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茫茫，发苍苍: 《高三》 影评

当代影像展映之周浩作品<高三>
08 June 2007
座位有限！！请发邮件预约：education@mocashanghai.org
主办：上海当代艺术馆
策划：崔辰
时间：2007年6月16日，下午2时
地点：上海当代艺术馆2楼会议室
片名：《高三》
英文名：Senior year
类型：纪录片
导演、剪辑：周浩
摄影：周浩、刘斌
时长：95分钟
使用机型：SONY PD-190P、SONY PD-150P
彩色 (color) ／ 2006
故事梗概
2004年??2005年，在中国闽南地区武平县一中，高三（7）班的78位同学和老师王锦春一起度过了难忘的高考前夕的岁月。高三开学第一天，王锦春就一遍遍地告诫自己的学生："你们要像一头狼那样勇往直前，向前，你们别无选择！"家长也一次次在孩子的耳边叨念着："如果你不想像爸爸妈妈一样做农民，这是改变你命运的唯一机会！"这些80%来自农村的学子们面临着12年寒窗后的第一次人生抉择，他们肩负着0整个家族的众望，面临着全国各地800万备考生的竞争，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孤独与寂寞......
导演简介
周浩，1968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大学毕业后就职于贵州机械研究所，1990年开始学习摄影。1992年，进入《贵州日报》任摄影记者。1994年因其工作优秀，被新华社贵州分社"挖走"，期间开始为台湾地理杂志《大地地理》拍摄图片故事。几年后，有人称其为"中国最好的地理摄影师"之一。1999年，《南方周末》任摄影记者，2002年进入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报系，开始职业纪录片制作。
作品:《厚街》 2003年云之南影像展最佳新人奖
《高三》 获得2006年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第三届《reel china 纪录片双年展》评委会奖。入选台湾纪录片双年展、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芝加哥国际纪录片节、悉尼电影节等等。
2007年4月，芝加哥国际纪录片节五人评委之一。
《高三》：生长与遗忘
评述/崔辰
"遗忘是可耻的"，看完《高三》后我忍不住这么想。对于这么一段具有共性和深刻的经历，我所留下的记忆只有含糊的几个片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片中的寻常空间唤起的对青春瞬间的回忆竟然如同惊艳，同时，这记录着某个中学的一个文科班学生一年经历的影像，也让人强烈意识到遗忘的可怕和漠然的强大惯性。
周浩以多年摄影记者经历磨砺出的亲和力和安静、韧性，使拍摄者们对于摄像机的存在逐渐习以为常，这样的镜头我们不会陌生：早自习时候，镜头在堆砌着成堆复习资料和参考书的课桌之间穿梭游走，而每个人则埋头猛读狂背，沉浸在语文、历史、政治各自的世界中。这是好几代人的成长史，这一页翻得不容易，却很轻易地被遗忘。
"我不指望自己的片子能触及中国的高考制度，只希望纪录一群十七八岁孩子的成长过程"，周浩如是说，但是时代指针却指向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周年"这样一个瞬间，大背景之中的《高三》更加引人关注。以至于这一份文本对于不同的受众方，呈现出多重被解读的可能，甚至用以励志或宣传。
所有的镜头都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味，比起作者前一部作品：为人称道的《厚街》，《高三》貌似普通平乏。轮廓里有着对某些经典大气之作的向往和模仿，但："安静的，富有想像感的电影......"还是呼之欲出了。
那些似乎不可能存在于纪录片中的内容，也平静随意地出现了：两个学生半夜跳墙去网吧、班主任在二楼目击一对早恋男女......绝无刻意，自然和平静地记录仿佛收获长期付出的回报。周浩如狩猎者，熟悉捕猎对象的细微出没和所有生活习性，安静地准备一切，在恰当的时刻，出击。同时，他认定法无定法，在破规矩和立方圆之间寻觅探求，在安静的公共空间发掘细腻的人情和人事。
《高三》中的高三完全等同于片中人的经历，它是加入创作者感情经历，赋予再创造属性的吉光片羽，犹如那首朴树的歌曲在片中娓娓唱来所产生的抒情风格。在人所共知的压抑奋斗和激烈拼搏之外，《高三》还有了几分神圣的意味，因为这一次，78个人带着使命和忧愁的成长、即将破茧而出的喜悦，因影像纪录而得到永久的铭记。
周浩访谈
ArtWorld：在开始拍摄纪录片之前，你曾经在新华社、《南方周末》等媒体当过十多年的新闻摄影记者，这段工作经历对你后来的纪录片拍摄有哪些影响?
