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9:07:38
[推荐]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作者： 余世存
【内容提要】自1840年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把这个转型期的社会称为“历史三峡”。《非常道》在选材方面极具时代色彩，巧妙地通过一千多个片断揭示了大变局时代的人文思潮和变迁机制。该书一千多个条目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骨气等共三十二编，记录了晚清、民国以及解放后的诸多历史片断，涉及到众多历史人物——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堪称近代版的《世说新语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目录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运第四
革命第五
问世第六
人论第七
英风第八
意志第九
性情第十
骨气第十一
狂狷第十二
识见第十三
立言第十四
代言第十五
修辞第十六
世道第十七
敬畏第十八
信念第十九
自觉第二十
教化第二十一
命运第二十二
变异第二十三
神伤第二十四
限定第二十五
虚荣第二十六
无情第二十七
心智第二十八
廉耻第二十九
依附第三十
隔膜第三十一
荒诞第三十二
史景第一(一）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转告张之洞和刘坤一。于是，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考察大臣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从中央各部、全国各地调集随行人马，组建考察团。当时头一件难办的事是出洋经费的筹措：庚子赔款使清廷的财政几近枯竭，另外，清廷并无财政预算一说，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给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发去急电求助。各省纷纷响应，直隶、湖北、江苏各认十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一万两库银。两个月后，各省已认筹了银子八十余万两。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纸条，神秘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仪见卦词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宽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并摇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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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1: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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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二）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经常是夜里到某同志家里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孙中山辞世，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两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中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宋家的新成员，自此正式得到国际列强的承认，为蒋以后的统治找到了靠山。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访张作霖，威逼利诱张与日本加深合作，遭张拒绝，张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汪精卫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没必要那样替蒋介石“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记者报道说：“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账而换得此幼女。”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见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张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公葬之际有两幅挽联广为流传，其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王树声是知识分子出身，在红军队伍里打了很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教过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符一度决定抢夺一些财物，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打浮财，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想起他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常去，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两人等到天黑，蒙面从后面溜进去，掏出手枪，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王树声来，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老太太跟儿子商量，拿出50元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侄孙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现洋，说一声：“谢谢您家！”就赶紧跑了。
许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后，曾中生、许继慎等人（曾是曾希圣的哥哥，两人后来都被张国焘杀了）对张国焘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曾经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二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935年，蒋介石就曾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1936年鲁迅去世的时候，从10月20日至21日，有一万余人自发的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的遗容。葬礼上，在哀乐声中，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旗——“民族魂”，由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覆盖在楠木灵枢上。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接电后，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阎锡山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
在张、杨数次电报的催促下，阎锡山到西安事变的第三日，终于发出了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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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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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三）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不顾凶险，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见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
为了抓住杨靖宇，围追杨的日军晚上点起了篝火，以守代围，白天再继续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还反复查看雪地里的脚印，终于找到了杨靖宇的踪影。面对满山遍野的敌人，杨终于打完了所有的子弹。围追的鬼子越来越近了，就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对将军说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将军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狠狠地说了句：“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汪精卫貌美，徐志摩跟胡适曾一起去见汪，胡当时曾有“我见犹怜”的话。汪伪政权出台后，浙江报纸刊出一幅有关汪的漫画，题为“可怜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倾国倾城貌”，立刻引起读者的指责，有的说汪有糖尿病，活该!为什么要可怜？有的说所谓“可恨”，实际上是赞美，是吹捧汉奸，破坏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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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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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四）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签字后陈仪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此日便成为“台湾光复日。”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马寅初曾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劳动马歇尔将军来华，促成中国之民主团结，其事本身，实足令知耻的中国国民汗颜无地。”徐永昌则说：“此次马歇尔来华，我人之上书控诉政府失败者三千余件，此辈皆属各党各派人物。既可上书政府，亦可申之舆论，极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颜以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后，负责看押杨虎城的龚因彦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绝执行。李宗仁见命令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新闻“毛人凤在哪里？”最终杨虎城全家与其秘书宋绮云全家被特务杀害。其小女儿各仅八九岁，在凶手们用刀杀宋氏夫妇时，她们哭了起来。“不准哭！”特务们杀死宋氏夫妇，就走向孩子，两个小女孩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而终不免惨死。
国共和谈时，张治中举例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责问张治中：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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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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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五）
1958年春，“除四害”如火如荼地展开，取得惊人的成效。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中国没有苍蝇。一位加拿大人记述他在中国的一条铁路线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以便打死它。”他说，“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想想看，那只不幸的苍蝇正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
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回答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1962年，杨伟名写就《当前形势感怀》，他把稿子念给村支委的几个人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书记樊益山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个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农民，在超经济强制及极权思维深入人心的时代，要求尊重价值规律。杨最终死于“文革”，为后人称为“平民思想家”。
张元勋回忆说：林昭走进接见室时，其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她。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听到楼下有人叫妈妈“许宪民”的名字，她急忙开门。面对她的惊惧神态，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70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30年后，有人为该照片文字配上标题：“周恩来的机智”。
1978年12月，在小岗村严立华家，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等20个农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写下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保证书说：“我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建国后，周作人生计无着，只能为人做翻译。1952年，他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告诉别人，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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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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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政事第二（一）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
