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感何在?--纵论中国历史之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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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感何在?--纵论中国历史之杂感.



有个规律叫物极必反,虽然在温床里呆了上千年,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人在蒙古元朝的压迫统治终究起来反抗了。这时的强势反弹使得汉族在亡国80余年后重新建立起一个强大中国政权明王朝。而这一次,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明朝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长的统一和平时期262年,远远超出鼎盛唐朝截止安史之乱的125年和平时期,如果不考虑西汉东汉之间的新朝和绿林起义,明取得的和平时期甚至跟整个汉朝的264年一样。毫无疑问,跟刘邦这种大流氓一致的是朱元璋同样也是奸诈和心狠手辣之人。其实明太祖的文治武功并不算非常了得,真正奠定明朝大业的人是明成祖朱棣,即主建北京城和紫禁城,迁都北京又编大典又铸大钟的永乐帝,当然他所创下的远不止这些小儿科般之功绩。说句心里话,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伟人气质开创大业的明君,只能算始皇帝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而这里有意义的现象是,除始皇帝外,后三位都是紧跟开国皇帝的二三代皇帝,既保持着勤政节俭和创立伟业的雄心壮志,又具备了集中稳定的国家权力和扎实国力军力,可谓赶上了意气风发正待干出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

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皇子,洪武三年被封为燕王镇守燕京。皇太子朱标病逝后,其子朱允汶被立为皇太孙遂引起诸皇子的不满。1398年明太祖病逝,皇太孙朱允汶即位称惠帝,又为建文帝。宫廷内部争权力的矛盾日益激化,1399年燕王朱棣率“靖难”之师,以“清君侧”名义挥师南下,经三年苦战,于1402年攻陷南京,夺取其侄朱允汶之皇位,改元永乐君临天下。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棣身上有着跟李世民相同的一股狠劲和霸气。

蒙元被逐出中国之后,蒙古贵族势力内部互相残杀,遂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今外蒙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外蒙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聚居在今老哈河(位于内蒙古)和辽河流域一带。三部之间经常互相残杀,并不时侵扰明朝边疆。永乐年间明成祖总共五次率兵深入北地亲征,打击居于漠北的蒙古贵族对内地的侵扰和破坏,这就是明成祖远征漠北之战,而且最终都是以军事目的达到而胜利结束,确保了强悍蒙古对中国的后来屈服。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50万大军亲征鞑靼,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鞑靼首领逃遁,军师阿鲁台坠马后逃遁。朱棣乘机追击,斩杀无数。朱棣下令胜利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降服了明朝,每年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也给予其优厚赏赐,其部臣阿鲁台接受明朝赐和宁王封号;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明成祖率30万大军亲征瓦剌并重创之,次年瓦剌称臣贡马;鞑靼部在明朝帮他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对明朝,阿鲁台改变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为了打击鞑靼的侵扰活动,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并大败之。回师途中朱棣又指挥军队夹击围歼兀良哈部并大败之。九月初,回师至北京;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闻悉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第四次亲征,师至沙城(今河北张北北)。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率部众降附。十月明军继续北上,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并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进军途中捕获阿鲁台部属,阿鲁台远遁,分兵搜抄未见踪影。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

