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千年错看史

中日千年错看史

一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盲目轻视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 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魏齐王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 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 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 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 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 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 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 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 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 《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唐玄宗天宝十二 年（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 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 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 “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 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 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 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

        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 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 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 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 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 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 日关系史》）

        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 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唐玄宗开元二十 三年（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 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 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 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

        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 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 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 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 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 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 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 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 的起源。

二

        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更为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 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 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 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 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 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 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 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 耳。”（《明太祖实录》）

        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 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 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 敬，主动称臣纳贡（有史家指出他的动机在于意图取天皇而代之，故需要明帝国的支持）。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廷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 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 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 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1406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 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

        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 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 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 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1468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 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1496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 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 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 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 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 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 途”。（《明经世文编》）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 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 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 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 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 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 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 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 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 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 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 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 黩武狭隘。

        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 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 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 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 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 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 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

        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 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 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 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

        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 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 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 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 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 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 “绝约闭关”异曲同工。

        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 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 “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

        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 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 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 “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进入清朝，中日两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来说，由于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清朝亦在后来实行海禁，双方的接触远没有明朝密切。易惠莉认为，“有清以来二百年间中日两国政府关系隔绝，除维持对双方均有需求的长崎贸易外，两国再无任何政府和民间的交通渠道，从而日本成为清代中前期对外关系中唯一的例外。”（《清代中前期的对日关系认识》）

和明相比，清的日本认识最大的转变是跳出了朝贡体系的圈子，即承认“日本于中国是在朝贡体制外的特殊国家”。（易惠莉，同上）此前的元、明定国之初都曾向日本遣使，要求日本奉贡称臣，清则一直无此做法。

满清马上得天下，对相对陌生的海洋事务，态度尤为保守闭塞，这不足为奇。另外，明郑势力覆灭后，满清大力经略的是漠北、新疆和中亚内陆，锁国时代的日本亦未曾对其构成直接威胁，双方相安无事。唯一的潜在问题是琉球。萨摩藩在明季入侵琉球后，虽由德川家康将琉球国王送还，但琉球实已沦为萨摩操控的傀儡政权，仅在名义上仍为清朝的藩属。1649年，顺治帝遣使往琉球，萨摩藩就清廷倘若提出剃发易服的要求如何对应询问江户，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受。为了蒙蔽清廷，以免惹火上身，萨摩采取了诸般欺诈手段：当清廷来使抵达，便暂时掩盖撤除萨摩在琉球的存在；萨摩驻琉球官员不干涉琉球政权的人事、祭祀等重要事务；颁布《对唐人应答手册》等书籍，要求琉球人在遭遇清人或漂流到清帝国时懂得遮掩应对，必要时可以把有日本有关的事物统统抛弃……（参见刘晓峰《琉球，一八七五》）这些做法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侵略琉球的实情曝光，导致和清正面冲突。在明清时期的中日交往中，以萨摩为代表的九州强藩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江户幕府虽然锁国，但萨摩能通过隐秘控制东亚海上贸易的枢纽琉球，继续从中获利。

不过，与明一样的是，清亦对日本没有多少认真了解的愿望。很难想象，清会对萨摩在琉球的作为一无所知，只是仍采取了一种近乎自欺的立场。然而，假如说明朝的对日态度是受缚于“华夷秩序”和“朝贡体制”的主观想象，那么，清朝的态度可能恰恰相反，即意识到了“华夷变态”的现实，已令中国丧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核心性和优越感的存在前提。

宋元交替以来，“华夷变态”观念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但基于复杂的原因，这一问题直至当代中国也很难得到深刻而坦率的探讨。易惠莉在文中指出，清中前期的中国士大夫们一方面继承了对域外知识缺少追索兴趣的性格，另一方面，中国“由夏变夷”的现状使他们在面对抓住了这点痛处的日本时，往往会感到别有一番难堪的滋味（参见葛兆光《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进而更加减弱了与日本打交道的意愿。易惠莉文提到的大儒朱彝尊便很有代表性。他不顾“日本职贡不修”的真相，仍把日本列为“属国”，而对日本史籍《吾妻镜》，更想当然地把“吾妻”理解为某个岛屿（迄1884年，文廷式才从来华的日本学者冈千仞处得知其指称关东地区的真实含义）。

