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与共和国元帅的相识相交

                        □ 周炳钦　《百年潮》 2009年第01、04期
　　在1955年的将官授衔典礼上,周恩来总理颁发授予萧克上将军衔的命令状。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萧克名列榜首。也许这并没有表明萧克戎马生涯的全部,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他长期在朱德、陈毅、彭德怀的麾下工作,做过罗荣桓、徐向前、刘伯承的直接下级,担任过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的副手,还两次出任林彪的参谋长。萧克或在他们的指挥下,驰聘疆场,南征北战;或在与他们共事中,运筹帷幄,襄助戎机。上世纪90年代,我有幸参与了《萧克回忆录》的编撰工作。萧克将军与共和国元帅之间的深厚情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享年102岁。我得知消息后感慨万千,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苦寻朱德,一见如故 　　
　　萧克对元帅们有的是未曾谋面已慕名。他第一次见到朱德的名字,是在南昌起义后的街头布告中。1927年南昌起义时,萧克是叶挺部的一个连指导员。起义军兵败流沙,他所在的二十四师溃败,他的那个连也只剩一二十人,不几天又全被俘虏。到释放时,他已是上无组织,下无士兵,身无分文。不久,他听到朱德在湘南领导起义的消息,并听说朱德是反袁护国军的高级将领,到西欧和苏联留过学,是共产党员,在湘南起义中以少胜多,打败了“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萧克是从嘉禾县师范毕业后投笔从戎的,自然崇拜朱德这样文武兼备的将领,于是便决计去找朱德。
　　当时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各地党组织都转入地下,就连国民党军都难以找到“共军”的影子。然而,萧克坚信朱德的部队不会完,共产党不会完,天下终究是要光明起来的。于是,他根据自己捕捉到的信息,扒船到广州,又扒车到湘南,四下打探。他奔波了几个月,还乞讨过,但不仅一无所获,还把身体搞病了。万般无奈,他只好回到离别了几年的家乡湖南嘉禾县小街田村。他联络了几个同样在起义后溃散回来的同志,成立了中共嘉禾南区特别党支部,准备在家乡搞暴动。他想,只要闹出点声响来,就不愁找不到组织。
　　1928年春节前夕,党支部派人到临武星子坪活动,带回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朱德的部队在宜章举行起义!大家一致认为,搞武装斗争的机会到了,支部立即决定派萧克等人去宜章联系。还没到宜章,便探知起义失败的消息,朱德的部队已退到巴黎堡、黄沙堡一带去了。但萧克等却与宜章县碕石镇党支部接上了关系。这里正在准备搞暴动,需要懂点打仗的人,萧克他们便决定留下来一起干。根据支部决议,新组建的独立营由彭睽任营长,萧克任副营长,主管军事工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当宜章独立营打土豪、分田地,搞得风风火火的时候,朱德派部下龚楷前来与当地党组织联系。龚楷到宜章时,正值独立营发动起义,就留了下来。后因彭睽调宜章县委工作,龚楷接任了独立营营长。起义失败后,他们判断朱德的部队已经东去,就率领600多名农民军向东跟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这群扛梭镖的农民队伍意外地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红军会合了,又见到了著名的农民运动先驱毛泽东,十分高兴。井冈山部队也欢呼雀跃:“宜章独立营来了!宜章独立营来了!”当时,毛泽东是为接应朱德部,率部队从井冈山进入湘南的。1968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萧克,还记得40年前的那次会师。他握着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第一次见面的吧。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啊?”萧克激动地答道:“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300多杆梭镖。”毛泽东听后不住地点头道:“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在龙溪洞休息了一天,萧克与部队就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井冈山进发。到达宁冈的砻市镇,听说朱德的部队已集结在这一带。龚楷对萧克说:“你还没有见过朱德师长呢,我带你去见他!”萧克自南昌起义知道朱德后,早就想见到他。
　　一天,龚楷领着萧克来到龙江书院,一推门,就听见一个四川口音说:“是龚楷吗?快进来,快进来!怎么就你一个,和你在一起的萧克没有来?”龚楷把萧克拉上前,说:“他就是。”萧克激动地向朱德敬了军礼。朱德紧紧握住萧克的手,说:“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喽,你们干得好啊!”
