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军医大免疫学教研室:新时期模范创新团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8:56:42
中国“人体哨兵”研究屹立世界制高点  http://www.biotech.org.cn/news/news/show.php?id=22990



        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一种在人体内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新型细胞群体,突破了终末免疫细胞不能分化发育的传统理论,开辟了免疫学研究的新领域;  

        他们在国际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高水平论文104篇,开创了中国学者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自然·免疫学》上发表独创研究成果的先例;  

        他们承担了国家重大科研任务17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56项;获得国家生物制品Ⅱ类新药证书2个,研制的两种国家Ⅰ类生物制品已应用于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军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高水平科技奖励10余项……  

        创造这般不俗业绩的,就是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5岁、80%是博士的新时期模范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做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工作”  

        在显微镜下游动的“树突状细胞”,像是一个个长满细毛枝条的树疙瘩。正是对这种细胞的研究,产生了一项国际免疫学理论的新突破,产生了一个军队医科院校唯一的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从发现到研究,直至冲出传统理论的围城,与树突状细胞“共舞”,绝非易事。  

        “人体有了淋巴细胞才有抵抗力,而淋巴细胞是受树突状细胞控制的。”教研室副主任于益芝教授形象地解释,当“敌人”——人体细胞恶变或受到病原微生物入侵时,“哨兵”——树突状细胞会在第一时间敲响警钟,通知“正规军”——淋巴细胞去消灭敌人,从而保护人的肌体健康。  

        这在免疫学上称为淋巴细胞的活化。树突状细胞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它是国际免疫学界趋之若鹜的研究对象。  

        “我们对树突状细胞的研究始于1994年。”教研室主任曹雪涛教授说,那时已经开始在思路和体系上自主创新,但研究方向仍跟着国外潮流走。他是免疫学教研室从一个基础薄弱的小科室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重点免疫学科的见证人。  

        当然,曹雪涛也见证了在研究树突状细胞过程中的欲哭无泪。  

        1996年,教研室在树突状细胞与肿瘤细胞融合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国际交流研讨会上得到认可。他们将科研论文投给国际学术权威刊物,连投6家,均遭退稿。更让他们惋惜的是,一家杂志在两年后刊登了某国与他们内容相同的科研论文。  

        这次打击令教研室很多成员陷入痛苦与茫然。“做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工作。”曹雪涛说,必须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教研室支部书记孙卫民教授则说:“就像一个鱼塘,别人已经捞了好多鱼,你去就要别出心裁。”  

        他们果断地跳出模仿、跟踪国外潮流的模式,开始围绕树突状细胞的功能调控、来源新基因的发现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曹雪涛的指导下,通过合作攻关,张明徽博士等人实验观察到骨髓长出的一株树突状细胞,在完成使命后不会死亡,给出特定的条件,仍可以“返老还童”。与此同时,郭振红博士也在实验中发现这种“长生不老”的细胞,不是一个,而是具有独特调控功能的新型树突状细胞亚群。  

        这项原创性成果立即在国际免疫学界引发震动。《自然·免疫学》刊登了他们的论文,专门配发评述,还用一个手工绘制的树突状细胞作为当期封面。国际著名免疫学专家肯萧特曼教授评价说:这是一项令该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惊奇和关注的工作。这一发现是免疫学理论的新的重要突破,将带动免疫学领域的发展。  



        “将个人发展融入团队,将团队事业做强做大”  

        一座红色小楼掩映在校园的绿树丛中,毫不起眼。这便是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  

        1999年秋,这座小楼迎来了来自美、英、德等20多个国家的免疫学专家。他们在小楼里交流,在小楼里参观,也为小楼里的实验室和研究而赞叹:达到了国际水平。  

        这是教研室成立以来举办的水平最高的一次国际免疫学会议。  

        然而,两年后的2001年,在国际免疫学界初露头角的教研室却遭遇了事业上的低谷: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离开了小楼,曹雪涛也下定了决心要离开。  

