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佛教的比较---附录三

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结果

在十字军东征造成的一切后果中，有一些问题甚至延续到今日。其中的破坏性负面结果，就是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基督徒彼此敌对、基督徒与犹太人敌对、基督徒与阿拉伯人敌对。这三者全都是十字军东征下的部份产物。  
关于上述第一种紧张关系，可以从1202至1204年的第四次东征窥见。当十字军聚集在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原本并不想攻击这个城市，但由于需要偿还威尼斯人借助的费用，于是领军者占下君士坦丁堡，并从1204到1261年统治着所谓的「拉丁君士坦丁堡」。虽然教皇英诺森（Innocent）随后把造成该次悲剧事件，也就是错误引导东征的领袖逐出教会，但损害却已铸成。东西方之间因恶名昭彰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也就是基督徒攻击其它的基督徒，引起了无法弥补的紧张关系。东方与西方的隔阂虽是经年累月在增加当中，像是：文化的差异、政治的歧异、神学上的差别，例如有关「和子」这句话的争议，以及在圣餐时使用有酵还是无酵饼，对神职人员的单身要求……诸此等等。再加上这两个地区在语言上早有分歧，西方世界是采用拉丁文，东方使用的是希腊文，所有因素自然都造成东西方之间日益增长的隔阂，最终导致了一○五四年在君士坦丁堡发生双方相互逐出教会的大分裂。然而，第四次东征对于上述重大分裂影响实深，东西方的关系从未自该次东征结果中完全恢复过来。十字军侵略君士坦丁堡之事持续被那些居住在现代土耳其的人熟记在脑海中，成为心中长久留存的悲惨回忆。  
我们也见到十字军东征造成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九六年的时候，住在德国各个小镇的犹太人被强迫受洗，他们若是拒绝的话就会被任性的十字军屠杀。据估计，在这些朝圣者结束征途以前，大约有五千名犹太人遇害。伦敦大学的历史教授莱理─史密司（Jonathan Riley-Smith）是一位研究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学者，他把屠杀德国境内整个犹太村的做法视为深恶痛绝之事。他为此写道：「基督徒往往会为这类可怕的迫害辩解，说他们是受乡农野夫误导。然而，此话并非完全正确。所谓『人民的十字军』其实是由为数不少的贵族与武士领军，我们需要面对基督徒所犯下的恐怖罪行。」  
此外，十字军东征制造出来的紧张关系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就是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的基督徒间，也在基督徒与犹太人间，造成两者的隔阂，同时并在基督徒与阿拉伯人之间升起紧张情势，特别是与阿拉伯回教徒。今日中东的某些问题可以说是十字军导致的，虽然有人可能会辩驳，反正最后是阿拉伯人打赢了为夺取圣地的十字军征战。事实上，除了第一次东征以外，欧洲人为东征所付出的努力很难看出有什么成功的结果，更不用说，东征在阿拉伯回教徒与西方基督徒之间造成的持续紧张态势。因此，十字军带来的主要负面结果之一，就是分裂与紧张关系，出现在基督徒与犹太人间，还有基督徒与阿拉伯回教徒之间。归根就底，十字军东征是以军事力量来推展信仰。虽然教会的传福音事工，也就是在宣教上的伟大延伸，应该是高举基督，然后让基督把所有人引向他，但在刀剑之下使人接受洗礼，于中世纪末期却成为基督战斗精神在形式上的一部份，这是十字军东征产生的负面结果之一。
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结果。莱理─史密司在他的《十字军东征简史》（The Crusades）里主张，医疗和看护行为有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发展为十字军东征的一项成果，这显然是出于他们对伤员的照护，以及对医疗援助上的需求。还有对殖民垦荒和贸易交流的促进，以及对宣教活动的兴起与鼓舞──但不是靠着刀剑，乃是透过传讲福音给灵魂的和平征服。也就是说，当十字军进入世上某些新颖又陌生的地区时，他们在那里见到了借着宣教活动来传福音的可能性。从圣方济的例子可以知道，他在第五次东征时随十字军前行，为得是要传福音，甚至希望能使埃及的苏丹人归正。
但是，在正确评估十字军东征之时，必须要考虑造成极大损害的悲剧因素，并且需要为此真诚悔改。

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的有关历史

十字军东征主要是指发生在十一世纪末叶至十三世纪末叶之间，八次主要的以及多次次要的军事／宗教远征，虽然十字军东征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战役的起因大多是出于回教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成功，特别是土耳其军队。而且这些战事全都受到教会的认可与鼓励，被合理视为寻求收复圣地的圣战。对某些人来说，十字军的精神无疑是富战斗力的基督教真正精神，为了消灭敌人并推广基督真理。然而，对其他人来说，十字军展现的却是违背信仰的范例，说明基督徒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有可能是何等败坏与邪恶，那是教会不具良心的一种对外政策。基于上述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再加上其它许多居间看法，到底我们从教会历史上这段争议时期，可以学到什么？
首先，我们研习十字军东征是以教会生活内两种重要发展为背景。第一，十字军系根植于补赎的教义。也就是说，信徒犯罪后向教士忏悔一事，在中世纪时期逐渐牵涉到苦修赎罪──那是以某种积极的补赎方式来自我要求，像是：值得称赞的顺服、一段特别的禁食期间、体力劳动、祷告次数，甚至朝圣。从第八世纪开始，以补赎为目的的朝圣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补赎方式，在西方相当盛行。最热门的朝圣地点当然是耶路撒冷，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通常会以集体方式一同前去。到了中世纪晚期，已经有成套的旅行行程提供敬虔的朝圣者参加，而且有特别制作的朝圣指导书来协助他们作行程规划。在柯礼丝（Louise Collis）的精采作品《一位中世纪女子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Medieval Woman），或桑普生（Jonathan Sumption）的《朝圣》（Pilgrimage）一书里，可以读到相关描述。  
第二，地中海沿岸居民从第七至十一世纪，是受激进的回教信仰统治。然而，当时掌控耶路撒冷和圣地的回教势力并不怎么阻挠以补赎为目的的朝圣。甚至到查理曼大帝在位时，大约公元八百年，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几位「哈里发」（caliphs「穆罕默德继承者」，是指统管圣地附近回教地区的领袖）之间订下特殊协议，让西方朝圣者可以自由来到耶路撒冷。查理曼大帝实际上还曾获赠耶城的钥匙。他因此募款来帮助耶路撒冷建造医院、图书馆和其它设施，以资回报。这份协议在西方统治者与各个「哈里发」之间，运作非常良好，直到一○一○年名叫哈吉姆（Hakim）的新哈里发掌权。他终止了过去和查理曼大帝签下的这份特殊协议，并且对朝圣一事加诸严格限制。随着补赎方式逐渐把重点放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回教的胜利于是促发了对十字军的征召。  
因此，十字军东征在一○九六年展开之初，是一种武装下的补赎式朝圣，附带目的是要从当时掌控的回教势力下，收复耶路撒冷。参战的武士们发现自己可以在教会的赞助下投身军旅生涯，在此同时，他所犯下的罪还可以获得特殊赦免。就像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在他那本一九二五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的《十字军东征研究》（Study of the Crusades）指出：「十字军东征乃是骑士精神的主动面。骑士精神既为源头，同时也是它的产物。因此，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武士可以在教会的赞助与召唤下，仍旧放纵本身特质里好战的一面；这么做的同时，他亦将获得自己在本质的灵性层面上所热烈寻求的──完美的救赎和罪的赦免。他可能终日屠杀，直到血流成河，然后于日暮时分，在圣物的祭坛前怀着喜乐屈膝啜泣──因他岂不是被主的酒酢所染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