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丰奕詝）长且贤，恭亲王奕訢明而敏。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道光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储于文宗。论者以为可惜，因奕訢在清末有“贤王”之称，才具开展，思想明敏，勤于国事。咸丰清极，不能振拔，短命而死，政事终归慈禧独揽。
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而容应试举人“递条子”舞弊。按例当斩，又按例皇帝有临时恩典权。当时咸丰皇帝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柏于是被处斩。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宠信，在宫内宫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的头上，小同治在宫里用泥巴塑了一个小人，早晚用剑砍泥人的脑袋，一边砍一边喊：“杀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对安德海都极为反感，议政王奕訢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夸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连声附和。奕訢看了，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厌恶，便冷笑着哼了一声，说：“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从此对他动了杀机。
戊戍变法期间，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不平，光绪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于是流言传至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本欲赴颐和园给太后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太后到光绪寝宫，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绪骂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良久，嗫嚅曰：“我无此语。”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说：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光绪变法兴革，尽反之。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国下罪已诏，自责之后，提出：“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发布“罪已诏”，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想建炼铁厂以为制钢轨之用，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订购机器，英方说要先将煤焦及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可视其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机器。薛以告张，张说：“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于是英国梯特赛厂遂依其所用酸法炼铁，设计色麻炉两座运到中国，其时张之洞已改任湖广总督，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在大冶设厂，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于是在龟山建厂，地址狭小而一带水田，斥巨资经营，又于各处征询煤矿，最后得马鞍山煤，灰磺并重，实不适于炼焦，所炼生铁，实不合用，而钢轨更无论矣。
1904年是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考核，派出各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名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在这一年，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戊戍获罪人员，诏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戍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宪政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准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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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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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政事第二（二）
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答复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儿寡母逼宫。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倍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叶恭绰去见段：“现在既然已经参战，无论多少总得派点军队参加。不知已做怎样的计划？”段说：“他们（段说话时喜欢用他们二字）的意思想出一万兵。”叶问：“出一万兵？准备了多少钱呢？”段说：“不是有参战借款吗？”叶说，“从中国到欧洲，要走许多的路程，要花许多的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两千元供应一个兵恐怕不够吧？”段问：“怎么是两千元一个兵？”叶说：“参战借款只有两千万，出一万兵，不正是两千元一个兵么？”段至此默不作声。叶这时才明白，段根本无派兵参战的意思。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对张绍曾不能不买账，故派遣亲信张超赴津敦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张超谒见张绍曾，正值张绍曾与友人对奕，张超略陈来意，呈上老段的聘书，张绍曾没拆看就放在一边，只顾下棋，没有开言。张超木坐一旁，感觉很窘，见张绍曾始终没加理会，忍不住说：“请总理给我一封回信，我好交待执政。”张绍曾奕完一局，遂写下四句偈语：“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念嗔浩劫开。”
吴佩孚于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之后，各地方军阀为抵制大军阀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12月，赵恒惕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是年4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内，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喧闹一时。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二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二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二人赶紧退出。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15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只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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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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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政事第二（三）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１２月１８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伪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6年后能买一只鸡，10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蒋经国的上海“打虎”，自1948年8月21日正式任命，至11月5日请辞正式获准，共计70天。这70天中，蒋的环境与心情，写在《沪滨日记》中。蒋经国引过一位先生来信：“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仍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他说：“这句话说得太心痛。”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刘斐受托劝广西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宗仁自称要牺牲到底，白则以为可以回广西打游击，刘认为他们除了向共产党投诚已别无出路。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刘斐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默不作声。谈话也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在延安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国民党一到台湾即开展“土地改革”，用以解决退台后生机问题。有人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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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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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一）
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对门下子弟李鸿章和俞樾曾有评语：“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实现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齐白石崇拜王闿运，曾拜王为师，但王闿运私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胡适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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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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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二）
黄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学生刘节等人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有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他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故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他还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国学生，趁战后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机，纷纷到德国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李金发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环境，亦于1922年冬与林风眠等人结伴而行，一起到柏林游学去了。当时德国正处于经济极为困难的“凶年”，他们则是一群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发就把写于德国的第二本诗集题名为《食客与凶年》。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遇到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之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其友陈子展问他何故。他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环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
常书鸿在巴黎有10年时期，那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常无法接受那些颠狂的技术，甚至对毕加索，他也只是喜欢毕的早期作品，对其后来立体主义的画风深恶痛绝，他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艺术的新奇。有一次，他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了。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是女作家简•奥斯丁的著名小说。），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丁的另一部著名小说。）。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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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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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三）