　　萧克向朱德汇报了碕石暴动和在黄沙、梅田活动的情况,也感慨地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苦苦地找党;湘南起义后,也到处找朱师长!”朱德呵呵笑道:“是噢,你找我,我找你,现在终于见面喽!”“现在革命力量在湘赣边大会合,今后会有一个大发展。”从此,萧克就一直在朱德的麾下,英勇转战,由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 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投了陈毅一票 　　
　　萧克和陈毅都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但他们当时隶属不同的部队,分别任连、团指导员,还互不相识。直到湘南起义时,从人们常提到的起义领导人中,萧克才知道陈毅的名字。陈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外面张贴的布告上有师长朱德和他的署名。
　　1928年4月下旬,朱毛井冈山会师后,两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陈毅任军委委员、第十二师师长。萧克在第十师二十九团二营七连任连长。会师后不久,江西敌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二次“进剿”。陈毅率十二师一部随朱德率领的军部与十师翻越黄洋界,准备迎击左路进攻之敌,相机夺取永新城。途中在小行州宿营,陈毅专程来到十师二十九团驻地,看望这支以宜章农军为主编成的部队,鼓励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在实战中提高杀敌本领。萧克在这里与陈毅第一次见面。随后,陈毅先后任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主要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萧克的印象中,陈毅经常向部队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善于宣传教育,鼓舞官兵的斗志。
　　1929年1月,红四军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这时陈毅担任第一纵队党代表,萧克任该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他们常常一起行军作战。萧克对陈毅有了更多的了解。萧克认为,陈毅性格开朗,豪放豁达,批评人很严厉,有时也骂人,但不记仇。因此,大家都觉得他宽厚、诚恳,愿意同他交谈。在这次进军的过程中,陈毅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处理红四军党内的那场争论,给萧克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自朱、毛红军会师以后,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问题,逐渐产生一些不同意见和分歧。红四军党的七大之前,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在红四军设立军委,以后又引发出对红四军各种制度、政策的看法,争议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根据陈毅建议,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部队整训间隙,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统一思想认识,解决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6月22日,大会正式召开,由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及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陈毅代表前委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大家各持己见,争论激烈。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前委不好工作。他甚至严肃地表示:前委现在是不生不死,这个问题不解决,他请求更换书记,让自己离开前委。为缓和气氛,陈毅努力地进行了调解。他诙谐地劝导毛泽东、朱德:“你们朱毛两人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打架,我这个郑国怎么办?我跟哪个,站在哪一边?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
　　会议只开了一天,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构重叠,无再设之必要。决议对刘安恭、林彪两个纵队一级领导在争论中推波助澜,散布挑拨性言词进行了批评;同时对毛泽东和朱德也作了批评。决议还指出:争论中所谓“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书记专政”问题,是“纯属偏见”。会议最后在选举新的前委时,通过举手表决,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等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萧克也是其中之一。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落选。由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仓促,时机还不成熟,争论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去地方工作。部队中很快感到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纷纷要求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后来萧克在谈到此事时,感到这是他历史上第一次站错队。但萧克也认为,当时与会者大多数人投票给陈毅的初衷,是感到陈毅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出面调解矛盾,对停止党内争论、稳定局面起了好的作用。毛泽东、朱德之间的认识分歧和矛盾给部队造成了一定影响,也必然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威信。
　　会后不久,陈毅即去上海向党中央作了如实汇报,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了红四军斗争的经验,强调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决定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陈毅回到闽西后,按照中央的指示主动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后又协助毛泽东、朱德成功地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古田会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质上已为这次七大作了结论。