中日官方的再次直接正式交涉，要等到1870年的日使柳原前光访华。在西方势力深深涉足东亚的新政治格局下，清如何来处理中日关系呢？曾国藩提出：“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越南、琉球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样力主签约的李鸿章也认为日本向非中国属国，不奉正朔，与朝鲜、越南不同，因此应“羁縻之”，还有与日本联络共御西方列强的想法。翌年，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修好条约》，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这一事实表明，尽管中国仍视日本为小邦，但终于公开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在西方国家带来的外交规则冲击下，（纵然是不情愿地）承认了日本是与中国地位同等的国家实体，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参见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

对日本与中国历史关系的判断，表明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务实观点。可是，以知洋务著称的他们并不清楚，日本国内此际已是“征韩论”甚嚣尘上，吉田松荫等还提出了“北割满州，南据台湾”，即将中国、朝鲜视为日本崛起的侵略掠夺对象的战略，最终成为了日本的国策。

非但李鸿章寡闻，石晓军在《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描述了彼时清人对日本的认知，颇多好笑的案例。浙江陈其元在1874年写的《日本近事记》中称明治天皇还政是“篡国”，更呼吁“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进逼倭都”，帮助幕府恢复旧制。石晓军指出，陈其元痴人说梦般的狂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对日观念。”

接下来的二十余年内，日本一面改革自强，一面在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和介入朝鲜等事件上，处处挑战中国，特别是琉球置县与强迫朝鲜签约，树立霸权之意昭然若揭。但是，清朝方面依旧浑然不知日本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对其处心积虑和实力增长不加在意，主流看法还满足于对“弹丸小国”的盲目轻蔑。在国际交往的实践中，清廷屡有将日本置于比西方列强低等地位的轻侮性做法，空洞的征日说竟也一度甚嚣尘上。到了甲午战前，中方由上至下，主战派群情汹汹，大有灭此朝食、夷平东京的骄狂。结果，这种骄狂很快就被海陆战场的全线惨败证明了是何等的虚妄。

在清代，对日本具有确实了解的中国人并非没有。易惠莉提及早在康熙年间，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官员郁永河就在所著《海上纪略》中写道：“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他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社会习俗都有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识，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和著作都只有无藉藉名的命运。清季注意到日本的第一位清醒者是曾任驻日使馆官员的黄遵宪，他完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日本国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有价值的日本研究专著，然而，此书的出版却拖到了清被迫割地赔款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甲午战败后，清人对日本的看法一下子发生了重大转变：东瀛岛国一跃成了足为样板的“老师”。殊不知中日两国本质迥异，原不能简单的照猫画虎。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马里乌斯－詹森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份子移民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可是，有证据表明，“中国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后来曾任司法院长的同盟会元老居正是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但据说他的日语水平不敢恭维，反不如曾陪伴他在日生活的妻子。（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特意挖苦了这些连日语都不会的中国留日学生们。）留日学生的水准低下原因复杂，但和其庞大人数相比，尤显问题之突出。美国学者任达指出，这种蜂拥留学日本的现象背后，暗示着把日本当做“垫脚石”，“使用后便遭抛弃”的理念，而“这种态度对近代中日关系牵连极大”。他认为中国人从内心深处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说明了并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中国的这种态度“一直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东渡者虽众，但用戴季陶的话讲，实利主义和自大思想这两大害，使他们不曾“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特别提到描写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指出即使是对日本社会黑暗面的观察亦“肤浅而错误”，而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是很普遍的”。