陈寅恪爱做对子。1926年，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陈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康有为号南海圣人，是梁启超老师，故国学院学生是“再传弟子”；王国维当过逊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故国学院学生也是皇帝“同学少年”。）
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陈寅恪，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拟国文试题，陈出对对子“孙行者”一题，一时引起舆论大哗。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却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起名为《生死场》。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也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收到毛泽东电报，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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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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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四）
1937年，阎锡山路过江苏无锡，登锡山游览，忽然对他的随从们说：“我有个对子的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请大家对个下联。”随从们无人能对，阎十分得意，登报公开征求下联，好长时间，无人应征，几乎成了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陈毅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说：“有了，有了，阎锡山对子我对起来了!”他的下联是：“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除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还有郑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紧张教授、撰述之余，学者们也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严重的畏光症，经常戴一幅眼罩；郑昕则喜欢喝酒；搞逻辑的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田汉性格浪漫。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抗战时期，陈寅恪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购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钱谦益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他后来写道：“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重读钱集，不仅籍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陈自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叶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钱钟书说叶先生太懒，郑洪年称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则呼他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汪曾祺上过闻一多的《楚辞》和《唐诗》课。他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汪当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先生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闻先生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当时传为趣谈。
吴昌硕人极矮小，至死84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治有“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小声谈老人贪吃零食等等，他肯定会开口声辩自己并不多吃。有人说：他的聋，是做作的。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逢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就腹痛不已。朱疆邨跟他老乡，交谊最深。朱集成语赠他：“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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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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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五）
吴湖帆画名卓著，而忌惮游山玩水，中年后受冯超然影响，以一榻横陈，自乐不疲。张大千曾嘱陈巨来劝之，以为应多游名山大川，以扩眼界，以助丘壑。吴笑对陈说：“你告大千，吾多视唐宋以来之名画，丘壑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劳两脚耶。”
冯超然曾对陈巨来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店为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绣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1949年5月，胡风对绿原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他自己献出了一首近五千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行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1958年，在“双改运动”（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改革）中，全国高校兴起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把这些书加起来，就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读过的书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冯友兰自称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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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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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连载十三）
作者： 余世存 | 2005年10月09日16时04分 |
【内容提要】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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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第三（五）
吴湖帆画名卓著，而忌惮游山玩水，中年后受冯超然影响，以一榻横陈，自乐不疲。张大千曾嘱陈巨来劝之，以为应多游名山大川，以扩眼界，以助丘壑。吴笑对陈说：“你告大千，吾多视唐宋以来之名画，丘壑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劳两脚耶。”
冯超然曾对陈巨来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店为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绣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1949年5月，胡风对绿原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他自己献出了一首近五千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行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1958年，在“双改运动”（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改革）中，全国高校兴起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把这些书加起来，就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读过的书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冯友兰自称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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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第三（六）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胡适在台湾，曾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李敖在台大属于那种“眼高于顶”的家伙，对教授、对上课的态度便是一例，但他确实是出类拔萃之辈，其功力早已超过一些教授，那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名学者， 大学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被李敖反问一通，岂不大失脸面，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张光直一生给无数人写过推荐信，而有一次，一学生在香港找工作，用人单位要这个学生的结婚证，但该学生的结婚证弄丢了，用人单位请证人写证明材料，于是请了张光直先生，张证明说：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从没有怀疑过他和某某是夫妇，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至于结婚证不见了，那是常有的事，我得找找，说不定我的结婚证也找不着了。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潘怀素在温州对黄河清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行前，潘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由潘口述、黄记录，非常长。那时电报费一个字七分钱，花了黄半个月工资。潘执意亲自赴京，黄倾囊而出，给了他四十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黄河清写了首诗呈先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 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磕牙两次，每次十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钱钟书言语刻薄，有语不惊人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钟书、施蛰存等人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钟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李敖喜欢海明威，海明威讲过人可以被打败但却不可以被打垮的话，这一点，李敖做到了，他曾经嘲笑过大陆的“伤痕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他有权讲这个话，他在黑狱里受了十年折磨，出来后春风不改，笑容依旧，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马挺枪再次上阵搏杀。而且越战越勇。让我们真是无话可说，只能讲，这个人真是条汉子！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ｔｒｉｖｉａｌ”（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ｔｒｉｖｉａｌ”，但那时他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苇岸确诊肝癌晚期后，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论过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名话来强力劝阴他：“自杀是肮脏的。”苇岸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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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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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武运第四
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起家常，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曾国藩亲笔写《爱民歌》，为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先声，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之日，曾登沪尾炮台，东望日本，感慨不已，“即今不图，我为彼虏矣！”未几，醇亲王薨，李鸿章孤立，户部忽奏请：“天下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刘铭传喟然叹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其籓，亡无日矣！”鸿章争之不得，铭传上疏求去，去四年而朝鲜之难作。
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拨。开拨前，卫把饷银24万两之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与夫书一封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果不负妻望，平壤之战一开，他和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日本人看到这封家书，视为奇闻，将其作战利品，一度放入自家教科书里。