　　我军初创时期,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这本属正常。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翻出这段历史,无限上纲,借此打击迫害朱德、陈毅,萧克也因此背上“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萧克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复出又与陈毅有关。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原本没有安排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突然赶来悼念。毛泽东也许因为陈毅的逝世和此前发生的林彪事件,联想到当年在井冈山斗争的同志们。在休息室里,他突然问周恩来:萧克来了没有?周恩来马上机敏地答道:他在外地出差。实际上周恩来像当时对其他许多老同志那样,也一直在关注着萧克。3年前萧克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时,周恩来曾提出给他带名炊事员,萧克谢绝了。毛泽东的这一问,使周恩来感到可以为萧克的复出作出安排了。很快,萧克于1月16日即接到电话通知:“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20天后校部正式通知他,将派军代表陪同他返回北京。这年春节后不久,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找萧克谈话,宣布军委决定他到军政大学工作。于是,萧克振作精神,在阔别军队13年后,又金铎重操。
　　
与贺龙并肩战斗的岁月 　　
　　北伐军的高级将领贺龙,萧克早就耳闻;后在南昌起义及红二、六军团会师前的军内通报和中外报刊上,萧克进一步了解到贺龙的革命活动,对他深为敬佩。伟大的革命战争又使萧克和贺龙走到了一起,战争年代他们曾先后两度共事。
　　先是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长征中,从红二、六军团会师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们有近两年的时间在一起并肩战斗。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萧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组成红二方面军后,贺龙任总指挥,萧克任副总指挥。
　　这段相处的岁月是令他们难忘的。他们一起运筹帷幄,挥师进军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由会师时的8000人,一年间就发展到2.1万余人。1935年11月,萧克与贺龙等率部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于第二年7月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
　　萧克与贺龙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不仅收获了爱情,而且还双双喜得儿女。慈利县的一对红军姊妹花,姐姐骞先任与贺龙、妹妹骞先佛与萧克结为伉俪。在长征出发前夕,骞先任与贺龙的女儿诞生,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这个在襁褓中就随军长征的女婴,如今是人民解放军的女将军。骞先佛与萧克的大儿子堡生,也在长征过草地时出生,后在抗战期间不幸牺牲于日军的细菌战中。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26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萧克和36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抗日战争初期,萧克与贺龙再度共事。1938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贺龙、萧克分别任一二〇师师长和副师长。他们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在晋西北领导抗日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率部配合友军举行忻口会战和反击太原、石家庄的作战行动,并指挥部队独立地取得“收复七城”的胜利。1939年2月,萧克出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前往北平周围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又与贺龙惜别。萧克在谈到当时的心情和在一起共事的感受时说:这次“在一起工作一年多,关系是好的。虽然我们在个人性格、作风、爱好方面有不同,有时还发生不悦,但在大的政策和军事行动方面是合作得好的” 。
　　
两次出任林彪的参谋长 　　
　　萧克与林彪之间的交往共事,主要是在战争年代的两头。红军时期相处的时间较长,从井冈山起,直到1931年6月萧克任独立第五师师长时才分开。这期间,萧克任连长、营长、纵队司令,林彪都是他的直接上级。他还两次出任林彪的参谋长:第一次是林彪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时,萧克由所属第二支队调任该纵参谋长;第二次是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时,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任野战军第一参谋长。
　　红军时期,因为他们是同龄人,萧克还年长林彪几个月,平时接触较多,相互还比较了解。萧克是师范生并在叶挺部任过职,林彪对于他的文化和军事素养是看重的。萧克在与林彪的交往中也了解到,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到武汉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排长,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林彪在湘南起义时任连长,因在耒阳一战中作战勇猛,被任命为营长。林彪是从见习排长逐级提拔上来的,平时注意对部队的训练,管理严格,临阵有决心且灵活,同时也很注意自身军事素养的提高。林彪爱看兵书,《曾胡治兵语录》、张乃燕的《世界大战全史》都读过,对军校的教程、条令较熟悉。1929年打下龙岩时,部队收缴到一本国民党军操典。林彪看后告诉萧克,这个操典好,并选出其中的部分让萧克刻蜡板,印发给大家。后来纵队成立教导队,这个操典是教导队的教材之一。   　1929年秋,萧克任一纵队参谋长,林彪让他兼任教导队队长,规定他打仗时回纵队司令部,执行参谋长职务;不打仗时就住在教导队,全力抓教导队工作。萧克认为自己做军事教育工作,就是从此起步的。战斗宿营时,林彪常亲自与萧克一起看地形,如何部署兵力,如何组织宿营、警戒,边看边定,地形看完了,命令也就起草好了。 　　在这几年的交往共事中,萧克对林彪的印象是:有军事指挥才能,但性格孤僻,不聊天,极少开玩笑,给人以高深莫测和凛然难犯的样子。过分自尊,不大容人。
