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对中国民主发展的两大贡献

蛇口风波与财政公开是时隔30年的两件事，表明了深圳民间人士推动政治改革的勇气和期盼。深圳对中国民主发展的两大贡献
作者：马立诚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9-01  浏览：641
显示全文 
今年8月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回顾和纪念这30年，很多人谈到了深圳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贡献。我今天另外开辟一个话题，讲一讲深圳在政治发展方面，也就是民主发展方面所作的两大贡献，这就是蛇口风波与财政公开。它们是时隔30年的两件事，表明了深圳民间人士推动政治改革的勇气和期盼。我想，这也是深圳特区作为“排头兵”，推动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蛇口风波
1989年6月底，袁庚曾经托人带话给我：要经得起风浪，保持镇定，有什么难处请来找我。
为什么袁庚捎这些话给我？是因为我跟蛇口风波的关系。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青年与来自北京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淘金者”的辩论。后来媒体把这场辩论称为“蛇口风波”。
专家在演讲中说，来深圳的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有些人来深圳是为了赚钱，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为了个人的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特区不欢迎淘金者。
但是青年人发言说，希望老师不要讲那么多空洞的词。创业和淘金，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那么容易分清楚。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而且也为深圳建设出了力。
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座谈会第二天，专家们就点名把蛇口青年的话写成内部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说蛇口青年在会上“突然发难”，有“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
由于这场争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88年6月，《人民日报》评论部派当时的实习生曾宪斌采访此事，并于8月6日发表了他写的《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文中报道了当时蛇口领导人袁庚的话：“有两点可以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我们还是要提倡，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
“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话，得到了改革者的欢呼。
8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每天见报。报社主管评论部的副总编辑范荣康，指定我负责编辑这个专栏，要我每天从来稿中编辑两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下班之前送他发稿，第二天见报。从8月8日到9月14日，这个专栏连续刊登一个多月，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很多大学天天广播这些讨论文章，各地一些报刊看到《人民日报》这样做，也纷纷开始讨论蛇口风波。
《人民日报》共收到1531件来稿，有266件支持青年教育专家，占全部来稿的17%。尽管如此，我们在专栏里发表讨论文章的时候，是一对一，即一篇支持专家，一篇支持青年。这是照顾了专家。尽管如此，3位青年教育专家对《人民日报》仍然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人民日报》是倾向蛇口青年的，因此到处告《人民日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一些支持专家的文章，多多少少还是逃不了空洞说教的毛病，难以服人。
后来，由于种种缘故，《人民日报》的专栏被迫停止。这之后，1989年3月，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4万字的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并且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书中收入110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从1531篇来稿中选出来的，也算是这场讨论的结果。
1989年下半年，北京有一些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的蛇口风波讨论，并且指责蛇口青年。《人民日报》的处境十分困难，我自然也受到很大压力，袁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人给我捎了那些话。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蛇口风波在改革开放的精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蕴含了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主题和基本线索。遗憾的是，我们对这场辩论蕴含的深刻的历史要素，一直未能进行充分的思考与解读。当时以及后来一段时期的舆论，对于辩论双方是这样评价的：一方思想陈腐，空洞说教，另一方求真务实，自主创新。这个评价当然没有错，可是没有看到争论背后更为深远的要求和走向。
个人权利的扩展
蛇口青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据理力争，震动了全国。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蛇口青年敢于与教育专家争辩之后，北京一些人惊讶的神态。为什么震动？这是因为，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潜规则是你只能服从，只能唯唯诺诺，不能反驳。即使提问题，也不能提出实质性的不同意见。就像当年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所说：“3位老师的有些观念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几位老师可能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我们中国的文明，中国的软实力，存在一个不足，就是长期以来缺乏以人为本、独立思考、坚持真理、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的健全个人，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条款。
儒家经典《礼记》说，登上一个小山坡之后，老一辈的人眼睛看哪个方向，年轻人的眼睛也必须看哪个方向，不能看别处。老一辈问你话，你才能开口，否则不能说话。年轻人回答问话，也必须简练，问什么答什么，不能擅自多说。
在这样一种礼的约束之下，年轻人怎么能发展自己的个人权利呢？青年教育专家作报告，要的是不是这样一种秩序呢？皇权专制社会是“人分九等”，每个人都有严格的尊卑划分，从根本上压抑了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发展的空间。前些年还流行“螺丝钉说”、“砖块说”，现在不大说了。这也是与几千年的传统息息相关的。总之，个人无足轻重，国家和集体才是一切。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集体规定个人，决定个人；个人受制于集体，从属于集体。这虽然维护了集体的权威，却忽视了个人权利。
其实，压制和无视个人的集体，是异化的集体，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幻的集体”。这种虚幻的集体抹杀个人权益，必须打破，个人不能淹没在国家和集体中，个人要自由发展。
学者张耀杰说：“任何集体都不应该以诸如爱国家、爱党派、爱企业、爱集体等理由，去侵犯剥夺个人权利。”他还引用了梁漱溟在“五四”运动中批评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暴力行为的言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决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