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调到小站，就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因此，三人被吹捧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终年在家里表示忏悔，和靳云鹏、吴光新等人交往了一些所谓高僧法师之流，在一起讲经说法。那帮和尚贪图他的布施供养，恭维他是菩萨转世，为了救度众生，才降在人间来的。段居之不疑，宣称在佛前发下了宏誓大愿，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并说，“这班军阀穷兵默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渡众生的慈悲愿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1925年2月，陈诚指挥炮兵连参加第一次东征，在关键的棉湖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使战局转危为安。他自己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山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似有神助。”当别人称赞他立下战功时，他谦虚地说：“我当时并没有把握，也许是总理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
刘伯承年轻时与北洋军作战，被一颗子弹打进右眼，造成右眼球坏死，医生决定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因眼睛离脑子太近了，担心麻醉剂影响脑神经。手术做完，刘告诉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72刀。”医生感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可以被称为“军神”。
孙传芳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中，汀泗桥攻坚战最为激烈。1926年8月27日，北伐军攻占该桥后，吴佩孚的部队退守贺胜桥。吴闻讯亲抵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28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29日攻克汀泗桥。当汀泗桥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介石于28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领请求暂停进攻，蒋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 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
会昌战后，陈赓对张国焘说，叶挺和钱大钧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多是好朋友，在黄埔时，或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同营同连。现在竟成为国共两个阵营的人，在肉搏中，彼此叫着小名或诨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地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陈赓在前线目击此种情形，也为之心酸，但也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往前冲锋。
蒋冯阎大战前，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和冯见面的时候，冯紧握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听了这番话，满脸通红，忸怩不安，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冯玉祥在察哈尔一带抗战，蒋介石调中央军逼其解散，冯的老部下庞炳勋跃跃欲试，激怒了宋哲元等将领，宋授意冯治安和秦德纯去当面问庞，他们对庞说，“听说大哥要打冯先生，是吗？”庞看情形不对，赶紧解释说，“这怎么能够。不错，是有人叫我打冯先生，可是请二位老弟想一想，他是我多年的老长官，我怎么能够打他呢？”冯治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打冯先生；如果真的要打，那么，我们就要对不起大哥了！”庞赶快说，“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刘戡同何应钦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洒了一地，何没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对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就走了。何对留下来的符昭骞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1933年，陈济棠拒绝蒋介石调兵赴赣剿共，他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去江西剿共。”
1934年，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刘湘焦急万分，因为各军都想保存实力，影响剿匪战事，必须物色一可以统一指挥的人主持军事，他最敬奉神道设教的老师刘从云，于是刘被礼请出任“剿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到任后，驻节南充，自称便于居中策应。其命将出兵，不但要选定时辰，还要指定方向，为一般所未闻。一次命潘佐率部截断红军后路，但又根本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则面临大山，又遇断岩。以电话向其请示，则回话责说，“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请示人员气极，答以“是不是还要临岩舍命”，一时传为笑柄。
赵登禹忠诚果敢，一生勤苦耐劳，慷慨好义，有燕赵豪杰的风度，生得体格魁梧臂力过人，传说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绰号“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躬冒战火，身先士卒，和顽敌死拼，我军士气为之大振。赵不幸身负重伤，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以我挂在心里！”话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二岁。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底。”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啐。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1938年1月，蒋介石到河南开封主持军事会议，责问韩复榘不发一枪之罪，韩顶撞蒋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蒋声色俱厉，“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发出了“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他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张自忠死前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起意“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敌 4万多、4万余、5万多的胜利。薛岳受到蒋介石嘉奖，美国总统杜鲁门为薛岳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抗战期间，魏德迈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中国军队多有指责。例如他坚决主张兵员的给养，一定要使每人每日有三千六百卡路里的热量，所以每人每日必须吃肉半磅，黄豆或花生米四分之一磅及少量奶制品、水果、油盐等。当时何应钦曾以“中国人从幼不必吃肉，只吃饱就行了”，俞飞鹏曾以“补给鲜肉为难事”来推诿，都遭到魏德迈的驳斥，魏说，“最好你们留着肉给日本人来吃。”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1944年夏，中日会战，蒋介石要方先觉“死守衡阳”，日军两次攻城失利，乃调重兵围攻。到8月6日拂晓，日军突破阵地，拥入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等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说，“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鱼（6日代号）。”蒋介石给方先觉等的答复是：“祝上帝保佑你们！”“鱼电”后第二天，即8月7日晚上，方先觉等决定投敌。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1947年，龙云最忠实的部下张冲投向共产党，新华社播出这条消息，蒋介石为之大惊，立即责备龙云说：“张冲是你的部下，你要负责。”龙云回答说：“不错，张冲是我的部下，那么请问，林彪也是你蒋委员长的黄埔学生吧，为什么林彪也会反对你蒋委员长呢？这又该谁负责呢？”
四十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强迫市民把金子银子兑换金圆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黄绍闳问薛岳，“如果小蒋硬要你把金子去兑金圆券，你怎么样呢？”薛岳开口就骂，“丢那妈！我们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挣得这些金子，如果兑成了转眼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以后我们吃咩也？他敢来，我就开机关枪打死他。”
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通过北平防守大计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要蒋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蒋于是不顾北平防务大事，飞往上海，傅作义，因此对蒋更失信心：“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蒋介石独裁，虽下野仍控制军政大权，宋希濂唯蒋命是从，招致何应钦不满，在电话中二人争执起来，何气愤地喊道：“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宋答道：“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完把电话挂了。何气得面色发紫，立即去李宗仁处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种侮辱！”李宗仁亦无可奈何。
杜聿明和黄维同为中共战犯，在狱中表现大为不同。二人都想有所建树，杜聿明想发明"无极发电机"，黄维则要发明"永动机"，黄维的计划得到公安部领导批准，试验成果交由郭沫若的中国科学院签定，结论是属于空想，予以否定。但黄维仍坚持试验，结果在很长时间里受批判。而杜则主动收回自己的空想。他们都想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但黄维坚持试验，并做出许多对自己不利的事，直到 1975年才最后特赦，比杜聿明晚了十六年！时人以为杜比黄要灵活。在战场上也如此，杜是有名的"撤退专家"，黄是军事上的"书呆子"，掉进了共军的"口袋"还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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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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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革命第五（一）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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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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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革命第五（二）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困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宇。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剧。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者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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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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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革命第五（一）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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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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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第五（二）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困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宇。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剧。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者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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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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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世存
