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慎:李立三夫人李莎的中国情结

李立三夫人李莎的中国情结 

期盼已久的《我的中国缘分——李莎回忆录》终于展现在读者面前，我有幸在短时间内拜读一遍。书的内容跨度很大，涵盖了近一个世纪，文字精练简洁，生动反映了李莎那辛酸苦辣的传奇人生，同时也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半个世纪前。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原籍俄罗斯。1914年3月20日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一个贵族家庭，1931年在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毕业后，自愿赴苏联远东工作。1936年与李立三结婚。来华后，李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1964年加入中国国籍。

我与李莎的相识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次偶然机会，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从相识到相知，经历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虽曾中断过一段(指“文革”十年)，但我们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我从她身上发现了很多亮点，感受最深的就是她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她十分热爱中国。

1955年2月1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成立大会上，中三办主任李雪峰同志在向大家介绍副主任李立三、高扬之后，李立三主动补充介绍说“我就是那个在党的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的李立三……”。当时，全场的人特别是我这个刚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的小青年都为之震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

1957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满回到机关，一次到李立三家里去送文件，偶遇李立三夫人李莎。当时相互道了一声“您好”。这是第一次与李莎相识，知道她是苏联人。

阴差阳错，没想到几年之后，196C年11月，我被派到李立三身边工作，直接为李立三服务。李立三是中央高级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又是“洋人”，很自然地对他们产生一种敬畏之心。我的任务只是为他们服好务，保证不出任何差错。与李立三特别是与李莎，不可能有更多交流。

但在之后的半个世纪的交往中，使我认识到李莎是一个无限高尚的人。

为了更多地了解李立三、李莎夫妇那坎坷的传奇人生，1993年初夏经取得李莎同意，我住在李莎家里对她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访谈。李莎向我全面介绍了她与李立三从相识、相知到结为终生伴侣、患难与共的传奇人生。对我来说，完全如同上了一堂生动感人的革命传统教育课。

李莎说，她与中国的真正缘分是从1931年她17岁在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远东伯力开始的。在那里的“唐人街”认识了一批革命者——中国侨民，在那里工作中第一次看到了“李立三主义”这个名词。

李莎说，她第一次与李立三相识是1933年她从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在中国朋友杨松的家里。这次相识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转折，这是引导她走进中国的关键一步。

李莎说“两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生活经历，又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到一起，谈情说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对立三的深入了解，他那非凡的经历，使立三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甚至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拿他跟周围的那些我最钦佩的人相比，他也显得鹤立鸡群。但是，真正引起我对他爱慕的还是他那豁达、质朴的性格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当李立三把他前四次婚姻如实地告诉李莎之后，李莎说：“我相信他绝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玩弄女性的轻浮男子。他所经历的一切，不仅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与他的职业革命是密不可分的。”

就在他们结婚后不久，李立三身处异国他乡，因受王明、康生诬陷，成为苏联专政机构的阶下囚。而李莎却能顶住强大的政治压力，毅然拒绝和李立三划清界限，使她失去了共青团团籍，她还冒着严寒，跑遍莫斯科的监狱，才找到李立三，并想方设法去救助他。正是这种忠于真理、忠于爱情的高贵精神把李莎与李立三永远连在一起。

1960年，李立三在致中央的信中曾经写道：“李莎和我结婚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政治上不好的问题。特别是她到中国来以后，十三年多，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她非常信服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在此后近五十年的实践中，李莎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李立三当时向中央的承诺。

我第一次对李立三夫妇有较多的了解是1961年春，李立三派我去给邓小平送一封信时主动告诉我的。他说了此信的基本内容：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央要他与李莎离婚。他不接受中央的决定，并向中央说明他不与李莎离婚的原因。当时，他含着热泪向我吐露了他于1938年在苏联坐牢时李莎到处寻找他的简单过程。李立三说“我们真是一对患难夫妻。”

从此以后，我开始了解到李立三面对着在维护他与李莎的夫妻关系问题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人对他提出了诬告，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他不断给康生、周恩来、陈毅、帅孟奇大姐等人写信，还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申诉，据理抗争。最终以李莎放弃苏联国籍、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才使“离婚风波”暂时得以平息。

