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满城争看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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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诚如郭沫若1928年在《少年时代》中回忆梁启超时所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长夜里，梁启超以他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昏睡的老大民族，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
1912年11月16日，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11月28日，他由天津来到北京，在贤良寺小住十二天，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在这短短的十二天中，他马不停蹄地在各种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从各大政党到北大，从学生、同乡到商会、票号，乃至佛教会、八旗生计会等无不对梁启超的到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而他确实也是知无不言，言论风采一时倾动都门。穿越历史的茫茫时空，九十多年后重读他当年的演说词，依然令人怦然心动，感到内心的震撼。
一
梁启超到京十天，各界欢迎实在应接不暇，所以在离京前夕，他专门在湖广会馆召开一次茶话会，以答谢各界代表，出席的有各报记者、各党派干事、蒙古王公、商界代表、北京市民代表、佛教会代表、军警界要人等五、六百人。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中，他尖锐地指出时至今日，一个极为可怕的现象，就是惰性力的渐渐发生。他说：“鄙人十余年来，持乐观主义之一人也。返国以来，考察国中政治、财政、外交，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衷心未尝不为之悚惕。然鄙人之所大惧者，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将当时国人心理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为中国既然挂上共和的招牌，从此就可以与世界抗衡；一类以为经过如此大变，外人尚且没有干涉，日积月累，自然能进入开明之境；一类则以为大局已定，只想谋一个位置以自安。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心理，都是“由于苟安之意多，而忧危之意少”，也就是他所说的“惰性力”在发挥作用。
面对上述三类心理，他在民国元年就发出了“中国前途，乐观乎，悲观乎？”的疑问。
他分析，“鄙人于万事悲观之中，默察近十余年风气变迁之潮流，及国人心理之趋向，则知吾国人具有一种特质，即好善而能虚受是矣。”饱经世故的上流社会，一切都以不动摇、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前提。大多数国民面对国际的竞争和国内的变更”， “则不移时而靡然从风，举国一致”，武昌起义，东南响应，民国告成，就是国民“好善而能虚受”的特质所致。这既是优点，也是弊病：“轻躁喜动，乏抉择之力，一也；暂动又止，不能为继续秩序之进行，二也。”凡是一种国民的运动，开始“未尝不见效”，但对于社会及政府的根本改造，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因为有此二弊。梁启超因此提出“天下之事，决非旦夕所能告成，而于提倡风气为尤甚”，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日之不足，继之以月，月之不足，继之以年”，如果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就联合一个团体的力量来进行，假以时日，又何愁没有健全的国民，作为国家的柱石。对于国民的政治智识、政治能力、政治兴味加以根本的促进，这是先知先觉者应有的责任。
实际上，这也是梁启超一生言论事业的目的所在，他在回国之初的报界欢迎会上说得很明白，立言的宗旨，就在于开启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目的在于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的资格，这是他十八年来的初衷，也是他终身为之努力的理想。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革命志士不同的是，梁启超透过纷乱的社会现象，看到了中国症结之所在，往往一言中的，如他当年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时所提出的共和之后的乱象，不幸而被以后发生的历史所验证。1912年冬天的中国，一切仿佛都是新的，一切都有了好的开头，共和告成、举国沉浸在一片浅薄的乐观气氛之中，他却没有盲目乐观，尽管在写给女儿的私人信件中，他对北京十二天所受的空前欢迎，“如众星之拱北辰”，表示了极大的欣喜，称之为“极人生之至快”。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对这个民族冷静的观察、分析，透过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现象，他看到了初生的民国的危机，看到了国民性心理的缺陷，他深切忧虑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一再忧心忡忡地告诫精英人物从提倡风气入手，持之以恒，最终造成“健全之国民”。他念念不忘 “新民” 理想，对他来说，从“新民”到“健全之国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二
在进京后第一次欢迎会上，面对故旧新知，梁启超动情地指出自己去国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一百五十年。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于不进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静而动，终于有了辛亥年的轩然大波。在掌声、鲜花的包围中，他的个人前途似乎也一片光明，有过十五年流亡经历的梁启超却没有被这一切冲昏头脑——“所虑者，吾国人之惰力性，受诸先天而不易拔，事过境迁，遽复其旧。”