另一方面，甲午之战意味着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开始成为中国一个无法躲避的利益觑觎者，而中日关系也逐渐变为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部分。留日的陈天华在《绝命书》中写到：“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但是，与其说如何处理对日关系让中国人感到迷惑，还不如说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景的懵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军神尾大佐率代表团访华，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神尾对张称甲午战争“彼此俱误”，而在“西洋白人日炽”的形势下，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同教”，应该加强联络。（《张文襄公全集》）神尾的说辞带有明显的哄骗色彩，其意在于为在华继续扩张殖民权益营造遮掩的幌子。可是，此等谎言竟为张之洞所相信。一代名臣这般天真，实在可笑，究其原由应当还是对日本的无知。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提及，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仍蔑视日本为倭，将日语模糊地称为东文”。张之洞在轻蔑中夹杂推崇的复杂心态，可以视之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主流看法。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盲目情绪混合一处，结果是无论轻蔑或推崇都全无理智可言。但张之洞的幼稚非其个人特例，清季很多中国人都相信所谓“黄白种争”之论，并因此抱有中日合作的幻想。章太炎在1897年的《亚洲宜自为唇齿论》里，称中国可以依赖的国家惟有日本，甚至连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也被视为俄国压力下迫不得已的“自救”。此类观点一度颇为流行，上海《申报》刊登于1899年的一篇评论，还鼓吹与日本结盟，而日本未尝不为发动侵华战争感到忏悔，所以一定会接受中国的建议。（参见伍国《亚细亚的孤独者：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自我认同》）以上诸般与虎谋皮的愚蠢观点，已经濒临滑稽的地步。但这种荒唐幻想的流毒很长，罗志田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文中以后来胡适的心路历程为例，点破了此一观点的可笑：日本人虽也主张“黄白种争”，却只是利用它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因败弱的中国要在“黄白种争”中服从日本的领导。

一战爆发之后，以二十一条事件为标志，中日关系彻底结束了表面上较为和缓的时期，转而不断恶化。日本加强了对华的打压和干涉，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仇恨则与日俱增。不过，对于凡和日本沾边便一味排斥反对的做法，戴季陶称之为“智识上的义和团”。这种情绪化的极端趋势，和日方互为促动，最终令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战争。（参见美国学者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

戴季陶的那本《日本论》，至今仍堪称研究日本的佳作，也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重视好评。可问世近八十年来，中国人的类似著作尚未有与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显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无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在中国素以象征文化水准与社会良知闻名的媒体《南方周末》发行了纪念特刊，其开篇社论的第一句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来属于中国的朝贡体系”，论者显然不具备对日本历史的基本掌握，却满怀民族主义的亢奋。此等谬论堂皇刊载于影响力甚巨的主流传媒，给受众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以最早直面西方的“新人”之一的王韬为例，指出他对日本自相矛盾的变化观点，时而赞美时而痛斥的反复，来自于中国人“一种赞赏、妒忌和鄙视等混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便产生了“既爱又恨的深刻矛盾感”。而究其原因，易惠莉对清士人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实情面前的精神状态的评语，仍旧是极为恰当的：“不能坦然面对”。这个评判之后一直到现在，还能普遍适用于中国人的对日看法，特别是在经历了残酷的八年全面战争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二十多年的外交隔绝之后，以及在今天自诩国力日渐强盛的社会氛围之下，“坦然面对”似乎愈发困难了。

四

日本人看中国的情形，则刚好和中国看日本相左。若说中国看日本如同只见粗略的树干影子，不在意它长出了何等样的枝叶；那么日本看中国就是盯住了细支末节，全力钻入牛角尖，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概括与结论。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中国疆域之广袤，社会之繁杂，令日本人容易陷入细节的汪洋大海；二是中国历史绵长悠远，进入近代以来变动剧烈，使得日本人常常在昔日与当下的中国之间不知所以。

