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价涨幅谈说古代盛世平抑物价的经济政策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建设知荣明耻，注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国民队伍，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没有盈实的物质基础和丰衣足食的人民生活作保证，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因为现实世界的经济基础，没有构成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社会民生的生活水准，没有持久巩固地达到相应水准，这个和谐社会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构建他的主流人群，因而，也就会成为不可能的空中楼阁。
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要表现在国家的财税收入上，还要表现在国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上。不仅仅是占国民人口少数的官吏，公务员，垄断集团成员和其他占据要津的利益集团人员，而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工农主体。只有这个最广大的劳动群体，获得实际的收益，并使自己的生活水准逐年稳步提高，而不是下降，他们才可能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流，和身体力行的践行者，这个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才会落在实处。
去冬开始以来的物价涨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已经超出了他们工资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近期国家统计局又公布，八月以来的人民生活指数的涨幅,已经达到5.6% ，其即将达到经济危机临界点的趋势，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如果，物价的涨势持续不变，范围和幅度增大，必将对通货膨胀不断构成新的压力。在今年货币市场投放量已同比增加20%的情况下，这种通货膨胀就难以避免。因此，作为宏观经济的主导者和掌控者，国家就应当拿出具体办法和措施，以应对物价的持续增长，和价格的连动效应，并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准不至于因物价的大幅波动而持续下降。所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经济秩序，打击价格操纵和市场垄断行为，就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中国古代盛世，为了促进生产，发展经济，达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曾经不止一次地采用了许多平抑物价，抑制豪强兼并，奸商囤积居奇，打击哄抬物价，鱼肉百姓行为的政策。在发展经济，缓和国内矛盾，减轻人民负担，保障人民安居生活方面树立了许多光辉的典范。因而，这些时代，不是开创了霸业，就是建设了一个个富强安定的清明社会。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在齐国奖励农桑耕织，奖掖人才，减轻赋税，根据齐国地理自然实况，提倡多种经营。特别倡导国家对工商业和山泽之业实行控制的政策。把“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史记&S226;齐太公世家）看作是国家调剂盈虚，牟利积财的重要途径。在经济、政治、军事、民生并行利政的形势下，使齐国很快民盈国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控制工商业，就是控制市场形势，维护市场秩序，调剂物资资源，平抑物价，打击垄断集团和奸商哄抬物价牟利或变相牟利的行为。保证人民生活水准持续稳定。控制山泽，就是要由国家掌控山林、土地、河流、湖泊、池沼、湿地的开发权，以有利于有效地利用不可再生的资源并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有个长远的合理有效的规划。而不是目前这样乱开，乱挖，破环山林土地，污染环境；或者是造成生态链的断缺，山林、江河、湖沼蓄水和泄洪能力及调节水资源缺失的功能的退化。
早在春秋战国相交时期，越国的范蠡，魏国的李悝就提出了国家收购和抛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也就是政府掌控粮食市场，决定吸纳和抛售粮食以稳定市场价格。这实际是以农为本，以粮食为国之命脉的农耕文明时期英明的国策。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家由于厉行改革，并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为了捍卫边防，不得不对匈奴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战争。致使财政匮乏，国力损耗，人民负担加重。为了开源节流，增加国库收入而不加重民众负担，汉武帝采用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来聚集财源，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增强国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采纳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对盐铁实行专卖，采纳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均输和平准，颁布算缗令和告缗令，实行边境屯田。所谓盐铁专卖，就是国家要把获利最丰的行业收归国有，而不是让奸商或者垄断集团牟利。以此来达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的。现在，既使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放开资源的民间经营。而仍然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厂矿收归国家经营。因此，与其散失重要利税资源于特殊集团和奸商个人，不如归利于国家。从土地，盐、烟草专卖，扩大到白酒，石油，矿产，水利电力资源和其他能源甚至医药领域。国家制定恒定的价格（十年为期），员工恒定有升的工资水准，（而不是十倍于其他国民），有序生产。这样一来，对于长期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物价平衡和社会安定，杜绝假货，次货，就将会发生左右局势的重大作用。所谓平准，是一种通过储积，销售，维持市场供求关系均势的经济手段。也就是说，用国家资本调控市场的商品供销。年丰时（生产大发展，供过于求时），抬高市场价格，大量收储粮食，能源、战略物资等，以维持价格水平恒定。年不景气时（因原材料等因素造成市场商品供不应求），放开国库储备，平抑市场商品价格，维持价格水平不变，以免通货膨胀，奸商和垄断集团哄抬物价，市场经济秩序失控局面的发生，保障人民的利益。算缗令和告缗令的颁布实际是调整税收政策，以合理负担的举措。我国税收，以生产、收入和一次交易的总金额确定税率，并不完全公平公正。工农劳动生产所得，因为基数大，税率高。工薪阶层没有灰色收入，收入完全透明，纳税尺度恒定。但企业高管和垄断集团隐形灰色收入远远高于工资收入却不纳税。本身就不公平。许多有身份地位，名望关系背景的个体，和一些技术知识性退休人员过分兼职，挤占了社会有限的就业岗位，造成了一人几份收入，他人不能就业或没有收入来源的社会新问题。虽然，上述人兼职，有利于人才的充分利用，但是，其己占有限的就业资源而造成年轻人失业待业的现实也不可忽视。办法就是，根据收入来源的便宜程度，全部显性和隐形收入，除本职收入的额外收入额度，附加必要税率。对于依靠现代科技手段，自身名望日进斗金的社会名流和同类获利丰厚的个人团体，征收超额度的必要税费，即可以抑制兼职现象，轻易获得暴利的问题，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遏制贫富的急剧分化趋势，并相应扩大普通民众的就业率。汉武帝采取了上述举措，保持了国力，维持了长期对匈奴的战争，在没有过度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维持了国家的稳定。我们也应有计划地利用国家粮食，物质储备等部门，用国有资本，经行运营，来长期稳定市场物资的供应，平抑物价，保证人民的增收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被随后的物价涨幅所吞噬的空欢喜。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本国家。许多经济政策都围绕着农业这个根本来制定。现代国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商品领域扩大到方方面面，农业只是一个分支。因此，关于保护市场，有效的利用资源，平抑物价，在适度维持国家收入增长的同时，保证国民的基本社会福利和收入增长的问题上，我们更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比如反垄断，比如调控能源等战略物资价格的政策。当然这应是另外一篇文章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