他归国不久，就已敏锐地感到“惰力性已渐渐发现而侵入于多数人之心”，其中乐观的认为经此变革，国家自然会太平，不再有什么忧危，因而终日为私事忙碌、奔波。悲观的则认为“纪纲法度，废坠至此，人心风俗，败坏至此，陆沉在即，无复可救”，同样放任不顾国事。针对根深蒂固、仿佛“先天”的“惰力性”，他对精英们（“国中贤者”）提出了“责任心”和“兴味心”。“责任心”众所周知，他未作解释，只是现身说法、重点阐述了对“兴味心”的见解：“鄙人自问生平无他异人处，惟对于一切事，皆觉兴味浓挚，求学有然，治事亦有然，凡有可以劳吾心、劳吾力者，则当其服劳之时与既劳之后，皆觉有无限之愉快，至于其勤劳所得之报酬如何，则不暇问也，以故亦永无失望沮丧之时。”他说：“吾辈无论欲为何事，必先有兴味，然后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后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贯注，何事不成？”
在他看来这是打破“惰力性”的前提，如果连仁人志士都是普遍厌世，缺乏“责任心”和“兴味心”，则整个国家、民族就无可救药了。他举英国为例，其人缘、气候、地理、人种、遗传造成了英国人好活动的天性。政治活动在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娱乐，可以乐此不疲。所以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失败之后意气消沉，英国人则无论胜败，都泰然自若。其中既有他们的“责任心”，更有他们的“兴味心”，这更是实行了二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中国所缺乏的，并不是有了“制度”、“文章”就能自动解决，“人心”、“风俗”或者说风气的培养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梁启超作为思想家深刻地看到了这些问题。
三
梁启超虽自言“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语），实际上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到讲学于日本东京，他的及门弟子中出了不少显赫的历史人物。当年的莘莘学子会聚北京，欢迎他们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感慨万千，他想到了昔日的同事谭嗣同、唐才常两位英烈，想到了与唐才常一起殉国的那些学生，也想到了远在云南的蔡锷。那一刻，当他与学生重逢，欣喜之余，他无比沉痛地说：
“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而斫丧其英气，自昔有然，今则尤甚，鄙人归国旬余，感此污浊之空气，已在在觉其可危。苟非有自克之毅力，常抵抗社会之恶潮流，则入而与之俱化，《孟子》不云乎，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己不自立，遑语于立人，……吾侪若能常念昔日同学为国牺牲独立不惧之精神，庶乎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耳。”
他之所以谆谆告戒学生“自立”，然后“立人”，也就是要他们负起“责任心”， “抵抗社会之恶潮流”，不被恶浊的社会空气所同化，在“最易消磨人物”的中国社会保存元气、坚持理想，这番话由于是对及门学生所说，因此显得亲切、感人。事隔九十年，仿佛梁启超音容宛在。
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一代言论界骄子，自主笔《时务报》以来，他的文章曾倾倒了千万国人，国人无不想望其风采。他此次进京，正值北大学生闹学潮，罢课学生甚至请愿要梁启超到北大当校长。他在演说中指出，“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大学的目的则在其普通目的之外，还有特别的目的，而不仅是程度的差异。这特别的目的就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 他区分了专门学校与大学的不同，“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他认为学问是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的大学，就是一国文明幸福的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又岂是语言所能穷尽的？ “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是他对北大学子的谆谆期望，为此他猛烈抨击“令人痛恨不已”的“前清学制之弊”，特别是“误国最甚”的“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他指出前清学制最大的危害，就是让学生只是把求学作当官的终南捷径，只知道当官，而不知学问为何物。
在这番讲话中，梁启超之所以一再强调“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学问（或者说学术）的独立性，只有学术独立，不依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求得真学问，养成真正健全的人格，造就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殷殷期望北大学生“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在学问目的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才不愧为大学生，如果在学问目的之外，另有其他目的，那就是亵渎学问的神圣，伤害大学的尊严，又怎么能称之为研究学问？他期望北大学生的只是——“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他提出的这些见解旨在打破自古皆然的“读书做官论”，破除千年积习，重塑民族精神。在蔡元培入长北大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达到过这样的境界。他的见地今天看来或许已不算什么，但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四
在北京公民会和八旗生计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启超谈到了他对“平民政治”的“特别感想”，他说共和国以公民为基础，从大总统、国务员到其他公职，都“不过一机关而已”，全国的主人翁，实际上是公民。公民对于共和国，其责任之重，远非君主专制国的人民可比。过去总是依赖一二人，大多数人置国事于不问，现在的国家大政，“因全国公民之意思而决，此公民之地位所以为神圣也。”但公民要保持这一神圣地位，第一要有关于国家及世界大势的智识，第二要有强国独立的志气。