从唐代起，日本就极其在意搜集中国的各方面资料，钜细无遗的程度简直比中国人自己还要用心。唐人记载日本留学生回国，多是倾囊买书；遣唐使更是广泛着手，力求将唐朝各个领域的最新情报迅速反馈日本加以效仿。石晓军的《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对此有详尽的介绍，并且总结出日本对唐观察的最大特点莫过于“细致”。日本中国史巨擘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里屡屡提到，某朝代某典籍“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失传，但我国仍有保存”，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日本对中国资讯的博收广揽。直到江户时代，著名学者藤原惺窝仍主张：“异朝（中国）之事，诸事宜知。”在锁国的大背景下，虽然只有长崎作为中日贸易往来的唯一地点，但日方仍通过各种方式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以“唐风说书”呈报幕府。故此，清浙江督抚李卫在呈雍正帝关于日本的奏折中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还聘用具有法律、军事等专业知识的中国士人。

这种重视中国情报的传统在日本由来已久，就造成李卫所说的“伊要得内地之信颇易，而中国欲知其的耗实难”。黄遵宪后来在《日本国志》的自序中说：“昔契丹国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用来形容日本和中国的相互讯息把握状况可以说非常恰当。

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留学生大批赴日的同时，日本人来华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特别是清末民初，日本人可以自由往来中国，无需签证审查，所以他们的履及之广，游历之久都远胜以往。今日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讲到川西雪山，亦承认中国现在出版的地图与实际地形不相匹配，而日本人在二十年代画的地图竟画得丝毫不错。有关抗战的中方史料中也可见到中国军人的感慨：日军侵华期间的军用地图，往往比中国军队所用地图更加详准。近年，中国发生多起日本人来华非法测绘的案件，可见其传统之一脉相承。

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这种“中国主题”的热闹于今亦然，然而，戴季陶所说的数量，似乎并没有造就相等的质量。对中国细节情况的大量掌握，非但并未有助于日本对变迁中的中国有深切完整的认识，反倒常常衍生了危险的误解。1862年，高杉晋作等日本武士受命前往上海，是为明清交替以来的首次正式访华。高杉等人写了不少旅行见闻，记录相当详细。此后，一些来华的日本人也写有类似的游记、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围绕中国的负面现象落笔，举凡军队的羸弱、市面的脏乱、经济的凋敝和民众在西方人欺凌下的怯懦，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们所写固然是中国混乱的现实，但被大量的阴暗细节占据了视野，更由此得出小觑中国的结论，未免为日后日本人的中国认知开启了一个不怎么样的篇头。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研究中国文学而闻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实。竹内实发现，在日本作家以中国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领域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越是想掌握中国社会的内存机制，越是收集细节的事实，其作品却越是概念化，人物也越发生动不起来。这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确实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这种被细节扭曲，自以为了然洞悉实则谬误千里的心态，在国家政策层面引起的错误后果要严重得多。

日本人的细节迷思，加重了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本质变化的盲目。而拙于应变的毛病，本来便是日本人对华错误认识的又一个致命痼疾。

竹内实认识到了此节。他提到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很喜欢《大铁椎传》，访华时曾去辽宁的汤岗子温泉，时值夜晚，夏目不禁念起“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的一段话；而另一位日本作家小林秀雄参加了侵华战争，他写道：“在中部支那刚刚打完仗的地方，我望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禁不住自问：自己了解那些人吗？而那时我为自己感到惊讶，因为我只能想到例如在学生时代学到的《诗经·桑柔》编里那样的句子。”从这些例子，竹内实认为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的经典“已经如何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也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在古典的、理论的中国和当前的、现实的中国之间是如何的难于把握。

以“万世一系”自傲的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无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要知道那是一场空前深刻、广泛、剧烈的变革。日本人面对这一进程正在进行时的中国，不断地陷入以旧眼光、老看法来生搬硬套新事物的困窘。