        在车站,曹雪涛被急忙赶来的学校一位老领导挽留了下来:作为学科带头人,他的离去就意味着教研室完全陷入困境。  

        留下来的曹雪涛开始重整旗鼓。他摆了一桌酒席,邀请教研室所有的人员参加。  

        酒入愁肠,感伤满怀。那天,这位山东汉子流了泪,“想走的就走吧,愿意留下的,我欢迎。”  

        田野苹教授留下来了。孙卫民教授留下来了。他们放弃科研,转而承担起培养青年人的教学任务。  

        作为在蛋白质工程方面优秀的人才,陈国友教授从留下来的那刻起,就把自己定位成教研室发展中的“绿叶”。  

        ……  ……  

        夏去冬至,几度春秋。一个在困境中整装待发的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形成了,教研室也一跃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使我国在国际免疫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如今,那栋红色小楼仍在,进出的人员依旧不断。“留下来的肯定是为了事业!”曹雪涛缓缓地说,“将个人发展融入团队,将团队事业做强做大。这是我们所秉承的理念。”  



  “把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把团队的内耗降到最低”  

        这是一群很有个性的年轻人。他们没日没夜玩命工作不说,有时半夜三更会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  

        “要是在实验中有了重大突破,就会高兴地尖叫,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陈涛涌博士笑嘻嘻地解释。  

        “他们已经习惯了,早上回去洗洗,休息会儿又上楼接着干。”于益芝教授其实挺心疼这帮连轴转的同事,“并没有人要求他们加班。”  

        “从另一侧面来讲,这是个性。”曹雪涛教授说,“搞科研就是要有点个性,没有个性很难出新出彩。”  

        不到30岁就评上副教授的李楠,受她父亲——一位在军事医学领域工作30多年的老专家的影响,对科学试验充满了乐趣。年纪轻轻就成了分子免疫组的负责人,这位学微生物专业的南开大学毕业生的能力毋庸置疑。  

        但,李楠对人苛刻、挑剔的鲜明个性颇让同事们头疼,以至于不少人害怕与她合作。如果有人向她请教,李楠总会毫不犹豫地帮忙。一旦讲解得非常清楚,而对方仍未明白,她绝对会不经大脑考虑地来上一句:“你怎么这么笨啊!”  

        比李楠年轻两岁的郭振红博士就受过如此“礼遇”。“当着那么多同事,面子肯定挂不住,脸红一阵白一阵的,站在那里直想哭。”郭振红笑着说,“她总是这样,先图个嘴快,说完就道歉。”  

        “吵架嘛,换个说法就是科学上的争鸣。”李楠说。  

        与李楠相比,同事眼中的刘书逊博士就显得平和多了。但她犟,敢于为自己的见解,与她的导师“吵架”。  

        “有一天,曹雪涛请我喝咖啡。”刘书逊说,“我一听就知道不对劲,他的咖啡可不是那么好喝。”果然,咖啡刚喝一口,曹雪涛就很严肃地指出,她正在进行的一项科研前景不好,希望刘书逊换个方向。  

        刘书逊听了一肚子火,随即与曹雪涛争论起来,坚持要用下一步的试验来验证自己是正确的。一番争论的结果,曹雪涛妥协了,又给了刘书逊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后,刘书逊的科研果然撞到了南墙。与曹雪涛的又一番争论在所难免,只不过焦点是下一步的科研方向应该转向哪儿。  

        单个“吵架”并不过瘾,每周四的课题进展报告会成了固定的“吵群架”时间。每到这会儿,大家就会七嘴八舌对某一项课题展开讨论,有的就实验方法提出建议,有的进行更为详细的补充,有的则大胆提出质疑……一番唇枪舌剑的思想交锋,一阵面红耳赤的观点争论,科研灵感和创作热情在这个浑厚的学术氛围中不断碰撞、成形。  

        “一项科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这就需要一个好的团队。”曹雪涛教授对优秀团队的理解是,“把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把团队的内耗降到最低。”



        文人相轻?  

