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

单世联

　　聂荣臻是“文革”后较早写作回忆录的领袖级革命家。历时数年的《聂荣臻回忆录》1983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后，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其中有关林彪问题及1969年“第一个号令”的详细介绍，是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对林彪及“文革”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论，因此引人注目。战士出版社后来改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可以说，《聂荣臻回忆录》是一个范本。

　　１、留欧

　　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流起源于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辉、吴玉章等组织的“留法俭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口锐减少，劳动力奇缺。除了战时“参战华工”仍在法国做苦力外，“留法俭学会”动员了不少有为青年人赴法半工半读。以期引进西方文明，救国救民。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革命中国的栋梁之材。

　　1920年1月，聂荣臻到法国先学法语后打工，并接触革命理论。差不多同时的还有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熊雄、邓小平、蔡畅、向警予、陈毅、李卓然、刘伯坚、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在法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科学文化，而是在谋生的同时进行社会政治活动。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1951年9月，周恩来对京津地区高校教师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说：“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

　　从履历来看，早期革命的领导人有三种，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没有出过国门的革命家，二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欧学生，三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二代留苏学生。1927年之前，留欧学生在上海、广东的党内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王明等人正在苏联学习。30年代初王明等人回国后，与留欧学生分享了领导权并占了上风，进入江西苏区后，他们不同程度地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当遵义会议毛泽东逐步取得最高领导权后，苏联的经历变得可疑起来。延安整风的对象，一是莫斯科回来的“教条宗派”的王（明）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详），二是留欧的以周恩来为代表团的“经验宗派”，而前者又是更主要的清理对象。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刘英，1992：127）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杨奎松，2001：159）如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留欧的才是正统，但因为他们较少苏联的教条可搬，所以在党内斗争中的日子反而相对好过。

　　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但其组织模式、夺权方式却是从摹仿苏联开始的。中国人可以从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实践，但要真正成为以夺权为目的的革命家，更重要的是向“老大哥”学习，所以留欧的学生回国前又必须到苏联受洗。比如聂就在1924年9月赴苏，先后在东方大学、红军学校学习与中国革命直接有关的课程。苏联的经历是中国革命者正统身份的出身证，留欧的反倒是边缘，当“土著”与正统发生冲突时，留欧的革命者相对不处于矛盾中心。正像葛兰西说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列宁必须在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之外另搞一套一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只能由毛泽东等人在黑暗中自己摸索而不能依靠苏联正统，留苏生当然要受到清理。

　　２、德国顾问

　　早期中国革命与苏联息息相关。1932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籍顾问李德负有责任。此时帮助蒋介石制定“围剿”计划的，也是其德国顾问佛采尔和泽克特等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次反“围剿”部分地是两个德国人在较量。

　　除李德之外，还有一个德国人应当注意。这就是1927年广州起义时共产国际的代表诺伊曼。“他不懂军事，没有实践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聂荣臻，1983：81）在讨论起义方式时，他主张像当年列宁格勒那样，由罢工而示威游行而城市暴动，最后成立苏维埃。起义成功后的１０月１１日晚，叶挺已经料到敌人会在第二天大规模反扑，提出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聂荣臻，1983：88）固守广州的结果，是12日黄昏，起义部队在付出很大代价后不得不撤离广州。

　　“从根本上说，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聂荣臻，1983：96）但如果不是诺伊曼，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肯定会多一些。与李德之所以能祸害中国革命是因为博古等人的信任一样，诺伊曼的荒唐也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恽代英、陈郁、周文雍等人的支持，他们不懂军事，“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聂荣臻，1983：82）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它的军事艺术却为全世界景仰。北洋军阀中，段祺瑞是留德的；国民党人中，孙中山、蒋介石对德国军事文化均很羡慕；因为德国有一个为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克劳塞维茨，共产党人对德国军事也相当尊重。但为什么，学习德国的段祺瑞可以在北洋系统中脱颖而出，借助德国顾问的蒋介石可以把共产党挤出江西，倚重德国顾问的共产党却一败再败？

　　诺伊曼的出身不太清楚，李德的情况介绍较多。此人出生于慕尼黑的贫穷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后送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中参加苏联红军，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其军事思想更多属于苏俄传统。蒋介石先后有四位德国顾问，与“剿共”直接相关的有两位，一是1930年5月来华的佛采尔，此人曾任陆军总司令部的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二是有“德国的拿破仑”和“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泽克特。他们在德国战败后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国防军的重建，为后来希特勒横扫欧洲提供了军事基础。当李德刚刚抱上枪走上战场时，泽克特、佛教采尔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军事家。如果让德国政府派谴顾问，李德之流是轮不上的。但李德有幸成为苏联俘虏，并参加了共产党，这就获得了成为中国红军“太上皇”的政治资本。

　　泽克特于1933年11月来华，至1934年9月因病辞职回国，第五次围剿的计划主要是由他制定的。当时参加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莫雄对围剿计划的印象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莫雄，1991：98）李德怎么是泽克特的对手？