　　1949年4月,在第四野战军奉命进军中南时,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任第四野战军第一参谋长,这时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他们再次共事。萧克受命后,立即从石家庄赶到北平,与四野领导会合。罗荣桓政委当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已决定留北平。他向萧克介绍了四野领导干部的情况,并明确参谋长的分工,萧克主管军事工作,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主管南下大军的后勤工作。
　　在四野主力自平、津地区分路南下后,四野机关即进至中原局所在地开封。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组成华中局;将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机关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领导干部职务均兼任。机构整编后,6月20日进驻汉口。在这次进军中,萧克率司令部机关,密切配合林彪指挥作战。在林彪的指挥下,先后发起宜沙、湘赣战役,组织策应长沙起义,随后取得衡宝战役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条件。
　　1950年春,进军中南的作战还未全部结束,萧克即调任军委军训部部长。他在回顾这次任参谋长近一年的情况时说: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与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年6月中旬,我们同到汉口。有一天,林彪同我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工作为中心,并说了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华中局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月1日,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周年大会上大讲了一遍。次日,《长江日报》就将他的讲话全文刊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1950年2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中局去年夏天那个口号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华中局自己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言,中心意思是同意中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其辞,对中央的指示不置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此产生嫌隙,耿耿于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无端夸大其辞,加以指责。
　　萧克说,我同林彪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革命游击战争时期,军队的民主作风好,同事间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在当时那种方式是无人非议的,林彪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名望大了,地位高了,自尊也更严重了。他把自己的缺点推向极端,就不习惯于过去那种党内生活了。但我们还是按照老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续）襄助叶剑英办学、治军
　　叶剑英在北伐战争时已是军中的高级将领,萧克早已慕名,后来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相识。内战爆发前,叶剑英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会商热察两省的军事调处问题,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的萧克,数度与叶剑英一起同机往返于北平、张家口、承德之间,进行停战谈判和军事调处,相互间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此后,萧克曾两度作为叶剑英的副手与他共事。
　　他们初次共事是在华北军政大学。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决定在这里办“大党校”、“大军校”。这是中央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军委任命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在此过程中,萧克感到叶剑英的办学理念使他深受教益。
　　萧克说,叶剑英当时提出的两句警语在校内深入人心,这就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叶剑英认为,军队一定要有教育,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同时教育者应先受教育,教员不仅要有“诲人不倦”的态度,还必须有诲人的本钱,否则就会害人害己。为此,叶剑英提出教员要当专家,要精通业务;号召教员与教员、教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为师;要求学员大队以上领导干部,每人都结合自己的工作,选学一门课程。叶剑英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萧克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就是在那时听了叶剑英向他谈了列宁对这本书的评价后读完的。叶剑英还将自己读过的《苏联国内战争史》送给他看,他发现书中画了许多圈圈点点,作了不少眉批。
　　华北军大建校之初,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叶剑英提出“从那些脱离敌人营垒的旧军官和被我们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学校任教”。叶剑英把这一想法告诉萧克后,他积极拥护。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学校挑选和接受了一些有文化和军事知识的俘虏与起义人员来学校任教。叶剑英要求学校各级领导和有关同志,对旧军官要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关心。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以平等的态度与他们对话交流,主动与他们商讨教学中的问题。虽然他们大都有受过中外各类军事学校教育的背景,但在叶剑英面前多属晚辈。因此,他们不仅敬仰叶剑英,而且更感受到人民军队对他们的信任,从而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萧克说,自己过去也赞成使用旧军人中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为革命做工作,在叶剑英的言传身教下,对争取旧军人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在实践中方法也改进了。