在对华认知的僵化偏执方面，驻华日军（以陆军为主）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研究的对象。他们人数不少，分处中国要地，尤其是对日本国内的政策、舆论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他们几乎无人认识到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与其意义。前面述及的神尾大佐，与日后主管中国留学生在日军事教育的福岛大佐，在任达的著作中都被称为“支那通”，这个称号也属于此后的土肥原等日本军人，可他们“通”在何处？他们有的曾在中国长期居留，结识诸多中国军政要人，但这究竟是否就算得上了解中国了呢？不妨举一个例子。臼井胜美教授在《日中外交史/北伐时代》中写道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少将“是日本陆军中驰名的中国通”。这位“中国通”在1927年初写了一篇表达他对中日关系基本看法的文件，说道：“处身变幻出没、离合聚散，不可捉摸的中国政局，不罗列虚构的议论和无从实行的美丽辞句，而应以建国以来日本帝国的神道亦即以八弘一宇、恢宏天业为宗旨……为确立如何使中国均沾王化的具体方案，必要时当干涉其内政，并以强大的武力为背景，举凡妨害天业者应为铲除，断然向王道迈进。”

1927年是中日关系朝向恶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像齐藤恒这样的“中国通”军人，是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从他的以上言论，不难看出他的“以不变应万变”是何等荒诞。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但固执坚信一切在皇军武力威压下不值一哂，实为对此变化本质的无知。齐藤恒之流绝非个案。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写道：“支那是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土匪的国家更恰当。”另一位对日本战略决策有过重大影响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则称：“支那人果然能建设近代国家么？对此颇有怀疑。我深信，在我国维持治安之下，谋求汉民族之自然发展，方可为彼等带来幸福。”（参见读卖新闻社《检证战争责任》）

参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中国是社会而非国家的看法，在讨论西风东渐之前的传统中国状态时自然有其价值。但自清末起，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兴起，也不断推动着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对此，日本军人们的态度是蔑视和漠视。五四之后，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进入新的高涨阶段，与日本在华利益发生愈发严重的直接冲突，驻华日军也变成一个对中国的“反日”浪潮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很容易看到无数足以证明中国羸弱但反日的细节，却从不看到这些细节是日本对华暴力对抗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也从不看到中国在变动背后蕴藏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巨大能量。此二因素交织，令他们的反应迅速滑向非理性泥沼。

1935年5月，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在给参谋本部的电文中称，中国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回避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并得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其改变了政策”的结论。此前的年初，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已经全面阐述了国民政府希望缓和双边关系，但不能无原则退让的对日政策。而驻华日本军人的看法，从中国存在“反日”政策的前提，到其“日渐增长”的结论，完全没有准确度。同年9月，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称国民政府“仍不停止暗地里的反日工作”，甚至妄言蒋介石会与苏联“结合”，“妨害帝国政策”。《读卖新闻》在2006年出版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中，专门提到了这些驻华日军的“支那通”们，直指他们既是侵略中国的“尖兵”，也是将日本导向战争之路的重要祸首。

针对这种对华偏激论断导致的政策失误，日本某些外交界人士在战后亦追悔不已。代表日本签订降书的前外相重光葵历任驻上海总领事、驻华公使和驻汪伪政权大使，在华外交经历相当完整。他在战后写就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错误，就是未能洞察到中国在一战后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始终不曾改正短视操作与暴力胁迫的手法，最终铸成大错。另一位曾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的外交官石射猪太郎主管过对华外交，他在战后写有《外交官的一生》一书，亦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是出自对中国彼时国内情势的错误判断，漠视中国的民族自觉、国力增长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内涵。综合他们的观点，一言以蔽之：日本未能理解中国的“变”。

五

过度沉湎细节，不能与时俱进，这可以看作日本人在错看中国上的“技术性”因素。如果要进一步从立场上分析，则必须指出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根源：日本人的华夷观念。