　　３、叶挺

　　叶挺是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人，可惜时不我予，最需要军人的现代中国，却没有给他提供的充分的机会：

　　“独立团”的斩关夺隘的赫战功代表着北伐时代革命军的辉煌。但因为叶挺是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当很多军官因为北伐成功连升几级时，他只当到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失败南下潮汕后，叶挺曾有过把队伍拉到福建去的好主意，但没有机会实现。（聂荣臻，1983：71—72）

　　广州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把握。“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几个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聂荣臻，1983：84）“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能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聂荣臻，1983：94）

　　但叶挺仍须对起义失败负责。1928年１月，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会议，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还决定处分大批同志，客观上包含了对叶挺的否定：“此次暴动最高的指挥机关完全系智识分子，表现出缺乏指挥能力。”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卢权、禤倩红，1994：290）

　　几个月后，叶挺到达莫斯科。王明在《广州暴动纪实》中又一次批判叶挺：“红军总司令叶挺因断言这个暴动是‘1905’，并且始终未能确定地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最后能得到胜利。”“又加上他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现出消极怠工。”（卢权、禤倩红，1994：295）在王明的误导下，共产国际没有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这就是聂荣臻所描述的：

　　“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莫斯科，本来是想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回国参加革命。（聂荣臻，1983：94）

　　叶挺的身份使他成为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双方协商的过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据吴葆朴等人编的《博古年谱》说：1937年9月28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突然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博古与叶剑英考虑到中共中央对叶挺出山的过程不太了解，立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中共中央为慎重起见，要求叶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议有关问题。”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其中之一是以叶挺为军长。（吴葆朴等，1997：433—434）1937年12月到1941年1月，叶挺当了3年的新四军军长，这是发挥才能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但其军长生涯并不愉快。

　　首先要不到合适的部下：“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答应，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李一氓，2001：246）以一个非党人士领导党的军队，又没有自己的班底，叶挺总是感到困难和苦闷。

　　其次，叶挺与政委项英的关系也一直不顺。本来，叶挺在大革命时代对党代表制就很熟悉，南昌起义时，叶为11军军长，聂荣臻是党代表，两人相处得很好。项英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对叶相当尊重。不愉快的原因在于党和非党的问题。项英曾向周恩来说到：“在召开党内会议或传达中央文件时，叶挺由于不能参加，不会没有想法以至猜测的；在党中央的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的名字，按机要工作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的，即使给叶看他也会有感觉的，容易引起误会，而且难以解释清楚。”（王辅一，1995：407）李一氓认为：问题在于，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党代表都是党员，有矛盾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在新四军，“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自处于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有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自然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影影绰绰地，叶挺总想找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地，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李一氓，2001：296）总的说，一代名将在新四军军长任上未能尽展怀抱，以至于曾数次出走并提出辞呈。

　　“皖南事变”中的1941年1月11日，叶挺致电中央：“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应亦一因。”（卢权、禤倩红，1994：478）此电发出三天后，继项英而负政委之责的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回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但饶漱石一再催促他去，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卢权、禤倩红，1994：486）政委的要求使叶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出狱后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聂为之赋诗：“五十岁崎岖世路，……普天涕泪失英雄”。

　　 ４、婚礼何以在刑场

　　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感天动地，成为革命者永恒的自豪。其实，他们的婚礼原是有可能不在刑场举行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以李立三为首的广东省委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们积极派人到各地继续开展工作：

　　本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党的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这是完全应该的。但那时广州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慢慢地逐步恢复。但李立三同志决定派周文雍同志去广州，并规定任务是发动党员群众，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以表示我们党在广州还有力量。周文雍同志是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从1925年起长期在广州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又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和广州市苏维埃人民劳动委员，在广州可以说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派他去显然是不合适的，无异于往虎口送肉。（聂荣臻，1983：98—99）

　　果然，周文雍到广州没几天就被捕，不得不在刑事场上举行婚礼。

　　类似的事还有。聂荣臻到香港后，李立三要他去追教导团，通知他们向海陆丰转移。“我对这一路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这一路敌人戒备一定很严，危险太大。而且我说明，原来就已经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撤退，没有必要再去通知。但李立三仍然坚持要黄锦辉去。结果锦辉同志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聂荣臻，1983：92）李立三调走后，广州省委仍然按类似的方式派谴张善铭、赵自选等人到东江，李硕勋到海南等，都很快就被捕牺牲。

　　参加了革命就应当有牺牲的心理准备，革命者没有理由为了自身的安全拒绝任何危险的工作。但第一，在领导人这一方面，却必须珍惜不多的革命精英，合理地使用他们，不能以革命的名义要求他们作没有意义的牺牲，这不但是对同志的负责，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第二，“‘钦差大臣’满天飞，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仅不必要地牺牲了许多同志，而且他们刚到一地，不了解情况，一般也不可能提出正确的主张，但又要指手划脚，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聂荣臻，1983：100）革命者的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等等，是党千方百计动员起来的伟大力量，是保证革命胜利的主要资源，但如何使用革命者赤胆中心和冲天干劲，一些领导却没有郑重以待。李立三如此，毛泽东也有此误。从大跃进到“文革”，举国上下对毛泽东寄予了最真诚、最狂热的崇拜，国家的发展却总是艰难曲折，甚至面临深渊。