自投身报界以来，十八年中，梁启超手创的报刊就有七种，其目的无非都是为了这两点。偌大中国由二千年专制一跃而进为共和，专制下的臣民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国的公民，要真正来一次脱胎换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但不能因此否认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思想巨人提出理想的意义。
在京十日，各大政党争相集会欢迎，兴奋之中的梁启超知无不言，就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在共和党欢迎会上，他指出近代各国政体虽各有特色，“而其大原则不出二者：一曰政治之公开，二曰政治之统一。”他不同意近代学者关于“立宪政治”是“国民参政之历史”的说法，认为政治参与“不过立宪政治之一种特色”，其他如预算公布、法律公布、行政手续公开、法庭公开等都是其特色，所以还不如说立宪政治首先是“政治之公开”。一国政治要上轨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开主义，“而秘密之习一日不革，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
面对民国元年政党蜂起，小党林立的局面，他寄望于早日进入“大党对峙之正轨”。在他看来各党虽各有党义，表面上是对立的关系，但既然政党都以国家为前提，政治上尽可相互竞争，同时应保持对其他政党的尊重。这些观点在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对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却是新鲜的。
民主党在湖广会馆召开全体大会欢迎梁启超，各党来宾济济，他登台演说达三个小时，“闻者莫不动容”。这次演说的重点就是谈政党政治，当时外国有种舆论认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推其原因，“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虽然他承认“组织政党为一至难之事”，但他还是殷切期待着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以雪此辱”。为此，他提出了政党的六条“模范之标准”：
一、“凡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政党不是合无数私目的而成的，政党存立的根本要素是党员排除个人的私目的，而服从政党的公目的。反观当时的中国，梁启超“为之慨然”，“分明政见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党，分明无意识之人，而亦居然加入党中”，这种结合不可能基于公共目的，要之，不过是私目的罢了。就算组成政党，最终也必分裂，长此以往，他担心有一天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个小党，而真正的政党则永无成立的希望。
二、“凡政党必须有奋斗之决心”。他比孙中山更早提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概念。“先知先觉之所以有益于国民”，靠的就是“奋斗之力量”。政党的活动，除了奋斗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朝三暮四，往来于各党之间，只求满足自己的私利，无所谓主义的奋斗，那又怎么可能成为政党？人世间最可耻的，莫过于服从强权，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样的恶性，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恶性不除，直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只要这服从强权的恶性不除，中国将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间循环不已。真正的党员，为天下的公理而奋斗，为国家的大计而奋斗，为一党的主义而奋斗，为一己的信念而奋斗，“成功固得行其所志，为国谋进步，为民谋幸福，即失败至无余地，亦为最有名誉之失败。”
三、“凡政党必有整肃之号令”，否则不过是一团散沙，遑论政治上的奋斗。
四、“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譬如演说、办报、游说，皆政党所用之公正手段也，若阴谋诈术，则非政党所宜用矣。”对专制毒化了数千年的“资治通鉴”中国而言，欲求政治上的“公正之手段”，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五、“凡政党必须有牺牲之精神”。他说大政治家“须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政党出入自由，“党员合则留不合则去，本有自由之权”，这不是“专制强迫”。
六、“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政党之间要有“优容之气量”，虽主张相反，但都是寻求国民同情以谋政治进步。党员之间也要“优容”。这在常常“杂以私见”的中国尤其缺乏，至今仍无法解决。
梁启超提出的六条标准中，最富有启发的是四、六两条，也是最难达到的。但不管怎样，作为思想家，他提出了问题。
在北京“极人生之至快”的12天中，梁启超曾发表大量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概而言之，他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他流亡异国十五年，接触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同时熟悉中国历史，对中国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即使在“满城争看梁启超”的那个冬天，他也不感到乐观。这绝不是他的危言耸听，归根结底就是要老大中国摆脱私目的高于公目的、趋附强权、“治乱循环”的旧格局。他关于“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的阐述，他对“平民政治”的理想，他对中国社会“惰性力”和“最易消磨人物”的判断，他对政党政治的见识，他所耿耿于怀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提出的“责任心”和“兴味心”……他思考的这一切都没有过时。
