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最后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0:33:54
陆定一最后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作者:陆德   要让孩子上学 要让人民讲话
  ——陆定一最后的遗言
  陆德,陆定一之子。1942年生于延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河南安阳市经贸委、河南省旅游局工作,后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曾获得3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及省部级科技奖27次。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
  1  为理想而投身革命
  我很高兴能来到上海我父亲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媒体与设计学院主办的纪念陆定一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与新闻、理论界的朋友一起,缅怀我敬爱的父亲。
  我的父亲陆定一,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从小生活条件优越。他不是生活所迫才闹革命,而是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才义无反顾,甘愿去抛头颅,洒热血的。
  父亲抱着“实业救国”愿望考入南洋大学(现在的交通大学)学习科学技术。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列强凌辱,官场腐败,使他的愿望破灭。他认识到只有唤起民众,推翻旧制,中国才能有希望。他在学校参加了革命,并以南洋大学共青团支部和国民党区分部两个政党负责人身份,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还作为代表,参加了我党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父亲曾两次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长征前被一撤到底,扛着梭镖参加长征。并在遵义会议后恢复工作时,提出了“万里长征”这一载入史册的政治术语。他的爱人被开除党籍留在敌后,被国民党“铲共团”抓住,开膛破腹壮烈牺牲。但父亲在逆境中,写出怀有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的《老山界》,后来,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几十年来教育了几代人。
  在抗日战争中,父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重庆谈判的七位中共代表之一;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攻延安时,由他为政委、任弼时为司令的中央直属队,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保卫了党中央。
  父亲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党的新闻定义和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政治中心的年代,父亲以超人的勇气和魄力,提出要允许艺术和科学改造“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问题及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22年),他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对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理论作出了贡献。今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2  坚持真理  刚直不阿
  父亲有着知识分子刚直不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品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曾经要拆除故宫去修马路,父亲冒死进谏,才使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得以保存下来。说是“冒死进谏”,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已把不同意拆除古建筑看成是政治态度问题,说:“这些遗老遗少啊,当亡国奴(日本侵占北京)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
  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每天都工作到半夜2点,要审看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我虽然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但与他见面交谈的时间都很少。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我曾有机会跟父亲去过一次甘肃。有一天他说要去打猎,自己去外面绕了一圈,回来后跟我母亲说:“立刻回北京,饿死人了。”后来中央派人去调查,终于发现甘肃饿死几十万人的真相。
  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工作,这么多年只做过一套灰颜色的中山装,在接待外宾或开会等正式场合中穿。而从恢复工作到他去世的16年中,他的房子从未换过家具。“文革”浩劫中,父亲、母亲,我的叔叔还有三个阿姨,都受到严重迫害,全家人加起来等于被关押了63年。外婆在监狱里去世。父亲在监狱里被吊起来受审讯,关押了13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王光美一起被放出。我在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还未毕业,就被批捕,在狱中关了6年,被打断了肋骨……
  我和父亲同一天生日,6月9日,中间相差36年。1942年我在延安出生时,是那里最困难的时期。母亲没有奶水,没多久我从出生时的4磅半瘦成了3磅,我喝过李井泉夫人等革命妈妈的奶水。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给我,并把仅有的一个暖水袋给我保温,使我得以存活。父亲为我取名陆德,就是要我记住朱德,以德报德。
  我高中时有个暑假,跟他去了北戴河。他辅导我读了三篇文章,一是老子的《道德经》,还有两本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对子女的要求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当官。
  3  最后反思  严于律己
  父亲在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并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如今他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仍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父亲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的反思,认为应“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父亲说:“总结是为了不再重犯。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
  父亲多次谈到,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在和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时,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中,他都多次提及,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还说:“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父亲还谈到,“反右斗争中,我左了。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毛主席的这种分析,后来又被林彪、‘四人帮’扩大化和升级,变成划分阶级斗争的依据。它们把凡世界观中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把不同意它们观点的人,都当做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法西斯专政。我虽认同主席的分析,但是在具体执行中,我认为要把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思想性的问题,是属于团结、批评、教育和改造的范畴,而不能用阶级斗争、专政的办法来解决。这可能是我与林彪、‘四人帮’不同的地方。”
  历史跟父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感叹说:“本来我的认识已经左了,后来越来越不理解,跟不上,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成了‘绊脚石’,被关进了监狱。”
  4  对“双百方针”再认识
  面对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出现的种种变革,我和父亲也有过几次较深的探讨。林彪、“四人帮”批判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也就是他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在被关押监的13年中,父亲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来进行解释。而不能用“一元论”,只认“社会属性”的思维来解释。
  他谈到自己在反思中形成的观点,认为,由于毛主席他老人家采用“一元论”的方法,于是把“百家”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而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还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等重大问题。他说:“在这方面,周恩来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我曾问父亲:“如今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界定呢?”父亲回答说:“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父亲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1996年5月初,父亲病危中,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然后,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是他最后的遗言。
  (本文乃唐宁根据陆德谈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