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世界遗产

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承认的中国人的贡献，对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没有了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没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思想）与中国人脑海中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
尽管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游击队或反政府组织把自己打上了毛主义的烙印，但这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更与中国无关。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曾说：“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
现实中，毛泽东所追求的“一大二公”，“消灭三大差别”等理念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毫不影响这些理念的感染力。更有趣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空前缩小的互联网空间里，许多人正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毛泽东的思想，甚至有的还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比如代表web2.0时代对传统商业观念最彻底的颠覆的维基百科，因为其“集体创作”“自由”“版权共享”等概念，被称作“数码毛主义”，在西方人观念里，“毛泽东主义”代表着一种冲破一切先天或后天的不平等，以集体的乌托邦实现彻底的个人解放。
互联网观察家Jaron Lanier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青年文化运动有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方面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热切盼望集体认同，而毛泽东主义之所以在全球化大潮滚滚的今天依然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恰恰因为他是后一种线索最集中的体现。
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分辨出毛的思想在曼哈顿和安第斯山所体现出的不同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毛泽东的世界遗产
文 □ 记者 黄章晋 欧阳斌 胡贲
毛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影响：“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这年的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画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旁观着身后世界的巨大变化：
中国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致力于国民的富裕，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帝国一夜之间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资本不是诅咒和驱逐的对象，相反，令多数国家趋之若骛。
在告别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后的中国，他被请下神坛，人们开始崇敬商业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请上神坛，——是以他最不喜欢的方式：他的画像成为中国汽车司机保平安的护身符，毛的颂歌被最俗艳的电子乐包装后再次铺天盖地响彻在各个角落，小到钥匙扣，大到限量发行的金表都曾争先恐后地印上他的头像以促销，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热卖，供着不灭的香火，担任着保佑商人发财的任务。
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完成了拜金时代最彻底的自我反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毛不再继续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元素符号，他一度被遗忘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重新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日渐拉大的分配差距与社会越发严重的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失落的人群生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追忆。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纪念堂瞻仰，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号召力，并非仅仅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拥有的超凡个性魅力，还来自他思想和观念的穿透力，“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
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是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就埋下了。苏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开化以免国际共运的分裂，但《人民日报》则认为“真理越辩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管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重要共产党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
随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对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则使这两个党在国际共运内部被孤立。
但是，在未获得政权国家的共产党中，毛主义并不缺乏支持者，他们干脆从党内分裂出去，由于他们相信毛的不断革命才“正统”，故在另组共产党时，加上“马列”或“毛主义”。但这些毛派共产党规模小而且边缘化。