2003年3月25—26日 7月2日修改
（所有引文均见《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诚如郭沫若1928年在《少年时代》中回忆梁启超时所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长夜里，梁启超以他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昏睡的老大民族，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
1912年11月16日，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11月28日，他由天津来到北京，在贤良寺小住十二天，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在这短短的十二天中，他马不停蹄地在各种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从各大政党到北大，从学生、同乡到商会、票号，乃至佛教会、八旗生计会等无不对梁启超的到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而他确实也是知无不言，言论风采一时倾动都门。穿越历史的茫茫时空，九十多年后重读他当年的演说词，依然令人怦然心动，感到内心的震撼。
一
梁启超到京十天，各界欢迎实在应接不暇，所以在离京前夕，他专门在湖广会馆召开一次茶话会，以答谢各界代表，出席的有各报记者、各党派干事、蒙古王公、商界代表、北京市民代表、佛教会代表、军警界要人等五、六百人。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中，他尖锐地指出时至今日，一个极为可怕的现象，就是惰性力的渐渐发生。他说：“鄙人十余年来，持乐观主义之一人也。返国以来，考察国中政治、财政、外交，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衷心未尝不为之悚惕。然鄙人之所大惧者，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将当时国人心理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为中国既然挂上共和的招牌，从此就可以与世界抗衡；一类以为经过如此大变，外人尚且没有干涉，日积月累，自然能进入开明之境；一类则以为大局已定，只想谋一个位置以自安。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心理，都是“由于苟安之意多，而忧危之意少”，也就是他所说的“惰性力”在发挥作用。
面对上述三类心理，他在民国元年就发出了“中国前途，乐观乎，悲观乎？”的疑问。
他分析，“鄙人于万事悲观之中，默察近十余年风气变迁之潮流，及国人心理之趋向，则知吾国人具有一种特质，即好善而能虚受是矣。”饱经世故的上流社会，一切都以不动摇、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前提。大多数国民面对国际的竞争和国内的变更”， “则不移时而靡然从风，举国一致”，武昌起义，东南响应，民国告成，就是国民“好善而能虚受”的特质所致。这既是优点，也是弊病：“轻躁喜动，乏抉择之力，一也；暂动又止，不能为继续秩序之进行，二也。”凡是一种国民的运动，开始“未尝不见效”，但对于社会及政府的根本改造，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因为有此二弊。梁启超因此提出“天下之事，决非旦夕所能告成，而于提倡风气为尤甚”，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日之不足，继之以月，月之不足，继之以年”，如果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就联合一个团体的力量来进行，假以时日，又何愁没有健全的国民，作为国家的柱石。对于国民的政治智识、政治能力、政治兴味加以根本的促进，这是先知先觉者应有的责任。
实际上，这也是梁启超一生言论事业的目的所在，他在回国之初的报界欢迎会上说得很明白，立言的宗旨，就在于开启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目的在于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的资格，这是他十八年来的初衷，也是他终身为之努力的理想。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革命志士不同的是，梁启超透过纷乱的社会现象，看到了中国症结之所在，往往一言中的，如他当年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时所提出的共和之后的乱象，不幸而被以后发生的历史所验证。1912年冬天的中国，一切仿佛都是新的，一切都有了好的开头，共和告成、举国沉浸在一片浅薄的乐观气氛之中，他却没有盲目乐观，尽管在写给女儿的私人信件中，他对北京十二天所受的空前欢迎，“如众星之拱北辰”，表示了极大的欣喜，称之为“极人生之至快”。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对这个民族冷静的观察、分析，透过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现象，他看到了初生的民国的危机，看到了国民性心理的缺陷，他深切忧虑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一再忧心忡忡地告诫精英人物从提倡风气入手，持之以恒，最终造成“健全之国民”。他念念不忘 “新民” 理想，对他来说，从“新民”到“健全之国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二
在进京后第一次欢迎会上，面对故旧新知，梁启超动情地指出自己去国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一百五十年。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于不进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静而动，终于有了辛亥年的轩然大波。在掌声、鲜花的包围中，他的个人前途似乎也一片光明，有过十五年流亡经历的梁启超却没有被这一切冲昏头脑——“所虑者，吾国人之惰力性，受诸先天而不易拔，事过境迁，遽复其旧。”