成祖朱棣还干过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由于明代初年,朝廷为了“海运粮饷,北征士卒”,非常重视发展海运事业。曾从全国调集13个省的钱粮作为造船经费,甚至还动用了建造皇宫的部分经费来造船,由于当时南京是明代的国都也是全国的造船工业中心,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调集能工巧匠400余户到南京增强造船技术力量。永乐初年,明成祖决定进一步发展海运事业,籍以促进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并提高国家威望。遂任用具备军事知识的郑和,加上其曾于1404年(永乐二年)出使日本交涉倭寇骚扰我国沿海地区的事件并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因而明成祖委派郑和以出使西洋的重任。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6月,郑和率领一支有62艘大船组成的船队,开始了其28年间七次下西洋的壮举,累计航程10万余里,到达过近40个国家和地区,第一次打通了中国到红海、东非等国的国际航线,是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我觉得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除了教科书历史所谓加深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之外,最重要意义在于推动我国造船工业、手工业、农业、商贸、交通运输以及航海地理等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具有很大意义,无怪乎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赞誉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永乐皇帝的雄才大略,毫无疑问中国式宣扬国威、不求拓展殖民地和扩大利益的出海行动是受到了中国国土疆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和中心帝国思想的局限。但归根结底是温床思想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已经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只不过一切表面繁荣遮盖了民族性和国民素质进一步堕落的残酷事实。伴随理学治国思想的八股取仕制度在明朝得到极大完善,明后期的阉党专权和以魏忠贤为代表的东厂和锦衣卫特务组织,就是政治制度腐败昏庸企图以极端镇压手段统治人民、肃杀异己争夺权利的表征。而且,明朝不仅没有清除蒙元时期遗留下之高压、残酷统治方式,还沿袭了蒙元为统治汉族实行的愚民政策,这种坑害自我民族利益的政策直接导致了汉族民族素质的直线下降,而且是呈扩大化趋势。如果说温床效应是通过国人自身不断堕落表现出的,那么黑洞效应就是通过北方异族的不断入侵来体现的。而经历这两种效应联合绞杀的中国之主体汉族,到明朝是无论如何不能用统治阶级的经天纬地来弥补的。

抛开民族性和国民素质不谈,明朝的科技、航海、造船和军事工业发展达到了很高水平。明代的火器在元式基础上更进一步,而且式样更是五花八门。从明初的洪武手铳到以后的永乐手铳,造工越来越精细。永乐手铳口径14-15毫米,误差不得超过1毫米;长度为35-36厘米,误差不得超过1厘米。由现存火器上的出厂编号做最保守的估算,当时明铳至少也有十六万四千多支。明军当中已经编成有专职使用火枪的部队,号称神机营。十六世纪中叶,西方的火绳枪传入中国和日本。当时明朝官员发现这种长管西洋火器填药量与射程比明制短管手铳更优越,马上交由军器兵仗局引进改良。明式的火绳枪叫鸟铳,有弧状把手和准星,利于三点一线射击。到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明军大致已经有了1万多支鸟铳。嘉靖四十年(1561),明军又在鸟铳的基础上发明了子母铳。1支鸟铳带4支子铳,可依次连续发射,射速大为提高。到了1598年,明代火器研制者赵士桢在土耳其火绳枪的基础上又改进出鲁密铳。这种火器弹药装填量高、射程远,威力比同期欧洲火绳枪大,更比当时日本战国时代的火绳枪轻便,因此在明军中大量装备。明支援高丽李朝的战争中打垮丰臣秀吉的日本联军,应该少不了子母铳跟鲁密铳的功勋。戚继光在平倭时期还发明了一种虎蹲炮。底盘有铁钉,可抓牢地面从而减少后座力、提高命中率。1炮能打出百多弹丸,是实施高密度面积打击的利器。而且该炮体积轻巧、机动力强,对潜进山区的倭寇作战成效显著。1568年,戚继光甚至把它装备到骑兵营,作为必备的骑兵炮作用跟现代的小型迫击炮相似。更为闻名的红夷大炮,最初是明代天启年间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上买来。红夷大炮就是长管加农炮,广泛为英国跟荷兰人使用在战船上。澳门葡萄牙人的30门炮也是从英国船上掠夺而来。明廷得到这30门炮,一部分用于军事仿制,(直到明朝灭亡,共造出大小红夷炮达500余门)一部分则用于实战,布置在关外。袁崇焕宁远大捷就是靠这几门从葡萄牙人处买来的红夷大炮,把自许平生百战无败迹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炸得狼狈而逃,最后跟丰臣秀吉一样,愤懑成疾,郁郁而终。1635年,另一个明代火器研究家毕懋康更发明了燧发枪。燧发枪配有火石自动打火装置,不怕风雨并不须事先火绳点火,发射速度与精确度大为提升。相对于火绳枪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变革。明代燧发枪的自行研制并不比欧洲人晚多少。可惜的是当时已经明末崇祯年间,明室内有李闯农民武装攻城掠地,外有满清鞑子侵扰,大势已去。燧发枪还没有机会配备到军队,明朝就已经灭亡了。