        当记者走进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所在的红色小楼,置身于这群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时,和谐——这个当今最为流行、最为时髦的词语,总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闪现。  

        “好比在一个合唱团里,有高音,有低音,有拉提琴,有吹小号。各人演唱不同的声部,各人演奏不同的乐器,其乐音配合默契,和谐美妙。”教研室主任曹雪涛教授说,“一个优秀团队也如此,只有众声共鸣,才能合力冲击科学前沿。”  

        如果时间倒退到1996年,那时的免疫学教研室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科室,内部未明确分工,做实验是一个人从头做到尾,效率低下。此后,他们根据现代免疫学的发展,把研究工作分为上、中、下游三段,细分为细胞免疫学、分子免疫学和蛋白质纯化等几个实验室,在合作中分工,在分工中合作。  

        2003年春,肆虐的SARS病毒成了考验他们工作成效的战场。“说实话,这并不是我们的强项。”教研室副主任于益芝教授说,“但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瞬间组合形成了合力。”  

        从免疫学角度去攻克SARS病毒,这是攻关的方向,几乎调动了教研室的全体力量。7天时间,李楠小组完成了在SARS病毒多肽病毒基因克隆、测序、载体构建的工作;在多肽设计和合成方面,万涛小组应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很快设计出了20多条多肽并马上合成;于益芝教授在两周内建立了检测技术,对所设计的20多条多肽的功能进行鉴定;王宝梅、陈华标博士等则对筛选出来的肽诱导CTL的特性进行研究,利用转基因小鼠模型开展了功能分析……  

        4个月不到,他们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了SARS病毒抗原表位肽,其研究论文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血液》上发表后,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这一原创性成果,为征服SARS病魔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科研基础。  

        曹雪涛教授有个摘苹果理论,逢人便讲,以至于教研室的成员全知道。“搞科研就如同走进了一片果园,好摘的被大个子摘走了,小个子想摘到苹果,就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一个优秀的团队就是这个肩膀。”说这话时,曹雪涛就坐在他办公室外间的一把椅子上,背后的门上贴着“时间宝贵,请长话短说”的小纸条。  

        踩在团队的肩膀上,张明徽博士就摘到了一个硕大的苹果。  

        从1997年起,整整6年,张明徽没有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一篇以他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急啊,出不了成果。”张明徽说。  

        曹雪涛也替张明徽焦急,但他明白,要出大成果,必须耐得住寂寞。  

        教研室进行了数次激烈的讨论,帮助张明徽找准科研的方向。同时,为使实验拿到翔实的科学数据,曹雪涛专门向学校打报告寻求支持。  

        不久,一台价值300万元的流式细胞仪买来了。张明徽领衔完成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自主科研成果论文在《自然·免疫学》上发表的创举。  

        在第二军医大学读硕士的刘书逊,实施课题时遇到了难题:缺少造血干细胞。到血站买血,可买来的血中造血干细胞的含量非常低,且不容易分离出来,此路不通。人的骨髓和脐带血中倒是含有丰富的造血干细胞,可到哪里提取呢?这位刚从北京来到上海的女孩心里犯难了。  

        于益芝知道后,立即给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同学打电话,将产妇产后的脐带血留下;张明徽则和医院的血液科联系,提取骨髓移植病人的血样;其他人也想办法帮刘书逊解决血样问题,助她开始课题研究。  

        如今,已是教研室博士的刘书逊成了培养树突状细胞的专家,如有人需要细胞,她总是有求必应。  

        “在我们教研室,最默默无闻的人是陈国友。”在采访过程中,教研室的每个人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总会提到陈国友的名字。  

        诚如他人所言。清瘦的身材,清秀的长相,即使是在接受采访时,陈国友也不愿多说什么。  

        他所在的蛋白质工程组负责进行蛋白质纯化。“这是一个给他人做嫁衣的技术活。”与陈国友一组的蒋应明博士说,“换句话讲,教研室里只要需要蛋白质,必然要找到陈国友完成蛋白质的活化和纯度提取,否则实验根本无法进行。”  

        然而,蛋白质纯化是实验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也注定了陈国友和他的工作组永远是整个“果园”中的扶梯人。“论文发表了,他往往处在第三作者以后,甚至他参与的论文都没有他的名字;没有拿出手的论文,在评职称的时候也会受影响。”曹雪涛苦涩地笑道,“他至今还是个副教授。”  