他归国不久，就已敏锐地感到“惰力性已渐渐发现而侵入于多数人之心”，其中乐观的认为经此变革，国家自然会太平，不再有什么忧危，因而终日为私事忙碌、奔波。悲观的则认为“纪纲法度，废坠至此，人心风俗，败坏至此，陆沉在即，无复可救”，同样放任不顾国事。针对根深蒂固、仿佛“先天”的“惰力性”，他对精英们（“国中贤者”）提出了“责任心”和“兴味心”。“责任心”众所周知，他未作解释，只是现身说法、重点阐述了对“兴味心”的见解：“鄙人自问生平无他异人处，惟对于一切事，皆觉兴味浓挚，求学有然，治事亦有然，凡有可以劳吾心、劳吾力者，则当其服劳之时与既劳之后，皆觉有无限之愉快，至于其勤劳所得之报酬如何，则不暇问也，以故亦永无失望沮丧之时。”他说：“吾辈无论欲为何事，必先有兴味，然后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后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贯注，何事不成？”
在他看来这是打破“惰力性”的前提，如果连仁人志士都是普遍厌世，缺乏“责任心”和“兴味心”，则整个国家、民族就无可救药了。他举英国为例，其人缘、气候、地理、人种、遗传造成了英国人好活动的天性。政治活动在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娱乐，可以乐此不疲。所以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失败之后意气消沉，英国人则无论胜败，都泰然自若。其中既有他们的“责任心”，更有他们的“兴味心”，这更是实行了二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中国所缺乏的，并不是有了“制度”、“文章”就能自动解决，“人心”、“风俗”或者说风气的培养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梁启超作为思想家深刻地看到了这些问题。
三
梁启超虽自言“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语），实际上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到讲学于日本东京，他的及门弟子中出了不少显赫的历史人物。当年的莘莘学子会聚北京，欢迎他们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感慨万千，他想到了昔日的同事谭嗣同、唐才常两位英烈，想到了与唐才常一起殉国的那些学生，也想到了远在云南的蔡锷。那一刻，当他与学生重逢，欣喜之余，他无比沉痛地说：
“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而斫丧其英气，自昔有然，今则尤甚，鄙人归国旬余，感此污浊之空气，已在在觉其可危。苟非有自克之毅力，常抵抗社会之恶潮流，则入而与之俱化，《孟子》不云乎，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己不自立，遑语于立人，……吾侪若能常念昔日同学为国牺牲独立不惧之精神，庶乎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耳。”
他之所以谆谆告戒学生“自立”，然后“立人”，也就是要他们负起“责任心”， “抵抗社会之恶潮流”，不被恶浊的社会空气所同化，在“最易消磨人物”的中国社会保存元气、坚持理想，这番话由于是对及门学生所说，因此显得亲切、感人。事隔九十年，仿佛梁启超音容宛在。
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一代言论界骄子，自主笔《时务报》以来，他的文章曾倾倒了千万国人，国人无不想望其风采。他此次进京，正值北大学生闹学潮，罢课学生甚至请愿要梁启超到北大当校长。他在演说中指出，“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大学的目的则在其普通目的之外，还有特别的目的，而不仅是程度的差异。这特别的目的就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 他区分了专门学校与大学的不同，“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他认为学问是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的大学，就是一国文明幸福的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又岂是语言所能穷尽的？ “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是他对北大学子的谆谆期望，为此他猛烈抨击“令人痛恨不已”的“前清学制之弊”，特别是“误国最甚”的“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他指出前清学制最大的危害，就是让学生只是把求学作当官的终南捷径，只知道当官，而不知学问为何物。
在这番讲话中，梁启超之所以一再强调“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学问（或者说学术）的独立性，只有学术独立，不依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求得真学问，养成真正健全的人格，造就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殷殷期望北大学生“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在学问目的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才不愧为大学生，如果在学问目的之外，另有其他目的，那就是亵渎学问的神圣，伤害大学的尊严，又怎么能称之为研究学问？他期望北大学生的只是——“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他提出的这些见解旨在打破自古皆然的“读书做官论”，破除千年积习，重塑民族精神。在蔡元培入长北大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达到过这样的境界。他的见地今天看来或许已不算什么，但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四
在北京公民会和八旗生计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启超谈到了他对“平民政治”的“特别感想”，他说共和国以公民为基础，从大总统、国务员到其他公职，都“不过一机关而已”，全国的主人翁，实际上是公民。公民对于共和国，其责任之重，远非君主专制国的人民可比。过去总是依赖一二人，大多数人置国事于不问，现在的国家大政，“因全国公民之意思而决，此公民之地位所以为神圣也。”但公民要保持这一神圣地位，第一要有关于国家及世界大势的智识，第二要有强国独立的志气。