“毛主义”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演讲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并谈到了对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但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暴发传播开来。相比苏共历史上有过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权主义，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无疑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
“毛主义”中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窜连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
“五月风暴”的顶点，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
虽然“五月风暴”中曾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有5人死亡，但它是场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法国学生“要做爱不要作战”，没人打算组织游击队。“五月风暴”使法国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毛泽东主义”也使那些过去仰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
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 “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
当毛主席握住尼克松的手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这次握手导致了世界“毛主义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决定意义的大分裂。
日本赤军骨干坂口宏在其回忆录《浅间山庄》中写道：“收音机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犹如空中爆响了一颗炸弹。”
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苏分裂后，中共将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看成是“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
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在“尼克松”访华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背叛革命”，并开始着手修订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毛主义运动高潮结束。
据一些资料披露，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透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曾经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产党，打出反对修正主义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据现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秘鲁光辉道路等组织也曾试图在文革后担当领导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随着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
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义”热情，是伴着青春冲动一起结束的。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保守主义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跃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给国际共运，特别是国际共运中的毛派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门格斯在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转向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寻求支持，而现在，他们好像都回到了过去的阵线，甚至倒向更为激进的派别”。
门格斯继续解释道，“许多共产党组织依然活跃，但隐蔽在反全球化联盟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认为，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印度共产党（毛派）、朝鲜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到底是哪些党派在背后援助RIM和ICMLPO这两个国际性的毛派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增加。以ICMLPO为例，在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时候，参加ICMLPO的政党为21个，到第七届世界大会时，达到了27个之多。
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的毛派组织与其他左翼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各国的内政问题上，各政党似乎都学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在发达国家或其它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毛派政党坚持“群众路线”，支持劳工权益，甚至与其它左翼政党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产党，都是当地左翼执政联盟中的一员。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毛派政党，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农村统治时，也开始学会与政府打交道，长期坚持斗争的尼泊尔毛派于今年6月开始与政府展开艰难的合作，而印度、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国的毛派组织都于更早的时候不同程度地与当局妥协，以谋求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
而在欠发达国家，毛派政党——更多的是毛派游击队，则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的思想，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与当局分庭抗礼。典型代表为：哥伦比亚依靠毒品生产和走私为生的毛派游击队，掌握尼泊尔农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产党，乃至更为赫赫有名的秘鲁“光辉道路”——红旗派游击队。
发达国家的毛派政党并不急于实现“武装革命”，这与“斗争环境”有关——很难拥有“根据地”并实现“武装革命”。
