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森：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

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 时间:2010-08-31  作者:张培森 　　再大权威也莫大过于事实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担任过中央总书记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而这一职务是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当选的。如此重大的史实却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史上是一直讳言的，直至他逝世后，1979年中央为他平反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上，邓小平所致悼词中才公布这一史实。本人原是人民大学的一名党史教师，从上世纪50年代研究生毕业至1979年从事党史教学有20多年，但一直都不知道这样的史实。未料到的是，张闻天平反后的第二年，我的导师胡华教授推荐我参加一项中央批准的为张闻天编辑文集的任务；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与张闻天本无亲无故，与他生前也从没有接触的一名教师，却从此与这位革命先辈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0年参加编辑他的选集起，到接着具体负责编辑他的四卷本文集，以及若干专题文集，再到进一步搜集资料协助小组同志编写他的传记，最终到2000年主编他的年谱出版，前后也有整整20年，如果有人问我，搞了这样长时间的张闻天研究，最深切的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再大权威也莫大过于事实”，因为历史终究是给后人看的，而后人相信的终究是事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闻天生前长期遭受打击，其一生的历史也遭到严重的歪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他的冤案的平反和史料的不断发掘，许多长期被搞乱的问题终于逐步得到澄清，而且党史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传统说法也有所不同程度的纠正。这里归结起来，事实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就以他有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来说，回想30多年前当我从报纸上读到邓小平《悼词》中公布的三件大事，一是他在会上做了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二是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他“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不仅顿觉耳目一新，而且搞了20多年的党史教学竟全然不知这些史实，内心是相当震撼的。上世纪50年代学过党史的人都知道，过去党史最权威的本子有两个，一是收入《毛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个就是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这两个本子有关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领导又是如何表述的呢？前者是这样明白地写着：“……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而后者呢，则是这样写道：“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当我对照邓小平所致张闻天的《悼词》所说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一事实时，就立即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又怎能说是“以毛泽东为首”呢；既然那时总书记是党的最高职务，又怎能说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论出现以上这种文字现象有如何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但起码它违背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了全党实事求是的新航向，也促使我这个党史工作者，得以从过去盲目迷信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开始转到求真务实的途径上来。
　　时至今日只要一说及遵义会议，总还有人顾忌宣传张闻天就会贬低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是公认的，谁也抹杀不了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正是由于他的正确军事主张使得红军扭转了长征危局，也正是由于首次在中央会议上从路线高度肯定了以他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并让他进入中央核心，从而战胜了错误军事路线，使得这次会议起到历史转折的作用。然而独木岂能撑天，何况他当时遭受打击在中央尚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事实上对遵义会议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至少是四人，除了毛泽东之外，就是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而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也正是由于他的重大贡献而被会议选为总书记。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观众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部分时都会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其所列四位历史人物就是上述毛、张、周、王四人，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一雕塑，据称还有这样一个曲折故事，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新设计的遵义会议部分的这一雕塑原来只有毛、周、王三人，恰恰没有张闻天。在新馆尚未正式开放的该年10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纪念馆，是胡锦涛同志看到这一雕塑时，向纪念馆的同志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接着指着雕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这样，于是根据胡锦涛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三人雕塑补上了张闻天，成为现在四人的正式陈列。
　　1935年1月党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然而从党的整个历史命运的转变来看，那个时期除遵义会议外，还有另外两大事件，这就是紧接着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可以说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西安事变这三大事件的前后构成了中共党史发生大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张闻天这位中共领导人从走上总书记岗位，到担任总书记期间。本人曾于2006年发表过《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文（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我在那篇文章中就已经说到，关于总书记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职务名称之争，更要看到他这个总书记究竟有无起到总书记的作用。今年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本文不再来重复为这个“正名”问题作论证，同时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来对他这段历史作用做全面论证，这里仅以遵义会议前、瓦窑堡会议前和西安事变爆发后这三大历史关口有关张闻天的一些重大史实，让人们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是如何起到推动和促进党乃至民族历史命运转变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对一些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作进一步的澄清。