凭心而论,即使汉族政权在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明廷也从没有停止过军事武备研发。明朝的国防工业水平,与同期被认为最强盛的欧洲相比当为伯仲之间。而且直到灭亡之前明朝跟西方的技术交流态度,素来是积极上进的,西洋出了新产品,很快明人就会想方设法搞过来改良创新。正因为如此直到17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庞大中央帝国一直还存有敬畏羡慕甚至崇拜的心态。纵有贪婪的念头也不敢轻易付诸尝试,事实上无论是侵朝的日本人还是霸占台湾试图骚扰大陆的荷兰人,都必然受到中土的强烈反击。

在满清入关之后,形势才逐渐改变。或许是出自对于汉文化的自卑感,满清统治者强调所谓的“弓马立国”,以此来标榜自身胜利。满清军队里用的火器,基本上还是陈旧落后的火绳枪系。明末所研制的燧发枪,根本没有被满清统治者所采用。火枪营退出军事力量的主流,与明代的军事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火器在军事应用上开始受到冷落,军工研发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逐渐倒退。于是中土跟西方甚至日本的距离从此日渐拉大。于是在郑成功痛打“红毛鬼”二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里,面对金发碧眼的洋人,竟然还有满清将领祈求用狗血鸡血来抵御枪弹,破其妖法。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明亡。因为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首领霸占而“冲冠一怒为红颜” 的明驻山海关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大顺李自成军队。五月清军占领北京。顺治福临(清世祖)到达北京后于十月即皇帝位并定北京为满清首都。清军分路进攻明朝残余势力和李自成、张献忠军队,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占领云南,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往缅甸。至此,除福建厦门、金门等地还在忠于明朝的郑成功手中外,满清鞑子已经占领了明朝的全部疆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次年,满清在台湾设府、县、总兵等官并隶属于福建省。也就是到这时候,台湾才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海盗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为了建立自我台湾政权,打着明室旗号赶走荷兰人的举动遂被“意想不到”地称做为“打退荷兰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了,这桩历史可形容为无心插柳柳成行,郑成功之本意在于占领台湾,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赶走占据该岛的荷兰人,如此英雄提法也可算好笑。因为在郑克爽投降清朝之前,中国领土根本不包括台湾,即使宋代曾设使管辖澎湖,但对于孤悬海外的台湾却是从没有正式派驻中央官吏进行管理的。这样宣传郑成功,无疑是为今天的统一添加宣传砝码,既然是务实政策那就应该支持。

在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国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就这也够惨烈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记载有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后,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时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所以,必须认识到满清侵占我中国大好河山是继蒙元之后又一次的中国亡国之耻,这两次再加上日本20世纪的侵华就构成了最初提出的结论,即从秦汉以降,中国有着两次半亡国记录的屈辱历史。

现行历史教科书的错误是从满清入关开始的.教科书将满清入关视为内战,这就从根本上扭曲了清朝的社会性质。毫无疑问,基于满清入关时在文化、语言、民族利益上跟当时中国代表明朝及汉民族的根本不同,人们必须接受满清入关是外来侵略,从而也必然能得出清朝是一个殖民政权的结论。外来侵略者在征服了一个地方以后,必须考虑将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在这里他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将被征服者的后代在政治上帝国化,建立一个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者后代不分彼此的帝国政权;要么建立一个将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后代截然分开的殖民政权。汉朝等文化上的文明国家,信奉“有教无类”,所以一般都是建立帝国政权,而罗马和近代西方殖民者在文化道德上信奉野蛮人的“强者为尊”和种族主义,他们一般都会建立一个殖民政权。满清政府的民族等级制度在程度上已经跟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的种族隔离制度完全无异。清朝在社会制度上更类似于一种殖民者统治亡国奴的殖民地社会。分析清朝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民族等级制度,实际上就是分析汉人是否在政治上满化的问题。政治满化要符合两点:首先,统治者将汉人和满人一样视为政权的依靠力量;其次,汉人将统治者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从八旗制度来看,第一条从来没有实现过。从满大臣自称奴才来表示他们和统治者的特殊亲近关系来看,虽然经过了文字狱的愚民欺骗,汉大臣仍然未能做到自称奴才的程度,所以第二条,也未能在汉人中完全实现。那么,汉人根本就没有在政治上被满化,从而可以看出,满清压迫统治中国人民实行的就是以民族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彻头彻尾殖民统治。