关于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伊藤一彦在《战后日本对中国印象的变迁》中指出，明治维新以前或可称为“敬仰期”，此后至二战则为“轻侮期”。但是他发现，即便在“敬仰期”内，也产生了极力否定中国文化影响的国粹主义观念，而在“轻侮期”里，“对中国古典热烈的崇拜”依旧存在。这个现象的根源，还是要到“华夷”观念上去寻求答案。前面已经谈到日本在对唐交往中的“华夷”观念的滥觞，事实上，在东亚引进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之前，国族认同基本上是以“华夷之辨”的形式存在的。对于中国，日本“华夷论”的极端会指其为“夷”，温和者虽承认中国也算“华”，但对日本不像中国频有“华夷变态”的危险而骄傲。中国的两宋时期，先是与“夷狄”的辽称兄弟，再向金称臣，最后为元所灭，在日本人看来就是一系列的“华夷变态”。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在日本对华态度的表象性变化背后，一以贯之的正是逐渐强化也愈发僵化的日本中心的“华夷”观。

《明诗综》中，录有日本使节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一诗，很有趣也值得分析。该诗云：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蒭清酒，金刀脍紫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对自己才是“华”文明保有者的自信。然而，洪武帝本来就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日使的这番表白当然会令他“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梁章钜《日本》。但洪武帝欲征日的说法或言过其实，参见前述）以此观之，日本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观念已经非常顽固，竟至不顾明帝国截然不同于蒙元政权的汉人王朝性质。

明清陵替，对日本的“华夷”观念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不能忽略流亡日本的明移民朱舜水等人的影响）。学者山鹿素行的思想变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早年原本推崇中国文化，称“汉土之所以称中国，是居天地之中”，中国“圣人君子世兴，仁义忠孝之说行”。但在43岁那年，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对中国改持贬抑。那年是1665年，南明永历帝在两年前遇害，尽管台湾郑氏仍用其年号，但明朝已经彻底覆亡。山鹿素行的突变，应当不只是一个巧合。在批判中国的同时，他把日本称为“苇原中国”，并强调“人有华夷”，日本应是四夷来朝的“神国”。山鹿所代表的由“华夷”进而“神国”的观念，对日后的影响甚巨。（参见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黄俊杰的《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中除了山鹿之外，还提到了浅见炯斋。他提出“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中国由最初的地理性概念，变成了饱含文化优越象征意味的政治概念。黄文引用《战国策·赵策》一段关于“中国”的表述最为详尽：“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依此逻辑，不论地理所在，一个确信自己“知《春秋》之道”的国家就可以自称中国。

西方势力插足远东之后，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下，东亚被迫作出转型的回应，而日本充分利用的固有思想资源之一就是传统的“华夷之辨”。尤其是在对中国、朝鲜的政策上，“华夷”观念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个“华夷”的概念摈弃了衣冠礼乐的传统内容，将它置换为“先进/落后”、“文明/蒙昧”、“理性/野蛮”的二元对立范式，而中国与朝鲜被彻底置于“夷”的地位。甲午战争的胜利，台湾、朝鲜的扩张，在华殖民利益的扩大，日俄战争后跻身列强的一系列成功，都让日本的对华看法越来越囿于“华夷之辨”的狭隘见解，这就理所当然地讲日本人的眼光凝视在中国的阴暗细节之上，亦对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动视而不见。无论是福泽喻吉的“中朝恶邻”论，还是北一辉的“保卫亚洲盟主”论，其实都以日本式“华夷”观为基调。即使直到今天，曾任外相的麻生太郎、著名右派石原慎太郎等人对中国的种种评判，仍然不脱“华夷之辨”的老路子，只不过将“华”/“夷”的分野套上了所谓“民主自由”或“市民社会”的帽子。

吊诡的是，不管怎样鄙视当前的中国，日本终究无法根绝其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血缘关联。在连天皇的帝号都要来自中国典籍的背景下，“神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必须对古代中国文明保持尊崇和敬畏，此际却又对近代以降的中国加以轻蔑排斥，这个古怪的“华夷”体系便在悄然之间发生了不可遏止的分裂。这是近代日本对华观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日本人所了解的中国之古，又往往来自书籍和转述，本来缺少实际印证，分裂的倾向亦越发加剧。结果，在时间、空间的两个维度内，日本人看到的中国都宛如碎裂镜子折射出的景象，真实的中国便消隐得越来越远。

