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老帅朱德遭软禁被赶出中南海内幕

康克清一个电话，朱德从玉泉山回到大字报铺墙的中南海，面对剜目的标语，朱德淡然一笑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

     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可是朱德固执地又一次将这种不理解，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这次运动中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我的天！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上的人为朱老总捏了把汗。

     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的结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

     没有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标语布满北京街头。

     朱德一声不吭，让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带着秘书、警卫到郊区玉泉山的别墅里居住，离开漫天的大字报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见心不烦嘛。他在宁静的玉泉山不是埋头爬山，就是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晚上看些文件，整天不说不笑，闷声闷气地打发时光。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从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贴到了家门口，叫他赶快回去看看。

      朱德坐不住，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字，在冰凉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车子靠近家门，老远看见夫人康克清站在门口等他，疲惫的脸上流露出焦虑，看见朱德的汽车，她连忙迎了上去。

     朱德下车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安慰康克清。

     朱德看完大字报回到书房里，一看康克清正用忧虑的眼神看着他，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嘛，他们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啦！”

      一直悬心的康克清见朱老总不以为然，不由得也松了口气。她和丈夫相伴了40年，走过风风雨雨漫长路途，她非常了解朱德，对事物和时事有他准确的判断，只要他说没有关系，那么就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中南海红墙变成了难以逾越的万重高山，传达室成为父女见面的温暖“山口”

     中南海里有人贴朱德大字报的事情传到了他女儿朱敏的耳朵里，这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的知识分子，只觉得急火攻心。心想，爹爹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万一忍受不了这些侮辱性攻击，说句不好听的，蒋介石那时的污蔑都没有现在这样离谱。爹爹多病的身体万一顶不住发生意外，我们做儿女的如何面对这幕悲剧？

     她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放心不下……

     那时可不是现在，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那时私人住宅几乎都没有电话。办公室里的电话又不敢使用，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漫天大字报、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莫须有的罪名又会从天而降。

     朱敏立即骑自行车去中南海看望父亲。

     朱德住所靠近中南海西门，朱敏回家一般也从西门进去，她到西门后，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西门的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

    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

    朱敏一听，吓一跳，几天前还能有效，今天就没效了？她连忙说我是来看父亲的，我父亲是朱德……

    卫兵不听她的解释，只是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他不能违反命令。然后像木桩一样，笔直站立，目不斜视，望着前方，指挥车辆进出。

     朱敏知道，怪不得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

     朱敏呆呆站立在空旷的门外，仿佛这红墙这中南海这经常进出的西门从来都和她没有关系一样。

     她第一次用真切的眼光，打量这处原本熟悉现在却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绛紫色的红墙那么刺目，习以为常的院墙此时让人感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山。

     原来一堵墙可以让人品赏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夺——自由和亲情。

     如果说以前朱敏流落异国他乡是无家可归，那么，如今朱敏是有家难归，站立在亲人的家门口，却不能进去……

     朱敏从卫兵镇定的神态看，进不去已成定局。就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父亲她不能进中南海了。她以为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的。哪知朱德在电话里听说女儿不能进中南海，许久没有说话，好一会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我们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再回家来，好吗？”

     朱敏不知道父亲所指“这种状况”是指中南海门岗还是社会状况？因为是传达室的电话，她不敢多问，只好等见到康克清妈妈再说。

     朱德没有料到，自从女儿这次不能进中南海，也就意味着家人再也没有进中南海看他的权力了。他所说的“等以后”，竟然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71年林彪摔死，“疏散”在遥远南国的朱德再次重返北京，才和女儿团聚。但是他为了以后能和孩子们团聚，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远的万寿路。

     过了一会，康克清急冲冲地来到传达室，和朱敏谈了父亲的近况，听说父亲除了沉闷外，其他都说得过去。朱敏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不能和父亲见面，心里觉得堵得慌。有一种自己被隔离或者是亲人被软禁的感觉。康克清正在为朱德可能要遭受批斗心急如焚，她一见朱敏，如同看见可以诉说心里话的人，她的着急她的忧虑，强烈地表现在她的言语中，可是作为晚辈却无法分担康克清妈妈的忧愁，只能在传达室里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小声劝解，让康克清妈妈负重的心灵得到一些释放。

     后来批斗朱德的大会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正像朱德预料的那样，主席是了解他的。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元帅府的骨肉分离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归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国妇联造反派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全国妇联的大院里。朱敏再次去中南海时，只见父亲拄着拐杖，牵着他们的大儿子，步履蹒跚，远远朝传达室走来。