　　遵义会议前，危急时刻带头支持和挺举毛泽东，扭转了危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重要前提
　　三大历史关口中的第一个关口是遵义会议前夕，这是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关口。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红军在刚渡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而另一方面，在明知敌人已经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布下大罗网的情况下，掌握军权的李德、博古他们却仍然要坚持向北进军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如果真是按这条路线走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世人皆知，红军后来实际是按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扭转了危局，并给红军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然而人们应该知道，毛由于遭受打击当时在中央尚处于无权的地位，过去在中央苏区时他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接受，为何这一次却被接受？这就要说到党内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而这正就是张闻天。
　　这里不妨举出两位当事人提供的重要事实材料，一是1960年夏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毛当时也在场。周的报告谈到中共党从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就说到了张闻天。报告说：“那个时候，开始倒是闻天转得快，稼祥先转了，闻天也先转了。”因为那时距庐山会议批张还不久，因此报告用“倒是”这种批判的口气是很自然的，然而承认开始时是张闻天转得快，这是一个关键的史实。二是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说到那个时候有一次“飞行会议”，承认他的主张在这次会上遭到拒绝，而毛的主张却“不仅得到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李德这里所说的“飞行会议”实际上就是在湘黔边境召开的一次史称为“通道会议”的中央紧急军事会议。也正是这次会上毛的军事主张获得通过。以上两个材料实际都承认张闻天当时在支持毛的主张上起着领先或者可以说是带头作用。
　　然而又为何毛能在这次会上提出转兵的主张？而张又在这次会上带头支持毛的主张？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人们不太知道的具体背景。1986年本人在广州访问过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他为我提供了一点很难得的背景。罗明说，就在他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主席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毛主席同张闻天谈话，于是只好在门口等候。这样他亲耳听到了这次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是军事问题，张对毛谈了湘江战役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告诉了毛。毛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显然毛张二人的这次谈话乃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而通道会议现在看来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毛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获得通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而张闻天这时在中央起到的促进和带头作用，显然对于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要。
　　接着，红军虽然按毛的主张实行了转兵，然而高层的分歧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因此在部队进入贵州之后，就有中央黎平会议的举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张闻天却是在这次会后进一步考虑到必须解决的组织问题，于是就有如今学者们常常引用的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橘林谈话”。
　　在贵州乌江边的一个叫黄平地区一片橘子园地里，停着两副担架，一边躺着张闻天，另一边则是王稼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谈话。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就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就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就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这件重要史实当初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遵义会议前夕带领红军抢渡乌江战斗的团长耿飚，在1990年纪念张闻天90诞辰纪念座谈会上提供的。耿飚说，以上情况是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首先告诉他的，接着刘伯承也告诉了他，刘是总参谋长，当时在前线指挥。这样，耿飚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
　　值得注意的是，耿飚在讲完这件事后对张闻天作了这样一个评价：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耿飚这里所提供的史实，虽然只是历史关口瞬间的一幕，但却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在当时确实是党内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那时是中央常委，被人们视为仅次于博古的党内二号人物。所以他说出的两句话才能有那样大的作用。而耿飚对此事所作的评价也确实指出了张当时这一挺举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即便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毛泽东在七大时就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时还要指出的一点是，遵义会议是有各军团领导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有这些事先得到信息并赞成毛出来的军事负责人的出席会议，也确实大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至于张闻天为何能在此先后两个关键时刻作出带头支持和挺举的行动，应该说绝不是偶然的，这里至少又需要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他是从自身实践体验中自觉转变的，而且是党的中央核心中最早起来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的中央领导人。党史上传统的说法，是说张的转变是由毛争取过来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本人参加编辑《张选》过程中，就将他从1931年至1934年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进行过认真的阅读，其中固然很多是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文章，然而同时也发现从他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出现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反“左”的文章，及至到苏区后不久就出现从经济到政治等重大问题上同博古发生明显分歧的文章。须知此时张同毛才从原来不认识到刚认识不久，又何谈得上毛对他的“争取”？及至1934年4月他就为红军广昌战役失利，同博古在中革军委会议上发生一场激烈争论，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据与会的伍修权（时任李德翻译）回忆，会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会下张又对伍说，这种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张闻天本人1943年回忆说这次会议是“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这场高层争论发生在距长征五个多月之前，此时张同毛虽已有接近，在军事观点上自然会受到毛的影响，但他这种同党的最高负责人发生如此一场不惜闹翻脸的争论，要说是由于背后受别人的“争取”，恐怕也是说不通的。何况一个尚在台上，居中央核心地位，一个还被博古排斥在中央之外，正在遭受打击和孤立。历史已经表明，造成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症结所在，就在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当时中央，就在高层的核心。然而这个核心如果始终是铁板一块，那这个问题就确实很难解决。因此张闻天的自觉转变其意义就十分重大。