        作为事实的记录者,记者非常希望陈国友多讲点他自己的故事。可陈国友淡淡一笑:“我的成绩不如别人,还是多写其他人吧。”采访结束时,他那转身离去的清瘦身影在记者的眼里竟显得是那样的高大。  

        田野苹教授至今还在为一件事耿耿于怀。事涉万涛副教授。  

        “前年在讨论教研室立功问题时,曹雪涛和我力主推荐万涛立三等功。”田野苹说,“我还专门找了有关领导。”但立功人选确定下来后,并不是万涛。“我真替万涛感到委屈,”田野苹说,“他的家庭困难很多,爱人和孩子都患有病,几年来,他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从未放弃过对科学的研究,出差是家常便饭,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实验当中。”  

        于益芝说:“万涛所承受的生活压力是我们无法体会到的,但他一点都没有影响工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年没有立上三等功的万涛脚步依旧匆匆,白天埋头工作,晚上抽空回家照料家人。记者是在实验室里“逮”住他的,自始至终,他没有谈一句个人的难处,只是用很平和的语调叙述着团队的成长、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他对人生的一些感悟。  

        一张从泰山上俯视泰安城的照片,曹雪涛一直珍藏着。2004年,研究生钱程在登泰山时拍下后,作为圣诞节礼物寄给了曹雪涛。“从事科研就要站在高起点上,站在泰山顶上才能看到别样的风景。”曹雪涛说,“这是一种境界。”  

        登高望远,寻求更为广阔的科学视野。也许,这就是以曹雪涛和他领导的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追求的境界吧!  

        让我们记住教研室的这些数据吧:5年来,先后有1人荣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人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总后“学习成才标兵”,1人被评为“新世纪创新人才”,1人获得军队育才奖银奖和上海市育才奖,2人成为军队和上海市优秀学位论文获得者,4人被评为上海科技启明星,3人破格晋升高级职称。教研室先后被上海市命名为“新长征突击队”“上海市优秀青年科技启明星群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尽管数字是枯燥的,却往往最具有说服力。



青春,在不断创新中勃发      

——记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在短短15年间大放异彩的发展史,让人感受到那一群连续发表影响因子5分以上论文多达28篇,平均年龄却不足35岁的科技才俊火一样的创造激情。他们用行动告诉人们:只要矢志报国,勇于创新,团结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照样能收获震动世界的科学硕果。

  翔殷路,上海浦西最早迎来春风的地方。来到位于这里的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采访,记者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这里的一张张面孔竟是那样年轻,那样生气勃勃。70多名团队成员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者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当中有的还在读硕士期间,就以第一作者的名义在《血液》、《免疫学杂志》等国际著名刊物发表了论文。他们的领军人物曹雪涛年仅28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教授,33岁任全军免疫与基因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37岁即担当国家“973”首席科学家的重任……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里的年轻人早早脱颖而出,取得大大超越同龄人的骄人成就?



  那个“带动免疫学领域发展”的成果名叫“中国”

  2004年隆冬时节,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从上海传出,曹雪涛领衔的科技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具有重要免疫调节作用的新型树突状细胞亚群,为肿瘤免疫治疗以及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研究等开辟了新途径。2004年11月1日,这项原始创新成果在国际著名刊物,影响因子达28.9分的《自然免疫学》上全文发表。这是我国学者完全立足国内独立完成并在该杂志发表的第一篇科研论文。

  国际著名免疫学家肯·萧特曼教授评价说:“这是一项令该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惊奇和关注的工作。这一发现是免疫学理论新的重要突破,将带动免疫学领域的发展。”

  免疫学,当今世界最活跃、最有发展前景的基础学科之一,上世纪以来颁发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按照学科划分,免疫学家获奖最多。在免疫学领域集纳了各国的优秀人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

  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如今已是全军“重中之重”实验室。然而,它的前身仅仅是该校基础部微生物教研室下面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组。1990年,免疫学教研室成立之初,仅有7个人,守着陈旧的价值仅20余万元的仪器设备。那时,别说带动世界免疫学发展,就是申请国内的研究经费都有困难。建国初期从美国回国的老“海归”、我国第一部免疫学教科书的编纂人叶天星教授慧眼独具,认定自己的关门弟子,当时年仅26岁即将博士生毕业的曹雪涛是个不可多得的领军之才,有能力带领大家冲出困境,乃至有望实现自己“看到中国免疫科学走到世界前沿”的夙愿。他的殷殷之情打动了已经把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信攥在手中,正渴望出国深造的爱徒。曹雪涛最终选择了留下,并表示:“老师的心愿不了,我哪儿也不去!”