但发达国家的毛派知识分子也没闲着，互联网时代终于给了他们实现建立自己根据地的理想。毛主义者纷纷在互联网设置论坛和网站，系统地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ICMLPO的官方网站列出了参与其会议的政党名单和会议报告，而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的网站则丰富得多，甚至还提供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下载，并不时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美国的另一个毛派组织——国际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则忙于展开批判好莱坞电影的专项斗争，在他们的网页上，从《虫虫特工队》到《独立日》都在“揭批”的范围之内，他们毫不讳言这是在效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来自大学校园的国际毛主义者运动的理论家们坚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进”很多，所以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独立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屠杀地球人情节是“资产阶级的造谣”，“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帮助地球人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这样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现：“世界革命”的核心与“新社会的曙光”将出现于中亚——中东地区，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毛主义”最令人惊奇的复兴，是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崛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实现“毛主义”理想的信心，与石油价格一起猛涨。
委内瑞拉在石油涨价的这些美好时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超过十万家，占成年人总数的10％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查韦斯在2005年召开的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要建立起“21世纪社会主义”。概言之，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渐企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摆脱市场交换、改代议制民主为直接民主、用军民一体化改造军队，——查韦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儿和水”。
光辉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样充满着神秘色彩，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这些神秘的、异国情调的诱惑符合秘鲁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
秘鲁的“光辉道路”
文 □ 记者 胡贲
1980年6月的一天清晨，秘鲁首都利马的居民们从梦中醒来，猛然发现在大街小巷的电线杆子上都贴着一模一样的宣传海报，上面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一个大部分利马市民都十分陌生的名字——邓小平。
邓小平是谁？一个中国人，何以在秘鲁这个拉美国家煽动起如此大的仇恨？利马市民的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他们从那一天开始，认识了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光辉道路”，此后20多年，一直与其为伴。
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万余人中，54%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
而之所以会有反邓标语出现，是因为光辉道路认为邓偏离了毛的路线，而他们则自封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上山打游击去！”
在宣传海报事件过后，“光辉道路”迅速成长为秘鲁第一大反政府武装，此后与政府军展开多年的游击战争，至今未绝。而策划海报事件的前大学哲学教授阿维梅尔·古日曼（Abimael Guzmán）后来成为该组织的精神领袖。
实际上，“光辉道路”游击队组织从来没有自称为“光辉道路”，他们正式的名称为“秘鲁共产党（毛派）”，是从秘鲁共产党红旗派中分裂出来的。
在1980年代，“光辉道路”在自己的报纸上一直把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玛丽亚特加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打开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放在通栏标题的位置，而由于秘鲁的共产党组织一度多如牛毛，各组织的正式名称又都很相似，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出版物来辨别这些组织。于是，一个在“武装斗争”和“镇压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组织就这样被冠以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乌托邦色彩的名称。
1960年代，当古日曼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开始在秘鲁的大学校园中广泛传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日曼及其领导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一度成为秘鲁各大学中最为强势的政治团体，但很快又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败北。党的领袖们意识到，搞学生运动和罢工并不能“取得政权”，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思想，古日曼决定放弃大学校园这一阵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山打游击去！”。
决定作出后不久，1980年5月，“光辉道路”就开始在南方省份焚烧大选投票箱，号召人民杯葛“资产阶级的选举欺骗”，歌颂伟大的“民主集中制”，但这一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1980年5月的秘鲁大选顺利举行。光辉道路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南方的少数身份。此后古日曼所策划的行为艺术一般的“利马行动”大获成功，迅速为光辉道路打开了全国知名度。
