上了玻璃窗但是仍显昏暗的“营业大厅”， 柜员也并非如今的帅哥美女而是蓄着山羊胡的“师爷”（蜡像），但当你仔细品味时，却不难发现它与现代银行的异曲同工之处：

如“营业大厅”墙上悬挂的“防假密押”，表面看上去如同银行的企业规范、员工守则，但其实是一套汉字密码，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表示1至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1至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1至10。“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根据这套密码，“冒害看宝通”，则意为5月18日给某省票号分号汇银5000两。这套密码看上去比不上“电子密钥”，但是同样层层设防难以破解。再加上“标准笔迹”、水印印刷和印鉴仿伪，日升昌百多年历史居然从未发生过冒领事件。

而最令人感慨的则是，在200年前，日升昌就已经采用了经理人和信托责任制度――郎咸平至今还在中国大力鼓吹而不得其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一提到日升昌，人们最先想起的总是它的CEO雷履泰而非大股东李氏家族。正是雷履泰将日升昌从它的前身――“西裕成”商号颜料行，转变为从事汇兑、兼营存贷款业务、银两兑换等等的准现代金融机构，他也因此成为日升昌的终身CEO。而大股东李氏家族，则从雷履泰开始对票号的各级“经理人”实行聘任制，一经选定便充分授权。大股东平时对经营概不过问，只是到结账时，方听取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人”是否继续聘任。这种做法为李氏家族赢得了丰厚的收益，据估计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李氏家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即达200万银两以上。

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日升昌还对经理人和员工实行与现在“股权激励”非常相似的“身股激励”。当票号分红时，按“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股东按银股分红，经理人和员工按“身股”分红，这种绩效导向使得经理人和员工利益与票号业绩、业务发展紧密捆绑。虽然“身股”一旦离职就自动消失，然而称之为“股”，却大大增加员工的归属感。“身股”既避免了大股东的股份不被稀释，又解决了现代“期权” 制度或者“员工持股”带来的股份抛售问题；对于员工而言也相对公平：如果发生亏损，他们无须对此负责。

自然，这些都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这个以道德为本的宗族社会中，虽然并未形成像西方一样基于产权和法制的信用体系，但是伦理、道德、乡规、民约仍然对票号以及经营者形成了一种制约，使得票号违约、失信成本极高，从而信用得以维系。

体现日升昌诚信的有这样一则故事：清末平遥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某日持一数额为12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这张汇票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日升昌问清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同治七年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后回程，不幸中途病亡。后家庭败落后老太太沦为乞丐，而汇票是她从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中发现的。

此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甚至当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惶西逃，路过平遥时还向各大票号共借款40万两，日升昌后获赐光绪皇帝亲笔“汇通天下”的匾额，成为红顶官商，不仅贷款资助官宦入仕、迁升，代理京饷上解、代理赔款汇解，甚至直接贷款给官府。

不过这种东方“道德人格式”的诚信，毕竟与西方“契约法律式”的诚信，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故西方银行可以通过契约、协定建立信用关系，而票号则局限于家族、族群、地缘、行业之中，票号的信用在很长时期内都只在山西地缘圈内存在，票号业务也大部分为山西人所垄断。

因此，即使票号兴盛一时，这种辉煌很快就风光不再。表面上看，日升昌的殒落是由于二十世纪初中国南方的革命，使票号损失惨重；而清政府的灭亡又使它失去了庇佑和大批“红顶”客户，但是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信用体系的破产。

在清朝灭亡之后，以银元、铜币为主的代用货币被以纸币为主的信用货币所代替，西方银行大举进入，发行洋币外钞，不管是业务范围、经营服务、利息水平都大大超越了票号。而在社会信用大幅扩张之后，票号以客户身份、门第与道德人格、守信程度的判断为依据的封闭信用体系，抗风险能力根本无法与以产权让渡为前提的西方银行抵押贷款制度相提并论，再加上社会动荡，形成了大量的呆死账贷款，在多种因素的冲击之下，山西票号业一蹶不振，日升昌也不得不于1932年退而转型成钱庄。

而平遥，这个曾经富可敌国的金融中心也迅速蒙尘，直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而讽刺的是，之所以古城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日升昌被一个政府机关占用至上世纪90年代末却依然能够保持原貌，是因为贫穷和封闭。

在进入平遥古城之前，带队的导游几次三番地提醒我们，虽然早已不是“穷山恶水”，但是当地民风却仍彪悍；遍布街头的古玩店卖的都是赝品，如果不买千万不要随便乱动以防“碰瓷”；当地最著名的特产某名牌牛肉，大部分都是冒牌货；另一种名产漆器，只有某处店购买的是正规厂所出的；她的话其实也真假难辨，因为平遥最令她不忿的是，所有的外地旅行团到了平遥，都只能用平遥当地的车、当地的导游，但是看到日升昌――这个已经被放进博物馆的诚信标本，再联想到北大教授张维迎在谈到当代银行系统的道德问题时曾提出，“不得不承认，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在道德水准方面比100年前差多了。比较一下当时山西票号的坏账与今天银行系统的坏账，当时‘掌柜的'的行为与现在的‘CEO'的行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又似乎不得不让人信上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