　　1955年4月,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组成,因部长刘伯承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当时兼任该部副部长的萧克,又一次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两年多的相处共事中,叶剑英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提出新的治军方略,给萧克留下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军队正规化现代化训练,主张军事训练工作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上任不久,叶剑英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和战斗的训练,很快得到军委的批准。叶剑英认为我军几十年战争经验有许多是带有普遍性质的,这些原理现在和将来也是有用的。但另一方面,对于直接依存于技术的战术、战役来说,就有一定的时代性,技术装备改变了,作战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萧克说,叶剑英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在上述思想和方针的指导下,先后连续组织了9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多团以上干部参观见习。叶剑英还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以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部队训练和作战的经验。这次参演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近5万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友好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观摩。通过这些演习,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把军队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心中永远的“聂司令” 　　
　　在十大元帅中,萧克将军与聂荣臻元帅相处共事的时间最长,一起在正副司令员的任上就有7年多。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时。那时聂荣臻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委,萧克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当时,萧克握着聂荣臻的手说:“聂政委,你是我的老长官啊!”聂荣臻注视着他:“这话怎讲?”萧克说:“南昌起义时,你是我们二十四师的党代表,我是七十二团二营八连指导员。”“是吗?”聂荣臻握着萧克的手用力抖了抖,似久别重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39年初,萧克奉命组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离开一二〇师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平山县,从此他就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工作。1942年初萧克到晋察冀军区任职后,聂荣臻与萧克先后为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正副司令员,直到1949年初萧克到第四野战军任职。萧克说,在此期间他们在一起办公,一口锅里吃饭。在共同战斗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信任,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让萧克难忘的是,在此期间聂荣臻两次紧急派他执行保卫石家庄的任务,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
　　一次是1948年4月,晋察冀军区得到情报,国民党军的4个摩托化步兵师和骑兵师将由保定偷袭石家庄。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当时正成为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党中央已搬到石家庄西北几十公里的西柏坡,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也在此筹建中。而这里除警备司令部不多的兵力外,几乎没有战斗部队,附近也无主力可调。就军事力量而言,石家庄近乎一座空城,形势十分危急。聂荣臻召集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一起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萧克提出就近火速调遣兵力的方案,并提请在这次保卫战中,授予他对战区范围内党政军民最高指挥权。聂荣臻听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好哇,看来保住石门是没有问题的!”
　　萧克迅速赶往这个华北重镇研究对策,在做好军政机关和重要物资保护和转移方案的同时,想方设法迷惑敌人。他们通过市区的广播,不断通报敌情,告诉敌人的动向和我部队、民兵阻击的情况。每日晚饭后,萧克与市里的领导故意走上街头,还不时地同行人打招呼,让人们知道他们也没有撤。这样既安定了人心,也示敌我已作好准备。敌方不知虚实,果然不敢贸然前进。几天后,国民党军进到沙河就缩回去了。
　　第二次是1948年冬,萧克正在华北军政大学开会,突然接到聂荣臻的电话:“老萧啊,有情况了,敌人又要袭击石家庄,兵力和上次一样,你马上去那里,安排部署。”萧克这时兼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就在石家庄附近。聂荣臻向他概略地介绍了敌情和自己的考虑。尽管这次我方的兵力已有所增加,但较之欲犯之敌的兵力,仍然是敌强我弱,而且复杂的是城内的机关、团体更多了。不过这次萧克却成竹在胸:既然你故伎重演,我也故“计”再施,并将作战方案报告了中央。他除带了由学员组成的临时教导团参与设防外,还利用控制的敌方通讯设备迷惑敌人。为配合这次行动,党中央还利用广播、报纸等新闻工具,公开揭露敌人的阴谋。国民党军见自己行动被和盘托出,不得不又收兵回营了。事后,刘伯承说:是聂荣臻唱了一出空城计。聂司令听后笑笑说:不是我,是老萧他们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