【内容提要】自1840年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把这个转型期的社会称为“历史三峡”。《非常道》在选材方面极具时代色彩，巧妙地通过一千多个片断揭示了大变局时代的人文思潮和变迁机制。该书一千多个条目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骨气等共三十二编，记录了晚清、民国以及解放后的诸多历史片断，涉及到众多历史人物——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堪称近代版的《世说新语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目录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运第四
革命第五
问世第六
人论第七
英风第八
意志第九
性情第十
骨气第十一
狂狷第十二
识见第十三
立言第十四
代言第十五
修辞第十六
世道第十七
敬畏第十八
信念第十九
自觉第二十
教化第二十一
命运第二十二
变异第二十三
神伤第二十四
限定第二十五
虚荣第二十六
无情第二十七
心智第二十八
廉耻第二十九
依附第三十
隔膜第三十一
荒诞第三十二
史景第一(一）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转告张之洞和刘坤一。于是，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考察大臣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从中央各部、全国各地调集随行人马，组建考察团。当时头一件难办的事是出洋经费的筹措：庚子赔款使清廷的财政几近枯竭，另外，清廷并无财政预算一说，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给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发去急电求助。各省纷纷响应，直隶、湖北、江苏各认十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一万两库银。两个月后，各省已认筹了银子八十余万两。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纸条，神秘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仪见卦词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宽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并摇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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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1: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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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二）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经常是夜里到某同志家里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孙中山辞世，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两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中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宋家的新成员，自此正式得到国际列强的承认，为蒋以后的统治找到了靠山。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访张作霖，威逼利诱张与日本加深合作，遭张拒绝，张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汪精卫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没必要那样替蒋介石“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记者报道说：“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账而换得此幼女。”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见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张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公葬之际有两幅挽联广为流传，其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王树声是知识分子出身，在红军队伍里打了很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教过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符一度决定抢夺一些财物，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打浮财，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想起他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常去，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两人等到天黑，蒙面从后面溜进去，掏出手枪，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王树声来，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老太太跟儿子商量，拿出50元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侄孙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现洋，说一声：“谢谢您家！”就赶紧跑了。
许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后，曾中生、许继慎等人（曾是曾希圣的哥哥，两人后来都被张国焘杀了）对张国焘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曾经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二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935年，蒋介石就曾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1936年鲁迅去世的时候，从10月20日至21日，有一万余人自发的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的遗容。葬礼上，在哀乐声中，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旗——“民族魂”，由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覆盖在楠木灵枢上。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接电后，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阎锡山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
在张、杨数次电报的催促下，阎锡山到西安事变的第三日，终于发出了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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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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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三）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不顾凶险，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见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
为了抓住杨靖宇，围追杨的日军晚上点起了篝火，以守代围，白天再继续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还反复查看雪地里的脚印，终于找到了杨靖宇的踪影。面对满山遍野的敌人，杨终于打完了所有的子弹。围追的鬼子越来越近了，就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对将军说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将军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狠狠地说了句：“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汪精卫貌美，徐志摩跟胡适曾一起去见汪，胡当时曾有“我见犹怜”的话。汪伪政权出台后，浙江报纸刊出一幅有关汪的漫画，题为“可怜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倾国倾城貌”，立刻引起读者的指责，有的说汪有糖尿病，活该!为什么要可怜？有的说所谓“可恨”，实际上是赞美，是吹捧汉奸，破坏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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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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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四）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签字后陈仪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此日便成为“台湾光复日。”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马寅初曾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劳动马歇尔将军来华，促成中国之民主团结，其事本身，实足令知耻的中国国民汗颜无地。”徐永昌则说：“此次马歇尔来华，我人之上书控诉政府失败者三千余件，此辈皆属各党各派人物。既可上书政府，亦可申之舆论，极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颜以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后，负责看押杨虎城的龚因彦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绝执行。李宗仁见命令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新闻“毛人凤在哪里？”最终杨虎城全家与其秘书宋绮云全家被特务杀害。其小女儿各仅八九岁，在凶手们用刀杀宋氏夫妇时，她们哭了起来。“不准哭！”特务们杀死宋氏夫妇，就走向孩子，两个小女孩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而终不免惨死。
国共和谈时，张治中举例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责问张治中：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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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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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史景第一（五）
1958年春，“除四害”如火如荼地展开，取得惊人的成效。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中国没有苍蝇。一位加拿大人记述他在中国的一条铁路线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以便打死它。”他说，“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想想看，那只不幸的苍蝇正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
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回答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1962年，杨伟名写就《当前形势感怀》，他把稿子念给村支委的几个人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书记樊益山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个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农民，在超经济强制及极权思维深入人心的时代，要求尊重价值规律。杨最终死于“文革”，为后人称为“平民思想家”。
张元勋回忆说：林昭走进接见室时，其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她。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听到楼下有人叫妈妈“许宪民”的名字，她急忙开门。面对她的惊惧神态，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70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30年后，有人为该照片文字配上标题：“周恩来的机智”。
1978年12月，在小岗村严立华家，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等20个农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写下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保证书说：“我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建国后，周作人生计无着，只能为人做翻译。1952年，他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告诉别人，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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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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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政事第二（一）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