　　庐山会议时，张闻天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发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李锐，1999：67）如果提不同意见要以杀头为代价，恐怕没几个人敢提不同意见。这不只是民主作风问题，也是判断革命者道德境界的一个标尺：领导人不能视革命者的生命为儿戏，他没有权利要求革命者做没有价值的牺牲。

　　5、聊天

　　1930年初，聂荣臻到顺直省委工作，当时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被捕后，公安局把他当成小偷，既没有搜身也没有审问，第二天早上揍了他一顿，叫他滚。此时他的传单还在身上。聂等人就和胡开玩笑：“你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抗战期间，聂在晋察冀和彭真说起此事，彭真告诉他陈伯达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糊里糊涂被抓进去了，后来福建军阀张贞花钱把他保了出来，因为他与张是同乡，又在张那里做事。他出来后，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就又糊里糊涂回到了监狱。“文革”中， 有一次在西山剑英同志寓所聊天，我向他聊过。当时我们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作笑话说说，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我和剑英同志，没有第三个人。我们这次谈话被陈伯达知道了，而且所说的话，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聂荣臻，1983：116）

　　于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责问为什么要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打电话调查这件事。直到陈伯达垮台后，“他才交代说，他之所如此过敏，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时，他向敌人自首了。”（聂荣臻，1983：117）

　　国民党抓到共产党的大官连审都没有审就放了，革命者之间的聊天都有人收集起来反映上去。聂 、叶都是高级领导人，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打倒，更没有被剥夺权利，但他们的往来、谈话、行动都有人注意。1969年八届十二中会人上，毛泽东针对“二月逆流”说：“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有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他们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那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聂荣臻，1983：859）谁跟随谁来往了几次这些“细微末节”可以不追究，但必须知道。

　　于是，党内气氛高度紧张、领导人行动不自由就无法避免。他们的交往、他们的闲谈，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证据。1972年，陈云去看王稼祥，告诉王：“我是甩开了跟在我车后的监视车绕道来的。”（朱仲丽，1995：249）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到小翔凤看叶剑英，要借“上街看看”为由；李先念去看叶剑英，也要借观看香山植物园为名。“1976年以来，从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重新挨整，叶剑英迫于逆境，从小翔风到西山，已经养成习惯，在与人进行‘政治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落石出龙头，用杂音来干扰以防被窍听。”（范硕，1990：218—219）这种善显然是必须改变的。

　　6、痛快

　　1931年年底，聂荣臻到达江西苏区，第一次见毛泽东时谈到自己初来乍到的感受：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的屠刀下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听后 ,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聂荣臻，1983：135）

　　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做了“山大王”，对红四军，他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指挥全军；对地方，以湘赣边特委书记的身份统管一切。“古田会议”确立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虽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但确有“痛快”之处。江西根据地雏形初露后，毛随即于1930年２月召开著名的“二七会议”，组成以他为书记的红四、红五、红六军“共同前委”，统一领导各军及赣西南、闽西、湘赣各特委，总揽根据地的一切权力。当这一权力受到原赣南特委及赣西南红军的质疑时，毛毫不留情地以“打ＡＢ团”为名整肃异已，确保自己一号领导的地位。

　　能否“痛快”，关键是能否拥有支配权。1931开始，先是项英、任弼时以中央局书记或代表的身份，后是周恩来、博古等人以中央领导的身份进入苏区，毛不得不退居其次，这是他感到不“痛快”的三年。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才由军而党，逐步掌握了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当时负责警备会场的罗贵波记得：遵义“会议结束那天，毛泽东第一个步出会场，他容光焕发。”（罗贵波，1997：72）1942年3月20日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前夕，毛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即有“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的良好感觉。（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426）

　　革命队伍是分布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的统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彪为一一五师师长，聂为政委、副师长，1937年10月，一一五师在五台山分兵，聂率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此后他长期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成为一个战略区的一把手，有极大的活动空间。1948年4月，毛泽东和中央来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加强。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聂荣臻，1983：670）但也有另一面。1948年5月，敌机轰炸城南庄，毛泽东因转移及时没有受到伤害。事后查明是潜入内部的特务给敌人送了情报。1969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年也在城南庄的江青在会上发了一个简报，称：“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聂荣臻，1983：677）江青意在诬陷聂荣臻，以至于陈毅都为聂“捏了一把冷汗”。毛没有发话追究此事，但如果毛不在城南庄，聂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风险了。