周浩：主要是培养了我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拍纪录片超过一半的功夫是在跟人打交道，怎么让别人接受你，怎么进入别人的生活，这是最关键的。每一段经历对我都是有帮助的，在新华社的时候，我是拍"图片故事"的摄影记者，新华社培养了我做图片故事的能力，学会了怎么说故事。1999年到-2002年在《南方周末》，我们每周就选题进行一些探讨，每年出50多期报纸，可以实行很多选题。《南方周末》是走市场的报纸，头版的文章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报纸的销量，这个阶段培养了我找选题的能力，我会知道什么样的题目是为人所关注的。当时我选题、架构故事、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就这么培养出来了，后来为什么选择去做纪录片，因为觉得做报纸有很多局限性，很难再令人兴奋。我特别想一年做一件事情，拍纪录片能找到这个契合点，而且现在国内拍纪录片的人像我这样的不多，大多拍纪录片的人都有一个电影梦，退而求其次，而对我而言，拍纪录片，我是因为对事件本身有兴趣的人，所以用影像的方法去表达。
ArtWorld：选择这个地方和班级是因为偶然吗？这个偶然给你的片子带来了什么？
周浩：我一开始想拍湖北黄冈中学，因为如果拍摄中国的高考，这里是最典型的地方，但是校方觉得不方便。后来我一个朋友，我在《南方周末》的搭档，现在网易的主编方三文建议我去他的老家看看，他的母校福建武平一中是每年福建省高考人数最多的学校。于是我就跟他回了一趟老家。我发现这个地方跟我想象的比较吻合，我并不认为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件，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也并非想找一个特别贫穷或大城市的学校，想找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中学比较符合，于是决定在这里拍摄。有人说你这个片子如果没有碰到王锦春，没有碰到钟生明会不好看，但我觉得不对，如果不是这些人，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片子。
ArtWorld：王锦春这个老师形象比较特别，是个特别有人情味的老师，相对于全班78个学生的备考状态，老师可以说是特别灵活，生动。
周浩：有人说老师太好了，这样的选择是否合适，崔卫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因为你无法挑剔这个老师，因此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到片子的其他方面。我觉得很中肯，我想说的是这群人的故事，老师好，那看其他问题看得更清楚些，这个老师大学一毕业，刚好教方三文的语文，后来他考了当年的福建省文科第二上了北大，他们一直有很好的关系，我第一眼看见他，觉得他太和善了，后来随着拍摄的进行，发现越来越有意思。
ArtWorld：一共拍摄了多少素材，如何控制和选择最后的架构？
周浩：一共有70个小时的素材，30：1的片比。对于一个片子来说，你必须控制节奏和人物，78个人必须有取舍，所以只有四个主要人物，其中，张兴旺是最后自己冒出来的。我也很欣赏怀斯曼直接电影的方法，但我想要更多的观众，所以我重新组织。我不会鄙视，也不会特别推崇，大家能接受就好，不能接受就不干。高考他跟每个同学握手，我拍的时候担心观众会觉得是造假，别人看了说是情之所至，很多东西看观众的感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观众的人。只要你是个有心人，你肯定能拍摄到特别的东西。比如拍摄王悦和他女朋友在楼下走，一扫回来，班主任在楼上看着他们这一段，因为我一开始在拍摄那两个人，眼角的余光发现王走近了，就把镜头摇回来，别人问我这个片子有什么遗憾，我觉得呆的时间不够长，我是高三第一学期跟着班主任与学生的初次见面第一次见他们班，如果从高二开始跟着拍的话，会更好。
ArtWorld：以林佳燕的日记来结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构思，？