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丰奕詝）长且贤，恭亲王奕訢明而敏。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道光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储于文宗。论者以为可惜，因奕訢在清末有“贤王”之称，才具开展，思想明敏，勤于国事。咸丰清极，不能振拔，短命而死，政事终归慈禧独揽。
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而容应试举人“递条子”舞弊。按例当斩，又按例皇帝有临时恩典权。当时咸丰皇帝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柏于是被处斩。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宠信，在宫内宫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的头上，小同治在宫里用泥巴塑了一个小人，早晚用剑砍泥人的脑袋，一边砍一边喊：“杀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对安德海都极为反感，议政王奕訢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夸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连声附和。奕訢看了，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厌恶，便冷笑着哼了一声，说：“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从此对他动了杀机。
戊戍变法期间，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不平，光绪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于是流言传至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本欲赴颐和园给太后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太后到光绪寝宫，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绪骂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良久，嗫嚅曰：“我无此语。”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说：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光绪变法兴革，尽反之。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国下罪已诏，自责之后，提出：“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发布“罪已诏”，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想建炼铁厂以为制钢轨之用，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订购机器，英方说要先将煤焦及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可视其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机器。薛以告张，张说：“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于是英国梯特赛厂遂依其所用酸法炼铁，设计色麻炉两座运到中国，其时张之洞已改任湖广总督，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在大冶设厂，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于是在龟山建厂，地址狭小而一带水田，斥巨资经营，又于各处征询煤矿，最后得马鞍山煤，灰磺并重，实不适于炼焦，所炼生铁，实不合用，而钢轨更无论矣。
1904年是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考核，派出各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名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在这一年，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戊戍获罪人员，诏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戍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宪政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准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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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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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政事第二（二）
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答复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儿寡母逼宫。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倍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叶恭绰去见段：“现在既然已经参战，无论多少总得派点军队参加。不知已做怎样的计划？”段说：“他们（段说话时喜欢用他们二字）的意思想出一万兵。”叶问：“出一万兵？准备了多少钱呢？”段说：“不是有参战借款吗？”叶说，“从中国到欧洲，要走许多的路程，要花许多的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两千元供应一个兵恐怕不够吧？”段问：“怎么是两千元一个兵？”叶说：“参战借款只有两千万，出一万兵，不正是两千元一个兵么？”段至此默不作声。叶这时才明白，段根本无派兵参战的意思。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对张绍曾不能不买账，故派遣亲信张超赴津敦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张超谒见张绍曾，正值张绍曾与友人对奕，张超略陈来意，呈上老段的聘书，张绍曾没拆看就放在一边，只顾下棋，没有开言。张超木坐一旁，感觉很窘，见张绍曾始终没加理会，忍不住说：“请总理给我一封回信，我好交待执政。”张绍曾奕完一局，遂写下四句偈语：“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念嗔浩劫开。”
吴佩孚于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之后，各地方军阀为抵制大军阀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12月，赵恒惕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是年4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内，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喧闹一时。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二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二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二人赶紧退出。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15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只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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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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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政事第二（三）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１２月１８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伪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6年后能买一只鸡，10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蒋经国的上海“打虎”，自1948年8月21日正式任命，至11月5日请辞正式获准，共计70天。这70天中，蒋的环境与心情，写在《沪滨日记》中。蒋经国引过一位先生来信：“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仍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他说：“这句话说得太心痛。”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刘斐受托劝广西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宗仁自称要牺牲到底，白则以为可以回广西打游击，刘认为他们除了向共产党投诚已别无出路。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刘斐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默不作声。谈话也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在延安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国民党一到台湾即开展“土地改革”，用以解决退台后生机问题。有人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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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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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一）
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对门下子弟李鸿章和俞樾曾有评语：“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实现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齐白石崇拜王闿运，曾拜王为师，但王闿运私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胡适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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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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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二）
黄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学生刘节等人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有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他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故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他还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国学生，趁战后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机，纷纷到德国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李金发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环境，亦于1922年冬与林风眠等人结伴而行，一起到柏林游学去了。当时德国正处于经济极为困难的“凶年”，他们则是一群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发就把写于德国的第二本诗集题名为《食客与凶年》。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遇到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之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其友陈子展问他何故。他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环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
常书鸿在巴黎有10年时期，那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常无法接受那些颠狂的技术，甚至对毕加索，他也只是喜欢毕的早期作品，对其后来立体主义的画风深恶痛绝，他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艺术的新奇。有一次，他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了。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是女作家简•奥斯丁的著名小说。），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丁的另一部著名小说。）。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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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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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三）