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搞艺术并不能带来革命胜利，游击战争需要根据地，需要钱。这一切，显然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秘鲁首都利马”获得。而安第斯山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秘鲁的贫困山区，偷牛是非常严重的罪恶，通过处死“偷牛贼”之类的“地主恶霸”，光辉道路获得了一些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辉道路发展的早期，秘鲁当局并不在乎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利马的政局并不稳定，民选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而军人政府则更注重于维护首都利马的统治。在开始的几年中，光辉道路在“白区”的夹缝中艰难而卓有成效得生长着。
与此同时，光辉道路也在加强自己的组织建设，在“第二次中央全会”期间，所有的领导人都聚集起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显然，古日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评”而不能被“批评”的。
第二次中央全会还决定成立第一军事学校，党政干部在那里学习武器的使用和游击战理论，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日曼对毛泽东思想的“注解”，这样的“组织生活”提高了光辉道路核心团队的凝聚力和政治素养——除了从大学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光辉道路新补充的干部都是安第斯山区的农民，政治学习在当时显得异常重要。
领导层覆灭
当在农村站稳脚跟以后，古日曼放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教条”，而是直接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首都利马展开“武装暴动”，汽车炸弹袭击，谋杀政府官员和其他左翼政党领袖，而利马当局显然对这样的“非常规”手段无计可施。用“武装暴动”扩大影响力，用“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到了1991年，“光辉道路”已经控制了南部和中部的大多数农村。
就在此时，1992年，铁腕强人、“中国男孩”藤森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在拉美人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从政伊始就获得了“中国男孩”的外号）。此时，不满光辉道路后来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鲁农民又自发组织起自卫武装，藤森上台后很快给他们以合法地位，据秘鲁政府统计，有7000多个此类武装前往政府登记。另一方面，藤森整顿军队，使得一度因军纪废弛而声誉扫地的政府军形象有所好转，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与藤森当局展开合作，提供情报和反游击战训练方面的支持。光辉道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古日曼的对策是在利马发动更多的“武装暴动”——当然，这种行动被“资产阶级”称为“恐怖袭击”。1992年9月12日，光辉道路包括古日曼本人在内的主要领袖，在利马举行秘密会议策划下一步暴动的时候被警方一网打尽。光辉道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迅速崩溃，而此后接替古日曼的拉米雷斯也于1999年被捕，此后的光辉道路几乎销声匿迹。
为什么是秘鲁？
进入21世纪，唯一还在活动的光辉道路武装是其一个军事小派别“前进”，并制造过一些“麻烦”，但秘鲁整体的局势正越来越趋向安定与和平，“前进”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他们最后一次见诸报端是今年2月，“前进”的军事领袖亚历山德罗·托雷多被政府军击毙，秘鲁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标志着“光辉道路”的威胁被彻底清除。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拉美历史专家Steve.J.Stern分析说，光辉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样充满着神秘色彩，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这些神秘的、异国情调的诱惑符合秘鲁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
现总统阿兰·加西亚曾于1985年上台执政，他当时的意识形态与光辉道路并无本质不同——民粹政治，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不同的只是谁更激进。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光辉道路能获得如此广泛支持的原因，即使是在1992年上台执政，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藤森的上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秘鲁人民对这位神秘的东方人感到好奇，而他自己依然是威权统治的典范，他给秘鲁带来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这也是他即使政绩突出，也最终被政变推翻的原因。
现在的秘鲁共产党依然活跃，即使光辉道路失败了，毛泽东主义还是在秘鲁拥有广泛的支持者。或许有一天，另外一个“光辉道路”又会通过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崛起。
复活的印度毛派
文 □ 记者 陆南
毛泽东的学生
Ganesh Ueike，印度共产党（毛派）West Bastar分部的书记，看起来像一个绅士，很有学识的样子。
在他身上，人们很难看到丛林战士的影子，没有绿色的迷彩服，也没有红色的头箍，虽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刚刚从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的丛林里走出。
Ueike对记者说：“我们要将印度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他所在的组织和其它一些信奉毛泽东主义的印度共产党人一起，被统称为毛派。他的前辈、前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总书记玛瞿穆达曾在1968年说过：“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
那些印度的毛主义者紧跟毛的理论——坚持阶级斗争、人民战争，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土地革命。更重要的是，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这些毛派分子坚定地站在中国的一边。