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将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者后代截然分开,在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形成了惊人的不平等,比之罗马殖民地和西方近代殖民地,在种族隔离方面的不平等,甚至犹有过之。

首先必须看到,清朝的政权牢牢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民族等级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利牢牢掌握在某些统治民族手中.那么清朝的政治结构如何呢?事实证明,清朝的权利始终牢牢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只有在清末统治者力不从心的时候,才出现过以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政治势力,而这三者无一例外都成了满清统治者的打击对象。有些大汉族主义者还陶醉于说清朝有多少多少汉大臣,这跟“乾隆是汉人的儿子”,“敌人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敌人”两种说法一样,都是一种亡国奴式的意淫!就如鲁迅所说“有些人做着奴才,却还以为自己是主子!”大汉族主义者总是津津乐道于某民族用了汉族的文化,其实清朝以自以为的“先进”满族文化为主,“落后”的汉文化只居于从属地位。有些大汉族主义的自豪,到有点象印第安人阿Q似的自豪西方殖民者用了他们的咖啡和可可一样无知和白痴。

清朝历代能影响朝政的实权大臣比如有,敖拜等四个顾命大臣、隆克多、年羹尧、 阿桂、和申、福康安、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曾国番、左宗棠、李鸿章、 北洋军统帅荣禄等。然而,许多实际上政治力量还要超过这些权臣的大小王爷贝勒构成的满族高级贵族势力集团尚未计算在内,他们的意见往往才是皇帝倾听纳言的重点,他们才是真正能影响朝政的政治力量。从中不难看出,朝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汉族政治势力,在历次清朝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汉人政治势力的声音。唯一的例外是到了晚清实力不济慈禧废光绪的时候,曾经安抚过两江总督张之洞,算是汉族官员有了一点政治影响力。而曾国藩以前的汉大臣,无非是依附于满清贵族势力的附庸而已。这就好象民运人士或是香蕉人物当了美国议员,绝不能说是中国已经影响参与了美国的政治一样。一群有职无权的汉大臣不能说是汉人已经参与了政治,他们只是为满清贵族统治服务跑腿的附庸而已。所谓汉大臣多是干活的事务官员,而非权力官员。岳忠琪也算得大将了,然而有人造谣说他是岳飞后裔,纵然他本人竭力否认但还是马上受到审查,要是没有大小金川战争的成绩只怕他未必能够善终。所以他只是个负责打仗的事务官员,满清贵族眼中的工具而已,他本人根本不拥有任何政治影响力。

另外,满人被统治者视为清朝的政权基础,而防汉制汉为清朝一贯的基本国策。曾见过有人狡辩说八旗子弟受国家供养,是清朝尊重军人的表现。那么清朝果真尊重军人吗?从这里入手就可以看出清朝的防汉制汉之心。