　　“痛快”不只需要至上地位，也需要一定的实力基础。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分散在各山头的南方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但有的游击队不接受整编。“原活动在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的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不仅拒绝下山，而且还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江关英加以杀害。原活动在赣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也拒绝下山。并且杀害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这两支拒绝下山的游击队，后来均被国民党消灭。”（王辅一，1995：304）杨、刘曾经是红军指挥员，对军队的组织约束和政治控制自然有体会，三年的游击生活使他们领略了“山大王”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不愿下山找不“痛快”。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杀害上级党的代表，他们即使不下山也还可以与党结成统一战线，多一份支持。杨文翰、刘维泗没有考虑其行为的后果：一旦没有共产党的旗帜，他们队伍就是土匪，国民党当然可以也应当消灭。没有充分的力量，“痛快”只能是一时的。仅就反对现行制度而言，革命党与“山大王”们没有根本不同，从井冈山开始，革命部队收留改造了不少“山大王”。但革命军队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力量，这就使得它的一切武装行为具有政治意义。惟其如此，只凭几杆枪就想在革命军队中找“痛快”是不可能的。

　　7、金子

　　革命要花钱。红军不是政府军，没有国防预算和财政拨款，打土豪的是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红军作战的目的有三：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筹粮，政治与经济并举。但根据地大多地瘠民穷，有限的土豪早已打尽，数万大军要想生存下来就要向外发展。1932年，一军团与五军团联合发动了水口战役，歼灭陈济棠部下10个团，算是一个大胜仗，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认为，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红军天天打仗，钱时时要用，缴来的黄金就由一些人背着。这是红军的活命钱，只有那些得到组织信任的人才有资格背黄金。在内部清洗严酷的时期，背黄金是一种护身符。

　　1929年红四军围绕前委领导作用等问题发生争论，朱德、陈毅等人以民主的方式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下去了。尽管后来陈毅主动帮助毛泽东恢复最高权力并亲自请毛出山，但陈毅的政治命运还是受到影响：离开主力红军任江西省军区总指挥，打“AB团”时，陈毅的命运岌岌可危：

　　陈毅同志跟我说，他也被李韶九怀疑上了，担心李韶九要对他下手。后来，在一次战斗之前，毛泽东同志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一些金子，交陈毅同志保管，这一下，陈毅同志心里有底了。他想，毛泽东同志这样信任我，我就不怕你李韶九了！（聂荣臻，1983：563—564）

　　历次肃反主要不是经济原因，但确有人通过杀人聚财。1930年闽西根据地在邓发主持下肃“社会民主党”，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被肃，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35人被杀过半，具体执行的是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后来罗明等人调查发现，“林一株强奸女干部40多个，所有金表等好的东西都在他手上，品质十分恶劣”。（罗明，1990：100）

　　黄金不只是护身符，也可能是夺命符。陈丕显回忆：“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他们的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点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还是展开民主讨论吧。一天，他们把队伍集中起来，索性把情况同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稍微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干部、战士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陈丕显，1982：44—45）

　　但项英最后之死，还是与黄金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等人逃出敌人重围后藏身在皖南赤坑山一个山洞里。3月14日凌晨，与项英等人住在一起的原军部副官处的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等人，拿走了他们携带的黄金和钞票。

　　8、放过坏人？

　　延安整风审干由康生具体负责。“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个河南省的党组织，都被他怀疑了。许多中央委员，被列入他怀疑的名单。连恩来同志、剑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聂荣臻，1983：562）如此严格的审查，理应把有任何一点疑问的人都清查出来了吧！然而不是。

　　聂在晋察冀根据地时，在收编、改造杂色武装方面成绩很大。那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有一个叫朱占魁，曾被任命为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被日军俘虏一年后又到军区来找聂，说他如何与敌人斗争、后来又如何在押运的过程中跳火车逃出来的。聂对他的说法有怀疑，

　　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晋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1943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聂荣臻，1983：431）

　　日本投降后，朱回到晋察冀当了军分区副司令。“由于他本性难移，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热河的时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聂荣臻，1983：431）

　　整风包括“审干”和“抢救”运动，其罗网之细密绝非通常审查可比。任何一个人在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方面稍微有一点点说不清楚或与领导上的判断有别的地方，就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徒”或“特务”。康生的敏感和技巧更是令人胆战心惊。1943年8月，康生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介绍如何揪出以王实味为代表团“五人反党集团”的过程，即是其斗争艺术的一个典型。

　　“五人反党集团”除王实味外，还包括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和中央妇委的王里夫妇。他们是同学或朋友，在延安时有过往来。王实味发表文章批评延安的不良风气，成全也向毛泽东写过要求“整顿人风”的信，康生就此认定他们是一个集团。但如何“证实”呢？五人分属三个单位，且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后，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同，“群众思想觉悟没有起来，这个地方不能斗。”康生遂把潘芳提为学习委员会的秘书、办公室外主任。使王实味等人觉得“潘芳还升官，我们这些大概没有问题。”王实味等人暂时安心了，康生却打了一个迂回。他对枣园的群众有把握，就把突破口选择在枣园的于炳然。于炳然知道形势严重，一挨斗就承认错误，“当时于炳然为了抬高自己就不能不打击别人，就不能不打击成全、王里。”康生就由枣园派出一个代表团到政治研究室去揭发，代表团表面上由于炳然领导、实则由康生的人控制。但政治研究室的群众还是没有觉悟，于炳然的揭发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康生转而发动群众批评他们的领导，诱敌深入。会议第五天，成全、王里夫妇受命上台“骂”领导，“从上午骂到下午，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不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把人性论骂出来，有怀疑。”康生紧紧抓住这一点，开了72天的批判会。王里受不了，就揭发了潘芳、宗铮和王实味，斗争从此就由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那时就是思想斗争，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上”。“五人反党集团”终于浮出水面，康生极为自豪：“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宋金寿，1993：104）有了这样的斗争策略，什么样的坏人还能逃过？