周浩：我不用担心王锦春和钟生明的戏是否好看，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来平衡他们的人，我进入这个班级半年的时候有些后悔，因为这是一个文科班，男生不到20人，我跟女生们的关系挺好的，但是感觉还是有点不足。在拍摄后期知道林佳燕在写日记，但是没有当时找她要，怕她会因为这样写得有些刻意，高考结束后我和王锦春去找她，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她是他们班考得最好的。
ArtWorld：《高三》中，有好几次学校开党支部会议的镜头，用在这部纪录片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思呢？
周浩：一方面是富有当下感，其实我有时候会反问。有的人这个片子会从头笑到尾，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平时不笑？这个片子像一面镜子，也许我打磨得不好，表面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但是它至少像路边的一滩水，你偶尔从那路过的时候，往水里能看到自己。有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常常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我其实没有针砭时弊。我只是在纪录21世纪初期中国一群十七八岁孩子长大的故事，关注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长大。这个片子对中国人像一面镜子，对老外说，像一面窗子，可以看到那边发生了什么，但看到的并不一定绝对是真实。
ArtWorld：什么是你的"真实"？
周浩：真实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事实就是这样。虽然说，纪录片以真实标榜其客观性，但并不是说纪录片就是真实。我的片子是我做出来的，是我看这些十七、八岁孩子长大的故事。里面肯定有我很多强烈的感情色彩。有些时候你坚持了某些真实反而会受到观众的谴责。真实的东西不一定会给别人快感，更多时候是凭借直觉去判断故事里的变化，而我更喜欢那些安静、富于想象空间的电影。
ArtWorld：注意到你有时候因为不能进女生宿舍去拍摄，采用了声画对位的方式，声音的处理注意到无线麦克的使用，老师在远处跟张兴旺说话，录音很清楚。还有一处用了升格，在表现技法上你觉得是否剧情片的一些技术手法在纪录片中也同样适用？
周浩：首先你这种说法不够严谨，什么叫剧情方法，什么叫纪录方法，在欧洲拍摄影像的人都称之为电影导演，但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拍剧情才是导演，其实都是用影像讲故事，有人是先写好剧本找人去表演，有人是有一个点子没本子去拍摄真实生活中的人。之间有差别，但只是工作的方法略不同。一味地去强调这种界限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在讲故事。方法，我觉得并不是固定的，"法无定法"，法则是自己约束自己的框框。
我更认同一些极端的说法，比如说电影是没有构图的，电影是空间，不是二维的，像一个移动的窗户，所以我不认为电影有构图。用无线麦克是知道要发生事情，所以放在王身上。你说的升格很短，几秒钟，是想强调一下这两个学生睡完觉，回到教室里。还是想强调某种东西，那不是一个剧情片你能够操纵的问题，一晃而过，我需要交代这个情节。
ArtWorld：在纪录片的声音方面有什么想法？
周浩：中国的纪录片，很多因为声音做得不好下了一个档次，我会比较用心地去做声音。我拍《高三》一开始想用录音来串这个片子。《厚街》还没有用麦克，当时用150的随机话筒拍的，有的画面会显得很堵，不能超过2米。我有个朋友叫赵亮，拍摄了《在江边》，在延边边境拍摄的，他说片子的声音在法国做了两个月。国内拍摄纪录片有误区，有的是应该坚持的，有的没有必要。《高三》没有造假的东西，但是有些声音我会这么处理，我处理过声音，观众也不会觉得我在造假。
ArtWorld：印象最深刻的镜头是，从教室中穿行，学生埋头于书本中，疯狂地背着书，每个人都背着不同的内容，仿佛置身于自身的孤独城堡，而高考则是必须经过的城堡外的吊桥，通过，才可以开启新的未来。
