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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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人赞颂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平反了一场冤狱,救了两位无辜青年男女的性命,那篇《况钟的笔》也鼓舞了许多杂文家拿起笔。而他自己却未能逃脱十年后那场浩劫,终于在一场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冤狱中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至今一想到《况钟的笔》,一看到昆剧《十五贯》,就要联想到这位老革命家、老杂文家的悲惨结局。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家乡浙江参加“五四”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三十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为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五十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 “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五十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临头大难,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后十四年,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家乡宁波市举行。
  前不久,我收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欣荣同志寄来的两本新作《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巴人年谱》。这是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尤其前一本,读了以后,只觉得心头一阵阵难以抑止隐痛。他的两位老朋友说得好——柯灵说:“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烧毁了自己。”王元化说:“他的死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要永远哀悼他,也要永远记住这一惨痛教训。”掩书回想,那位满头花白鬓发、满口浙东乡音、满身正气的老战士形象又屹立在面前,深沉地诉说着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