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腾飞华尔街华人走红 直面回流看轻绿卡(图) 世界周刊

华尔街是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场所，许多华人经过多年奋斗，在此立足。 (美国《世界周刊》/韩杰 摄)

江平靠投资营利分红年入逾亿，成为华尔街华人的一个标竿。 (美国《世界周刊》/曹健 摄)

据美国《世界周刊》报道，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华人在华尔街的地位水涨船高。全美华人金融协会 (TCFA)会长吴皓博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华尔街日益重视具有中国背景的金融人才。他估计，华尔街华人约有四、五千人，占20多万从业人员的 2%。而且，近年美国金融机构到亚洲设点，都是聘请华裔担任亚洲区总经理。

　　吴皓博士是在上海接受该刊记者电话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许多华尔街的华人相当成功，但又非常低调，不愿曝光。最近几年，英文媒体多次报道华尔街华人的表现，才把这群沉默的华人金融精英的成就摊在聚光灯下。现在，不仅许多华人进入大型金融机构工作，升到董事总经理的职位，而且有些华人积累一定的经验和名气后，成立自己的避险基金、创投基金和私募基金，掌管几十亿元的投资。

　　他估计，华人担任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简称MD)的有四、五十人；担任董事职务(Director)和交易员(Trader)的华人分别有上百人，具有副总裁(vice president)职务的有几百人，担任分析师的则在千人以上。不过，另一华人组织“华尔街人”协会会长陈迅勇估计，在华尔街担任董事总经理的华人“在二、三百人之间”。陈迅勇解释说，董事总经理是为公司赚钱最多、收入最高的“灵魂人物”，是华尔街人人梦想得到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下，华人在华尔街的地位趋升。一些华裔金融人士称，美国金融业加快向中国扩张，因为“在中国有生意做”，因此大量派出华人去亚洲担任当地“一把手”。吴皓认为，随着华尔街“东移”，华人在华尔街的影响将会更大。

　　▋华人精英 业界赞赏

　　总部位于纽约的奥本海默基金(Oppenheimer Funds)董事总经理李山泉，是第一批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留美学生。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于1990年代初期进入华尔街，当年在华尔街只遇到少数几个华人，都是早期来自中国台湾留学生。现在，华尔街华人以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为主。

　　李山泉1982年毕业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统计和管理计划学士学位。1987年，他进入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攻读国际金融专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他曾经在波士顿大学读完博士课程，但是没有撰写论文。1991年，他担任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高级分析师。1995年，他加入奥本海默基金公司，1997年担任基金经理。他说，他从1995年就“实际上担任基金经理”，但是正式担任基金经理的时间是1997年。他管理的基金专门投资黄金和贵重金融。“我刚接手时，基金规模是1亿元，现在已经成长到35亿元”。不久前，利普评级机构(Lipper)将他的基金评为本行业基金的第二名。

　　李山泉说，他进入华尔街工作后，到华尔街工作的华人日益增多，有的华人相当出色，被英文媒体广泛报导。其中，最受瞩目的有江平、黎彦修、郭胜北等金融新秀。他们的投资业绩让美国业界惊叹不已。

　　▋持续盈利 打响名号

　　纽约千禧年避险基金公司(Millennium)基金经理居雄伟也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赴美后获得伊利诺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他管理的基金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的收益率，“不论市场如何，没有一年亏钱”。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许多避险基金都遭受重大损失，而他管理的基金却上扬。金融危机到来后，他毅然离开公司，独立创业。现在，他的基金公司在纽约和上海分别设立办公室。

　　吴皓透露，华人近年来成立的避险基金“大大小小有数十家”，有的人投资非常成功。

　　李山泉说，华尔街是个最讲现实的地方，美国人就是看重结果。如果业绩做得好，能够帮客户赚钱，就能获得人们的认可。但是，这不是一次赚多少钱，而是长期持续赚钱的纪录。这样，基金及基金经理就会挣得名气。“巴菲特也是如此，几十年如一日的高投资报酬，才获得投资者的认可，赢得股神的称号”。在这里工作要实打实，不能吹牛。“如果盈利纪录好，投资者自然会把钱交给你管理。”他的基金属于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随时进来，也可以随时走开”。如果投资结果好，钱就会进来。“就在今天，我的基金进了500万元”。

　　他把自己在奥本海默经历的15年分为三个五年。第一个五年是基金慢慢上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对这个领域逐渐熟悉和掌握”。第二个五年为上下起伏的阶段，“市场在这个阶段经历许多重大事件”。第三个五年是快速上升阶段，“这个35亿元基本上是最后五年进的”。