陈寅恪爱做对子。1926年，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陈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康有为号南海圣人，是梁启超老师，故国学院学生是“再传弟子”；王国维当过逊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故国学院学生也是皇帝“同学少年”。）
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陈寅恪，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拟国文试题，陈出对对子“孙行者”一题，一时引起舆论大哗。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却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起名为《生死场》。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也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收到毛泽东电报，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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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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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四）
1937年，阎锡山路过江苏无锡，登锡山游览，忽然对他的随从们说：“我有个对子的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请大家对个下联。”随从们无人能对，阎十分得意，登报公开征求下联，好长时间，无人应征，几乎成了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陈毅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说：“有了，有了，阎锡山对子我对起来了!”他的下联是：“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除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还有郑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紧张教授、撰述之余，学者们也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严重的畏光症，经常戴一幅眼罩；郑昕则喜欢喝酒；搞逻辑的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田汉性格浪漫。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抗战时期，陈寅恪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购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钱谦益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他后来写道：“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重读钱集，不仅籍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陈自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叶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钱钟书说叶先生太懒，郑洪年称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则呼他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汪曾祺上过闻一多的《楚辞》和《唐诗》课。他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汪当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先生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闻先生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当时传为趣谈。
吴昌硕人极矮小，至死84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治有“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小声谈老人贪吃零食等等，他肯定会开口声辩自己并不多吃。有人说：他的聋，是做作的。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逢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就腹痛不已。朱疆邨跟他老乡，交谊最深。朱集成语赠他：“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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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2: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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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五）
吴湖帆画名卓著，而忌惮游山玩水，中年后受冯超然影响，以一榻横陈，自乐不疲。张大千曾嘱陈巨来劝之，以为应多游名山大川，以扩眼界，以助丘壑。吴笑对陈说：“你告大千，吾多视唐宋以来之名画，丘壑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劳两脚耶。”
冯超然曾对陈巨来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店为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绣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1949年5月，胡风对绿原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他自己献出了一首近五千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行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1958年，在“双改运动”（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改革）中，全国高校兴起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把这些书加起来，就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读过的书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冯友兰自称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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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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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连载十三）
作者： 余世存 | 2005年10月09日16时04分 |
【内容提要】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五）
吴湖帆画名卓著，而忌惮游山玩水，中年后受冯超然影响，以一榻横陈，自乐不疲。张大千曾嘱陈巨来劝之，以为应多游名山大川，以扩眼界，以助丘壑。吴笑对陈说：“你告大千，吾多视唐宋以来之名画，丘壑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劳两脚耶。”
冯超然曾对陈巨来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店为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绣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1949年5月，胡风对绿原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他自己献出了一首近五千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行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1958年，在“双改运动”（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改革）中，全国高校兴起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把这些书加起来，就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读过的书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冯友兰自称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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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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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文林第三（六）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胡适在台湾，曾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李敖在台大属于那种“眼高于顶”的家伙，对教授、对上课的态度便是一例，但他确实是出类拔萃之辈，其功力早已超过一些教授，那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名学者， 大学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被李敖反问一通，岂不大失脸面，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张光直一生给无数人写过推荐信，而有一次，一学生在香港找工作，用人单位要这个学生的结婚证，但该学生的结婚证弄丢了，用人单位请证人写证明材料，于是请了张光直先生，张证明说：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从没有怀疑过他和某某是夫妇，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至于结婚证不见了，那是常有的事，我得找找，说不定我的结婚证也找不着了。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潘怀素在温州对黄河清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行前，潘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由潘口述、黄记录，非常长。那时电报费一个字七分钱，花了黄半个月工资。潘执意亲自赴京，黄倾囊而出，给了他四十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黄河清写了首诗呈先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 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磕牙两次，每次十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钱钟书言语刻薄，有语不惊人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钟书、施蛰存等人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钟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李敖喜欢海明威，海明威讲过人可以被打败但却不可以被打垮的话，这一点，李敖做到了，他曾经嘲笑过大陆的“伤痕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他有权讲这个话，他在黑狱里受了十年折磨，出来后春风不改，笑容依旧，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马挺枪再次上阵搏杀。而且越战越勇。让我们真是无话可说，只能讲，这个人真是条汉子！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ｔｒｉｖｉａｌ”（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ｔｒｉｖｉａｌ”，但那时他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苇岸确诊肝癌晚期后，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论过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名话来强力劝阴他：“自杀是肮脏的。”苇岸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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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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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武运第四
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起家常，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曾国藩亲笔写《爱民歌》，为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先声，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之日，曾登沪尾炮台，东望日本，感慨不已，“即今不图，我为彼虏矣！”未几，醇亲王薨，李鸿章孤立，户部忽奏请：“天下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刘铭传喟然叹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其籓，亡无日矣！”鸿章争之不得，铭传上疏求去，去四年而朝鲜之难作。
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拨。开拨前，卫把饷银24万两之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与夫书一封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果不负妻望，平壤之战一开，他和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日本人看到这封家书，视为奇闻，将其作战利品，一度放入自家教科书里。
