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期中共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意见分歧

1950年代中期中共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意见分歧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王玉贵
作者简介：王玉贵，男，1965年生，江苏滨海人。历史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已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50篇，出版专著2部。主要研究领域：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史。近年来尤侧重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史的研究。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并围绕稳步前进还是跃进发展；综合平衡还是动态平衡，甚至不要平衡；尊重客观规律还是大搞群众运动；对经济建设中的困难，是充分认识，谨慎从事，还是一味藐视，盲目乐观；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是尽早采取措施，予以控制，还是片面提倡人多力量大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关键词：中共；建设方略；不同意见；大跃进运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大跃进运动，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想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跃进、快速的发展，但结果却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运动从发动时起，就带浓厚的“左”倾色彩。它是中共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的结果。然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似尚嫌不足，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分歧之一：是稳步前进，还是跃进发展
这一争论的起因导源于周恩来、陈云等发动的“反冒进”。从1955年下半年起，因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致使各行业普遍产生了冒进倾向，于是，从1956年初起，周恩来、陈云等开始部署“反冒进”。1956年1月下旬，周恩来首次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1月30日，他在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2月初，由国务院召集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将1956年的年度投资由原来的200亿元压到147亿元。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必须注意急躁的苗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不论是制定远景计划，还是制定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5月11日，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他又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3.6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提出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4.刘少奇还指示中宣部根据会议精神为《人民日报》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强调：“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5.“八大”通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八大”后，周恩来、陈云等继续强调要反冒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6.从而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获得了健康发展。
对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毛泽东虽然没有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但从他的有关讲话来看，是不赞成的。在1956年初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提出：有两种领导方法：一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7.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搞少些也就没有什么8.他认为，经济建设虽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9.但因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周恩来关于“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毛泽东未对“反冒进”作进一步明确地批评。后来，他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做了个妥协，目的是为了挡一下反冒进的水。
但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便把“反冒进”同国内外一系列不正常事件诸如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波匈事件及国内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的发生相联系，认为“反冒进”不仅是个经济建设中的不同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因而对“反冒进”进行了不断地、日益严厉地批判。他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40条》和促进委员会。又说，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没有弄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业务问题。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反冒进给群众泼了冷水，因而违反了群众路线的要求。在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变了样子。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在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强调：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冒进给右派提供了进攻的口实。在审阅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反冒进带来了经济建设上的“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10很显然，毛泽东认为是受了1956年反冒进的影响才造成了1957年的“马鞍形”。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开始强调速度的重要性。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新口号，使他无法稳11.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人民日报》随即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在对“反冒进”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在毛泽东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批“反冒进”后，《人民日报》随即在10月27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农业和农村工作在12年内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随后又在11月13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并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此后，“跃进”一词被广泛运用。毛泽东指出：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12.
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严厉批评，被批评者在政治高压下，只能三缄其口，或接受批评，或不断检讨，最终都统一到毛泽东的主张上去了。正如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的那样：“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
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13.在对”反冒进“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毛泽东还对”6？20“社论中被作为冒进典型而受到批评的推广双轮双铧犁一事耿耿于怀，认为说双轮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14.
问题不在于跃进式发展战略本身是否正确。比如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强调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正是实施了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每隔几年就能上到一个新的台阶。尽管这当中也会出现诸如“经济过热”等问题，“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15.但是，50年代的中国，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不存在实施这一战略的客观物质基础，结果只能带来灾难。
分歧之二：是综合平衡，还是动态平衡，甚至不要平衡
早在1954年，陈云在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时，就提出建设中必颁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搞好财政收支、物资供求、银行信贷三大平衡。他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
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由于我国”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6.1956年11月，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平衡“。在我国，这种平衡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大体上是一种比较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17.