一,先不谈八旗子弟是否能称为军人的问题,先谈当年的汉奸三藩。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创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六万。再加上努尔哈赤和各贝勒的巴牙喇(直属卫队)总共亦只七万余人,而当时女真总人口才仅仅三十万左右。满清能够打入关内,并很快占领中国,完全得益于以明朝旧部大汉奸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满人很少,以至于后来在攻下扬州、嘉定等南方城市进行屠城时,主要靠穿着满清军服的汉人杀汉人,不然光凭满人是杀不过来的。而且,满洲鞑子能迅速攻城掠地,也占据了李闯、张献忠农民军闹的中国正当混乱之时的天赐良机。设想,区区几万八旗兵一分散到几路作战后,早就散化成几千零星部队了,何以窃取整个中国江山?破大明的不是满人,是明朝自身腐朽的政治制度,无力的统治阶层,更主要是李闯农民军对整个社会制度和民族统一国防的破坏,加上为满人开关引路杀戮自己民族百姓的汉奸部队。由于温床效应之严重侵蚀,经历了历史上最长和平期后的国人大多变得史无前例地软弱和民心涣散。几乎重演了唐末的那一幕,不同的是,这次是汉奸引狼入室。所到之处,官员百姓皆望风而逃,被农民起义冲击而失去中央强力调度和指挥的军队做着无谓抵抗。说穿了,满清只不过是在汉族危难之时,落井下石又破门而入的狗贼强盗而已。其胜不在其强盛武力和战斗力有多高,鞑子皇帝津津乐道的“八色龙旗”部队在我看来不过是狗屁,这支努尔哈赤为了泻一己私愤宣誓“七大恨“从十三副铠甲发展起来的幼稚部队,因为无知而变得异常肆虐狂妄,其实无论从战斗力还是作战经验、机动性、军队建制、规模、训练、装备、兵源素质以及军队领导作战驾驭全局能力来说,跟经历百战、互相残杀的鞑靼、瓦剌部队想比都太嫩了。设想,要让努尔哈赤亲率的满人全部家底7万八旗兵,遭遇到不用成祖亲征的边防军,早被打成筛子了。这支部队面对的不过是明军主力在李闯农民起义摧毁后的残余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兵武装,而且还依仗了训练有素的明旧部三万关宁精锐做开路先锋。因为明朝主力精锐已经在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对抗中消耗一空,八旗兵根本没有遭到明朝正规国防军的正式挑战,连场遭遇战都没有,更不用提阵地战了。加上南明王朝马士英等内乱分子为一己私利拥戴五毒俱全的福王为南明皇帝,而且南明政权在战略上天真地想联合满清,进秦中之地剿灭大顺残余势力,并幼稚地打算与满清划江而治。这种从根本上错误估计实际形势的战略思想必然导致了满清与南明实力上的此消彼长。插上一句,单论气节和大义,文人出身而无军事才能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固然是文天祥似的汉子和有民族志气的。但是他也逃不出读书人似的一时泄愤而导致扬州全城百姓被屠戮凌辱的下场。诚然他自己是自杀殉国了是值得敬佩和宣扬的民族精神,但他的做法是以几十万身家性命为代价的,相比而言怎么偏执和顽固的崇祯皇帝还知道给李自成留下口信要他善待吾国子民。话说回来,多尔衮率领的清狗跟吴三桂、尚可喜、耿尽忠率领之降部在南下途中遇到各地地主势力要么纷纷投降,要么望风而逃跟着南明继续向南跑了,象蒙古侵略中国过程中合川攻坚战一般的有名战役几乎没有。

还可一比,蒙古军队悍战和迅猛噬血的超强战斗力一直为军事学者所称道,从纯军事作战的角度看,我也很佩服蒙古部队骑兵之闪电速度和重骑兵部队兼有秩序和凶猛的战法,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从而才打下了疆域空前的蒙古帝国。相形之下,满洲鞑子的部队除了因无知而形成之狂妄外,几乎哪样优势都不占。不过,历史就是戏剧性地让其在汉奸指引下进入当时处于无政府极度混乱状态的中国内室。由于阶级利益完全对立的原因,汉族贵族和广大地主阶级对农民军起义建立的大顺政权非常不满,吴三桂不过是汉族地主阶层的一个代表而已。很简单的原因,当自己的财产无论土地银两还是女人被农民军染指后,地主阶层当然要反抗。当时国人上到贵族阶层,下到一般地主无一不是最关心闯王政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根本对关外的鞑子没正眼理会过。而吴三桂毫无疑问就是其中利益被触动后跳起来最高的一个。历史的偶然,明朝偏偏选择此人扼守防备鞑子的中国东北咽喉山海关。毫无疑问,起初只是想用满人力量对付李闯为自己失去的女人和利益找回平衡的吴三桂,由于混乱情势下突然展现在其眼前的九万里江山诱惑,加上已经引狼入室后无法挽回的情况,他和满清鞑子的贪欲和野心迅速膨胀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拿下飘摇无主的中国,他也死心塌地地做上了满清走狗。在把李闯赶出北京后继续向南攻陷的过程中,他瞬间就堕落成为了民族罪人并从此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这条狗的下场大家都很熟悉,当它贪欲又起想反咬鞑子主人的时候,被一刀斩杀而狗头落地。不过这条狗还算读过书的,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想在主子下手前先下手为强企图自己翻身做主人,可那怎么行?千古颠扑不破的道理不能让你破坏了,只可惜一旦做狗,想往自己身上套人皮也没人信了,所谓一朝做狗,终身为狗,怎么也逃不了狗终究会被主子宰杀的命运。