  山东汉子曹雪涛一诺千金。自27岁成为学科带头人之后,他凭着一腔报国热诚,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带领学科团队艰苦创业,一步步由上海迈向全国,直至走向世界。

  就是这个团队,1999年成功承办世界免疫学大会,2000年首次代表中国人走上国际生物医学盛会“里程碑会议”的讲坛,与素有“诺贝尔奖摇篮”之称的瑞士巴赛尔免疫学研究所等国外10多个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104篇,获得国家和军队高等级科技奖励7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42项,已授权12项。在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和国家“973”项目评审中,他们分别夺得90多分的最高分和“特优”的最高评价。

  2004年,对于免疫学创新团队来说,有两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件,一个是荣获200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实现了军队系统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另一个便是在《自然免疫学》发表论文。在与国际免疫学“高手”的同台竞技中,他们实现了几代中国免疫学人的梦想。



  这里就像一个磁力强大的“磁场”

  据统计,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一年发表的SCI论文可以与某著名大学医学院整个校本部持平。创造如此佳绩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良禽择木而栖。当我们向这个团队的许多成员问起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团队”时,大家的回答不尽相同,但几乎都谈到了免疫学教研室就像一个磁力强大的“磁场”,团队灵魂曹雪涛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目前仍在读的博士生陈华标说:“支撑我们的是曹雪涛教授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的爱国精神,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使命感、责任感,是立足世界强林的紧迫感。”

  曹雪涛的得力干将之一、分子免疫室主任、31岁的副教授李楠在短短几年间,就在包括国际著名的《生物化学》在内的SCI杂志发表论文15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19项。她告诉记者,1996年夏天她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毕业,也曾考虑过加入北京等地的“国家队”,但是一看到这里包括导师曹雪涛在内满眼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气氛特别好,所以毫不犹豫“投奔”而来。

  在这个总面积达到3400平方米,拥有6个国内一流专业研究室和国际一流的基因库、细胞库和抗体库,以及价值数千万元仪器设备的免疫学教研室,一群立志振兴中国免疫学事业的年轻人充实而快乐地成长着。他们中有常常通宵达旦在实验室度过的陈涛涌;有“不撞南墙不回头”、对研究课题孜孜以求的张明徽;还有在寒冬的凌晨4点,集体窜至静极的五角场马路上高谈阔论实验思路,争到面红耳赤然后相约“吃火锅去,继续聊”的陈国友、蒋应明一干人……

  除了同门师兄孙卫民教授、师姐田野苹教授比曹雪涛年长10多岁外,团队的其余成员均是曹雪涛的学生。曹雪涛说,他在团队永远扮演三重角色,是“学者”和“师长”,也是“朋友”。作为学者和师长,他为整个团队“掌舵”。1995年前后,当国际上关于树突状细胞的研究刚刚“破茧”,他非常敏锐地抓住时机,把学科方向调整到基础免疫学研究,组织大家重点从树突状细胞(最早启动人体免疫系统的“哨兵”)功能调控、树突状细胞相关新基因的发现以及树突状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治疗等几个关键点上寻求突破。这一重大战略转移,奠定了团队快速发展的基础。作为朋友,他一方面“纵容”大家极力张扬个性,工作时“玩命”,休息时“疯玩”,另一方面遵循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效协调各路人马既分工又协作,使团队始终保有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