周浩：背书没用，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小时候上学，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些经历我们已经渐渐地遗忘，但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呀。中国拍摄公共场所拍得太少了，今天仿佛影像泛滥，平均多少家庭就有一个DV，但很多年后你回头来看，发现很多现实空间的影像都缺失。
ArtWorld：公共空间是你特别关注并想要去表现的？
周浩：我想拍摄一些我感兴趣的题材，我拍摄的《棉花》，讲新疆一个家庭种棉花，河南的女人摘棉花，最后纺纱、织布，做成一条牛仔裤，穿在一个欧洲人或一个美国人身上。有人说这个片子会走向现实媒体，这种思维方式跟我做记者有着某种关联。为什么会叫《棉花》，每年中美，中欧都会为棉花打得不可开交，中国是最大的棉花出口国，我关心的是人的故事，另外，从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我就一直跟着广东跳水队的几个小姑娘，拍摄《冠军》，从她们十一二岁拍到十五六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她们只能进入全国前八名，偶尔能拿全国冠军，但是她们很难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她们不进入也没关系，这些小姑娘，每个月拿2000多块工资，见不到爸爸妈妈，天天很早起床，一直训练到晚上，一身的伤病，这就是讲人的故事，关注人的命运的作品，就是好作品。至于后面的东西不重要，只是一些背景，我关注的是人的故事。
ArtWorld：和《厚街》相比较，《高三》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两个片子比较起来，你更满意哪一个，在拍摄风格上有什么样不同的定位？
周浩：谈不上满意，我总觉得我的下一部片子会比上一部片子强，我的第三部片子是讲我和一个"瘾君子"的故事，用了三年时候，故事情节之曲折，一般人难以想像。我觉得前两部片子差不多，《厚街》有一种质朴的东西在里面，《高三》我特别想模仿一些东西，但又有不成熟。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更喜欢《厚街》。《厚街》拍民工是最原生态的一部片子。因为这个状态很少人纪录。我需要一部一部片子往上去争取，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做片子，我是个匠人，做手工艺品的人，我必须每天去耕作，去雕刻，才能有好的收成，如果把时间放在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手工艺品上，是没有意义的。
ArtWorld：《那些花儿》在片中的演唱，非常青春，据说还专门购买了这首歌的版权。
周浩：开始我就觉得需要一首歌，这个班的女生们帮我找了几首，我觉得这首歌不错，就由他们班学声乐的一个女同学演唱了，她现在在厦门集美大学学声乐。这些就是开始设计出来的，开始唱歌的时候是个中午，我说，对不起，要耽误大家一会时间，谢怡要唱一首歌，大家看会书吧，我说出来就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并不忌讳说我有安排，安排是我能接受的，观众也是能接受的。
ArtWorld：：你说过做不了时代的改良者，就做一个史官？
周浩：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一个改良者，愤世嫉俗地发牢骚没有意义，这个社会发牢骚的人太多了，我只能以我之长，去做一些事情。史官有点过了，做一个记录者。虽然大家看了《高三》，大家看了《厚街》，觉得有收获，或多或少，我就达到目的了，每个人都有收获，有所思，有所想，那就足够了，我不指望我的片子对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什么影响。
ArtWorld：你现在的工作方式是同时进行好几部纪录片，你曾说过想在60岁之前拍摄20部片子，数量是一个你对自己的要求吗?
周浩：我希望自己每年能拿出新东西来，08年可以拍好关于奥运的题材《冠军》，还有另一个片子《棉花》也在拍摄中。同时拍很多题材，也许并非好事情，可能我有点贪多。现在拍摄片子我可以维持我自己，我的《棉花》，有人支持我，我仍然觉得自己有点贪多。我不拍新的片子谁知道我（笑）？只有不断地推出新片子，还有所谓的"获奖"，我才能扩大"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