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夫妇受到林彪、江青和康生的迫害，诬称他们是“苏修特务”。李立三惨遭迫害致死并被永远开除出党。李莎和两个女儿同时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小女儿留下终生疾病。面对专案组无休止的审讯，李莎认为，这只不过是1938年李立三在苏联被监禁的重演。她始终拒绝承认有罪，并坚信未来将会还她一个清白。李莎被拘押了八年，又被流放软禁在山西运城三年半。4000多天的孤独生活，把60多岁的李莎变成满头银发。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夫妇公开平反，恢复名誉，李莎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李莎心目中，李立三是一个好人，她没有嫁错人。

我在李立三身边工作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李莎要维持好一个跨国婚姻的家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莎同李立三与前妻生育的几个子女，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密切和谐关系。在对这些子女的工作、学习方面同样给了亲密的照顾。所以，年龄只比李莎小4岁的大儿子李人纪见了李莎也都尊称“李莎妈妈”。她还把李立三的侄子女接到北京．住在自己家里，视同自己的子女，供他们在北京上学。……要维持好这样一个“国际大家庭”，的确是少见。

当中央决定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后，在如何对待李立三与前妻生育的几个子女问题上，李莎考虑到他们的父亲把一生献给革命，没有时间照顾儿女，他们得到的父爱非常有限，而受到的牵连倒不少，现在应该给他们一点点补偿才对，特意按中国的有关风俗，让长子李人纪在入葬仪式上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其他子女按大小排列，紧随其后，不分亲疏。连中央发给的i000多元抚恤金，也平分给所有子女，是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因此，得到众人好评。据说，帅孟奇大姐曾经夸奖道“李莎虽然是外国人，但很懂得中国传统，善于把一家人团结起来。”李莎听到帅大姐的夸奖，深感欣慰。

李莎十分钟爱自己的俄语教学事业。

1946年10月，李莎在莫斯科惜别了亲人来到中国，便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到中国之后，李莎先是参加了中共中央批准在李立三家里成立的俄文编译小组的校审工作。从1947年起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开始了她在中国的俄语教学生涯。1949年4月进入北平，家还没有安排好，没有固定的住处，她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工作问题。

还在香山住的时候，李莎就开始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做一些培训，年底就到北京俄文专科学校任教，后来逐步演变发展为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李莎从山西回到北京不久，就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但因对她的政治结论(1975年原中央专案组结论为“苏修特务”)还未重新作出，暂时还无法回北京外国语学院上课，她就主动利用空闲时间帮助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审订了《俄汉同义词词典》。1979年9月新学年开学第一天，李莎就走进了她所熟悉的北外教学主楼，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继续她中断了13年的教学生涯。

李莎说：“1980年3月20日(注：中央给李立三举行追悼会为李立三平反昭雪的日子)开启了我一生中的崭新阶段，我最珍惜的是落实政策后给了我继续工作的机会，我能把余光余热献给我心爱的俄语教学事业。除了直接给学生讲课以外，还参加‘文革’以后第～届研究生的培训和全国俄语教师培训及教材、辞典的审订，参加了《周恩来选集》的俄文版的审订等许多工作。”直到1996年82岁时，她在讲台上因大面积心肌梗死，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经北京友谊医院医生的全力抢救，逃出了死亡的魔爪，但她不能重新回到讲台，无法继续工作了，不得不退休。

李莎把她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的俄语教学和翻译工作，为新中国和部分兄弟友好国家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俄语人才，他们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的外交、外贸、国防、科研和教育战线上，桃李满天下。

李莎在被监禁期间的一切磨难都丝毫没有动摇她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李莎恢复工作后，恰逢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她仿佛焕发出第二次青春，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重新投入到她所热爱的俄语教学事业，在为国家培养出新一代俄语人才的同时，也为中俄友好做出了贡献，得到国内外各方人士的高度评价。

李莎说：上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中俄人员交流日趋频繁，我的社会活动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经常参加中俄友协、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等单位举办的各种友好活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在家里接待来自各方的俄罗斯友好人士。有人把我的家称作“俄罗斯俱乐部”。我能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中俄友谊桥梁添几块砖，并为此受到中俄友协和俄中友协的表彰。心里是十分高兴的。1998年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授予她普希金银质奖章，以表彰她在俄语教学方面的贡献；200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俄方根据普京总统签署的命令授予李莎“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表彰她在战争时期的后方工作：来华访问的俄罗斯联邦会议议长米罗诺夫又把“为胜利做出贡献”的奖章亲手别在李莎的胸前。