  摘到个人跳起来都够不着的苹果才是真本事

  “陈景润式的单打独斗科研模式已经不适宜现代科学研究。”免疫团队成员们如是说。

  回忆发表在《自然免疫学》杂志上的那项成果的产生历程,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张明徽感受颇深:课题的确立,来自于课题负责人曹雪涛的创新思路;创新点的发现,产生于和朱学军的共同实验;而课题方向的逐步明晰和课题研究的稳步深入,则离不开团队成员不下十余次的反复讨论,相互启发。对此,曹雪涛用了一句话进行概括:“科学的敏锐来自于群体。”

  2003年春,SARS肆虐,免疫团队积极投入SARS病毒多肽研究。为了抢时间,他们把研究工作分成6~7个步骤,明确分工,协同作战。“开工”仅仅7天,李楠便完成了SARS病毒基因克隆、测序、载体构建及表达工作。免疫药理室主任万涛副教授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很快设计出20多条多肽并成功合成。为了鉴定这些多肽的功能,免疫学教研室副主任于益芝教授在两周内建立了T2细胞多肽结合检测技术,博士生王宝梅和陈华标等对筛选出来的肽段诱导CTL的特性进行研究,开展了转基因小鼠模型的功能分析。只用了大约1个月时间,他们就在国际上首先获得SARS病毒表位元抗原肽,研究论文在国际著名的《血液》杂志上发表,为国内外同行作进一步的研究开发提供了良好平台。

  曹雪涛告诫同伴们:“搞科研就如同走进了一片诱人的苹果园。那些好摘的苹果都被大个子摘走了。我们要练起跳的本事,大伙一起想招,一起使劲儿,摘到个人跳起来摘不到的苹果,才是真本事。”

  摘到大苹果的,无不满心欢喜,然而那些为摘苹果“架梯子”、“抬筐子”的人心态又如何?共患难易,同欢乐难,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在高手扎堆的免疫学教研室有没有市场?这个团队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田野苹和孙卫民分别担任免疫学教研室副主任和支部书记。两人全力支持师弟曹雪涛,不仅把大量的教学任务“承包”了下来,而且成了除学术活动以外任何会议的“会议代表”。教研室有年轻人思想有负担了,他们就自觉地成为“消防队”,把矛盾的小苗头“掐灭”在萌芽状态,为保障团队和谐健康成长默默做了很多工作。

  蛋白质工程室主任陈国友副教授的工作主要是进行蛋白质纯化,就像工厂里一道非常关键但是又出不了成品的工序。多年来他默默地为大家提供着实验必需的蛋白质,而论文发表时,他的名字基本上不可能排在前三位。每当有朋友向他投来既敬佩又有些同情的目光,陈国友总是坦陈:“我不是一点想法没有,但是为了团队的发展,我必须顾全大局!”



  让每个人把潜能发挥到极致

  “把内耗减小至最低,把潜能发挥到极致。”这是免疫学团队恪守的根本原则。

  曹雪涛的第一个研究生,人称团队“大总管”的于益芝说,他本科时原是个“埋在人堆里找不见的人”,考入免疫教研室从硕士读到博士,得到只比自己大两岁导师的着力培养。他因成绩突出先后两次被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目前是国家“863”重点项目负责人和“973”项目骨干,在最近5年发表SCI论文27篇。

  “年轻人的潜力无限。我喜欢来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但绝不排斥出自不那么有名的学校的学生。”曹雪涛坦率地说。的确,毕业于山东潍坊医学院的张明徽,来自济宁医学院的郭振红,出自河南医科大学的陈涛涌,这些当初的“小家碧玉”,在进入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团队后,仿佛被“魔杖”点石成金,几年时间就成长为在免疫学国际前沿代表中国“说话”的“大家闺秀”。而且,由于在研究树突状细胞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导致肿瘤发生的新基因,陈涛涌还可能在今年为团队抱回一个更大的“金娃娃”。

  免疫学团队年轻人的成长也并非一路凯歌。张明徽从1997年踏进免疫学教研室起,整整7年时间,没有发表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科研工作时不我待,拿着宝贵的科研经费做不出东西,不仅张明徽坐不住,曹雪涛也有些急了,他多次组织全室为此进行专题讨论。当意识到张明徽的新设想可行时,曹雪涛加大了实验室人员对他的配合。为使他的实验尽快拿到翔实的科学数据,他专门向学校打报告寻求支持。肖振忠校长对此非常重视,并请分管业务的副校长李曙光主抓落实。不久,一台价值300万元的流式细胞仪落户免疫学教研室,为该室最后发现和验证新型树突状细胞亚群,完成在《自然免疫学》上发表文章的创举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