所以说,三藩在满人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立过的战功当远在狗屎八旗之上,然而却遭到撤藩的命令。如果清朝把三藩士兵都象八旗一样对待,子子孙孙都由国家养着,那么即使吴三桂起兵造反,也不会后来有如此坚定和踊跃的追随者。另外,曾国藩的例子就更加明显了:平定太平天国,对清朝来说算得上挽救其殖民统治不被破坏的特等战功了,没有曾国藩的话清朝说不定就让已经北伐到直隶的太平天国给灭了,然而最后曾国藩不过封侯而已,连公都当不上。而他手下的湘军更是清朝一再要求裁撤的对象。按理说,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本该是统治阶层的福音,就算统治者怀疑“愚忠的曾国藩"”的忠诚问题,那么将湘军置于国家直接指挥也是完全可以的。然而结果却是湘军被强行解散,这充分说明了满清统治者的防汉之心。现在再来看看满清统治者是如何处理汉族政治势力代表的:曾国藩被鸟尽弓藏,早早剥夺政治权利;左宗棠则死。满清政府借闹的沸沸扬扬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左宗棠提拔的官员从上到下一并废黜,可惜他们手脚不干净,只给这些官员免职处分却没有“依法治罪”,证明了这从本质上是一次对汉族政治势力开刀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慈禧太后的名言,“宁与友邦,勿与家奴”。满清贵族对后来戊戌变法的评价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六君子被杀的罪名其实就很明白地昭示了满清殖民压迫统治汉人的政策,那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以这种防汉思维行事,自然就会建立一个民族等级制度。而且,当时汉族对满清民族等级制度的激烈反抗,已经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用民族划分阶层的殖民社会。现行误国历史书上所谓清朝时已经满汉一家,其乐融融的说法,只能骗骗无知小儿。

看看慈禧对洋人的言听计从,割地赔款跟付帐买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按她的说法才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要看到满清统治者在西方列强和倭寇瓜分中国时一点都不心疼的样子就着急,大家也不要埋怨慈禧是卖国贼。因为满清贵族压根就没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国家,按满洲人的思想,中国这块土地不过也是其殖民压榨的对象,只不过早来了167年,让满洲八旗子民们早早享受了几代人骑在汉人头上的日子。所以当西方列强开始武装侵入中国之时,满清政府统治者进行的抵抗没有表现出一点民族危难和保护自己家园的危机和紧迫,很简单,这都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在满洲,即关外三省。不要忘记,顺治留给满清历代皇帝及皇族切记之遗训,如果实在不行了,我们从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以30万人口的民族统治当时3000多万人口的民族,光想到这,满清皇帝每晚都不能睡的太踏实。所以,致力于对中国人民推行愚民政策最厉害的统治阶层也是满清异族殖民统治者。而且鞑子皇帝雍正实行的“文字狱”,更是要连汉族人民的嘴都堵上,而且不惜以酷刑、屠戮的方式来达到威慑压迫汉族大众,从而实现其奴化汉族,摧毁汉族文化与民族尊严的卑鄙目的。削发蓄辩、圈地跑马,这都是旗人干的落后事情来抹杀汉人文化和经济。明白了满清殖民统治中国的思想,也就不难理解其一直的统治政策方针,如防汉制汉、闭关锁国等等。而且,更能明白为何慈禧太后敢于挪用海军军费庆贺其六十大寿。因为误国历史教育和传统肤浅历史学者没有抓住清朝民族等级隔离制度殖民统治这一实质来认识问题,所以其解释往往是牵强和差强人意的。按照一般的历史解释,清朝腐败昏庸无能,招致了中国近代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才有了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但是这些说法的背后还是表明解释者还在继承满清历史观改造的奴化路子,即还中着几百年来满清侵略者留下的遗毒,还把清廷当做中国中央政府的合法唯一代表。我宁可相信这些学者如此认识是因为考虑,承认清朝为中国政府有利于今天的祖国疆域统一事业。诚然,这样做是实际主义的,我也赞成可以这样认识,不过是对外关系中如此认识。对本国人民,还继承蒙元、满清的愚民政策,什么都想捂住,就显得太低估中国人民智商了。事实证明,愚民政策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设计师也曾暗示过。