　　▋科技革命 华人良机

　　李山泉认为，在华尔街成功需要两个因素：个人本领和市场机遇。两者缺一不可。他承认，华人在华尔街生存不易。首先，金融机构不多，需要的雇员很少，华人机会相对较少。其次，作为一个华人，从别人那里要钱不容易。第三，把钱要来后，用钱去赚钱更不容易。他说，如果不能赚钱，公司会马上炒人，不管你是谁。早年，华尔街华人很少，因此华尔街对华人来说很神秘。他说，过去华尔街的基金经理都是文科生，进行传统的市场分析。后来，华尔街实行计算机革命，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华尔街的各个层面。“金融业的科技革命给华人留学生提供一个机会”。

　　他说，近十数年来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理科、工科和数学博士。交易计算机化和模型化导致华尔街对理工科学生的需求增加。大批华人毕业生藉此机会进入华尔街。他说，当时的留学生学习会计和计算机的比较多，因为这两个专业比较好找工作。后来，听说华尔街工资高，学习金融的华人才逐渐增多。

　　但是，技术革命也给华尔街带来一些挑战，导致几次金融危机。这时，华尔街才发现，计算机和模型交易会产生风险，因此又开始重视风险管理。与技术有关的风险管理又受到重视。大量具有技术背景的华人开始转向风险管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导致华尔街华人群体的出现和扩大。

　　▋留学大军 开辟天地

　　吴皓说，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大陆掀起一波波留学潮。许多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纷纷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说，到美国留学以理工科为主，因为理工科学生容易获得奖学金，有了奖学金才能拿到留学签证。后来，这批人部分改学金融，进入华尔街工作。吴皓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也加入留学大军，来到南加州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在攻读工学博士学位后，他对金融产生兴趣，同时在该校读金融专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最后获得工学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在1997年在著名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全球投资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师，参与管理上千亿元的投资组合的产品开发和交易，并为其在亚洲和欧洲的分支机构提供投资建议。2000年，他转到瑞地安集团的全球金融产品部门担任董事总经理，负责全球的金融产品的投资。

　　2005年，他在纽约参与创办汉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合伙人之一。他强调，这个投资管理公司不是创投基金(venture capital)，也不是对冲基金(hedge fund)，而是一支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专门投资成长中的企业。公司有20位专业投资经理，分布于上海、北京和纽约。他透露，其公司侧重产业研究和宏观政策研究，采取“驻厂、轮岗”调查的方法，寻找潜在的投资项目。投资领域包括金融信息及服务、高端制造业以及环境保护产业等。

　　▋金融危机 也遭波及

　　范宏现在是富国银行证券的董事(Director)，从事风险控制工作。她于1999年到北卡一所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获得学位，在当地一家银行从事固定收益债券的交易。四年后，她来到纽约，在花旗银行找到工作，但不幸在2008年金融危机当年被裁员。

　　范宏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信息管理专业，1992年到上海东京三菱银行工作。她说，当时东京三菱、美国花旗和英国汇丰是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金融专业毕业生少，外资银行招聘员工并不要求专业背景，因此她在外资银行找到工作。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她做过许多类型的工作。

　　在北卡工作时，她从事固定收益的债权模型的设计和推广工作。2005年，她到纽约花旗银行从事固定收益债券的设计和推广。在这里，她不仅与当地客户打交道，而且还到亚洲和欧洲做推广。她过去做的是商业贷款。“我们把这些小企业包装一下，做个投资组合，卖给投资者”。但是，由于次级房屋贷款影响扩大，商业贷款也受到的影响。现在，由于市场好转，价格开始回来了。

　　但在金融危机中，她的部门首当其冲。从2007年12月开始，公司陆续裁员。她原来的部门从200多人裁到仅剩几十人。当时，她的部门有一、二十名华人，许多人被裁后各奔东西，有的回到中国大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到伦敦发展，有的留在美国。而留在美国的华人，有的改作其它业务，有的从事风险管理，有的去做其它的债券承销。

　　▋改变专业 适应环境

　　范宏说，她在失业后两个月内找到目前的工作。过去，她从事的工作是把产品销售给投资人，属于一级市场的业务；现在，她从事二级市场的业务，即分析已经上市的金融产品。这两个市场差别很大，也让她学到不少东西。她说，华尔街分工很细，每人只做自己那份工作。过去，一级市场火爆，大家只关注一级市场。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人们对风险的意识增强了。因此，投资人在市场上仔细分析公司的信贷情况，比较这个产品与其它产品的不同。“这样，我们做风险管理的就要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