李莎在“文革”中虽然受到非人的遭遇，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丝毫不减。这充分反映在她专程到西柏坡参观之行。

1992年夏天，李莎在与我的交谈中，提出想到中国革命圣地、我党最后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西柏坡去看看。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充分反映了她对中国共产党、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

我把李莎的愿望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后，省委极为重视，给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工作十分周到细致。李莎说，她对党、对人民没有做什么贡献，省委、省顾委、省政府、省政协对她这样高规格礼遇，关怀备至，表明大家对立三同志的尊重。为此，她一再表示感谢。她说，在石家庄时间虽短，只两天半，但过得非常有意义，不枉此行。

时年78岁高龄的李莎，于7月10日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汽车颠簸(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冒着37度以上的高温来到石家庄，不停息地参观了华北烈士陵园、西柏坡、正定古城、火车站地下人防工程。特别是在烈士陵园和西柏坡，走遍了各个角落，认真听取讲解员介绍，不时提出一些询问，发表一些感慨之词。参观结束，应工作人员要求，她在留言簿上写了三行刚劲有力的俄文字。只是在她大女儿李英男在题词下方译出：“应该了解历史、珍惜历史”十个汉字后，大家才明白了她题词的内在含义。

李莎说，原苏联的一些人，特别是现在的青年人，不仅反对斯大林，甚至连列宁都反对，就是由于他们对苏联过去的历史不了解、更不珍惜。另一些人甚至是对过去的历史有意加以歪曲，这是不能容忍的。她特别强调应该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她说：在我们中国也不能例外，要青年人了解过去的历史，了解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这是血的教训。

回到住地，李莎向我谈了参观感受。她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喜悲交集”。

喜从何来?首先是她从参观中再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伟大。她说：自1946年10月，她来到中国后，虽然从立三同志的革命活动中，对伟大的三年解放战争多少有一些了解。但是，总的来说，了解和体会都不太深刻。这次在西柏坡，她从展览中看到党中央、毛主席在那样一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那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既顶住了美帝国主义的压力，又顶住了斯大林要中国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意见，仅用短短的九个月时间，就指挥完成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全中国的彻底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在是了不起。第二喜是，她看到西柏坡纪念馆陈列品中，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了过去多数展览中的不真实内容。比如，有关王明、林彪、康生等人的展品，都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历史。第三喜就是：关于立三同志的有四个第一。即：正是在西柏坡，她第一次从照片中看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立三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所站的真实位置。当时，立三同志是站在前排毛主席的左边，中间只隔着刘伯承、陈毅两位同志。而过去公开的照片总是把立三同志的像遮盖起来，现在恢复了本来面目；正是在西柏坡，她第一次从有 关资料中看到了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按得票数多少顺序排列的正式中央委员名单，在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三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员中，立三同志排在第十位；也正是在西柏坡，她第一次从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录电影中看到了立三同志在会场中的座位及在会上发言的镜头；特别是看到了在会议期间，立三同志与毛主席亲切交谈的动人情景。这些，对李莎来说，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怎么不令她感到万分激动、高兴，值得庆贺呢?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然，在欣喜、激动之余，很自然地也勾起了她对如烟往事的回忆。

八年监禁，三年半流放，李莎尝尽了辛酸苦辣。在对她进行访谈时，我曾试探着想让她谈谈在秦城监狱中的一些非人遭遇。

李莎回答道：“不管他们对我进行什么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我坚持按实际情况回答，绝不承认莫须有的栽赃，也不诬陷好人。这是我在秦城监狱八年间自始至终坚持不变的立场：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即使在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也绝不说假话。我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早晚会水落石出，重新获得自由。”