但毛泽东却从“不断革命”、做促进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18.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述了动静的辩证关系后，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
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19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
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但它是相对的。只有把平衡不断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平衡打破了，前进又达到平衡。不要把平衡当作主要的。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20.在《工作方法60条》中，他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指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平衡是从不平衡来的，平衡中就有不平衡，没有不平衡就没有平衡。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因不平衡而大伤脑筋是好事”。这种做法，正如陈云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就是不要平衡。
他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他说：“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而综合平衡要按短线来搞，按长线搞，“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只有“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21.大跃进运动正是以破坏平衡、不要平衡为基本特征的，各级规划部门都有两本账，在实际工作中根本不讲综合平衡。
分歧之三：是大搞群众运动，还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用建设的办法来发展经济
对大搞群众运动的成功做法，毛泽东更是奉若神明。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3年，取得了土地”：“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2.总之，群众运动在毛泽东那里成了灵丹妙药。他认为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群众路线就必须大搞群众运动23.在南宁会议上，他批评“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违反了群众路线。1958年9月，他在安徽视察时又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人民日报》随即于9月24日发表了《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认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10月1日的社论《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再次强调：“要巩固‘卫星’成果，实现更大的跃进，除了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群众运动是我们办一切事业的法宝，丢掉这个法宝，我们就一事无成”。在大炼钢铁中，几千万人齐上阵，把群众运动推到了顶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在大跃进运动中，“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的形式”24.这种群众运动的结果实际上变成了运动群众。
对此，薄一波曾回顾说：毛泽东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里说的“群众工作传统”、“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群众运动。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从城市到农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用的就是当年指挥人民战争、指挥土改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战争问题，确实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搞群众运动，总的来说，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也没有闹出大的乱子。这使中共领导人深信搞经济建设也必须大搞群众运动25.
在事后的总结中，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26他还认为，我国搞大跃进运动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27.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的认识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8.于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成本的现象普遍发生。
陈云等则强调搞群众运动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是不要科学的管理。他说：“注意在基本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搞群众运动，并不是取消管理制度，而是使群众起来参加管理，改进管理制度，遵守管理制度”29.他强调：“群众运动要与技术措施相结合，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在可靠的技术措施的基础上。”又说：“我们既要搞群众运动，又要遵守规章制度，群众运动如果冲破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破坏生产力。”30
周恩来也明确指出，坚持群众路线不等于大搞群众运动。他曾以搞科学研究为例，阐述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区别。他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31即使要搞群众运动，也不是片面追求大轰大嗡的表面形式，做表面文章，而要重视运动的客观效。为此，他曾专门就搞群众运动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实验，逐步推广。”32很显然，这里所说的群众运动更接近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众路线。
事实上，坚持群众路线和大搞群众运动是有原则区别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而群众运动只是一种具体的工作方法。正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指出和分析的那样：“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却能够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把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做好工作”。但在大跃进运动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许多同志、许多单位，不注意建立经常工作，不注意在经常工作中积累经验、联系群众，而热衷于突击工作。他们以为，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他指出：“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于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千篇一律。当然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搞群众运动。而且，只有在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有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健康的群众运动。”他认为，“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象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更错误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
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同样，”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33薄一波也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是，搞建设毕竟不同于打仗，不同于搞土改，而且群众运动也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把土改、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方法运用到建设上来，就对不上号。搞建设虽然也要处理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归根结蒂是为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跟战争、土改所要求解决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熟悉掌握和严格遵守客观规律，有准确的信息，精确的计划与计算，严密的规章，严格的纪律，精细和准确的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训练有素的劳动者“。”不顾这些要求，只依靠群众运动冲击、猛干、乱干，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34.大跃进的客观结果正是如此。
分歧之四：对经济建设中的困难，是充分认识，谨慎从事，还是一味藐视，盲目乐观
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薄弱，加上缺乏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之际，负责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经济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比如邓小平1957年初在西北考察期间发表的许多讲话中就一再强调建设的困难程度。他说：“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又说：”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大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他甚至说：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不仅不如苏联和美国，就是连国民党也不如。”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得很，但是办企业比我们好。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35.
周恩来也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当然革命成功是艰难的，但现在建设就更困难。”“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36.
然而，由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巨大成绩的取得，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盲目乐观情绪，对前进道路中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显得不够谨慎。本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差，底子薄，要想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必须做艰辛的努力，但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似乎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穷不再是缺点和不足，反而完全成了好事和优点，成了要求上进的主要动力。他指出：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37.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可以象打仗一样，在全面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基础上，通过一两个战役就可以取得明显的成效，很快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因此而轻率地作出了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
为了反驳和回击少数“右派分子”对中共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和责难，毛泽东还提出并强化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认为工农出身的广大干部既然在民主革命时期能够很快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熟悉战争，并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那么同样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快就能够熟悉并掌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成为领导经济建设的内行，因而对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明显的不信任和不尊重。这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出现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的极端做法诸如深翻土地数尺乃至丈许、亩施肥料数吨、播种数百公斤、土法炼钢、小高炉、土高炉遍地成群等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38.