　　“审干抢救”的对象，首先是党内的“莫斯科派”，其次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朱占魁两边都靠不上，他不可能成为“抢救”的主要对象。确立领袖权威、统一全党意志显然比抓出一、两个坏人更重要，因此，不能以朱占魁这样的漏网之鱼为“抢救”运动的错误。但既然像“审干抢救”这样严格的清理运动也有漏网之鱼，那确实说明频仍的运动自有其内在必然。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批评中组部对党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注意不够，“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都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张秀山：2004）这当然就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9、徐聂

　　“文革”后期，各种媒体在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徐向前、聂荣臻”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两人都属于靠边站的副委员长。

　　聂、徐在历史上就是经常排在一起的。1948年下半年，华北军区重新组编。聂是司令员，徐向前是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和政委。49年10月后，徐为总参谋长，聂为副总参谋长。

　　朱（德）毛（毛泽东）、张（国焘）徐（向前）、贺（龙）任（弼时）是红军时代三大主力的代表。1932年，当聂任一方面军一军团政委时，徐已于前一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但徐到延安后，却因张国焘的阴影而一直受到抑制。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时，四方面军的部队改编为一二五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是副师长。聂则为一一五师政委，地位比徐高；1937年五台分兵后，聂更获得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的机会。当徐在八路军一纵队司令、晋绥联防副司令、抗大代校长任上奔波劳碌时，聂已把晋察冀建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了，他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徐向前。1946年内战爆发后，重要将领纷纷走上前线，徐却还得在延安养病，1947年与徐特立、王明等人撤出延安后，他要求重返太行。1947年6月，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即原一二五师）副司令，此时刘邓、陈谢大军先后南进，徐的任务是在后方保障后勤。但他没有满足于当后勤部长，很快就把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约五万人升级。这支新部队以打下运城、临汾的战绩而在1948年6月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打下晋中后改编为第十八兵团。1949年月4月，打下太原后，这个兵团即被彭德怀带到西北战场，徐先在太原、后在青岛养病。1948年的聂正徐副有其合理性。

　　毛泽东时代，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主要由一方面军的人担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总参谋长徐向前、粟裕、黄克诚、罗瑞卿、黄永胜等人中只有徐不是江西出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荣桓曾提议由贺龙为国防部长，毛未予首肯。但恰恰是毛一直没有信用的徐向前，既做过国防部长也任过总参谋长，这主要是对前四方面军总指挥历史地位的象征性尊重。1949年10后，聂、徐的地位对调了一下，徐正聂副。不过此时徐还在养病，总参工作实际上一开始就由聂代管，1950年初，聂被正式指定为代总长。1951年5月，身体恢复后，徐的使命也只是率领中央政府兵工代表团访苏，10月下旬回国后又因病休养。“身体稍好后，主持了一段总参谋部的工作。1954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军委分工我负责空军和国土防空工作。”（徐向前，1987：805）1963年分管民兵。这就是说，当徐可以正常工作时，就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了。继徐向前任总参谋长的，是原一方面军的粟裕。

　　离开总参谋部后，原副总长聂荣臻在军队的位置始终比原总长徐向前重要。彭德怀出局后，连朱德都只能任军委常委，聂却是名列林彪、贺龙之后的第三副主席。毛对聂有过良好评价，但也有不满。聂在总参工作期间，考虑毛太忙，就要求战部长张震不要把作战部文电事无巨细全报上去。1952年7月2日，毛召集军委会议，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满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委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荒。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他两次要聂解释，聂只是一言不发，毛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张震，2003：507—508）“文革”期间，聂徐位置调换了一下。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增加的人员中有徐而无聂。（刘树发，1995：1184）1973年初，毛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军委工作会议上，鉴于井冈山下来的只剩下二十多人和邓小平复出的现状，曾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陈士榘，1993：323）事实上，“文革”时期，四方面将领颇为风光，“九大”后进入政治局的军人中，新面孔除了林彪的黄、吴、叶、李、邱外，就是原四方面军的陈锡联、李先念、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邓小平时代，四方面军的洪学智、秦基伟、刘华清等都是军委重要领导。

