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对中国民主发展的两大贡献

　　今年8月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回顾和纪念这30年，很多人谈到了深圳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贡献。我今天另外开辟一个话题，讲一讲深圳在政治发展方面，也就是民主发展方面所作的两大贡献，这就是蛇口风波与财政公开。它们是时隔30年的两件事，表明了深圳民间人士推动政治改革的勇气和期盼。我想，这也是深圳特区作为“排头兵”，推动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蛇口风波　　　　1989年6月底，袁庚曾经托人带话给我：要经得起风浪，保持镇定，有什么难处请来找我。　　　　为什么袁庚捎这些话给我？是因为我跟蛇口风波的关系。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青年与来自北京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淘金者”的辩论。后来媒体把这场辩论称为“蛇口风波”。　　　　专家在演讲中说，来深圳的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有些人来深圳是为了赚钱，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为了个人的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特区不欢迎淘金者。　　　　但是青年人发言说，希望老师不要讲那么多空洞的词。创业和淘金，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那么容易分清楚。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而且也为深圳建设出了力。　　　　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座谈会第二天，专家们就点名把蛇口青年的话写成内部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说蛇口青年在会上“突然发难”，有“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　　　　由于这场争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88年6月，《人民日报》评论部派当时的实习生曾宪斌采访此事，并于8月6日发表了他写的《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文中报道了当时蛇口领导人袁庚的话：“有两点可以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我们还是要提倡，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　　　　“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话，得到了改革者的欢呼。　　　　8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每天见报。报社主管评论部的副总编辑范荣康，指定我负责编辑这个专栏，要我每天从来稿中编辑两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下班之前送他发稿，第二天见报。从8月8日到9月14日，这个专栏连续刊登一个多月，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很多大学天天广播这些讨论文章，各地一些报刊看到《人民日报》这样做，也纷纷开始讨论蛇口风波。　　　　《人民日报》共收到1531件来稿，有266件支持青年教育专家，占全部来稿的17%。尽管如此，我们在专栏里发表讨论文章的时候，是一对一，即一篇支持专家，一篇支持青年。这是照顾了专家。尽管如此，3位青年教育专家对《人民日报》仍然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人民日报》是倾向蛇口青年的，因此到处告《人民日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一些支持专家的文章，多多少少还是逃不了空洞说教的毛病，难以服人。　　　　后来，由于种种缘故，《人民日报》的专栏被迫停止。这之后，1989年3月，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4万字的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并且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书中收入110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从1531篇来稿中选出来的，也算是这场讨论的结果。　　　　1989年下半年，北京有一些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的蛇口风波讨论，并且指责蛇口青年。《人民日报》的处境十分困难，我自然也受到很大压力，袁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人给我捎了那些话。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蛇口风波在改革开放的精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蕴含了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主题和基本线索。遗憾的是，我们对这场辩论蕴含的深刻的历史要素，一直未能进行充分的思考与解读。当时以及后来一段时期的舆论，对于辩论双方是这样评价的：一方思想陈腐，空洞说教，另一方求真务实，自主创新。这个评价当然没有错，可是没有看到争论背后更为深远的要求和走向。　　　　个人权利的扩展　　　　蛇口青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据理力争，震动了全国。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蛇口青年敢于与教育专家争辩之后，北京一些人惊讶的神态。为什么震动？这是因为，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潜规则是你只能服从，只能唯唯诺诺，不能反驳。即使提问题，也不能提出实质性的不同意见。就像当年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所说：“3位老师的有些观念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几位老师可能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我们中国的文明，中国的软实力，存在一个不足，就是长期以来缺乏以人为本、独立思考、坚持真理、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的健全个人，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条款。　　　　儒家经典《礼记》说，登上一个小山坡之后，老一辈的人眼睛看哪个方向，年轻人的眼睛也必须看哪个方向，不能看别处。