真正的毛派起始于1967年，他们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村起义，这被看成印度人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起义发生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雷隆隆”（a peal of spring thunder，意译），对这一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69年，以武装起义为斗争手段的印共（马列主义）成立，但不到两年，这个政党就被迫分裂。总书记玛瞿穆达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1972年，他死于狱中。在整个1970年代，印度毛派支离破碎，但是坚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理论，仍然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1971年的孟加拉战争对毛派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良好关系，所以，印度毛派中的一些人在这场战争中站在了巴基斯坦一方，这种举动很难被印度国内民众的情感所接受，也进一步削弱了毛派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分裂的过程中，亲玛瞿穆达的毛派还在1970年代分裂成了支持林彪和反对林彪的两股势力。
群众基础
分裂之后，印度毛派陷于沉寂。一直到1993年4月11日，读者在《印度时报》上又读到了一段文字：“左派极端分子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有明显的回潮趋势。”
毛派回来了。从1993年至今，印度绵延的贫困山区为毛派提供了舞台，他们的势力也从原来的4个邦扩展到印度28个邦中的13个邦。
1992年，印度前总理拉奥诚恳地向民众道歉，认为政府始终没有解决好土地改革的问题，而相关的承诺其实早在独立前就已经做出。此后，一个选举接一个选举，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并为因此改善。而毛派的核心目标——土地革命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大资本。在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印度农民的自杀率近年来也扶摇直上，社会分化加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情报人员估计，目前的毛派武装人员大概有20000人之多，仅去年一年就造成了将近1000人丧生，他们毁坏铁路，抢银行，劫狱，让自己经常出现在印度报纸的头版。
尽管如此，和Ueike一起呆在恰蒂斯加尔邦丛林里的Gopanna Markam很难看到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也不是很了解外面的世界。但他仍然非常坚定地说：“我们要让人民明白，改变他们的生活，要靠武装斗争，而不是选票。”
Markam是一支小部队的头目，他描述着他们的目标：“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印度研究毛派的专家Talik Gupta说，印度媒体总是将毛派称为毫无群众基础的“幼稚恐怖主义组织”，这歪曲了事实。他们一直在为穷人战斗，并已经发展出了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如何突破毛的思想框架，建立符合印度情况的战略，同样是一个课题。
在1990年代，毛派内部就有人主张，不要再指责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修正主义。之前，他们认为，中国的后继领导人背弃了毛泽东的思想。
印度毛派领袖相信，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他们的理论变化是，不再用上所有的力量去打赢一场战争，而是一边采取偷袭战术，一边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深。
短短时间内，从尼泊尔边境到印度东部，一条红色走廊已然形成。在这条红色走廊上，聚集着像比哈尔邦这样印度最穷的地方，山脉险峻、丛林连绵，游击队在许多地方面对的都是缺员多达35％的印度警察和他们落后的武器。
在许多地区，毛派游击队已经取代政府来管理当地，并依靠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比如恰蒂斯加尔邦的丛林里盛产竹子，毛派就向往来于丛林的竹子商人收取赋税，并要求当地的道路建设公司同样为之。
而当政府带领军队来到山区清剿毛派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受到当地农民的保护。印度毛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组织，这使得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军队和警察很难对他们有所行动。
但是，他们的势力也仅仅限于农村，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接受毛派这样的极端组织，而像印共（马克思主义）却可以凭借自己的高效获得民众的支持，取得包括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在内的地方执政权。
游击战争
去年夏天开始，恰蒂斯加尔邦当地政府组织了一场反毛派运动，称为和平行动（Salwa Judum）。
政府将民众从丛林中的村落迁出，让他们住进官方兴建的帐篷，一些被怀疑是毛派同情者的村民纷纷被捕。
这些帐篷随后被警察、民兵和当地武装起来的青年保卫起来。政府给愿意参加保卫工作的青年发放每月35美元的薪水，这在当地已经是非常高的工资了。
“除非你切断疾病的源头，否则疾病仍将存在。”当地一个有影响力的土著政治家告诉记者，“疾病的源头就是人，是村民。”
隔离并没有让毛派屈服。相反，双方的拉锯却让村民们备感威胁。Kotrapal村的村民Baman讲述了自己的悲惨经历。
去年夏天，和平行动组织了一次会议，人们威胁Baman说，如果他不说出毛派分子的名字，就将被殴打，心怀恐惧的Baman只好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两天后，毛派又召集村民开会，此前泄密的Baman被痛打一顿。
他指着远处被毁坏的几栋房子说，一栋是毛派分子所毁，因为他们怀疑房子的主人是警察的情报员；而另外一座房子被毁则是因为，它被怀疑为毛派分子居住。
在这样的拉锯之间，印度政府已经切实感觉到了毛派的威胁。在8月15日的国庆日讲话中，印度总理辛格将毛派视为国内安全的两大威胁之一。
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也公开表示：“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专注于经济改革的中国就和印度毛派切断了哪怕情感上的联系。但这并不影响虔诚的毛分子对那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理论顶礼膜拜。
印共（毛）发言人阿萨德在今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任何熟悉印度毛泽东主义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我们的运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不利于革命的强弱对比时，印度真正的毛派从没有犹豫不决或者离开他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通过人民持久战夺取政权的路线。他们不仅拒绝议会路线，而且也与那些以策略为名义参与选举的政党斗争。当然，也有一些假的革命政党最终堕落为议会党派，但这暴露了他们是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帜的修正主义政党。