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调到小站，就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因此，三人被吹捧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终年在家里表示忏悔，和靳云鹏、吴光新等人交往了一些所谓高僧法师之流，在一起讲经说法。那帮和尚贪图他的布施供养，恭维他是菩萨转世，为了救度众生，才降在人间来的。段居之不疑，宣称在佛前发下了宏誓大愿，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并说，“这班军阀穷兵默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渡众生的慈悲愿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1925年2月，陈诚指挥炮兵连参加第一次东征，在关键的棉湖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使战局转危为安。他自己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山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似有神助。”当别人称赞他立下战功时，他谦虚地说：“我当时并没有把握，也许是总理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
刘伯承年轻时与北洋军作战，被一颗子弹打进右眼，造成右眼球坏死，医生决定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因眼睛离脑子太近了，担心麻醉剂影响脑神经。手术做完，刘告诉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72刀。”医生感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可以被称为“军神”。
孙传芳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中，汀泗桥攻坚战最为激烈。1926年8月27日，北伐军攻占该桥后，吴佩孚的部队退守贺胜桥。吴闻讯亲抵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28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29日攻克汀泗桥。当汀泗桥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介石于28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领请求暂停进攻，蒋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 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
会昌战后，陈赓对张国焘说，叶挺和钱大钧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多是好朋友，在黄埔时，或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同营同连。现在竟成为国共两个阵营的人，在肉搏中，彼此叫着小名或诨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地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陈赓在前线目击此种情形，也为之心酸，但也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往前冲锋。
蒋冯阎大战前，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和冯见面的时候，冯紧握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听了这番话，满脸通红，忸怩不安，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冯玉祥在察哈尔一带抗战，蒋介石调中央军逼其解散，冯的老部下庞炳勋跃跃欲试，激怒了宋哲元等将领，宋授意冯治安和秦德纯去当面问庞，他们对庞说，“听说大哥要打冯先生，是吗？”庞看情形不对，赶紧解释说，“这怎么能够。不错，是有人叫我打冯先生，可是请二位老弟想一想，他是我多年的老长官，我怎么能够打他呢？”冯治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打冯先生；如果真的要打，那么，我们就要对不起大哥了！”庞赶快说，“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刘戡同何应钦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洒了一地，何没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对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就走了。何对留下来的符昭骞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1933年，陈济棠拒绝蒋介石调兵赴赣剿共，他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去江西剿共。”
1934年，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刘湘焦急万分，因为各军都想保存实力，影响剿匪战事，必须物色一可以统一指挥的人主持军事，他最敬奉神道设教的老师刘从云，于是刘被礼请出任“剿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到任后，驻节南充，自称便于居中策应。其命将出兵，不但要选定时辰，还要指定方向，为一般所未闻。一次命潘佐率部截断红军后路，但又根本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则面临大山，又遇断岩。以电话向其请示，则回话责说，“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请示人员气极，答以“是不是还要临岩舍命”，一时传为笑柄。
赵登禹忠诚果敢，一生勤苦耐劳，慷慨好义，有燕赵豪杰的风度，生得体格魁梧臂力过人，传说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绰号“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躬冒战火，身先士卒，和顽敌死拼，我军士气为之大振。赵不幸身负重伤，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以我挂在心里！”话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二岁。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底。”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啐。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1938年1月，蒋介石到河南开封主持军事会议，责问韩复榘不发一枪之罪，韩顶撞蒋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蒋声色俱厉，“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发出了“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他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张自忠死前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起意“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敌 4万多、4万余、5万多的胜利。薛岳受到蒋介石嘉奖，美国总统杜鲁门为薛岳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抗战期间，魏德迈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中国军队多有指责。例如他坚决主张兵员的给养，一定要使每人每日有三千六百卡路里的热量，所以每人每日必须吃肉半磅，黄豆或花生米四分之一磅及少量奶制品、水果、油盐等。当时何应钦曾以“中国人从幼不必吃肉，只吃饱就行了”，俞飞鹏曾以“补给鲜肉为难事”来推诿，都遭到魏德迈的驳斥，魏说，“最好你们留着肉给日本人来吃。”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1944年夏，中日会战，蒋介石要方先觉“死守衡阳”，日军两次攻城失利，乃调重兵围攻。到8月6日拂晓，日军突破阵地，拥入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等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说，“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鱼（6日代号）。”蒋介石给方先觉等的答复是：“祝上帝保佑你们！”“鱼电”后第二天，即8月7日晚上，方先觉等决定投敌。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1947年，龙云最忠实的部下张冲投向共产党，新华社播出这条消息，蒋介石为之大惊，立即责备龙云说：“张冲是你的部下，你要负责。”龙云回答说：“不错，张冲是我的部下，那么请问，林彪也是你蒋委员长的黄埔学生吧，为什么林彪也会反对你蒋委员长呢？这又该谁负责呢？”
四十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强迫市民把金子银子兑换金圆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黄绍闳问薛岳，“如果小蒋硬要你把金子去兑金圆券，你怎么样呢？”薛岳开口就骂，“丢那妈！我们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挣得这些金子，如果兑成了转眼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以后我们吃咩也？他敢来，我就开机关枪打死他。”
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通过北平防守大计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要蒋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蒋于是不顾北平防务大事，飞往上海，傅作义，因此对蒋更失信心：“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蒋介石独裁，虽下野仍控制军政大权，宋希濂唯蒋命是从，招致何应钦不满，在电话中二人争执起来，何气愤地喊道：“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宋答道：“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完把电话挂了。何气得面色发紫，立即去李宗仁处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种侮辱！”李宗仁亦无可奈何。
杜聿明和黄维同为中共战犯，在狱中表现大为不同。二人都想有所建树，杜聿明想发明"无极发电机"，黄维则要发明"永动机"，黄维的计划得到公安部领导批准，试验成果交由郭沫若的中国科学院签定，结论是属于空想，予以否定。但黄维仍坚持试验，结果在很长时间里受批判。而杜则主动收回自己的空想。他们都想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但黄维坚持试验，并做出许多对自己不利的事，直到 1975年才最后特赦，比杜聿明晚了十六年！时人以为杜比黄要灵活。在战场上也如此，杜是有名的"撤退专家"，黄是军事上的"书呆子"，掉进了共军的"口袋"还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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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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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第五（一）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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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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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革命第五（二）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困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宇。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剧。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者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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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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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革命第五（一）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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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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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
革命第五（二）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困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宇。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剧。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者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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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白
-- 发布时间：2006-2-3 13: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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