　　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华尔街，原因是华人数理基础好。她现在的部门有十多人，华人占一半。她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起点比较高，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比较清晰。全美华人金融协会曾经组织辅导项目，让一些成功华人向应届毕业生介绍经验。许多成功人士介绍他们的经验，“这对新人进入华尔街很有帮助”。

　　她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和美国的证券市场差别较大。中国大力发展股票市场，股票市场远比债券市场大很多，而美国的债券市场比股票市场大。她过去的同事回到中国，发现中国的债券产品结构比较简单，没有美国的产品结构复杂，品种齐全，因此感觉“没有挑战性”。被裁员后，她也考虑过回国发展，但是没有遇到机会。她说，中国大陆经过多年的发展，金融人才很多，对国内情况也熟悉。如果回国和这些人竞争，回去的人没有优势。她希望，有机会回国做与海外有关的业务，发挥自己的特长。

　　▋设计次贷 卷入风暴

　　李强刚刚在纽约一家小型金融公司找到基金经理的位置。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经济系，1998年去温哥华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感到学的知识理论太强，他于2002年放弃尚未读完的博士课程，转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读金融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在穆迪评级公司的下属机构分析“债务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产品有什么用途，因为离市场较远”。

　　后来，他到花旗银行工作后，才知道这个产品的作用。他说，“债务担保证券”的最初目的是分散风险。他们把债券划分成许多部分，每个部分具有不同的风险度。有的部分风险高，但收益率也高；有的部分风险低，但收益率也低。“我们把这些产品分成不同的类型，打包进行出售”。投资者根据自己对风险的承受程度进行挑选。

　　但是，这个方法被滥用了，“好的设计导致坏的结果”。当时，许多产品与房屋贷款有关，其中掺有许多次级贷款。有的房屋贷款公司为了增加贷款，过度放松信贷标准，向一些根本还不起债的人进行贷款。“2005年至2006年间，次级贷款市场很红火，全球的投资人都来美国购买这种次级贷款”。2005年，他到花旗银行工作，从事这种债务担保证券的设计。在部门40多个员工中，连他在内有七八个华人。他每天和信用评级机构、基金经理、投资人、律师等打交道。

　　2007年和2008年间，他被派到香港，向亚洲推销这种金融产品。“我负责向中国大的金融机构销售这种产品”。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在2007年下半年出了问题。“结果，2008年我在香港无事可做”。

　　▋文化差异 影响升迁

　　李强说，他在华尔街工作的一个感觉就是竞争激烈。现在，大陆背景的成功华人主要是1980年代中和1990年代初出来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董事总经理。多数华人的专长是技术和研究。但是，在华尔街的地位最高是销售和交易，而从事销售和交易的华人不多。

　　他感到华人在华尔街很受欢迎。华人的特点是吃苦耐劳、水平高、不搞办公室政治。第一批华人留学生做出好的榜样。现在，学习金融的华人留学生一批批毕业出来，很容易进入华尔街。最近，他找到一家小型的美国公司，负责一个部门。“全公司40多人，没有见到第二个华人”。他认为在美国公司工作，没有遇到歧视，就是有歧视，人们也不会表现出来。“你会感到你和他们之间存在差异，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也认为， “如果你自己不在乎，没有人会强加到你的身上”。

　　在华尔街，犹太人势力很大。如果遇到犹太人的节日，交易员都放假。但是，在农历春节交易所不放假。他说，如果是华人担任主管，管理白人比较难，主要存在文化差异，即便是美国出生的华人(ABC)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政府有朱棣文、骆家辉、赵小兰等现任和前任部长，华尔街也是如此。“华尔街华人是美国华人的一个缩影”。

　　来自中国台湾的刘逸健在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公司财务部担任副总裁，“管理下面三家银行”。他说，华尔街比较公平，只要努力，有学问，就有机会。他说，如果再往上走，可能就有肤色的问题了，“因为越往上，白人就越多”。他说，美国人聊天什么都说，含有历史知识和运动爱好。他认为，两者之间差别明显，美国人会说话，华人干活行。

　　▋收入较高 工作辛苦

　　刘逸健说，华尔街的生活方式是：工作时间长，压力大，但是收入高。“我们表面上很风光，实际上付出很多”。公司给他配个手机，老板随时交代任务，躲都躲不掉。“如果老板紧急要个东西，我就要赶出来”。他在1998年到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金融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去过不同的公司。2008年，他到纽约的美隆银行从事资产管理，最后来到这家公司。

