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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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 2010年09月03日14:00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郑永年: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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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述由头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可谓百家争鸣。有人不仅肯定中国模式且对之大加赞扬;有人盯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批评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还有人从根本上反对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有别有用心者借由这一概念散播中国威胁论。在该话题的争论焦点当中,中国模式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深入探讨。那么中国模式研究应不应该去“政治化”,或者是否能够去“政治化”呢?郑永年等几位对中国模式有过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是如何看的呢?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太政治化和审美化,模式论述充满价值判断,阻碍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从西方对于中国研究来看,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前他们认为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和苏联决裂之后,尽管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但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之中。改革开放以后,从1980年代的文献资料来看,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不会有自己的模式,因为当时有“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两个口号,很多人认为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最终会使得中国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即使不是西方模式,也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1997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保罗·克鲁格曼发表文章,他认为靠投资启动的东亚模式失败了。中国成功应付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讨论和思考开始严肃起来。2004年,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被媒体炒得很火,现在还有人把它抬得很高。实际上这个概念对于学术界和政策圈意义不大。

    “北京共识”是相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概念。“共识”的意思是好的经验,可以向外推广。这个概念一出来就非常政治化,炒作起来更政治化。一些人想把中国经验拔高,向外推广,而另一些人则夸大中国负面的东西,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模式。从研究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不一定十全十美。任何模式都包含两个方面,有正面,也有反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要先承认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后来看它的优缺点,观察它的发展。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变成审美了,反而不能认识它到底怎么回事。

    目前中国国内关于中国模式应该叫什么,有很多争议。比如有人叫中国模式,有人叫中国道路,还有人叫中国案例、中国经验或者中华体系。我觉得叫什么其实不重要,名称的争议背后实质是过于政治化的话语权的争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是什么也是客观的,需要踏踏实实地研究它,观察它,认识它的优缺点,然后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看中国模式要从架构来看,零碎的政策措施不是模式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有学者跟踪中国发展经验,分析和总结它和苏联模式、东欧模式以及东亚模式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经济如何起飞?政治稳定如何造就?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所有这些都是人们观察的对象。但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模式研究又有区别。模式研究强调的是宏观的架构性东西,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强调的是模式内在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就需要人们用大历史的眼光,从文明的角度去看。好多人把一些零碎的政策性措施作为模式,这是不对的。模式怎么改变,它的主体和构架都是稳定的。除非像苏联模式那样,构架倒塌了,结构性的东西才会发生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看到的是外来的影响和挑战,比如市场经济、民主等等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冲击。他们觉得这些冲击会改变中国传统文明,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中国会变成西方式国家。但实际上,中国文明再怎么变还是中国文明。那么,何不换个角度去观察它呢?不是看外来的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而是看中国文明如何适应新变化,迎接新挑战,看中国文明的消化、吸收能力。举个例子,佛教在唐朝传入中国时,对于中国文明也形成了很大冲击,但是中国文明消化了佛教,它没有变成印度佛教,而是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文化。改革开放也是一样,中国文明迎接了外来挑战,对外部冲击进行吸收消化,自己也实现了转型,但它还是中国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的一些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断裂,它的主体架构还在。

    要用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认识中国模式

    从文明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模式并不抽象,比如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经济方面,中国有混合经济体制,几千年来都是既有国有部门,又有非国有部门,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作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政府和市场要保持平衡,国家总是垄断一些行业,但是不能扩张得太厉害。这方面的内容汉朝的《盐铁论》有大量讨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也不完全是按西方的方法来的,其实就是汉朝《盐铁论》所讲的混合经济的演变。

    看中国历史要分清常态中国和非常态中国。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是几个极端历史时期,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被推向极端,属于非常态中国。常态的中国,国家不会允许所有的部门都私有化,一定会有选择地控制几个部门。但并不是说没有市场,中国一直有市场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存在。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呢?《盐铁论》也有讲,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负责对付危机和调节市场,这就是中国模式。有人提倡私有化,但中国会像西方一些国家一样完全私有化吗?不可能的。当然有人觉得,应当完全私有化,但是应当和实际是两码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有人讲美国开始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但是美国真的会成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也是不可能的。美国再怎么变,也不会建立类似中国一样庞大的国有系统,只是政府干预市场会多一点而已。

    有人说研究中国模式要强调其整体性和宏观性,否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个人觉得宏观研究和分领域研究是一体的。中国有些学者看问题太抽象,只强调宏观性,但是宏观里面没有政治、经济、文化,那宏观是什么?当然也不能只看微观,不能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做法视为是中国模式。可是没有微观,宏观和整体在哪里?所以,要认识事物,必须同时有这两个层面的眼光,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切入去看它的架构,也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但是不能局限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不仅如此,看中国模式还要和外国的模式相比较,要有比较的眼光,如果没有这种比较,不知道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自己的,就说不清中国模式是什么。所以中国模式是区别于外国模式的,是由中国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政治、经济模式等是一体的,不是完全分裂和不相关的。

    中国模式是转型中的模式

    没有完美和固定的模式。西方的模式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在变化,但它的精神不变,它只是在修正,而且这种修正不一定就是进步。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转型的意思是,中国文明怎么样去适应和消化新的形势,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把橘子变成苹果。从晚清到孙中山,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都是在处理怎么样去迎接外来挑战的问题。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我觉得中国文明完全能够消化外来的冲击。

    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还在探索中,但探索不是没有方向,而这个方向取决于中国文明的进程。模式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说成熟不成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都是价值判断,作为学者我反对用审美的眼光看中国模式,也反对用这样的价值判断去探讨它,我觉得更应关注的,是它实际是怎么运作的。(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人民论坛杂志记者 杜美丽采访整理) 

 

    《人民论坛》 (2010-08-21 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