　　1978年，徐向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加上他的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确与此前几任国防部长一样。彭、林、叶三位元帅任国防部长时，都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总参谋长则都是大将，国防部长显然是总参谋长的领导。林彪事件后，叶剑英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他们都是中央副主席，两个位置已接近平衡。徐任国防部长时，总参谋长邓小平实际上是最高统帅。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徐任何职，他都没有真正掌握军权，他的回忆录也没提当国防部长一事。

　　10、科技与政治

　　1956年10月，经过三年多休养的聂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有三个位置：一是主管科技，二是北京市市长，三是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根据聂的意愿，中央任命他为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

　　“文革”中，北京市市长彭真首先落难，主管国防工业的贺龙也很快被打倒。他们的命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与他们的位置不能没有关系。北京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国防工业与部队装备是军事部门，前者受毛泽东的注意，后者为林彪所留心，如果不能很好地配合毛、林，处在这两个位置上的领导人就不会有好下场。

　　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科技工作虽与权力中心有一定距离，却与政治难分难解。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科技文化及知识分子的伤害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聂主持国孩子科学却发展迅速，成就极大。“两弹一星”就是在聂主持期间搞出来的，原因之一，国防科技一直得到政治权威强有力的支持。当时的口号是“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能够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只有掌握全部科技资源和科技人才的政治力量才能做到。1956年成立导弹研究院，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各相关部的领导都表示：要谁就给谁，“许多单位，我们要调它的教学或技术骨干，甚至连调令、介绍信等都还没有送到，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聂荣臻，1983：799）60年代初，物资供应发生困难，“中央批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派人直接向各单位下达某项任务，以确保完成。”（聂荣臻，1983：822）政治可以保证科技发展，当然也有就可以决定科技成果的命运：

　　林彪、“四人帮”为了他们的阴谋需要，竟故意推迟一些已经成功的项目，如人造地球卫星，早于1968年春天，我们在完成了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制造借口，硬是推迟到1970年才发射，然后就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聂荣臻，1983：841）

　　林彪、“四人帮”当然是以中央的名义作出这个决定的。没有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人造卫星不可能研制成功，所以中央决定它在什么时候发射也就顺理成章了。

　　11、血统论

　　1967年2月怀仁堂碰头会上，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为提出激烈批评。此事初以“二月逆流”、后以老一辈革命家反对“文革”而著名。谭震林首先说：“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又是什么？”（徐向前，1987：833）聂说：

　　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聂荣臻，1983：855）

　　2月16日，李先念也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聂荣臻，1983：855—856）

　　十七、八的娃娃不是反革命，但他们确实是可以参与政治斗争的。十多岁就参加革命的人多得很，红七军团团长寻淮洲牺牲时才22岁。“血统论”原是“自来红”的干部子弟提出的，因为他们的老子是英雄，所以他们也是好汉。《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原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而他们自己则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于是，“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双，2000）他们与父辈派出的工作组密切配合，想按照自己的构想来推动“文革”，具体地说就是重复1957年反右的过程，以期打倒一批走资派和黑五类后使自己成为以“无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但革命在深入，1966不是1957。在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是“白色恐怖”，中央文革小组掌管了“文革”领导权，运动的矛头指向各级当权者直至刘少奇后，第一批红卫兵即干部子弟发现，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身都大难临头。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这些在父辈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的情绪。他们时常聚在一起，从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中汲取力量，为父辈在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应运而生。“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966年10月，这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一个叫“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试图在父辈倾覆之际为反抗中央文革、捍卫爹娘。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他们把父兄的旧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则满嘴“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的粗话，一方面制造“红色恐怖”，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另一方面对直接对抗整肃其父辈的中央文革：“戚本禹十七级，你他妈的算老几？”在中央文革抓捕了部分成员之后，“联动”更加嚣张纵恣，于1967年1月11日六次冲击公安部。（刘双：2000）

　　1967年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专政机关大肆抓捕“联动”。

　　“黑五类”的子弟受迫害是“血统论”，抓捕无法无天的“走资享派”弟也是“血统论”：子弟们的命运取决父兄。“血统论”理所当然受到从领导人谭震林等到青年工人遇罗克的批判，但“血统论”在中国就是有生命力，像“文革”这样要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大革命”也不能铲除。既然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他们的子弟也就要放出来。由毛泽东亲自下令，1967年4月下旬，近百名“联动”分子被放出来，被送到人民大会堂。江青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受委屈了”；周恩来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抓“联动”“是不教而诛”。此后不久，“十七级”干部戚本禹被抓，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平民造反派蒯大富等人下放劳动；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被抢毙。

　　12、山头

　　毛泽东在“七大”上说要“承认山头”。不承认是不行的，大别山不同于井冈山，而在井冈山，又有朱毛的红四军与彭德怀的红五军；甚至红四军内部，又有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28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31团）。

　　将军们在革命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部队。“朱毛”一体，成为革命军队的统帅。但朱毛原来都没有自己的部队。秋收起义的主要部队是原武汉政府的警卫团，文家市会师后，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长余洒度出走，团长陈浩等人被处决，毛因此成为部队的实际领导。朱德的部队到井冈山后，朱毛时有意见分歧。在争取红四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毛得到朱的部下林彪的有力支持。

