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还有没有出身贫寒的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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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同
安徽贪官张绍仓在他的“悔过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检察日报》07、5、29)。印象中,不少高官都有这样的表述。王昭耀在法庭上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孟庆平说:“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胡长清说:“我出身于穷山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等等。当然也包括那些正在台上“执政为民”的好官和事实上是贪官但却未被抓住的那类,不少也都属于“我是农民的儿子”。其中很多人少时家境还相当贫穷。仍说王昭耀,当年爹娘为了供他上学,卖掉了家里的三间房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食堂发了一个用粮食做的窝头,他母亲自己啃树皮吃草根也要将馍留下,等到在县城上学的王昭耀回家后吃(《南方周末》07、1、18)。这样的出身,铁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资源和“背景”。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步入了仕途并且一路高歌。“奥秘”在哪里?窃以为当初相对较公平、公正的“机遇”起了决定性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其中的“知识化”在实际操作中,有的近乎成了“文凭化”,而文凭当时就几乎等于官帽。当时我在南方某地当兵,亲见一县商业局副局长,只因有大学文凭而一跃成为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可谓真正的天之骄子,时代宠儿,“昨嫌破袄寒,今嫌官服长”。当时的做法是非得失本文不论。只是说,此举使很多有大学文凭、且大多又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得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捡”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今天和以后,寒门学子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幸运”,进而一步步再做上大官?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我以为已经相当困难了。
这源自于现实的“感觉”。举两个例子。一次,一位朋友向我说到他单位的提拔。经过局里推荐、组织考察等多道程序,最后“水落石出”了。然而,提拔的是清一色当地政要和名流的亲属:某某的闺女;某某的侄女;某某的女婿等等,一时全局大哗,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些人都走马上任了。我还听到一位区长,当然他是握有实权的,一次不无气愤地说:现在每到研究干部,就是她是谁谁谁的姑娘,她是某某某的媳妇,他是省里谁谁谁写的条子,他是市里某某某打的招呼。那老百姓的孩子呢?“反正我也没办法”。可见官场的裙带风、关系链之严重,已到“不可阻挡”之势。而那些几乎使父母倾家荡产才念完了大学的“农民的儿子”们,如今不要说做官了,就是想到“府衙”弄个低等公务员什么的,在不少地方,也如蜀道之难。相反,大量的“鸡犬”则因“一人得道”鱼贯而入。比如王昭耀的老婆、儿子、小舅子,比如段义和情妇的七姑八姨,等等,上演了一幕幕新版的“官场现形记”。从起点上寒门子弟就饱尝了不公正和屈辱,以后只会将他们甩得更远。
“农民的儿子”能否公平地脱颖而出,历来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还是落后、前进还是倒退、文明还是愚昧的重要标尺。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之所以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居功至伟,至今仍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甚至被国外所采用,原因就在于它使大量的寒门学子由此从民间走进了庙堂,进而成为国家的重器,比如张说、娄师德、陆贽、宋申锡(唐文宗宰相)、范仲淹、欧阳修、周忱(明宣宗巡抚)、海瑞、刘宗周(明崇祯京尹)、张鹏翮(清康熙重臣)、林则徐等等。假如这些人不能为官而是民,或许能成为商人,也或许能成为学问家,还可能穷困潦倒,一文不名。但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对国家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在一个权力、长官决定一切的社会里。贤在野,庸在朝,其后果轻者是国家停滞,重者则是危机。
或许有人会说,像王昭耀们这样出身寒门的高官,当初均是“公平公正”的受益者。然而,待官做大后怎么没有成为范仲淹、海瑞、郑燮那样的清官,反而成了糟蹋百姓、危害一方的“国妖”呢?这个问题,需要从民主政治、权力监督的角度来回答,是另一篇文章。而需要再说一句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昭耀们也是不好制度的受害者,这样说不会理解成为贪官辩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