话说回来,其实历代满清统治者都不昏庸糊涂,对外政策该怎样比谁都清楚。只不过,他们完全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压榨和奴役的对象来进行统治,根本不把中国汉族等其他民族当做自己国民看待的。这种不把占人口多数人口当自己子民管理对待的统治方式,自然产生出令后来汉族学者看似“昏招”的政策方针,特别是对外方面。但从其满人八旗为清朝之根本的思想出发,就会发现所有满清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很一贯持续并牢牢维护旗人和满洲贵族利益的。先看所谓旗人,166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盖有30余万人。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划,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两百多年,终于把一个还算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之辈。但是这些剥削广大汉族人民血汗生活的寄生虫生活费是哪里来呢?就靠原是八旗大军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所以满清时代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帐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的那些满族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更是衣食父母。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即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之私产,说穿了就是霸占中国的土地给侵略者皇帝一人享用收地租。因此满清皇帝也是所谓的大清帝国之内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从此卖官鬻爵横行社会,极大败坏了国人的心态和素质,而对这些殃及非自己子民的后果满清统治者是从来不用考虑承担责任的。

正因为满清统治者从不糊涂,更不昏庸。1894甲午年是慈禧的花甲60万寿,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为着“万寿”和“造园”,时任海军衙门总理的醇亲王奕儇挪用了2000万海军经费为慈禧庆贺。就在这造园、祝寿之时,中日关系,紧锣密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23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正因为此,甲午中日海战时,中国对日本的军舰在航行节速、火炮数量、火炮发射速率上全部落于下风。最惨的对比是,日本战舰一分钟打五炮,中国战舰五分钟打一炮。而其实日本在发展海军之初,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海军一点根基。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国力财力相当有限。然而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的皇太后甚至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而几位大败北洋海军的日本海军将领,伊东佑亨(1848~1934)正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即武士出身,后来蒋介石最佩服之说出“不成功,便成仁”的那位。东乡也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并在英国海军中搞了7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赡等同学。

所以说,日本的后起之秀,得益于其整体利益单纯唯一向外扩张的政治决策上层。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满清侵略者统治之下,不能真正代表国人利益的殖民政府当然无法提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主张,从而自然也无法落实并建立强大国防海军来保卫自我利益和家园。满清只是想到如何继续保持压迫统治,如何跟其他侵略者协调好合作关系分割霸占中国。没有本着中国国家真正中央政府代表的利益要求做指导思想,怎么能产生发展强大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方针来呢?所以,单纯地批评满清昏庸无能是幼稚和肤浅的,君不见俄国人刚产生要动外兴安岭的主意,鞑子就配置重炮和大军跑过去教训俄国人了,然后签订了中国近代唯一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为什么后来英、法、俄、美、日等掠夺中国其他地方如此大片土地满清都如赠于友人一般慷慨大方?前面已经说过,满清的真正家园是关外满洲,那才是其自己不能割舍和关心的自家土地,而且一直为满人后代完好保存着直到满清覆灭。所以当中国地方在近代被瓜分后,东三省不论土地还是资源、所有权等还是完整无缺。中国的其他领土完全是满人蚕食掠夺的对象,当然在外国友邦稍施武力的情况下放弃一些本属自己殖民的土地或利益来换取自己“继续有份”是显然视时务的,同时还可以显示满清的慷慨和大方也不至于太心疼,说到底也是抢来的,毕竟不是自家东西。

