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说他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

杨尚昆说他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

                 

      1993年，杨尚昆同志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议他写回忆录。后经他认真考虑，接受这些意见并亲自给中央写报告，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一书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本书类似口述历史。时间起止为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初。内容广泛，涉及杨尚昆在中办20年、抗美援朝战争、高饶事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与精减城市人口、所谓“秘密录音”、“四清运动”、被免去中办主任、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内情。关于写回忆录，在本书中杨尚昆同志说，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严肃对待。回忆录也算是一种史书，从个人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大背景。因此材料必须翔实可靠，绝不可望风捕影，尽讲些花花絮絮的东西，哗众取宠；更不可借写回忆录夸耀自己。对于自己应该一分为二，是即是，非即非，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一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给后人以启迪。他还说，他自己保存下来的日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人抄家烧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他平反的时候，原来专案组的人说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但是究竟烧掉没烧掉，谁都拿不出一个凭据来。所以，杨尚昆认为，写回忆录最可靠的还是历史文献，比如那件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仅仅靠个人的回忆是说不清楚的。

      中直机关“整风反右”存在错斗、错划现象，伤害了一批同志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认为中直机关党委在领导秘书室的运动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线错误，称之为“黑旗事件”。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曾三、刘华峰都受到了批评或处分。谈及这一事件，杨尚昆认为：“在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直党委书记，也曾应邀到一些单位作过几场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当然也讲了一些过头的话。后来，全国约有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即使按当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有许多是错划的。中直机关划定的右派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错斗、错划现象，伤害了一批同志。如果评价我这个中直党委书记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稳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书室整风反右运动中，我被指责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辞职未成，但已开始物色适合担任中直党委书记的人选，准备换届交班。”

      杨尚昆说他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对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一直心怀内疚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他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据他分析，即使没有彭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书中，他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的一些细节。如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再如，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在书中，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杨尚昆说他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
　　  所谓“秘密录音”事件，本来很简单，但在“文革”中被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在书中，他谈到，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书中，杨尚昆同志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