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坏消息免疫力增强 渐成无力的“酱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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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坏消息免疫力增强 渐成无力的“酱油瓶”

http://news.sohu.com/20100916/n274968960.shtml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09月16日07:39我来说两句(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总有一些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头看到尾,你会觉得它们其实是旧闻,只不过事件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南京,或是主角由张大妈换成了王大婶。江西宜黄钉子户因拆迁而爬上屋顶自焚,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那个死去的成都女人唐福珍;江苏新沂一辆宝马车将男童撞倒后碾压致死,不过是再次提醒人们“豪车出没请注意”;而那些颜色鲜亮却让人不寒而栗的小龙虾,也只不过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化课,课程内容是“横纹肌”和“哈夫病”。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

  何以至此?阈值使然。这跟水的沸点类似,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100℃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同样,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民生,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毒奶粉的讨论,我们体认和感知“坏消息”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

阈值上升,我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这是最直接的反应。以拆迁为例,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我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迁自焚”,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武器时,“拆迁自焚”终于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尽管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改善,但我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却明显不如从前。

  前两天,报道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记者在微博中感慨:“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实际上,不仅极端事件如此,几乎所有事关“坏消息”的报道概莫能外。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当公众摸清了这些“坏新闻”的要素和套路,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

  阈值上升,还会让我们更加谙熟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变得更为世故。南京“彭宇案”之后,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纠纷,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有人跌倒千万不能去搀扶,否则易被讹诈医药费;“彭水诗案”、“灵宝帖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之后,很多人知道“因言获罪”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眼见不平之事最好假装看不见。就这样,我们以世故规避助人为乐的风险,又以沉默纵容坏人作恶,成为这个社会溃败过程中的帮凶。

  曾几何时,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以为“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并没有因为你的“围观”而改善,一觉醒来,不公平和非正义从未离开,凄惶的现实终于让我们意识到,“围观”也许并不是炸开鸿蒙世界的手榴弹,很多时候只是毫无威慑力的“酱油瓶”。

  阈值上升,公众对“坏消息”的免疫力越强,整个社会累积的崩溃风险也就越大。好的道德让有道德的人成为好人,好的制度却能让所有的人成为好人。因此,要想让公众对世道不再麻木如斯,最为紧要的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进行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进行新的社会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