这也不难理解,到后来干脆满清和西方列强勾结起来联合统治、瓜分、殖民、压榨中国人民。西方列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满清当他们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支持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而且西方列强也明白以汉人势力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夺取中国领导地位的后果,西方商贸、军事、政治、文化侵略势必在那时难以向在异族满清统治之下如此容易渗透进来,一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所有,他们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渗透必然招致最大程度的反抗。二是西方畏惧汉人的成熟文化体系、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智力程度,总之所有的一切就会恢复到明朝的态势。西方也深谙满清的统治思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侵占得来,不是我的江山领土可以随意糟践,不是我的人民生活安康不用考虑,不是我的人民素质可以随意践踏愚化,只要不触及满清贵族和八旗子民的世代剥削者地位和幸福生活,外国提出之任何要求可以答应。大家都是怀着同样针对中国的目的,既然是战友那就要互相扶持,共同镇压反抗的奴隶,从而更有效地压榨这些奴隶的土地资源、黄金白银、矿藏、劳动生产品、文明成果、智力资源和所有一切可以剥削的东西。所以,必须让今天的中国人都看到满清,这个趴在中国人民头上240多年的罪恶侵略者对汉族文化进行的摧残,对中国人民世代进行的吸血似的剥削压迫,和其粉饰自己为中国代表中央政府的险恶用心和手段,必然会使人民更深刻领悟世代受到的亡国奴统治。正如要分辨蒙古异族侵略者对中国的统治为殖民统治一样,不要再把满清政府当作中国之合法唯一政府代表。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封建统一朝代只有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和明。其他时间不是中国没有完全统一,就是处于亡国阶段,即蒙元、满清时代。而这样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在论述蒙古异族侵略者统治一节里详细阐述了。

而到了清末,民族矛盾愈发激烈,在日留学生分成了两派。满族和汉族留学生是绝无交往的,看到这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据此产生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想法。而说道满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原因,据马克思分析认为,清朝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是防止汉人与外界交往以后,激起他们原有的反鞑靼人情绪。中国一旦开放,清朝旧有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必将崩溃。而从文字狱和沿海内迁30里这些清朝绞杀汉族文化,闭关锁国政策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且,满清一些规定象汉人不得进东北,和不得进入北京前三门内,这些都说明唯一一点,民族等级和隔离制度。而中国上世纪初兴起的“闯关东”,大批山东、河北等省人民纷纷迁移到东北,除了只看重表象的肤浅解释外,鞑子清朝的覆灭是最大原因,一朝制度被摧,几代人来在国人心目中最神秘的最后禁区终于可以进入,使得人们如潮水般拥向东北去寻找新生活空间和机会。东三省不再是满洲统治者自家的后花园,乱世中大批外来汉人中有实力的就扯旗自立山头,比如土匪张作霖。不得不说,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肥沃黑土地、丰富的矿藏和资源的地方,自然就吸引来了野心更盛的日本和苏联。尽管经过了200多年文字狱和满汉一家的虚假宣传,即使是宗旨为反抗洋人侵略的义和团,最初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而改为“扶清灭洋"”只是一种为实际妥协的斗争策略而已,汉族对清朝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的强烈不满可见一斑。中华民族缔造者孙中山,虽然倡导后来的中国应该是个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新中国,但在其毕生的斗争中,写在各个纲领目标最前的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辨证历史唯物观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不应排斥任何爱中国的其他民族兄弟,共同来发展壮大中国并统一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来。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和认识到,满清殖民统治的实质和其实行的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是一个剥削、压迫、欺压广大以汉族为主体人民的罪恶侵略者统治阶层。只有清醒正确认识历史并反省历史,才能使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强者屹立起来。

本文主要走了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危害,第二条也是最为重要、投入精力最多的,即温床效应和黑洞效应的主线,纵贯历史各朝代,其间穿插许多本人思考的观点和引用的论据。很多观点跟正统历史教育是不一致的,但是我尽量想实事求是地、保持自我观点原意地表达出来。当然也借用了一些网上其他前辈的观点和说法。之所以用一周时间写出此文,一是想把心中所感所想阐发出来,算是给自己做个书面见证,不至于以后淡忘,另外也想以飨各位网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欢迎批评指正。二是想通过论证存在于中国这块5000年悠久文明土地上的温床效应和黑洞效应,引起大家关注这个事实,作为一种民族危机感植入到国人的血液中,使之驱动每个人的工作和学习。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乐而忘忧的习性、国家富而不强的轮回使得汉民族遭受了屡次民族耻辱和亡国屈辱。所以,揭示操纵这种文明反复摧残又反复重建文明现象的规律就显得很必要了,而认识和懂得把握利用这个规律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想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口号的话。

Jeff/赵雄

于2002年圣诞节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