　　第二，他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者。他在长征出发前发表的一篇有名的“战略社论”，就体现出从战略思想的高度上指出当时这场战争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应有的正确方针。这就是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的一篇署名（张闻天）社论。文章原本是为红军转移进行动员的一份公开文件，然而今日仔细研究一下，却可以看出张本人同博古军事争论以来关于战争问题的若干战略思考。“战略社论”是长征过来的董老（必武）1936年对这篇文章的称誉。
　　文章首先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批评一种将战争看作“固定的”和“机械的”的错误思想，认为这是把革命看成“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决斗。并且尖锐地指出这是“教条式的药方”，其表现就是“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要不然就是“退却逃跑”。另一方面文章在尖锐批评这种“固定的”、“机械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提出了一条与其相反的方针，这就是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方针，而且文章当时就指明红军此次“退却”进行转移的目的，乃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红军在湘黔边境时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同李德博古错误主张分歧的焦点。
　　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章在批评上述错误思想之后，对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做出了一个量化时间的估量，指出“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并将这个问题视做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之一。这里所说“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换句话说，也就是“甚至要十几年”，把长期性量化到这样的长度，应该说至少是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所未有的。须知斯大林1928年在中共六大对中共领导的讲话，估计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是半年。毛泽东是井冈山道路的开创者，然而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对这个长期性的问题，也还看不出有彻底的认识，他在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名著中批评当时“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缺点是“不该规定为一年”，但他认为高潮到来之可能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是形象地比喻说它已是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已是东方欲出的“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已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了。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战争到基本完成是1949年，距离张闻天写的以上这篇“社论”是整整15年！而中国革命高潮形势真正形成，恐怕也至少要到1947、1948年，距这篇“社论”也有13、14年之久。
　　“社论”尽管一些用语不十分精当，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痕迹，但从其所阐述红军为何要转移的道理中，却可以大致看出一套与“左”倾军事路线不同的战争战略思想与战略方针。其中尤其是对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战略问题的思考，能得出那样清醒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熟悉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论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论文是1936年12月，在此之前还没有一篇专论战略问题的文章，因此，张闻天发表于1934年的这篇“战略社论”，就在党的军事战争问题文献史上应该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笔者在编辑《张闻天选集》时曾经看到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中还收集了这篇重要文献，但后来中央编的包括《六大以来》的所有文献汇编中就再也见不到了。难怪在邓小平为张闻天平反的《悼词》中宣称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起草时，人们感到突然，甚至还有人臆测是完全按照毛在会上的发言而成的。其实确切一点说，决议固然是贯穿了毛的军事思想，但决非是一篇简单照抄别人发言的产品，而是有张本人在此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套战略思考为基础的。
　　时至今日，许多宣传遵义会议历史的书和文章，仍然只是单方面地突出毛的作用，即使说到张闻天，也都只是说毛如何争取他这一方面，甚至引用张本人1943年《反省笔记》中关于长征初期如何在毛的教育下，接受毛的意见，开始了同博古错误的斗争直至遵义会议的一段文字，并且拿出张将会议功绩归于毛，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配角”来作证明。其实《笔记》是张在延安整风背景下写的一份自我检查，今日以此来评定其本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未免有欠公允。如将本文前面所列的事实加以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早在长征前五个多月他就在中央开始了同博古错误的斗争，又至少在长征出发之前就已对战争战略问题有了他个人的深刻思考；而且后来在挽救战争危局上，也不仅仅是毛单方面对他“争取”的一面，还有他主动向毛通报军事情况商议如何改变当时军事错误的一面，确切一点说是毛张双方合作的一种互动。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党的方向路线有问题，无论是多么杰出的人才都难以发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当时身居中央常委的张闻天首先从“左”的军事路线中觉悟并转变过来，不是他有着改变错误路线的强烈愿望，并在关键时刻在中央带头挺举毛泽东，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卓越军事人才也同样难以发挥出来，人们也就确实很难想象党和红军又将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而且需要看到的是，他当时的这种挺举行动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因为对他个人来说确实是担当相当风险的。因此公平地说，实现遵义会议转折最为关键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以外就是张闻天，而他的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一职也是决非偶然，是得到大家拥护的，更不是某个领导人“照顾”的结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他“本身的因素”用今日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素质。因此他的被选为总书记，除了其当时党内的地位以及考虑国际等因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会议的贡献以及他自身的条件的。
