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慈善家

2010年08月16日 22:09  来源：东方企业家
文：邹瑞霞
慈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第三种有效途径，慈善是调节两极分化的利器。
缺乏正确的财富观和慈善体系，是中国富人无法变成慈善家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现实，在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财富分配之后，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基尼系数超过4%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和财富集中度上升，两极分化严重。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以及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税收来实现更为平均的财富分配。不过，这将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斗。事实上，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第三种有效途径，那就是慈善，慈善是调节两极分化的利器。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就曾说：“捐款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慈善新模式，促进更多当代企业家参与慈善，并希望人人参与慈善，缓解贫富分化矛盾。”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有钱人如是，穷人亦是如此。我们从《辞海》等典籍对慈善的解释就能看出端倪。《辞海》和《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没有“慈善家”这个词条，有一个词条叫“慈善事业”，意思是从同情、怜悯、宗教信仰出发，以金钱和物品相助或提供一些其他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隆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好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在争议。
然而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慈善基金会”条目的释义是：“一种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由捐赠人提供财产、并由它自己的职员进行管理，以其收入服务于对社会有益的目的。”
为什么对于慈善，中外的认识如此大相径庭？这种状态与中国传统的财富观和慈善文化密不可分，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财富观最终决定了我们的慈善观。
仇富的怨念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及重农轻商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更重“义”而非“利”，老百姓总是用“为富不仁”来约束那些富人，这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的“罪富文化”。当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以“修善功德”“因缘业报”为核心的慈善思想广泛流传。
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财富的欲望强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我们变得尊重甚至崇拜富人，无论他们是通过勤劳的双手还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财富，我们蔑视穷人，因为穷人简直就成了懒惰和无能的代名词，我们对贫穷充满恐惧和不解。
矛盾便产生了，整个社会在否定穷人肯定富人同时，却被仇富的怨念笼罩着。
“说中国人仇富的一般是指那些现行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直接受益人！言下之意很明显，穷人不仅自己没本事，而且还红眼病见不得别人好！” 张朝阳就曾在一次福布斯论坛上激烈地抨击了当代人的财富观，“中国现在的富人多数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价值，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现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富人却只是少数！现在中国仇穷仇的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有些变态，只要能富干什么都在所不惜。用一句话形容：已经到了为了钱不惜出卖一切的地步了。”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上发表的公开信上完整的表述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享乐，但许多物质上的享受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享受。我喜欢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几座豪华的住宅将会是一种负担。很多时候，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成为财富的奴隶。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多用超过1%，也不会增添更多的快乐和幸福。相比之下，其余99%的财富却可对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于是，中国富人成为世界闻名的奢侈群体。他们拥有8.6万元一粒的橄榄、99999元一盒的月饼，几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7000元的玫瑰和38.6万元的花篮。现在，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曝光在审视的目光中。“如果从企业家来讲，在中国做企业他前面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企业家不一定哪一条阴沟里就翻了船，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跟他企业发展毕竟没有太多的关联，他不想引起更多的事端。”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分析说，“内敛不张扬更符合传统中国人的审美，公众多是因为这种审美而要求做好事还不张扬。所以一旦被曝光，老百姓就觉得不舒服。”
绝大多数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都有这样的困惑，被称为中国“贫民百万富翁”的曹德旺就是其中之一。
他曾在2009年2月宣布捐赠其所持福耀集团70%股权给慈善基金会，后被证实为60%，这一几乎裸捐的行为瞬间引起了人们的猜疑。一向低调的曹德旺也被迫开门迎接一拨一拨闻风而来的记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就曾抱怨说：“不捐说你吝啬，捐了也不行，社会上对做好事的人要求太完美了，心也太急了。”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其善款分配如下：玉树1亿，西南五省区市2亿，福州市图书馆4亿，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
王石也是其中的典型，其因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发表“慈善不应该成为负担”的言论而受到网友的围攻。
汶川地震三天后，万科集团捐赠了200万元，王石在其博客《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中表达了自己对捐款以及慈善事业的理解。他说：“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使慈善成为负担。”
公众开始围攻王石以及万科。万科的股价从5月15日至5月20日跌幅多达12%. 后来，王石及旗下万科不得不以更多的赈灾之举以求从舆论漩涡中脱身。其中包括支出1亿元以内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当然，除了贫富对立的矛盾冲突之外，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慈善观念也是慈善事业面前最大的障碍之一。
缺失的慈善体系早在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篇》中就提出了要使世界“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这本应该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中国人慈善观念的雏形。但后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发展成为了君王将相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老百姓对明君的期待。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制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焉。”这句话明确表明，政府才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合法提供者，私人济贫的行为是在影射政府的无德，而这种官办慈善的传统也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缺失。
数据显示，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到2004年为止共为395个，而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就达120万个之多。另外，美国目前各类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美国GDP的9%.美国的慈善捐款83%来自个人，4%来自公司企业，13%来自政府。而我国的慈善捐款只有20%来自个人，80%来自公司企业。美国2006年慈善捐款达2950亿美元，占其GDP总值的2.2%，而我国同期慈善捐款占GDP总值仅为万分之五。
“官办慈善的弱点有很多，比如说筹款能力有限、社会效益很难最大化等等，但其中最坏的就是容易滋生腐败和权钱交易，这直接导致企业家、普通民众甚至是整个社会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感慨说，“目前，中国可以公开募捐的三个系统，民政部、基金会系统和红十字会系统，这三个会拿走了民间捐款的90%，最后用的大部分都到政府那里用，但政府机构缺乏透明度。”
另外，现行慈善体制上也存在种种限制。目前，只有捐钱给国家主办的少数几个慈善机构才能享受比例只有3%的税款减免，这极大地限制了富豪们对慈善事业的投入。而在美国，当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可以减免10%的税款。
“对官方机构的不信任以及慈善体制的不明确，直接导致了企业家在捐款时很难做到专业化运作。”徐永光说，“最新的例证就是由唐骏操持的新华都公益基金，新闻发布会上根本没有战略规划，只说捐赠，而且还违规了，请了一批县长来领建希望小学的捐款，而希望小学是青基会的注册商标。”
也许，这也许就能解释陈光标为什么喜欢亲手“撒钱”，而不是捐赠给慈善机构。汶川地震时，陈光标随身带了200万元的现金支票，到成都后提出25万元，一路向灾民发放，100元、200元。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将钱用在了刀刃上，之后陈光标的慈善行为也多是采取面对面的直接捐赠。“这种慈善行为我们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捐赠很难将社会效益最大化，比如说现代的慈善理念是要授人以渔，也就是要帮助穷人获得生产致富的本领。”徐永光曾多次见过陈光标，也多次提出应该选择更好的方法来做慈善，但是陈光标似乎更喜欢撒钱的方式。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也有关系。与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传统的慈善救助养济为主，是一种消极的救助，只救人的身体，不涉及人的灵魂。
成功企业家的最终归宿必然是慈善家，这是由人的心理决定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赚钱与幸福的规律是抛物线，开始是赚得越多越开心，但到达一个程度之后，通过赚钱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为别人花钱反倒可以让人得到幸福，这个时候，富人就变成了慈善家。现在我们欠缺的就是正确的财富观和良好而有效的慈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