　　不过朱德始终是党在军事方面最高领导人之一，除其宽厚性格和革命立场之外，最主要的历史原因，是他把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整顿起来带到井冈山、成为与毛会师的第一支军队。南昌起义前，他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朱培德第3军官教导团团长。起义的部队共为三个军：贺龙的20军、叶挺的11军和朱德的9军。贺、叶都有自己的军队，而朱德任副军长的9军只有一个番号。没有自己的部队就没有发言权，李一氓发现，刘伯承虽是前敌对指挥部的参谋长，但他说“他也指挥不了什么人”。（李一氓，2002：89）朱德后来有了自己的部队，与聂荣臻有关。聂在起义前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25师拉出来参加起义。25师三个团中最重要的是73团，即北代时的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8月2日，聂和周士第率领73团、75团及74团一部到达南昌，编为叶挺的11军的25师，周士第任师长，这是南昌起义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9月24日，起义部队退向潮汕，决定朱德指挥25师留守三河坝。当贺、叶部队在汤坑失败后，朱德与主力失去联系后，率25师南撤到福建武平地区，与敌钱大钧部遭遇，损失很大，退到信丰，此时部队还有一千五百多人，周士第等一些师、团领导先后离队，队伍波动严重，但朱德坚定不移，表示：“如你们不愿意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枪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聂荣臻，1983：76）这就是李一氓说的：“朱德的番号叫第9军，任军长，实际上他并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空的军的番号。在部队进入广东韩江地区，留下11军周士第师住大埔的三河坝，向梅县方向警戒，归有军长衔的朱德指挥。所以这个师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经过许多的周折和战斗，一直由朱德带着。”（李一氓，2002：87）南昌起义的希望寄托在朱德的身上。朱毛会师时，朱部比毛部强。井冈山如果不是先有朱德、后由彭德怀率部参与，能否坚持扩大不是没有疑问的。当时井冈山的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团能打胜仗。”（萧克，1997：101—102）这一历史地位，是其他军事领导人不具有的，十大元帅，只有朱能排第一。

　　聂原来也没有自己的军队。1931年12月，他从上海的中央军委机关到江西根据地，次年3月任一军团政委，从此进入军队系统。抗战后，包括一军团在内的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聂为副师长兼政委，但直到五台分兵后，聂才独立指挥部队。1949年以后，华北军区演变为北京军区，聂也转移到科技工作方面，与老部下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也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聂荣臻，1983：853）

　　山头峥嵘，风必摧之。朱德长期不参与军队的具体领导，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山头”，所以对他比较放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还特意说：“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李锐：1999：238）但对其他人就不一定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毛泽东支持林彪打倒杨成武等人，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进而提出要挖杨成武背后的“黑后台”，由此掀起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聂荣臻呼之欲出，处境艰难。同样，1967年“七二○事件”后，林彪以批陈再道搞“兵变”入手把矛头指向陈再道的上级徐海东— 徐向前，意欲横扫四方面军的“山头”。

　　到“文革”时期，众多山头已被平得差不多了：

　　红军时代的“山头”：一方面军内部的彭德怀的三军团“山头”已于1959年铲平。二方面军规模最小，抗战后不久即被分解，但因贺龙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而一直保持到“文革”；四方面军虽说在1937年就被严格限制，但许多高级将领还是活跃在军队中。所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山头”是主要要平的对象。

　　抗战时期的“山头”：新四军的陈毅已经转业到外交岗位，一二五师的刘邓已不直接参与军委领导，所以要铲平的是贺龙的一二0师（即红二方面军）和晋察冀的聂荣臻。

　　解放军时代的“山头”：彭德怀的在西北和志愿军的“山头”1959年后已被铲平，陈毅、刘邓等人的工作也已分别与华东、晋冀鲁豫山头分离，剩下的还是聂荣臻的“华北”山头。

　　总之，“文革”要平的主要是贺龙“山头”、聂荣臻“山头”和虽无领袖但高级将领甚多的四方面军“山头”，以此来保持一军团、一方面军和四野“独尊”地位。但林彪没有考虑到，当他以“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为口号铲除异已“山头”、全面突显自己的山头时，也就酝酿着自己要被彻底铲平的后果。当林彪通过陈再道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将领时，毛泽东就已经出面保了陈再道。

　　“山头”有弊也有利。49年后，一批又一批高级领导被打倒，他们的处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与他们的历史渊源1969年10月，聂被疏散到河北邯郸，“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与聂的良好处境不同的是，朱德到广东从化，“实际上等于软禁”，（聂荣臻，1983：863）原因很多，广州没有他的亲信部下也许是原因之一。此时的广州军区，属于林彪的势力范围。本来林彪的老部队除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47军和55军外，还有沈阳军区中的39军、40军、46军，北京军区中的38军，武汉军区的43军和54军以及成都军区的50军，但大军区司令员中只有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和丁盛是四野出身（文革中多了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但两个军区的基本部队不是四野系统的）。所以“九一三”事件前，林彪曾想到广州“另立中央”。