Markam当然赞成这样的表述，他们日复一日地在丛林里自造粗糙的武器，睡在防水油布上，准备下一阶段的革命，虽然他们至今仍然没有多少实际控制的土地。
在Markam身边站着一个看起来不到12岁的男孩，手里握着家庭作坊制造的步枪。很少有人相信这支年轻的队伍能建立起他们的共产主义国家。
但对他们来说，一切都远未结束。
如果不是被阿瓦克安用毛泽东思想重新解释一遍，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纲领可能与其它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s）毫无区别。
星条旗下的“东方红”
文/实习记者 胡贲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批出现自称毛泽东主义者（maoist）的国家之一。中苏分裂，中国独立扛起“世界革命”大旗的1960年代，恰是美国学运风起云涌时。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尤其是文革前后提出的许多浅显直白的口号，更在学生运动中风靡一时。直到现在，美国最大的毛派网络论坛都被命名为“造反有理” （It‘s right to rebel）。
1960年代，各大学校园都成为左派思想传播的阵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等美国最为著名的大学脱颖而出，而一度拥有超过十万名注册成员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就是在密歇根大学举行了第一次集会，目前活跃的几乎所有的美国毛派组织，或多或少都与SDS有关。
SDS在1970年代末期衰落前所发起的最后一个行动，就是走出校园，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实现革命群众的大团结。这一运动因SDS的解散而没有坚持下去，而其中的一些小派别，包括大部分的毛派组织则将这一运动坚持了下去，并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和影响力。
这一运动也被称为“新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毛派拥有完整的党纲，有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委员会每年组织全会，并发表会议纪要。在组织生活方面，他们坚持 “民主集中制”，抵制任何形式的“西方民主”；而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虽然自称“共产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竭力反对正统的美国共产党。在他们看来，在“苏联修正主义”掌握下的美国共产党已经堕落成了工人贵族，是与美国工会的头脑们一样不能容忍的寄生虫。而托派共产党也被他们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这样，他们几乎是不得不选择毛泽东主义作为自己革命诉求的理论来源。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全美的毛派政党震怒，他们全都发表了文件，指责中国国内的“走资派”蒙蔽了革命导师毛泽东，背叛了革命。而随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公开闹翻，美共马派公开宣布支持霍查，从毛派政党的阵营中脱离出去。其他的毛派政党则坚持毛泽东早先的革命原则，并没有自动向阿尔巴尼亚靠拢。从此以后，美国的毛派政党就开始独立发展，不再期盼北京的红色政权对世界革命发表指令。
1980年代以来，经过淘汰与整合，美国革命共产党、自由道路社会主义者联盟脱颖而出，成为美国最大的毛派组织。美国革命共产党一直就是新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力，而自由道路社会主义者联盟则是由其他的一些小的派别组成。
美国毛派共产党之间的派别之争和美国其他的政治团体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族群因素的影响。黑豹党与美国革命共产党在SDS时期就曾争执不断——黑豹党继承Malcom X的遗志，更注重反抗美帝国主义对非裔美国人的压迫，要求民族解放，成员也主要是黑人。
而美国革命共产党则更多的是由白人组成。即使是后来的自由道路社会主义者联盟，也因为继承了美国著名的非洲裔共产党人哈里·黑伍德的思想而不被美国革命共产党所接受——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革命共产党是一个类似于3K党的组织，实际上他们一直支持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而是因为双方所继承的毛泽东思想有所不同，非洲裔的毛派思想家们对“阶级斗争”理论更感兴趣，坚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美国革命共产党显然对“造反有理”之类的革命理论更感兴趣。
当然，美国革命共产党能从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开始，一直坚持到今天在全美数十个州拥有办公室和分支党部，与他们党的领袖阿瓦克安的领袖魅力分不开，这个亚美尼亚裔的前加州大学学生，在SDS时期就以充满煽动性的演讲在美国西海岸的大学校园中享有广泛声誉。而后，因为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在白宫抗议并袭击警察被捕，最后流亡法国。
阿瓦克安出版过10余本书和小册子，其中包括自传。阿瓦克安在自传中透露，流亡法国后，美国革命共产党一度将总部搬往法国，并在西欧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这也为阿瓦克安赢得了许多欧洲追随者。但据信他已于1980年代中期秘密潜回美国。
此后，他的行踪就一直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在本刊记者联系美国革命共产党发言人卡尔·尼科斯时，因并不知道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询问阿瓦克安的行踪，一度被怀疑为中情局的特工而被“卡尔同志”的秘书拒绝访问。
今天，美国革命共产党在自己网站上列出的第一要务是“反对美国的布什帝国主义政权”，而美国所有左翼所坚持的理念和观点基本都被美国革命共产党所吸收：反布什、反全球化、要求同性恋权利和妇女堕胎权。如果不是被阿瓦克安用毛泽东思想重新解释一遍，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纲领可能与其它的“自由至上主义者” （Libertarians）毫无区别。
相比起来，自由道路社会主义者联盟就显得更为松散和知识分子化。1999年，自由道路发生了一次分裂，两个派别都坚持使用原来的组织名称，并声称自己的组织才是正统的。而他们分裂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在发表一份“与新帝国主义斗争的声明”上的措辞和表态意见无法取得统一。而他们的活动也限于美国国内，甚少与国际毛派发生联系。
美国革命共产党的财力相对雄厚，它倡导成立了“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在国际毛派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全美各州的分支机构支持之下，他的领袖也能够在全美各地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