老一辈问你话，你才能开口，否则不能说话。年轻人回答问话，也必须简练，问什么答什么，不能擅自多说。　　　　在这样一种礼的约束之下，年轻人怎么能发展自己的个人权利呢？青年教育专家作报告，要的是不是这样一种秩序呢？皇权专制社会是“人分九等”，每个人都有严格的尊卑划分，从根本上压抑了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发展的空间。前些年还流行“螺丝钉说”、“砖块说”，现在不大说了。这也是与几千年的传统息息相关的。总之，个人无足轻重，国家和集体才是一切。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集体规定个人，决定个人；个人受制于集体，从属于集体。这虽然维护了集体的权威，却忽视了个人权利。　　　　其实，压制和无视个人的集体，是异化的集体，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幻的集体”。这种虚幻的集体抹杀个人权益，必须打破，个人不能淹没在国家和集体中，个人要自由发展。　　　　学者张耀杰说：“任何集体都不应该以诸如爱国家、爱党派、爱企业、爱集体等理由，去侵犯剥夺个人权利。”他还引用了梁漱溟在“五四”运动中批评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暴力行为的言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决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发达国家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在发达国家当中，独立自主的个人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们中国的传统里边，没有这个东西。　　　　前武汉大学校长、教育家刘道玉说，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全球21国青少年，中国青少年想象力排名全球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刘道玉认为，青少年的个性被传统教育扼杀了。钱学森临终前也担忧说，我们中国的高校培养不出第一流的人才。　　　　与此相关的是，全球名牌前50名，没有一个中国创造的。刚逝世的科学家钱伟长临终说，担忧中国的假冒伪劣为什么这样多，为什么这样多？没有创造力。　　　　现在有人主张，中国不必学习西方的经验，不必强调个人权利，而要从儒家的传统里边寻找实现现代化的资源，应该以自己的儒家特色，迈入现代世界。这样做行不行呢？蛇口青年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们当时受到巨大压力，但他们的行动也鼓舞了无数青年人。　　　　私人财产权利的扩展　　　　传统中国在微观层面上，比如开一个饭馆旅店什么的，有私人经济活动，也有私人财产权。但是在宏观层面上，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上，就不行了，私人财产权利体系无法形成。英国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主要是三条。一是皇室征收赋税，摊派徭役，从未得到纳税人同意，更不用说监督这些钱的用途了。二是皇帝或政府对私人财产任意侵夺，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对江南首富沈万三家产的剥夺。这样的事，历朝历代都有，既可以充实皇室财富，又能除掉潜在威胁。三是各级官吏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数不胜数，无日无之。所以我们说，在宏观层面，中国的私人财产权利没有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私人财产权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同时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但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妖魔化私人财产权，不尊重私人财产权的状况。比如，强制性的公私合营，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就存在很多剥夺私人财产的问题。　　　　就这样，中国才慢慢地走到了立法保护私人财产的今天。但是，目前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私人财产权利的争取和保障，也远不止于蛇口青年发言涉及的范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经济学家张曙光说：我国的个人财产权利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各地广泛存在的“三乱”收费，就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侵夺。这类问题在交通运输业、房地产行业、医疗卫生界、教育界等都十分严重。1993年建成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贷款7.65亿元。到2009年，收费已达60亿元，还要一直收到2022年。这个财政制度不合理，也包含着腐败。从这里再看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与财政支出，问题就更多了，这是与我们的私人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事情。　　　　我国私营经济在许多领域受到挤压，是众所周知的事。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62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这不是剥夺民众的挣钱机会吗？民办大学在招生、用地、融资、评职称等等方面，能够跟公立学校平起平坐吗？国务院在2005年颁布“非公经济36条”之后，受到国有利益集团抵制，贯彻不下去，不得不在今年又来一个36条。私营业主认为，他们碰到了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　　　　最近有学者撰文说，我国的证书经济，即名目繁多成千累万的由政府颁发的资质证书，每年经济规模至少上千亿元，实际上是权力介入市场，并成为政府牟利的手段，伤害了私人财产权利。从证书再扩大一点来看，至今发改委还在《行政许可法》之外设立大量审批事项，发改委的审批直接决定着你能否获得贷款和土地，所以成了民营经济的高门槛。　　　　还有，各级政府与民争利的事层出不穷，土地财政的弊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多少老百姓的住房，多少农民的耕地，因此受到侵害，看得我们眼睛都累了。　　　　最大的问题是，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节节高，但是社会保障进展极慢。有学者计算，仿效陕西神木县方式，在全国实行有效医疗保障，需4000亿元，有关方面表示拿不出来。但是全国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一年就要花费9000亿元。这么大的政府开销，是不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侵害呢？　　　　