　　他的工作主要是银行监管，从事风险管理。他的银行也设有新的金融机构，属于商业银行的性质，但不是对个人的商业银行，而是针对企业的商业银行。“摩根史坦利最近新设私人银行，向富人提供服务”。他认为，在华尔街工作，最大特点是工作辛苦。他每周要工作 70个小时。他家住在新州，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离开家，乘坐到曼哈顿的火车，6点半钟达到位于中城的办公室。“我常常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晚上7、8点钟才能离开，到家已经9点了”。因为事多人少，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不算周末加班。

　　为了让他安心工作，他的太太在家里带孩子。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光想赚钱的人，“钱够用就好”，健康和快乐最重要。他透露，因为华尔街的工作时间太长，他准备将来离开华尔街，换种生活方式。他说，他来自中国台湾，他的父母是大陆河北省人。他没有回过中国大陆，对父母的家乡不太了解。“但是，如果中国大陆有机会，我也可能考虑到大陆发展”。

　　▋成立组织 互相帮衬

　　吴皓说，他明显感觉到华人在华尔街的地位不断上升。“华尔街的世界性金融公司是连美国人很想进入的职场，华人能进入这些公司都不简单，绝大多数人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华尔街华人以毕业于中国名校的毕业生为主，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大陆留学生从19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华尔街，1994年，一些人发起成立全美华人金融协会，最初参与者都是在美国金融机构工作的华人，后来扩大到与经济金融有关的学术、科研机构，还有的是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的留学生。该协会为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全部为义工。目前，协会总部位于纽约，并在波士顿、华盛顿特区、芝加哥、旧金山、伦敦、香港、北京和上海设立分会，会员有两千多人，分布于美洲、亚洲和欧洲等地。随着回到亚洲工作的会员日益增多，当地的会员比重增加很快。

　　全美华人金融协会是华尔街最大的专业人士协会，在华尔街影响很大，能够请得动一些金融界的大老。他说，协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年会，为会员们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也让刚刚毕业的学生接触一些成功的华人。在年会上，协会还邀请美国著名的金融人士发表演讲。 “去年的演讲嘉宾是前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前年的主要发言者是现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桑莫斯(Lawrence H.Summers)。”

　　协会还帮助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到美国招聘人才，“每次都能招到好几十人”。一些协会会员也回国工作。

　　▋华尔街人 示范效应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华人在华尔街成功后，在中国大陆产生示范效应。许多人希望报考金融专业，然后到美国留学，最后在华尔街谋个职位。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梁子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今年暑假从水牛城州立大学金融管理专业毕业。她已经通过注册金融分析师 (CFA)的一级考试，“明年将考第二级”。目前，她正在寻找华尔街的工作。

　　她说，她一年内就把硕士学分读完，很快就拿到学位，但感到现在就回去，只有一年的洋学历在大陆没有竞争力。因此，她计划在华尔街工作个三、五年，或者做到中层，然后再回国，“这样竞争力就会很强”。她说，她是独生子女，父母心疼她，让她感受到压力，希望能够做出成绩再回国。现在，她在“华尔街人”协会做实习生，每天学习使用软件和如何分工合作。“我们上午阅读华尔街日报，然后做几分钟的演讲，下午研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做出分析报告”。

　　她透露，与她同专业的华人同学有十几人，已经有两个工作有了着落。“一个在花旗银行找到工作，另一个同学接到汇丰银行的工作邀请”。她表示，最理想的是找到华尔街工作。如果找不到，她或者去读博士，或者回家乡北京发展。

　　▋人才回流 对美国绿卡看得轻了

　　吴皓说，过去全美华人金融协会大部分会员住在美国，小部分海归。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高端人才纷纷到亚洲和中国寻找工作机会，且呈加速趋势。

　　他说，回国工作就面临绿卡失效的问题。过去，他们比较看重绿卡，但是现在对绿卡看得轻了。“以前，有没有绿卡很重要，现在有绿卡意义不大”。一般来说，持有绿卡旅行方便。但是，美国领事馆最近对中国的商务签证放宽了，中国人可以获得一年或两年的多次往返签证。“因此，这些专业人士不需绿卡就可以来到美国。”

　　现在，这些专业人士看重的是发展机会，绿卡放在次要地位。“如果有机会，他们可以不要绿卡。”他说，有人认为在美国发展较好就留在美国，也有人选择回到中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