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如何为林彪树碑立传？大搞植树造“林”_

“四联会”上，有人揭发出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忠心，“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17分钟”。

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政治部副主任周曼天，省委候补委员、《福建日报》核心组副组长、厦门大学学生黄兆芬等人，这些“韩先楚的黑干将”还没被打倒，还能说话。就说这还了得，果真如此，那韩先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了，赶快查，是你当时在场听到的，还是听谁说的，在哪儿听到的。几个人以攻为守这么一较真，揭发者就支支吾吾起来，说是在车上听到的。那是汽车，还是火车？首长当然不会坐公共汽车，坐小车，无论伏尔加，还是北京吉普，除了司机，就是秘书。坐火车也是软卧、包厢，随行的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人，是谁说的，自然好查。这么穷追猛打，揭发者又支吾到厕所里去了，说是解溲时听一个士兵说的，那个士兵好像是通讯连的。几个人有的说首长路线斗争觉悟这么高，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不及时向党委报告呀？有的说首长年纪大了，记性差了，可这样的人和事，当时无论如何也该多看几眼记个准呀？或者直接带到保卫部去，当时就叫出个真呀？

这么说完了还没完，几个人都说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谁揭发的问题谁签字画押谁负责。这下子揭发者可不支吾了，立刻像被蜂子蜇了似的叫起来：不是我说的，我是听别人说的，反正我说的都是事实，反正我不签字画押！

当一批又一批的“韩先楚的黑干将”被打倒后，基本就是说什么是什么了。

9月13日凌晨，周恩来通知各大军区司令林彪出逃后，即下达战备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韩先楚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和叶剑英的指示，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讯线路，控制一些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当时蒋军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9号文件后，都被一些人视为“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福建“传经送宝”，韩先楚未去车站迎接，被说成是“反大寨”。《龙江颂》剧组来榕演出，韩先楚没有接见，就是“反对革命样板戏”。如此定性，好像望空还能扑到点影儿。可韩先楚在福建提倡绿化，大搞植树造林，竟然也被说成“是为林彪树碑立传”。

在福州“四联会”上，深揭猛批韩先楚，把刘少奇和蒋介石都联挂上了，“批林批孔”热火朝天。兰州这边也不甘寂寞，却实在揭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说韩先楚顶风冒雪走边防、看地形，是“游山玩水”。

这回算是明白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送这些东西都是事实，可他还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送过，那又是积极投靠谁呢？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吃了闽江口的海蚌，感觉出汗少了，问能不能给他搞点带回去。一年后，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要吃藕粉，北京买不到纯藕粉，让他在福建给搞点。给林彪的主要就是这两样东西，而且量很少，林彪“吃猫食”，还不吃水果，送的也少。多与少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比较而言的。除藕粉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都比林彪多。周恩来还打电话问他橘子如何保鲜，说一过春节，那橘子就变得像棉花似的了。而这些东西也不是他说送就送了的，是经过军区党委研究过的。记得好像是1963年左右，中央办公厅发个通知，对全国各地给中央首长送东西提出批评、制止。他说给他们进贡还吃批评，今后都自己吃了。话是这么说，东西照样送，都是土特产，就是一种心情，算个什么问题？觉得不合适，你们付钱嘛。给陈云、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常送些水果，特别是在这些人落难、不得志时。

但是，给谁送的也没有给徐海东的多，而且时间最长。战争年代的胜利品，特别是一些药品，他都悉心留着，有机会就给“老病号”送去。广西战役缴获白崇禧的一辆卧车，徐海东当时在大连疗养，也派人给老军长送去。实行薪金制后，老军长倒是真想付钱的，可他要谁的也不会要这个“老病号”的。老军长去世后，仍给老军长的夫人周东屏周大姐送，而且送得更勤更多。到兰州后，因9号文件中断了年把时间，环境稍好后，土特产照送不误。

可那些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能看到的只是他“积极投靠林彪”的“罪行”。

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后，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韩先楚认为“南放”也不是所有南方都要敞开门户，敌人也可能从中间实施突破。有人不高兴了：林总说从两头来，你说从中间来；林总说从陆上来，你说从海上来，这不是唱对台戏吗？