     朱敏一惊，康克清妈妈呢？怎么让父亲一个人来？多日不见父亲，他明显地苍老了，白发增添了许多，谈话时爹爹的神色忧郁，看得出来，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和女儿见面，不再像以前那么乐呵呵的。朱德没有多说什么，一一询问了几个外孙情况后，然后又和以前一样，要朱敏积极参加学习，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孩子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他康克清妈妈呢？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

     一边的儿子，悄悄靠近朱敏的耳朵：“奶奶被抓去游街了，昨天还在西单看见奶奶被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

     朱德起身离开了传达室，女儿望见他渐渐弯驼的背影，想，爸爸嘴上不说什么，不等于心里不想事，他比康克清妈妈更难，妈妈有什么苦恼还能和我们说说，可是父亲这样身份和在这个高层领导的位置上，他的内心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独自承受，否则像父亲这样乐观的人不会那么快地苍老，情绪也不会那么低沉。

     一把“抄家”大火，使父亲的信化为烟烬，如今女儿手中惟一的亲笔信，竟然是从别处征集来的

     自从朱德开始被红卫兵大字报打上红色叉叉后，朱敏一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天比一天沉重。按照造反派的逻辑推理--“老子反动儿混蛋”，朱德的女儿势必在劫难逃。

     果然没有几天，一生执教鞭的朱敏便在家中开始“迎接”频繁“光临”的红卫兵小将们，洗耳恭听他们的“教育”，看着他们挥动纤细的膀臂，口口声声要她交代父亲反毛主席的罪行。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朱敏差点没有笑出声来，她的记忆里除了父亲教育她如何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就是教育她如何为人民服务。哪儿会反毛主席呢？

     她和丈夫刘铮就一人一句讲述父亲如何教育他们的实例。红卫兵对这样的“交代”自然不能满意，说朱敏夫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父亲划不清界限，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革命群众谅解的。

      朱敏的不配合行为，令造反派们气恼，他们的态度越加恶劣，凶狠狠地说，如果继续给你父亲脸上贴金，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抄家？朱敏心里一震。第一个想到的是父亲写给她的信。

     刘铮倒是挺硬气的，你们抄家好了，人正不怕影子歪！可是冷静一想，眼下正是人妖颠倒的年代，造反派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必须想办法将父亲的信藏起来。可是想来想去，家里哪个地方隐蔽？简单的家具和空荡荡的墙壁，一包信往哪儿藏？如果被抄走，落在造反派手里，更是罪加一等。还不如自己抢在造反派动手前毁掉。

     朱德一共给女儿写了十多封信，大部分是朱敏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重返莫斯科后，父亲写来的。

     “家书抵万金”。这叠信朱敏整整保存了20年，有时经常拿出来看看，静静地重温那些逝去的往事，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一天半夜，趁孩子们熟睡了，朱敏一个人偷偷起来，取出父亲的信，在皎洁的月光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这一封封熟悉的信，粗糙的牛皮纸信封在手掌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在说再见……

      朱敏一想到只要她一把火，这些跟随她20多年的信将变成物质不灭的另一种形式，永远离开她的视线，永远不能再见……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难道今天在这样明亮充满柔情的月夜里，必须亲手将保存了20年的信毁灭掉吗？

      朱敏心痛地自己问自己。可是朱敏无法忘记白天造反派在他们面前扬言要抄家的神情，惧怕和疼痛像巨大手掌来回绞杀着她的神经，那分苦恼和无奈，至今也无言名状。

     终于狠了狠心，朱敏点燃煤炉，将信的一角对准蓝色的火苗，信纸哗地点燃了，红色火焰飞快地吞噬了整张信纸，顷刻间，20年的岁月化作一片片轻飘飞扬的黑色灰烬……

     朱敏一边烧信，一边落泪。可是眼泪无从弥补永远的失去。直到今天，朱敏手里惟一的父亲亲笔信，还是从中央文献研究室找来的。

     信件烧了，心病依然没有减轻，处境也没有因此好转。

     朱敏丈夫刘铮是解放区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他应该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可因为朱德是他岳父的缘故，在外交部也遭受了批斗。

     经过车轮般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攻击，朱敏渐渐明白，不管怎样交代，都不会合造反派的口味的。

      朱敏只好想法找父亲的“罪行”。比如爱看川剧，这是喜欢封建帝王将相的表现。比如爱爬山，这是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再比如爱养兰花是小资产阶情调，等等。