当然，在日本人当中，头脑清醒者也仍旧存在。日本虽然在甲午之役战胜，学者胜海舟却在《冰川清话》中写道：“支那也有支那的长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而已……如果以二三次战争的胜利而对支那以轻视的态度的话，那你就不了解支那……支那人从古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发达的民族……支那政府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在日本举国若狂的氛围下，胜海舟的看法正如中岛岭雄所评价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他对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的敏锐洞察及融合的产物”。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跌宕，又有人作出了进一步的反思。战后曾任进步党干事长、厚生大臣的鹤见佑辅坦率地说：“……对自己触动最大的，还是古代日本民族对支那的强烈敬慕之情，以及近代以来全体日本人对支那无法掩饰的轻蔑态度。我们必须正视对古代支那的敬慕与对近代支那的轻蔑两种态度之间的强烈反差，因为这是两国国民重新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他得出的反省结论是：“我曾以观察日本的眼睛来看支那，并嘲笑过支那。如今当我以观察世界的眼光来看，则觉得相当惊心动魂。对此，自己也深感奇怪。支那并非是日本，那是一个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与人生观构成的国度。支那对日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家。很久以来，我错误地以为了解支那，其实并不懂得它。”不过，胜海舟与鹤见的这种态度需要独持己见和自我检讨的高度勇气，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社会特性，似乎注定难以得到公众普遍的共鸣。

结语

正如黄遵宪、戴季陶在中国的知音寥寥，胜海舟、竹内实式的人物在日本也属于少数派，这是当下尚且不易逾越的冰冷现实。两国之间彼此错看的痼疾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想要治愈更非易事。所以，在两国各自的对外关系中，尽管长年打着“睦邻友好”的旗号，中日关系和日中关系却向来都可谓最复杂、最棘手、最微妙。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各自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加上政治道路的歧异和国际形势长期隔绝，给清楚地理解对方造成了新的困难。具体体现在两国关系从七八十年代的“蜜月”到九十年代至今的“低谷”的重大转折，与之相伴的是两国国民彼此观感的负面比重逐渐上升。除掉因冷战及冷战结束导致的国际环境嬗变的外界背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的政治家、民众始终都没有建立起关于对方的正确认知，而一旦交往骤然频密，距离迅速拉近，种种不如所愿的不满、失望、误解全都应运而生，最终由云里雾里的“相亲”一步步走向了眼睁睁地“相厌”。

在此应当提及的是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留学、移民日本的浪潮，然而，这次浪潮中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起近百年前的先辈还有不同。大多数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因而乐于成为滞留日本的外来劳动力，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交流贡献不多。一些人更因其犯罪行为，成为令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急速恶化的一大缘由。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人因美国文化征服和教育内容变革等种种原因，也使他们不再如前辈那样熟知中国古典文化。尽管古典中国的影响对日本人理解现代中国时可能是一个负担，但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知识减少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乃至连肤浅的了解也无从说起。在较为引人瞩目的历史教育领域，双方自说自话，出现了胶着的互有攻防局面。必须阐明的是，历史教育的误导决不是日本或中国任一方单方面的问题。茨木智志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的相互认识》中，通过对两国教科书涉及对方内容的分析，得出“日本是为了现在的日本教授中国史，中国是为了现在的中国讲授日本史”。日方讲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伟人，而中方则注重于日本近现代的侵略。无独有偶，谭汝谦教授亦在《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学的看法是“厚古薄今”，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则“厚今薄古”。这种错位现象，与前述的两国彼此误读可谓一脉相承，绝不仅局限于思想、文学和历史教育的理论层面，而是渗透了两国上至官方下至民众的现实生活。

中日两国皆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在地缘上的唇齿相邻不可更改，因此，建立彼此间的正确认知是理所应当的大事。然而，这个千年痼疾的根治需要双方彼此正视的尊重，协调配合的默契，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求同存异的宽容，以上条件暂时都不完备，所以教人无法以乐观待之。或许，不论未来究竟往何处去，都是中日两国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