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生天：南京保卫战中两支成建制突围的部队

核心提示：“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这是66军159师少将副师长罗策群的最后遗言。广东部队83军和后来的虎卉之师74军在南京保卫战的最后时刻，由于指挥官镇定决策、坚决突围，最终得以逃出生天，并且日后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
1937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的南京战役，中国当时有最精锐的四支德械部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和教导总队参战，此战除三十六师因为比较靠近后方保存了部分部队以外，其他基本损失殆尽。此战，中国军队数量基本等同于日军（以当时装备和部队素质，其战斗力应只有日军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多为淞沪战场下来的疲惫之师，以八十八师为例，已经补充了五次，人员素质下降很大，而日军为了攻占中国的首都已经杀红了眼。这样，战败不算意外，但很多部队的损失并不在战场上，是很可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负责防守渡江撤退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因此对到达防地的友军一律视作逃兵。唐生智所在的南京卫戍司令部上午还在命令坚守，下午忽然又下令总撤退，而且命令传达极为仓促，有些主官如87师师长沈发藻(一二八时候也是一员虎将)干脆逃跑了。许多机关和部队根本没接到撤退命令，发现情况不对，纷纷蜂拥渡江，是南京各部在撤退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三十六师和其他部队甚至相互射击，自相践踏，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无谓的伤亡，出城后的部队也完全失去建制，撤退到下关的部队，大部分损失掉了。
但是，这次撤退中，却有两支部队得以较为成功地突围。
第一支，是邓龙光的八十三军（附叶肇六十六军一部），按照撤退的计划，各部主力应该向东方日军来犯方向突围，而这支广东部队奉命打掩护，在最后从下关方向撤退。但是，军长邓龙光看到各部已经混乱不堪，自己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掩护阵地，到了也无从掩护，于是果断率部向东按总计划突围。
应该说唐生智毕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他没有失去勇气和理智的时候，指挥制定的计划还是比较有水平的。日军当时对南京是钳形攻势，东方除了雨花台等强攻的点上以外，空隙很多，从这里突围，的确有出其不意的效果，邓龙光按照这个计划突围，大约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
值得一提的是，邓龙光是个典型的老广，打仗很有闲情逸致的（或者说是FB得很），在前线还要用高丽参煲汤，给自己喝补身子，也给大家喝——他156师的老部下回忆，邓龙光部到淞沪的时候，战局已经很不好，刚到阵地就遭到日军猛攻，邓部署防御，然后说明，已经在给大家煲汤，汤好就送到阵地上，一时军心大振。——老实说这个军长滑头得很，广佬煲汤，没有七八个钟头不算靓，这七八个钟头守下来，日军的攻势，也该再而衰，三而竭了吧。
但是此战他很清醒，认识到关键时刻来了，有部下看到邓军长出发前把泡到一半的人参酒都给扔了。
虽然战术对头，还是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83军才得以突出重围，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这支广东部队，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之一。此战，邓所部突围部队中仅仅将级军官就阵亡了三名，分别是159师少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156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其中，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的，冲锋时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是为最后的遗言。
邓龙光部突围，是在12月12日夜间。一般的说法，认为邓龙光部是为南京守军中最后能够成建制突出重围的部队。
但是，从日文史料中，我们发现，当时能够成功突围的，还有另一支部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贲——第七十四军（也就是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
关于七十四师的突围，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提到该军的两个师中，58师一部大约是12日下午随军长俞济时渡江撤离的，51师则是王耀武率领经过一夜抢渡，撤出了约5000人，武器损失殆尽。然而，在日军纪录中，留在包围圈中的74军残部，并没有坐以待毙，该部残存的六千余部队，在第二天向西侧突围，与日军展开激战后，终于得以突围成功。
这段史实并非孤证，可见于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南京到武汉》，以及岗绮溪子的《日中战争问题点检证》第69节“南京战”。
儿岛襄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的：“陷入包围的中国军队反应各不相同，但基本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幕府山中有大约一万名中国溃兵，没有食物也没有斗志，日本军队只派一个联队就轻易地解决了他们的武装。。。令人吃惊的是13日夜间，一支大约五千人的中国军队向西强行突围，丢弃了大量辎重后冲过日本军的防线。阻挡其前进的一个中队顽强战斗，不幸‘全灭’，经过调查，这是中国军最为能战的七十四军所部。追击的部队错误地向西寻找，却因为该部突围后即转向南方而失去踪迹。”