自投身报界以来，十八年中，梁启超手创的报刊就有七种，其目的无非都是为了这两点。偌大中国由二千年专制一跃而进为共和，专制下的臣民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国的公民，要真正来一次脱胎换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但不能因此否认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思想巨人提出理想的意义。
在京十日，各大政党争相集会欢迎，兴奋之中的梁启超知无不言，就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在共和党欢迎会上，他指出近代各国政体虽各有特色，“而其大原则不出二者：一曰政治之公开，二曰政治之统一。”他不同意近代学者关于“立宪政治”是“国民参政之历史”的说法，认为政治参与“不过立宪政治之一种特色”，其他如预算公布、法律公布、行政手续公开、法庭公开等都是其特色，所以还不如说立宪政治首先是“政治之公开”。一国政治要上轨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开主义，“而秘密之习一日不革，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
面对民国元年政党蜂起，小党林立的局面，他寄望于早日进入“大党对峙之正轨”。在他看来各党虽各有党义，表面上是对立的关系，但既然政党都以国家为前提，政治上尽可相互竞争，同时应保持对其他政党的尊重。这些观点在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对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却是新鲜的。
民主党在湖广会馆召开全体大会欢迎梁启超，各党来宾济济，他登台演说达三个小时，“闻者莫不动容”。这次演说的重点就是谈政党政治，当时外国有种舆论认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推其原因，“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虽然他承认“组织政党为一至难之事”，但他还是殷切期待着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以雪此辱”。为此，他提出了政党的六条“模范之标准”：
一、“凡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政党不是合无数私目的而成的，政党存立的根本要素是党员排除个人的私目的，而服从政党的公目的。反观当时的中国，梁启超“为之慨然”，“分明政见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党，分明无意识之人，而亦居然加入党中”，这种结合不可能基于公共目的，要之，不过是私目的罢了。就算组成政党，最终也必分裂，长此以往，他担心有一天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个小党，而真正的政党则永无成立的希望。
二、“凡政党必须有奋斗之决心”。他比孙中山更早提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概念。“先知先觉之所以有益于国民”，靠的就是“奋斗之力量”。政党的活动，除了奋斗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朝三暮四，往来于各党之间，只求满足自己的私利，无所谓主义的奋斗，那又怎么可能成为政党？人世间最可耻的，莫过于服从强权，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样的恶性，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恶性不除，直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只要这服从强权的恶性不除，中国将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间循环不已。真正的党员，为天下的公理而奋斗，为国家的大计而奋斗，为一党的主义而奋斗，为一己的信念而奋斗，“成功固得行其所志，为国谋进步，为民谋幸福，即失败至无余地，亦为最有名誉之失败。”
三、“凡政党必有整肃之号令”，否则不过是一团散沙，遑论政治上的奋斗。
四、“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譬如演说、办报、游说，皆政党所用之公正手段也，若阴谋诈术，则非政党所宜用矣。”对专制毒化了数千年的“资治通鉴”中国而言，欲求政治上的“公正之手段”，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五、“凡政党必须有牺牲之精神”。他说大政治家“须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政党出入自由，“党员合则留不合则去，本有自由之权”，这不是“专制强迫”。
六、“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政党之间要有“优容之气量”，虽主张相反，但都是寻求国民同情以谋政治进步。党员之间也要“优容”。这在常常“杂以私见”的中国尤其缺乏，至今仍无法解决。
梁启超提出的六条标准中，最富有启发的是四、六两条，也是最难达到的。但不管怎样，作为思想家，他提出了问题。
在北京“极人生之至快”的12天中，梁启超曾发表大量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概而言之，他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他流亡异国十五年，接触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同时熟悉中国历史，对中国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即使在“满城争看梁启超”的那个冬天，他也不感到乐观。这绝不是他的危言耸听，归根结底就是要老大中国摆脱私目的高于公目的、趋附强权、“治乱循环”的旧格局。他关于“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的阐述，他对“平民政治”的理想，他对中国社会“惰性力”和“最易消磨人物”的判断，他对政党政治的见识，他所耿耿于怀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提出的“责任心”和“兴味心”……他思考的这一切都没有过时。
2003年3月25—26日 7月2日修改
（所有引文均见《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