　　13、林彪

　　1932年3月聂到一军团任政委，林彪由四军军长提升为军团长。“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北伐到武汉后，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在此后四年的合作中，聂对林有清楚的认识，他的评论是有权威性的。

　　初步印象：“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1983：147）

　　第一次争吵：32年4月，打下漳州后，林纵容一些部队违反政策，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拷打。聂反对这种做法，林彪反问：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支持博古、李德。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前，大约是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大会上大讲了一通阵地战。干部们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聂荣臻，1983：202）

　　长征路上不负责任。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和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但林不执行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的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聂荣臻，1983：218）

　　反对毛泽东指挥。35年5月上旬，林彪在会理先是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被彭德怀回绝后，又写信给中央，要求朱毛下台彭德怀上台，还要求聂在信上签名。毛后来对他的批评是：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支持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聂和林有一次在张国焘的代表陈昌浩处吃晚饭，陈让林彪先走，要聂留下来谈一谈。“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当聂提醒他注意路线问题时，“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聂荣臻，1983：283—284）

　　对形势悲观。35年12月中旬，林彪写信要求到陕南打游击。“这封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认为他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但他仍不死心。”（聂荣臻，1983：301）聂劝说后，他根本听不进去，以后态度一直比较消沉。

　　拒绝毛泽东指令。36年春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东征，因十五军团伤亡大，毛要求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1983：315）

　　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48年，林彪不听毛泽东的指令，“把东北的主力放在沈阳、长春之间拖来拖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时间。”（聂荣臻，1983：685）

　　对北京的和平解放态度消极。林彪认为和平解放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靠要打来解决问题。（聂荣臻，1983：701—70２）

　　总的说，聂对林印象不好：“他平时又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又有些鹰鸷。”（聂荣臻，1983：300）

　　从这几件事看来，林彪对毛并不是亦步亦趋，不但与60年代后大搞个人迷信有区别，甚至还有反毛言论与行为。毛的识人术无用怀疑，聂知道的事，毛肯定知道，但他对林仍然信用有加，既说明林作为一名领导人有权向毛提意见，而毛也并不是完全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至少在战争年代。问题是，博古、张国焘、彭德怀等人因其与毛的不同意见而为是毛耿耿于怀的，为什么林彪与他们的关系没有妨碍毛对他的信任？难道毛真的视林为“娃娃”？聂没有交代这一点。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像聂这样对林彪的历史比较清楚的老同志在1971年之前没有反对林彪？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由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再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聂荣臻，1983：846—847）

　　“中央”就是毛泽东。据张耀祠回忆，1968年10月17日讨论党章，江青、康生、张春桥提议把接班人写上，起草人向毛报告“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子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后说：“既然大多数同志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张耀祠就此评论：“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会和同意了。”（张耀祠，1996：115）张说有误，“只有那么几个人”无论如何是决定不了谁当接班人的，他们的“闹腾”不过是把毛泽东已经做出的决定公开出来而已。“文革”爆发以后，林彪接班人的位置事实上已经明朗。按张的推论，则所谓“中央决定”不过就是几个人的“闹腾”。

　　聂荣臻的两个理由其实是一个：林受到毛的信，所以大家无法反对他。杨尚昆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一场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动乱。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了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杨尚昆，2001：44）同样，如果有一天毛不再信任林彪了，大家也就可以批评他了。

　　虽然如此，老同志中至少有人敢对林彪“说三道四”的，这就是陈毅。这位林彪当年的上级，不但1966年10月8日在小范围内认定林彪一定会当叛徒，1967年2月12日，他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向归国留学生代表公开表示自己与毛泽东信用的人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刘树发，1995：1187）背着1929年的老帐，陈毅是老同志中对“文革”认识最清醒也最敢讲话的一个，他的远见卓识已由历史证实。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尽管陈毅对毛泽东、对“文革”有过尖锐批评，毛也为此大为震怒，但毕竟没有把他彻底打倒，并且还给予亲临其追悼会的殊荣。

　　聂荣臻简历

　　1899年10月生于四川省江津。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

　　1927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

　　1937年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1945年“七大”当选项为中央委员。

　　1947年后，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1949年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在“九大”、1973年“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副委员长。

　　1977年在“十一大”、1982年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2年逝世。

　　参考文献

　　聂荣臻：1983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

　　刘 英：1992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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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雄：1991 《莫雄自述》，载《莫雄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李一氓：2001 《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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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仲丽：1995 《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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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明：1990 《罗明回忆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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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双：2000 《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载太原：《黄河》第1期。

　　萧 克：1997 《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张耀祠：1996 《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出版社。

　　杨尚昆：2001 《追忆领袖战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秀山 2004 《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载北京：《百年潮》第12期。

　　卢 权、禤倩红：1994 《叶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编：1997 《博古文选·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刘树发主编：1995 《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禤

　　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 《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6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