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谈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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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林
陈独秀对于十月革命的论述,可以分三个阶段:一、1920年建党时期至1936年狱中思索时期;二、1937年出狱至1940、1941年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前;三、逝世前半个月(即1942年5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
第一阶段,1920年建党以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时期,是一个西方民主主义和共和政治的狂热拥护者和鼓吹者。因为当时中国与世界只有封建军阀专制统治、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制度,陈对早在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还没有什么认识。所以,他向往用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来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的伦理思想。
1920年,一方面经过去年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他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向往彻底破灭;另一方面,经过早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的宣传,特别是陈自己学习了《资本论》和在日本的施存统、陈公博介绍的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图书、特别是《哥德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后,再加上列宁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放弃沙皇时期侵略中国掠去的权利的声明传到中国,陈独秀由一个狂热的法兰西民主的崇拜者彻底地转变为一个列宁主义者,开始重视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并立志在实践中加以效仿,从这年五月开始,在列宁派来的维经斯基第三国际代表指导下,发起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
从这一年至1936年,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始终坚持着一个基本认识:
十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实现“多数人的民主和幸福”;就是在经济上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等一切剥削者实行专政。
—— 这是标准的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列宁在与当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代表的一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论战中,宣称: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识别是否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陈对十月革命的这个基本认识在1920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9月1日,陈在已经成为中共理论机关刊物的《新青年》第8卷第1、3期上,发表他思想转折的重要文章《论政治》和《国庆纪念底价值》等文章与通信,以下观点值得重视:
一、 宣称“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这表明他承认过去所拥护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破产”。
二、 十月革命后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要扫除世界上的不平和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
三、 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的强力,马上便有复辟的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制复兴也必不免。”——这表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针对敌人即复辟势力,而不是针对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者的,更不是对付人民的。
四、 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资产阶级总是用“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即“社会主义的政治”。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它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有“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是无产阶级民主,十月革命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甚至这样断言:“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
五、 “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但在过渡时间上,西方与东方不同,“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岁月……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翻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正是出于以上的认识,他在为中共起草的成立纲领和创刊共产党政治机关报《共产党》创刊词《短言》中,主张立即在中国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宣称:“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的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后来,在列宁的帮助下,1922年的中共二大,纠正了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决定分两步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的上述基本思想,一直没有改变。甚至在1929年他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共产党开除而一度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以后,也是如此,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也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阶段,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领导托派进行“反蒋抗日”斗争,被捕入狱。1937年8月23日,因抗战爆发出狱。这时的陈独秀经过了1926-1927年在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监督下指导大革命由胜利到惨败,其中陈独秀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拒绝,最后,斯大林却把失败责任推到陈身上,扣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进而,陈又看到斯大林在国内残酷杀害一切与他有过不同意见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外交上为对付英法的“慕尼黑阴谋”不惜与希特勒德国及日本妥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在1939年11月借口防卫列宁格勒,入侵小国芬兰。于是,他彻底否定了以上关于十月革命 —— 民主与专政的观点,并郑重声明:“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
这些意见主要发表在1940—1941年苏联参战前他给表弟西流(即濮清泉)、连根(即王文元、王凡西)、郑学稼等人的信中。主要内容是:
一、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
二、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而发生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三、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
四、民主国与法西斯之显然限界,请看下列对照表:
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 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党反对派在内)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为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垄断其选举区, 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五、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
六、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七、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八、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40
九、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十、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反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十一、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41
陈独秀从以上关于“民主与专政”的思想中,得出两个总结论:
一、彻底否定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他说: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42
二、只崇信“民主主义”,而彻底抛弃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说:
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43
在另一封给S和H的信中,他甚至这样说:
“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的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44
陈独秀以上关于民主与专政并波及到彻底否定列宁 — 托洛茨基主义的见解,被当时至今的中国和世界历史证明是伟大的英明预见,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从而奠定了他是近代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崇高地位。
由于1920-1936年是陈独秀一生奋斗最重要的时期,是列、托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所以,他晚年以上的民主思想更显得难能可贵。用胡适的话来说:“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为什么能不顾及大半生信仰的主义,而到晚年作出这样的选择呢?这是他一生光明磊落,不愿沉默、不顾对错、有感即言的性格决定的。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这种性格,使他有些言论具有深刻的真理性,成为伟大的预言家和思想家,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及晚年的“民主见解”等;有些言论则成为“极错误的话”,自然,他不是明知错误而说,而是囿于主观判断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多次强调:“一切理论和口号都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而他的文章不过是记录“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45。所以,一般情况下,他的前后见解不管有多大的不同与矛盾,却是从来不认错的。
可是,有许多人认为陈独秀晚年的这种民主见解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党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时期。这是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无知。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它是陈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无数革命者和烈士奋斗牺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前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这样的思想,在五四时期怎么可能产生。再说,陈独秀两个时期的民主思想反对的对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对党内、革命阵营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者的专政。
第三阶段,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1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希特勒转而攻打苏联,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于是,形成德日意法西斯阵营与英美法民主阵营的对垒,苏联加入后者。陈独秀在他去世前一个半月(也是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改变了以上一个见解,即对苏联采取了分析的态度,肯定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苏联”,依然否定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的“后期苏联”。他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但是)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中途变革”后的“后期苏联”,“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
其实陈独秀的这一点修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一切暴力革命的结果都是“以暴易暴”,如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前期苏联”那样,必须对被打倒的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而陈独秀一年前说过,制度是决定一切的,是这个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个制度不改变,“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所以,我们的结论应该是不要“十月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现在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坚持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别的更好的道路可走的话,这是惟一的选择。
40 以上八条,均载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6-40页。
41 以上三条,均载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
42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1页。请注意:H是胡秋原,是国共之外的中间派人士;S是孙几伊。过去人们把S当作孙洪伊,直到1996-1997年,大陆上的郑超麟写信问及台湾的胡秋原,胡在1997年1月18日的回信(载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2期,1997年10月)中,才澄清是“孙几伊”。此人是苏州人,民国初期已是有名的作家,抗战爆发后,与胡秋原一起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常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并对陈被中共诬蔑为“汉奸”,深表不平和同情,为陈所闻。当时,他们二人从何之瑜处见到陈的《我的根本意见》,极表赞成,并有所提议,故有此陈独秀的回信。
43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44 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2页。
45 《独秀文存》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这是作者在2007年6月15、1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来源:360doc.com
2007.9.28.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