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诗的实录精神

    明清之际的文学家李渔以小说戏剧创作名世,其诗并不被人看重,不过,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九中则认为李渔的诗“有足采者”。通览李渔近1100首诗,笔者认为,就内容而论,他诗作中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是写于明清易代之际与战乱相关的那些诗,以及描写清初有关汉民族统治政策的诗,它们既是那一个“天崩地解”时代有关重要史实的真实记录,有着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史学价值,同时也渗透着李渔了无矫饰的个人情感与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他早年精神世界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李渔的这些诗作信而有征地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浙东(主要是今金华)人民所遭受的罕见的战争劫难。如《甲申纪乱》一诗,就生动地描写了战乱中明朝官兵与流贼在浙东的“抢攘”“奇致”:“贼多请益兵,兵多适增厉。兵去贼复来,贼来兵不至。兵括贼所遗,贼享兵之利。如其吝不与,肝脑悉涂地。”李渔由他亲身经历所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明朝官兵还不如流贼:“贼心犹易厌,兵志更难遂。”而百姓的命运因此如同“蜉蝣”,危在旦夕。至《避兵行》所写,乃是乙酉岁即1645年各镇溃兵骚扰浙东时,浙东人民所蒙受的灾难。此诗开首即云:“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粮。只待一声鼙鼓近,全家尽涉山之冈。”为时刻准备着躲避由战争所带来的骚乱,女子竟然将裙拖改作囊来盛装干粮。这一当时战乱环境中有特定历史特点的细节,显然表达了对战争罪恶的无比愤怒。如果不是李渔将此情状记述下来,后人是如何也不能想像到,明清易代之际,浙东人民竟是如此费尽心机,艰难储藏粮食,以便随时逃离,可见当年战争之残酷。更凄惨的是,就是逃到深山老林之中,也不能躲避溃兵的侵袭。该诗写到:“新时戎马不如故,搜山熟识桃源路。始信秦时法网宽,尚有先民容足处。”《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则记述了战乱中清军在婺城即今金华杀人如麻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轻则鸿毛重泰山,志士谁能不沟壑。”李渔其实是在用“诗”的形式叙写明清易代之际有关浙东战乱的重要史实,多有正史所不载的他个人独特的经历,因而有着特别可贵的史学价值。

    李渔的这些诗作还真确地记述了战乱对图书的焚毁。《吊书四首》(兵燹后作)其一有云:“邺架群书逐类分,总因世难靖狂氛。蠹鱼辟尽香成雾,亥豕刊来墨是云。”因为战乱,作为文化瑰宝的大量图书转瞬间化为灰烬。此诗其三具体写到了战乱中有关图书是如何被毁的:“将军偶宿校书台,怒取缣缃入灶煨。国事尽由章句误,功名不自揣摩来。三杯暖就千编绝,一饭炊成万卷灰。犹幸管城能殉汝,生同几案死同堆。”在这位颇有情绪的将军看来,国事之坏尽由儒生与图书,因此竟将宝贵的图书尽入灶煨,付之一炬。此诗其四则更有极其愤激的叙写:“心肝尽贮锦囊中,博得咸阳片刻红。终夜敲推成梦呓,半生吟弄付飘风。文多骂俗遭天谴,诗岂长城遇火攻。切记从今休落笔,兴来咄咄只书空。”因为图书全被烧毁没有了,则世间自无读书种子,此诗其二即云:“始信焚坑非两事,世间书尽自无儒。”李渔将战乱之毁图书与读书人,直比作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这其实写出了当时战乱之残酷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古代文献写战乱对图书的破坏,并不鲜见,但像李渔这样通过“将军偶宿校书台”这样一个典型特例,生动地描写战乱中图书之如何被销毁,叙述的视角非常独特,实为中国古代图书毁坏史上极其难得的重要个案。

    李渔的这些诗作也是清初实行的侮辱性的同化汉民族统治政策此重大社会事件的见证。1645年,清兵屠扬州城后,即于是年五、六两月,连下剃发令,其精髓即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儒家文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因此,剃发令对汉人来说,显然带有侮辱性。当时的李渔虽有民族气节,但尚不敢以身试法,于是在诗中发泄其愤懑。《薙发二首》其一云:“一束匀成几股分,不施膏沐也氤氲。趁伊尚未成霜雪,好去妆台衬绿云。”其二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这无疑是对剃发令的极大调侃与讽刺。李渔于1646年所写的《丙戌除夜》与1647年写的《丁亥守岁》,也表达了对剃发令的愤怒。《丙戌除夜》云:“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丁亥守岁》则谓“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李渔的著作因此曾被禁毁。《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补遗即说他的《剃发诗》“甚为狂悖”,“应请销毁”。李渔的上述诗作,以其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无情地批判了清初统治者野蛮的民族统治政策,足以补正史之未逮。

    李渔写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许多诗作,显然有着秉笔直书、批判社会的“实录”精神,实具“诗史”之神骨。与此相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李渔在明清易代之际有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如其《应试中途闻警归》一诗即云:“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可见其渴望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爱国情怀。此诗尾联进而写到:“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而其《乱后无家,暂入许司马幕》一诗更有“马上助君唯一臂,仅堪旁执祖生鞭”之句,它们无疑是一个爱国青年企求报国的美好愿望的真实写照。因此,鲁迅先生曾说李渔是一个“帮闲”,这本身没错。不过,恰切地说,“帮闲”主要是李渔人生后期的社会形象;明清易代之际的李渔,尚不能说就是“帮闲”。仔细研读李渔写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有关诗作,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早年李渔决不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相反,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批判精神与民族正义感的爱国青年。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