  曾经的挫磨激发团队在沉寂中崛起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这是曹雪涛格外喜爱的一首歌,也许因为其中融入了他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要知道,这位年仅40岁的免疫学家曾经走过很多人不曾经历的坎坷路。

  这个团队曾经有过一段“沉寂期”。几年时间,没有发表高档次的论文,没有获得高等级的成果奖励。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这个团队还能继续走下去吗?还能走多远?

  最难的是在2001年。由于在与上海某企业的合作中,不肯超越作为科学家的道德底线,37岁的曹雪涛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陷入“泥淖”:企业撤资并且谣言惑众,几个团队成员离他而去。最让他痛彻骨髓的,是他那年仅66岁的父亲因他遭厄而突发急病去世了。刚刚泪别老父,爱人又住院,妹妹动手术,命运之神仿佛故意要试一试这个年轻人的承受力……

  曹雪涛终于咬紧牙关拔足泥淖。让他备感欣慰的是,免疫团队从此更加团结,以更加高涨的热情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那段时间,面临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团队成员都憋着一股劲儿。陈国友和蒋应明等科研人员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研制出一种国家一类新药——注射用干细胞因子。当时,实验没有经费,他们就向学校借,实验进度紧,他们没日没夜地干,连续熬夜两个多月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

  “没有痛,哪来快!”曹雪涛说,学校领导曾鼓励我们: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击倒的人,将来可以笑对一切!曹雪涛表示,现在最想感谢的,还有全国的免疫学界同行,是他们,就在他和团队最困难的2001年,一致推举他担任了国家“973”免疫学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鼓舞团队快步走出黎明前的沉寂,迎来破晓时的光明。



  站到高峰才能看到别样的风景

  在曹雪涛办公室墙上悬挂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宁静致远”。在采访中他多次表示,“境界”决定一切,没有“境界”的团队和个人注定走不远。曹雪涛说,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和”是很高的境界。这种文化底蕴对我们进行团队建设很有启发。大家在“做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作,做属于中国人的工作”过程中精诚团结,不计名利,达到内心的充实和丰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团队的不少成员对辩证法运用很自如,“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团队壮大了,个人才能更好发展”,“为国家和军队作出贡献,个人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的体现和认同”等,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在这里,没有唱高调的人,只有善于思辨的一群实干家。

  在采访万涛前,我们得知他目前面临极大的困境,5岁的孩子患有先天性眼疾,曾经是我国第一批MBA硕士的妻子因严重的脊柱炎失去了工作能力。事业和家庭两副重担几乎全压在这位36岁的父亲和丈夫的肩上。然而采访中他对自己的困难却不愿多谈。万涛的同事告诉记者,像万涛这样的生物信息学专家,在上海很“抢手”,曾有单位以年薪20万元拉他加盟,他没有动心,而是继续为深入研究我国首个获准进入临床试验的由树突状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而终日忙碌着。

  “那种把科研当作职业而不是事业的人,肯定走不远。”曹雪涛认为,经过那一段挫磨的免疫学团队留下来的都是精英,是免疫学事业未来的希望。

  每年组织的春游和秋游,是免疫团队的固定“节目”。2004年秋天登泰山归来,硕士生钱程把自己拍摄的一张在泰山山顶俯视大地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导师曹雪涛。曹雪涛很喜欢这张照片,并专门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作为最后一张幻灯放出来,启发大家“只有站到一定的高度,才能看到别样的风景”。

  对于团队的未来,曹雪涛毫不掩饰他的信心:经过10多年的积累,这里聚齐了重要人才,聚焦了重要目标,聚集了关键技术,聚合了前沿项目。今后5~10年,将是免疫教研室大发展的时期。“我们这些人主要是过渡性的,未来将属于更加年轻的一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