      造反派虽然没有得到朱德反对毛泽东的材料，但是有这些也行啊！

     朱敏夫妇终于获得了点自由，可是他们依然不能回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亲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她们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传达室和父亲或者是康克清妈妈见面，简单交谈几句。

     那一段时间，中南海传达室成了朱敏心目中感到温暖的地方，也是让人感到别扭的地方。那里能见到亲人，那里也能让你感到受监视的屈辱。

林彪一个“紧急命令”，老帅们天南地北被“发配”，朱德又一次面临居心叵测的“战备”

     白纸黑字，教育了几代人的党史和军史，一夜之间颠倒成黑纸白字，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原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也改名换姓，变成了《林彪的扁担》，当时朱德那根红军时代使用过的扁担还完好地躺在军事博物馆的橱窗里，林彪却不顾铁证史实和诸多见证人还活着，竟然公开篡改历史。这恐怕又是林彪一大超凡本领。朱敏和她的孩子们将这些看到的和听到的事，利用在中南海传达室见面的机会，悄悄讲给朱德听。朱德听完后，也不作声。有时见孩子愤慨的样子，反过来教育他们：“历史终究是历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可是已经改了。不是书上都改了吗？”

     “那不叫历史！”朱德生气了，嗓门高了。

      其实朱德心里对什么都清楚，只是不想和林彪他们一般见识，不想挺身出来为自己申辩什么，他似乎知道林彪迟早会有恶有恶报的一天。任凭世间风吹浪打，朱德总是平心静气地期待着……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随着“副统帅”的惊惶失措，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现在想想，纯粹是一场自己吓自己的闹剧。

     打仗？世界大战那么容易爆发？

     朱德接到这个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

    “这里面有鬼呵。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

     康克清问，估计会有什么鬼？

     “醉翁之意不在酒！”

     朱德这话说完没两小时，一个紧急电话打到朱德的办公室，叫朱德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

     这比当年朱德在德国留学，遭德国当局驱逐离境的时间还要紧迫。

     朱德接完电话，哭笑不得，将帅历来都是战争的天子，战场上的王牌，谁人听说过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们远离战争指挥中心？难道中央军委准备打一场不要将帅指挥的战争？

     其中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林彪就是利用这不能自圆其说的备战紧急疏散方案，把眼前碍手碍脚的将帅都支得远远的，他好在中央内部施展浑身魔力，更加青云直上。

     诸多手脚，诸多方案，挖空心思，都是冲一个目的，他急切也必须去掉头衔前面那个“副”字！

     朱德看着还没有从批斗中完全解脱出来的妻子，说：

     “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再说我不放心将你一个人留在北京。以后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保证。”

      可是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点头，康克清这位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的。

      周恩来当即同意朱德带妻子同行的请求，并且说全国妇联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难之中，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乡的悲剧。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连孩子们都不知道。

     后来朱敏一直纳闷，此番境地的爹爹还会有什么紧急事情？

     就这样，83岁高龄的元帅被林彪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遥远的广东。

     抵达广州后，朱德并没有被安置在城市里，而是用汽车送到了广州郊区--从化疗养院。而且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范围也不能超过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

     当时朱德的身份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个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争取民众自由平等权利的委员长，竟然受到如此“民主的礼遇”！这不是极大的讽刺是什么？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还有许多老帅，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湖南，还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统统限期离开了北京。

     然而，落难的将帅们却在遥远的他乡呼吸到清新且纯净的空气，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的宁静和清闲，忍辱负重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过着老百姓平常单调的日子。

      可是时间一长，而且不知道这样平淡日子还要过多久？元帅们的心开始烦燥开始期望……因为元帅毕竟不是老百姓，他们的心曾经充满过将帅之气，曾经辉煌地搏动过，这样不平凡的心在平静中和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同时也煎熬得异常结实，如果再遇见狂风巨浪，这颗经历过出生入死、跌宕起伏的心，今天又经历了“冷宫”岁月，一定变得更有承受力。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朱德和分散在天南地北的老帅们相逢在庐山，被历史抛到一边的老帅们虽说都是中央委员，却不知道上层的精神。他们已经一年没有回中南海，没有坐在中央会议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以为这次会议和以往一样，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决然没有想到此次会议将成为历史又一个转折点。

      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宪法，委员长不到场主持这会是没法开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帅先一步回北京。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进中南海住，而是在万寿路总参的一处房子里住了下来，和女儿、孙子们才有了团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离世，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