平心而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的上述重要论断的提出，确实有利于增强和激发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事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但问题在于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过分藐视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幻想在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取得经济建设的超高速度的发展，尽快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其愿望虽然是好的，客观结果却是在经济建设上“栽了大跟头”，并由此导致了随后一系列困难局面的到来。
分歧之五：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是尽早采取措施，予以控制，还是片面提倡人多力量大
“大跃进”运动发动之前，鉴于建国以后因长期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局面的结束，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流行性疾病和自然灾害得到逐步控制，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的顽固作用而出现的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著名学者如马寅初、邵力子以及中共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曾提出要尽早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地过快增长。
早在1954年12月，刘少奇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节制生育。他指出，全世界数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如不节育，势必给家庭和国家带来困难39[36].邓小平也早就提出要节制生育。陈云则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40.
为了强调节制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周恩来还特地算了一笔账。1957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国有6亿人口，但仅有16亿亩耕地，同南亚国家相比，除了东巴基斯坦（即后来的孟加拉国——笔者注）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比我国耕地少的。我国的人均耕地只有3亩左右，以一家5口人计算，全家只有1公顷，而南亚国家则有1公顷半或2公顷，甚至于十几公顷，欧洲国家的则要更多。因此，非尽快实行计划生育不可41.他还明确指出：“怎样有计划的生育，使我们（人口）的增长不要那么快，这是中心问题。”42又说，如果人类“对自己的生育都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43
但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期间，毛泽东却多次强调，我国的人口问题还不严重，还未到需要采取节制生育措施的时候。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2.5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44.这些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在人口问题已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其副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7月9日晚，毛泽东在跟邵力子等民主人士的谈话时，又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8亿时，再讲人口过多。”45毛泽东还认为，人多热气高，议论多，干劲大。
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声称：随着我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就是将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吃不完。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因搞大规模的人海战术，进行频繁的大兵团作战，为了完成钢产量翻番的硬性指标，数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大量农村强劳动力被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结果出现了“谷散地，禾叶枯，收禾童与姑”、丰产不丰收的不正常现象，从而又使决策者误认为我国不仅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反而是人口数量严重不足。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更使得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被暂时隐藏起来。随后不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在转嫁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又使得人口问题被进一步掩盖了，也使毛泽东的人口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致使潜伏着的人口危机越发深重。
结论：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意见分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所进行的严厉批评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46[41].“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大跃进’的发动”47.
毛泽东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严厉批评时，曾把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意见分歧看成是“尖锐地针对”48他的不正常的派别活动，由此指责周恩来等领导的国务院是搞封锁，是分散主义，想独揽大权，甚至联想到党会分裂，并发出警告：“假如有人和莫洛托夫、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栽跟头。”49他还对周恩来等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与不满意。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7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并当众诘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还明确指出：“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具体是指陈云等人50.在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批评说：“有人就是这祥，大问题不表示态度”。“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从而给被批评者增加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尽管毛泽东在作如上批评时，也曾多次表示：“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51.但在毛泽东的一再严厉批评下，周恩来等只好反复不断地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方针性的政治错误。周恩来还正式提出了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请求52.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等的检讨后，宣布全党在新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巩固的团结。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正式通过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表明大跃进运动在排除了所有的阻力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了。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进行批评的过程就是大跃进运动发动的过程。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得以实现的，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在这场运动的发动过程中，毛泽东虽然提出为了真理要舍得一身剐，要做到几个不怕，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加上历史形成的原因，人们大多都统一到毛泽东的观点上去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发动大跃进运动，虽然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责任，因为当时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53.从而酿成了这场本来或许可以避免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对周恩来等一批颇有声望、又很有能力且工作对头的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严厉批评，使得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同的意见难以表达更难以在决策中被接受和采纳，以至于积重难反。正如薄一波指出的那样：经过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猛烈批评，“大家都屈服了，即赞成毛主席的路线，再没有什么争论了，但是有些人发言少了”54.三年大跃进及其后一系列悲剧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与此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的教训是沉重的，应当牢牢记取。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0~551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75页。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4~555页。
5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6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6页。
8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4页。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8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1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12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13  转自孙业礼等：《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14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16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
17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18  转自孙业礼等：《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314页。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
21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3~324页。
23  参见拙文：《大跃进与大生产运动比较研究》，《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
24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27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3版时的谈话，1959年底至1960春。
28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页。
29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30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49、74页。
3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32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33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404页。
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748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62、263、265~266页。
36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348页。
3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38  参见拙文：《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39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173页。
40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41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347、355~358页。
42  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时的一些补充和说明，1956年9月26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第85页。
4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44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68、194页。
45  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46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4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
4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49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北京）上的讲话，195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666页。
5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5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309页。
54  转自石仲泉：《我观党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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