市场权利的扩展　　　　蛇口青年在发言中呼唤扩展市场权利，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全球化，赞成全球市场，剔除市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很可贵的。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市场权利的扩展问题。　　　　张维迎最近说，如果为了普通劳工的利益，最好是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北京保姆几年前的工资只有800块钱，现在涨到2000块，有哪一个政府部门为她们说过话？没有，这就是市场，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我们国家收入差距大在什么地方？就是获取特高收入这些人，好多不合理。他们有特权，控制了某一种资源，控制了行政许可，那他就能暴富，如果把这些反市场的东西取消了，资源都是公开拍卖，拍卖的钱归财政，乱七八糟的许可给他废除了，差距会缩小。　　　　吴敬琏最近说，如果强势政府强势到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很多地方，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金融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的。这种形态，就不能说是市场经济。这是市场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博弈。中国的问题是政府权力太大，介入市场太深，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变成了微观干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比如，征用农村土地的价值，或者说农民损失的价值，也就是政府能够拿到的价值，是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么大，不良的官员因此前赴后继。我们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是0.5左右，居世界前列。但是，现在的危险是，有些人不觉得政府权力过大造成了市场的萎缩，反而认为政府还管得不够，希望用继续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解决问题，这样就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所以，我们要重新界定政府职能，保护市场权利，我们一定要过这个关。　　　　财政公开　　　　政府预算是一件国家治理的大事，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因为政府行为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在花钱上。有很多人认为民主政治就是选举，这只是说对了一部分。民主政治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预算民主，财政公开。因为你选出来的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新左派王绍光说，选举就像赌博，有可能押错了宝。这虽然是矮化民主政治的言论，却也有几分道理。那么怎么办？就是想办法在花钱上控制政府。有学者说，一个没有预算或者不公开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负责的政府。这话就很精辟。　　　　政府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承认，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偏好，政府的制度、规则方面也存在不少漏洞。比如政府采购，应该委托与政府无关的第三方进行，可是现实中并不是这样。又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某个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是某地人，政府大楼的兴建与装修，常常就是政府负责人所在家乡的建筑施工队伍。前些天，媒介报道说，某地政府采购电脑的出价，比市场同类电脑的价格高出两倍。　　　　这些例子还都是小事。大的呢？比如搞“文化大革命”要支出多少钱？老百姓同意这样花大笔钱干这个事吗？叶剑英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说，“文革”花了8000亿元。上世纪60年代的8000亿，至少等于今天的8万亿元。那时候卖一块钱的一本书，今天要卖到30块。当时米和面都是一毛多一斤，现在呢？要两块到三块一斤。花了8万亿，用来贴大字报、免费串联、印红卫兵小报、搞武斗。当时要是用这笔钱修高速公路、修地铁、建保障房多好！　　　　如此说来，老百姓关心政府的财政支出，是理所当然的。前年，沈阳就有一位大胆的律师，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沈阳市政府60个部门公布财政支出状况，但政府以“保密”和“敏感”为由，断然拒绝。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拒绝了公民对财政预算公开的要求。　　　　这是预料中的事。这件事的艰难，不下于一场革命，然而，令人惊喜的是，这极为艰难的改革攻坚，在广东突破了。　　　　我们应该感谢深圳一家公司的总经理，48岁的吴君亮先生。他是一位美国海归。不知道他是不是进入了中组部的海归人才“千人计划”，我推荐他。他和他的同事们自2008年5月起，就依据当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查看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5月27日，他获准查阅深圳市政府2008年度预算草案。同年10月，卫生部向他们公布了本部门预算。这两件事，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2010年4月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科技部、住建部等先后在网站公布了本部门预算。全国人大说，在未来两三年内，要实现中央部门预算全部公开。对比以前把预算称为国家机密的做法，这的确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这就是深圳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贡献。　　　　另一方面，有些人对财政公开很不习惯，严重点说，财政公开对一些人造成了威胁。比如被称为“全裸”乡政府的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2010年1月公布了财政开支明细，记录了每分钱公务花费，其中招待上级官员费用占总开支的65%。这一来，引起全国注意，3天时间30万网友热议此事。据媒体报道说，从此之后上级部门的人不来了，乡里的一些问题也难以解决了，“全裸”乡政府被晾在了一边。这是对财政公开的一种担心呢，还是报复？谁也说不清。但我们从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财政公开的威力实在是大得很。所以我们还是要求尽力推动财政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