　　瓦窑堡会议前，甫抵陕北即提出战略转变：要变保卫苏区的反“围剿”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口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至瓦窑堡会议之前，这是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一个历史关头。众所周知，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毛选》上被称为“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可是过去所有的党史书上说到这次会议时都只举出这次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连会议通过的决议都很少提及，至于会议谁是主持人，会议的具体地址，会议的决议又是谁起草的等等，人们更是一概不知。以至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其前面部分“历史的回顾”中说到这次重大历史转变时，还是作如此表述：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从那以后这么多年，经过我们在编辑张闻天文集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党史学界的共同研究，终于根据事实弄清了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重要问题，而作为当时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的身影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现在不仅弄清楚了会议主持人是张闻天，会议地址就在张的窑洞，会议决议的起草也是张闻天这些情况，而且还从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揭示出一个重要背景，即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的代表张浩，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后，就在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的窑洞中同张彻夜长谈，首次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那时毛泽东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是张闻天在瓦窑堡，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问题拟好了方案，通过电报征求毛周等的意见，并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12月2日遂接到毛的回电，其中称“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推动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何能那样顺利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且迅速统一了认识，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也就是说这里除了客观形势之外，有无领导人的思想内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到上世纪80年代编辑组从中央档案馆查看到的中央抵达陕北之初一批会议记录和有关文献，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早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国际七大之前，张闻天在陕北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和一篇署名文章，兹分述如下。
　　第一次讲话是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央刚抵达陕北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均有讲话，毛的讲话侧重于军事问题，而张的讲话则是从政治上提出了长途行军结束后党和红军新的战略任务，明确指出要将目前保卫苏区的反“围剿”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说：“如何来看粉碎当前的反‘围剿’，我只讲一个问题。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即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今称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笔者）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次讲话则是11月13日，即中央机关刚到瓦窑堡不久的一次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这时毛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张在后方的这次讲话则是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接着这次讲话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1月17日，他就在瓦窑堡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文章。也正是张浩到达的前夕写的这篇文章向全党提出了要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个中心问题，明确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仅从以上讲话以及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时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听取国际指示传达之前就已经有了与共产国际基本相一致或是相吻合的思想，其中尤为可贵的是红军经过一年多长征，刚刚抵达陕北就明确提出，要变保卫苏区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就是指明了党要进行从内战变为抗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这是过去不为人知的。由此也就告诉人们，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绝不仅仅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外部推动作用，而是有中共自身思想准备为基础的。
　　颇为令人玩味的是，1964年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张闻天在家读《毛选》，在读到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在毛的文章所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一句上，张闻天写了一条带惊叹号的批注：“在军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并在旁边又加了一条注：“军事战略家和政治战略家的任务。”今日人们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如果说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尤为突出地显示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的话，而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则是张闻天这位总书记更为突出地从国内以至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出发，始终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真正转变党的政治路线的会议，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至少应该是与遵义会议不相上下，党从内战转向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不到两年之后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发动，张闻天提出的战略目标也终于实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审蒋”、“除蒋”一时成党内主导意见时，独持冷静：“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也是中共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然而在事变爆发后这个历史关口，党中央又是如何应对这个事变的呢？过去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毛主席英明决策和平解决，是张国焘主张要杀蒋介石。至于总书记张闻天则是根本不提，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上演的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当屏幕上出现陕北窑洞党中央讨论会的会场时，张闻天竟连一个身影都没有。近些年来虽然承认会上有张，然而又出现另一种说法，说是在12月13日中央讨论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其实这些都是歪曲史实的一种混乱。