和林彪唱对台戏，这不就是反对林彪吗？可这一刻在那些人心目中，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有他如何效忠林彪，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都是胡说八道，却也有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望空扑影，与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分。

武汉“七二○”事件后，福州造反派占领军区司令部大楼，又向马鞍山战备坑道发起攻击，同时抄了韩先楚等人的家，抄出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时与韩先楚的一些合影照片，吓了一跳。这个“韩拐子”（因他拄根拐杖，造反派就这么称呼他）与林副主席关系如此亲密，这可是毛主席的司令部的人哪！

“九一三”后，这些照片就成了他“紧跟林贼”的证据。

这就是一些人在那个时代的“变”证法。

林彪若不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怎么会24岁就当上红军的军团长，接着又是八路军主力师的师长、4野司令和共和国元帅？可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报纸上不还说他不会打仗吗？指挥了平型关大捷，率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人不会打仗，那么谁会打仗呢？是那个戏子江青，“鳝鱼眼”张春桥，还有那个瞅着挺老实、厚道却专会用笔杆子杀人的姚文元？

在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能把人放到完全相同的时空中，让其不受拘束地重新走一遭，他敢断言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轨迹会是重叠的。上午那么想的，下午就这么做了，自己和自己都在打架，两个人的思想、观点，又怎么可能时时处处事事如出一辙？可林彪“永远健康”时，就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九一三”后又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来都不是个好东西。

活了50多岁，韩先楚最难以容忍、也最让他痛心疾首的，就是大跃进年代的“亩产万斤粮”，和“九一三”后的“林彪不会打仗”。

我们是共产党啊，共产党、解放军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呀？！

战争年代，血与火中的胜负是最实际的。三座大山不是用嘴巴子吹翻的，笔杆子写错一个字，战场上就可能付出代价。战争把虚妄、迎合、瞎话赶得远远的，那时的共产党人是多么的实事求是、朝气蓬勃呀。建国了，和平了，没有那种生与死、胜与负的威胁了，难免会滋生一些虚假、浮夸的东西，可无论如何也不该到这分上呀！好时屁眼都没疤，拉屎都不臭，坏时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是批判林彪，还是丑化我们自己？而今又如此揭批他，被伤害的又仅仅是他韩先楚吗？依靠人民的支持，凭着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我们得人心而得天下。可如此折腾下去，我们将如何取信于民，面对后人？

8年后，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老战友、老部下向他祝贺，他说：有朝一日去见马克思时，希望党组织在对我的一生的评价中，能把我的错误也写上一笔。

1974年3月24日，韩先楚在写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封信中，即提出：

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九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翌年10月20日，在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信中，又写道：

没人能说得清韩先楚为此写了多少申诉信。据他1976年12月23日在武汉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中央、军委”的信中说，在写了第一封信后不到一个月里，仅电报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发过四封。而在从“毛主席”写到“华主席”的所有信件、电报中，他都“希望”、“建议”、“恳求”能将揭批他的材料转给他，将有关人员召集一起，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实搞清楚。

没人理睬他的要求。

我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还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还是党员，还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凭什么允许他们胡说八道，却不许我澄清事买？

“七二○”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道：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

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

叶帅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有政治民谣云：“批斗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蛋。”批斗会上没好人也就没有好话，追悼会上没坏蛋也就没有坏话。其实批斗会也是追悼会，一种对人的政治生命和权利的特殊形式的追悼。当历史证明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刘少奇，那个“永远”其实只有11年又9个月时，在他生前长达3年的“批斗会”上，这位共和国主席不也是有口难辩，从灵魂到肉体，都只能听任一种声音随心所欲地糟蹋、蹂躏吗？而那位巾帼男儿张志新，不也是因为发出了一丁点不同的声音，就被割断喉管吗？

一向喜欢听到部下说“不”的韩先楚，在这些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日子里，益发感到了人的权利的珍贵，也就益发坚定了一种信念：如果有朝一日还能有职有权的话，在他那方天地里，一定要尽力维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绝不允许只有一种声音呼天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