这时，李莎沉默了片刻，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这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就不要再谈它了。那是历史的不幸，一个时代的不幸，并非我个人独遇。造成这场悲剧的罪人是林彪、‘四人帮’。由于我和立三在苏联曾经遇到过同样的经历，所以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好在我最终活着出来了，比之已经过世的那些人也算是最大的幸运。我出来后，中共中央为我们全家落实了政策，还我以清白，这是历史的进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克服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过去的一切坎坷和艰难历程，已经结束了，不必再去追忆和痛苦。我们应当向前看。我唯一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能为俄语教学和俄中友好多做一点工作。”

李莎的短短数语，令我敬佩。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八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李莎的健康。在秦城监狱长达2880多个日日夜夜里，没有笑脸，后来也没有审讯，没有人同她讲话。她张开嘴，发现喉咙已经不会发音了；她抬起脚，发现两腿已难迈步。只有在那种逆境下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才知道寂寞多么可怕；李莎日盼丽阳，夜盼繁星，对残酷的现实，无所畏惧，对未来的命运充满信心。

当问到在当时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了您?李莎回答说：“是我的信念。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一直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会弄清楚，我一定会获得出狱。”李莎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坚定的信条：不论在牢房里关多久，我也要实事求是，决不能玷污李立三的清白。我要用坐牢的代价，为李立三洗雪冤屈!

随后李莎又说：“我深信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在中国大地重演。像立三同志这样忠诚正直、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可以为此含笑于九泉之下。而今，我亲眼目睹我国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政治安定，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而无比幸福。出于对立三的爱，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爱，虽历经坎坷，仍无怨无悔、痴心不改、矢志不移，我时刻都以能作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夫人而自豪，以能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而骄傲。我要为我的第二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李莎还时常对子女们说：“党和人民这样关心和照顾我们，是由于你爸爸的原因。你们要时时牢记、珍惜它，好好学习，为党、为人民多做有益的工作。”

在与李莎的交谈中，无时无刻都会感到她对中共中央充满无限感激之情和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

1992年7月，李莎在石家庄曾经对我说：感谢您当时给英娜出的那个主意(指1978年12月我给英娜建议说，你直接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并亲自送到耀邦同志家里去。信的内容就说妈妈年纪大了，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只提一条要求，不提你爸爸的问题)，要不然，我可能最快也要到1980年才能回到北京。我当即对李莎说：我的那个建议，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要感谢的是耀邦同志。要不是他果断决策，当即批示：“先把人接回来再说”，恐怕您还要吃更多的苦。

“这是当然的。”李莎深情地说。一提到胡耀邦同志，李莎更是如数家珍般地列举了耀邦同志对她的关怀照顾：除了直接批准她从山西回到北京外，在胡耀邦的亲自关心下，回到北京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就安排她住进了国务院新的公寓，送回了“文革”中被封存的家什、图书、衣服、用具；……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给她以老专家的待遇和荣誉，每年春节前又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耀邦同志和邓小平等亲自参加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同志举行的追悼会，公开给李立三平反昭雪；从1983年起安排她连续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李莎说：“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我的高度信任，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履行我作为政协委员的职责。我积极参加全国政协教育组、妇女组的工作，提交提案、出访视察，与大家共同讨论研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而受到领导同志的表扬。”

1984年，中央批准李立三的故居陈列开放时，耀邦同志还为李立三故居题写了匾额。

李莎特别动感情地提到：1986年夏，我接到通知，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为来华访问的郭绍堂所举办的小型宴会。杨尚昆、刘英等一些老同志也应邀出席。60年代以来，关于李立三同郭绍堂的接触和交往一直被康生等人当做“里通外国”的主要“证据”。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设宴欢迎郭绍堂时，让我们去参加，替所有因这件假案而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同志画出了令人满意的句号。

就是在这次宴会上，胡耀邦得知李莎在北戴河没有休假的住房，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就通知李莎：北戴河的住房已经落实，她可以前往休假。李莎听到这个喜讯，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她立即亲笔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衷心感谢，信中说：

我知道中国有“草环相报”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以报您和中国党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李莎在支持和参加建设中国的革命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尽管道路曲折，但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始终没有减退。

十分可喜的是，年满95周岁的李莎，而今仍然是思路敏捷、语言清晰、行动自如、步履稳健、十分健谈。她目标明确，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健康发展，取得更大成就。这是这位俄罗斯老人也是中国老人塌美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