　　早在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就公布过《张闻天西安事前后发言和电报》，并同时发表了我们编辑组几位同志根据档案合写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一文，接着不久《人民日报》（8月15日）又发表了本人的《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这些都在当时党史学界和许多老同志中产生过广泛影响。20多年过去了，如今却仍然在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阐述上出现如此的混乱。为此本人不能不在这里再就当时中共决策过程这个问题在基本史实上作进一步的澄清。
　　人们在阐述党史上如何决策问题时往往总要竭力回避存在过的分歧。其实面对如西安事变这样突发而又复杂的事件，开始时党内出现不同意见，以至发生争论，应该说是完全正常的。而一开始就完全一致，倒是不可思议，何况那时还不是后来发生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首先就拿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的讨论应对事变的会议来说，有过不同意见的恰恰主要是会议的主持者张闻天总书记，和会议报告人（当时负责军事外交）毛泽东。那时中央会议的习惯做法是会议开始时由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做报告，因此这次会议首先由毛做报告。毛的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他的看法和分析，同时还提出军事上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上，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但报告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的这个主张显然是以当时国民党失去了首脑，南京政府被蒋控制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的估计为根据的，为此他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有的作进一步的分析，有的提建议，有的则作补充。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然而这里所说的南京也是没有蒋的情况下的南京。但是会议到了张国焘发言时，则是发展到了极端，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认为“内乱不可免”，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明确对党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倒退。也正是在张国焘发言之后张闻天作了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早在1988年《党的文献》上就全文公布，后来又收入他的文集，这里不再作全面介绍，只需指明几点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须知几千年的中国历代王朝，唯有“真命天子”的皇上才称得上正统，事实上当时的南京政府也唯有蒋介石才称得上正统。这里发言虽然没有明说要保蒋，因为在当时蒋的命运究竟最后如何，谁也不好断定，因此发言这里用了“尽量争取”，然而其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不同意那种“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而发言中“联合非蒋系队伍”一句，显然是以前一句为前提的。发言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必须指出，在高举抗日旗帜，支持张杨，最终要结成广泛抗日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上毛张两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两人确有过分歧和争论。在我们根据记录披露史实的文章发表后，我和编辑组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曾访问过当时还健在的，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他们都证实毛和张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这次会议由于情况了解不多，谁也没有定论，因此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15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遂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可见党中央做出和平解决的决策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在19日这次会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明确表态：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过去“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那次宣言是对的。
　　回头看13日的这场争论，其实并不是要不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而是究竟是在有蒋还是无蒋的情况下，结成以谁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然而从随后五六天的实际形势发展来看，和平不和平的关键恰恰就集中在如何处理蒋的问题上。那种要除蒋或是把蒋同南京政府分开，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设想被事实证明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也势必导致内战的扩大。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对蒋在当时国内人们心目中的“正统”地位，以及他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队最高权力的代表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大大估计不足。