岗绮溪子的文章中，则是这样描述：“１２月１３日は浓雾の朝であった。西侧を脱出南下する支那军第７４军と退路遮断のために北上する第六师団４５连队主力との交戦で始まった。深夜のうちに南京城内にすでに日本军は入城しており、胜ちは决しているが、脱出する６千人の攻撃は炽烈である。第１１中队が撃破すると将兵はちりぢりに逃走した。”（12月13日早晨，浓雾弥漫，向西侧突围转而南下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与为迂回切断敌退路北上的第六师团45联队主力爆发战斗。深夜时分，日本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大半，可说胜负已分，但是这支突围的约6000人的部队攻击依然炙烈，击溃第十一中队的阵地后匆匆逃走。）
尽管时间一个讲13日夜间，一个是讲13日拂晓，但战斗的经过大体一致。因此，七十四军部队13日突围并成功，似乎应该是南京守军的最后战斗。而且，由于它选择突围的西方，正是日军重兵所在，战斗一定更加惨烈，失去指挥，面对一个联队强敌，败军阵中依然能团结杀出重围，还顺手消灭日军一个中队，这般打法，充分说明了七十四军的战斗素养，不愧虎贲之名。
邓龙光 （1896～1979）别号剑泉。广东茂名人。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1923年起任粤军第三师六旅十一团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一师副师长、师长，第十二师师长，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独立第四师师长，第九师师长。1936年１月授陆军中将，任第四军副军长兼一五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十三军军长，第二十九军团副军团长，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后任陆军第二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广州行营副主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到台湾，任“ 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79年2月3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参与编著《第四军纪实》。
罗策群（1893-1937） 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兴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科毕业。历任参谋、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抗战爆发时任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五旅旅长，参加淞沪会战。9月在刘行与日军血战9昼夜。又于杨木桥指挥击溃日军劲旅久留米师团，因功升任一五九师副师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因师长谭邃有病先期过江，代行师长之职。曾率部在汤山阻击从京杭公路北上之敌两昼夜。12日夜，来自广东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集合部队出太平门，沿京杭公路向皖南突围，率一五九师奉命打前锋，在紫金山北麓的岔路口遇敌阻击，数次冲击不果，乃亲自率队向敌冲锋，不幸中弹殉国。
姚中英（1896-1937） 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
字若珠，广东平远人。1924年于平远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军，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5年参加东征。毕业后参加北伐。后入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后回广东任陈济棠部独立第一师二旅六团中校团副、燕塘军校上校教官等职。陈下野后，调任余汉谋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1937年，以上校团长职务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因功升为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后在镇江设防。12月初，镇江被日军占领，撤往南京，扼守汤山一带。8日，奉命率部与三十六师预备二团在紫金山以东的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与衔尾猛攻的日军连日激战，后因伤亡惨重退入太平门。12日，指挥所部向日军兵力薄弱处突击，身先士卒，辗转冲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司徒非（1893-1937） 第六十六军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
字严克，乳名荣，广东开平人。早年在广州贩报为生，后入印刷厂，半工半读。1917年入保定军校第六期，1919年毕业。1922年，任游击总司令，协助孙中山讨伐在广州叛变革命的陈炯明。后历任江门市市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东省政府参议员。1932年1月，任十九路军独立团团长参加淞沪抗战，作战英勇，被报章赞誉为“大胆将军”。战后，为十九路军将领追悼阵亡将士撰写挽联：“挥戈比鲁阳，及尔皆亡，泪落吴江湖猛士；掣挺击倭奴，为民效死，伤哉血浦招英魂。”1933年11月，随十九路军在福建省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在香港经营礼香酒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任第四路军少将高级参谋。一六O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在该师协助指挥。11月，上海沦陷后，随军退守南京，任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12月6日至8日在汤山阻敌。10日所部刚撤至大水关，又奉命调入城内准备巷战。12月13日随部经太平门突围至句容，身中数弹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