　　至于党内为何会出现这种意见，从中央的高层来说，这里不能说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情，而是有其重要的两方面的背景为依托的，一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态度的变化，须知事变之前国际对中国的方针实际是两面的，一面拉住国民党，一面又支持中共，中共同张学良秘密协议合作建立西北大联合，打通苏联获得物资和技术援助的计划是得到国际批准的。然而事变爆发，国际的电报中共虽未能及时收到，但从最初苏联《消息报》公开谴责张学良，斥之为亲日派的反应来看，就已经清楚表明苏联方面的态度，就可以判定共产国际是不会支持，要想拉苏联支持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已经完全失去希望。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事变之前社会舆论越来越呈现出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不满，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中酝酿一股强烈的反蒋情绪，实际上事变前中共也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对他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据此也就认为在蒋被拘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会纷纷倒向西安一边，然而却未想到事变爆发后不久，从地方“军阀”势力到社会舆论却相反出现一股普遍的“拥蒋潮流”。因此党中央从这些客观形势变化中迅速取得认识的统一，做出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短短六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充分表现出当时党的先贤们的智慧和团结。然而弄清中央起先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不仅对澄清长期存在的历史混乱，恢复历史的真相，尤其是让人们了解长期遭到埋没的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的重大历史作用有益；而且也给予人们这样一个启示，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如西安事变的这样突发的重大事件，中央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靠的也是党内民主，靠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任何的个人专断。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做到历史的公正，也唯有恢复历史的真实，才能全面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近来中央提出社会公平与正义对当前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答中外记者问的谈话中强调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由此我个人就联想公平与正义对于现实社会固然重要，而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是否也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代人写历史不应该再像过去为封建统治者修史那样，只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来写失败者的历史，为尊者讳，为至高无上的帝王讳。拿张闻天这个人物来说，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犯过“左”倾错误，但随后又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并为党和革命立了大功，公正地说功远大于过，而且为人正直从不为个人争权。然而过去却一直抓住其错误不放，在党史上对其贡献从来不提，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然而能否做到真正公正，关键也是在于尊重事实。目前在张闻天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混乱现象的一个特点，是一些人不是不谈事实，而是抓住某些片面的事实材料，将其孤立起来，以其否定确凿可靠的基本的事实。仍然拿他的总书记职务来说，须知邓小平公布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是确凿的事实（也许有人要问其有无历史档案根据，应该说张本人1943年所写的《反省笔记》就是一份可靠的历史档案，他在其中不但说到遵义会议“政治局许多同志推荐我当书记”，而且说到后来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曾想要“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如果根本没有总书记这一职务，又何让之有？），然而却因为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一份陈云《传达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上没有写此决定，只是写在后来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他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就公然改变业已公布的事实，这显然是根据不足的。何况后来当事人杨尚昆又进一步提供了事实：是因为张闻天本人谦虚，再三推让才拖了下来，随后中央常委做出决定，他才挑起这副担子。由此可见并不能将后者否定前者，而只能说后来的常委分工是落实遵义会议的选举，否则确定中央总书记这样的大事，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选举，只是由一个常委的分工来决定，那是不堪想象的。而今日人们又从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位领导人在挑起这副担子之后也确实履行了其总书记的职责，为党乃至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如果我们仍然根据一个并未经全面论证的材料，就否定一个经过中央会议选举，并得到公认的张闻天总书记名分，这岂能算是历史的公正？
　　人们常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对党史上过去的文件同样也要历史的看待，如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权威的文件，从其当时着重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批教条主义，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竟不顾事实地将遵义会议说成是“开始了以毛为首的中央新领导”，就显然是一个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本人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也承认，大家把遵义会议好的账都挂在他的身上，或者放在他的名下，而事实上这份决议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情况。明明是张闻天早在长征之前就已经在中央的会议上站出来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而决议却说是红军长征开始后，“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立场上来”，于是都在毛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从而才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至于遵义会议以后到抗战爆发前这段时期，则是把包括“胜利结束长征”、“胜利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陕北根据地危机”、“正确地领导‘一二？九’运动”、“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所有成绩通通归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中央”领导之下取得的，这样就把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作用彻底排除干净。这里有一点更为令人不好理解的是，在所有这些列举的大事中，竟然没有1935年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瓦窑堡会议这件大事，这是一时的疏漏呢，还是因为这次会议从思想准备到具体操办，到起草决议，直至主持召开全都是张闻天，太不好都归在毛的领导之下呢？
　　60多年后来看这份文件，不用多说，只要对照一下事实，其夸大个人作用的成分就显得比较清楚，而其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则是，埋下了后来滋长个人崇拜的不良种子。现在有些人总是顾忌说张闻天总书记这段历史，无非是怕它同毛从遵义会议开始就确立了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不一致，然而仅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至少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也还没有确立起毛的这种地位，到真正确立应该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而遵义会议将毛选入常委，这从组织上讲，对于毛后来在中央的提升和发展确实是关键性一步，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为毛后来确立全党领导地位奠定了一个基础。
　　（2010年4月20日完成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