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为谁而战？——读史琐谈近代中日民族主义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日军宣传战：“恢复中华”
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
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
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第十编）日本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第九编）
日本第一军还约请了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这篇短短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随后，它对满清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朝鲜问题上的作为进行了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满清一败再败，“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三类定位：一是将朝鲜问题转化为日本带领邻国进步，而中国却百般阻挠，这是“文明之战”，讲给西方人听的；二是将进军亚洲大陆描绘成为日本民族争取更大空间，这是“生存之战”，讲给日本人听的；三是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这是“解放之战”，讲给中国人听的。
日本人“反满”的策略无疑是有效的。11月初，日军进攻大孤山，谍报说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俯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第十三编）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实记》中颇多出现。我们固然可以质疑其中的夸张成分，但即使晚至二战，在日军进攻河南的战役中，当地民众依然群起响应日军，而向平时残民以逞的“国军”发起攻击。
1895年3月，中日战事进入尾声，马关谈判刚刚开始，日本陆海军乘胜攻击台湾。根据宗方小太郎的随军日记记录，渔翁岛当地百姓派代表“前来哀求保护，因言语不通，故书‘仁义之师’与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来，“哀求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穷民流离之苦，称我为大明国大元帅云。”这样的记载，对今日的华人而言依然是相当震撼的：即使在荒远如此的小岛上，日本军队也被中国百姓当作“反清复明”的光复大军，足见日本的宣传攻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也足见日本利用中国满汉民族矛盾的成功。
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华人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在广州将要举行的暴动提供帮助，与远在东北、华北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遭到日本婉拒。暴动在没有日本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遭到惨败。暴动的领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将镇压的消息，在最后关头滞留海外，没有进关，他的名字叫孙文，又称孙中山。在后来的电视剧中，一名叫陆浩东的暴动者，为了取回他设计的暴动旗帜，而在最后一刻被官军击毙，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来成为民国的国旗，只是，民国史家在叙述这段被称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历史时，不再提及革命者与日本的亲密关系。
十三年后，1908年，日本军火走私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水师截获，引发日本和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弹，清廷无奈下被迫妥协，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行为。同样的，后世史家在盛赞此类“革命”行动的同时，却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为革命党走私军火。（二辰丸事件详见拙作《抵制日货：购买力筑就新长城》，本刊5月下）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再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纵观世界史，似乎还没有别的民族在形成群体认知时，遭遇中国这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作为中华民族而与东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与占统治地位的满族之间的矛盾。
同文同种、并且认为自己比满清更能代表“中华”的日本，在它的军刀挥向东亚大陆的同时，它也掀起了大清帝国上下的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潮流，多种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后世学者在研究二战中日本在华操纵当地人建立自治政权方面，惊讶地发现居然有无数的当地要人愿意与之合作,“遍地汉奸”，不得不承认日本在精神建构和政权合法性营造方面的成功之处。
国家主权：大梦谁先觉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尽管同样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压榨，但亚洲诸国中，日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义的。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处在并不亚于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两大战略都围绕着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
吊诡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得以早于中国形成，首先得益于其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锁国，这令日本国内的族群文化拥有了相当高的“同质性”。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而将他们及家属都搬迁到江户（东京），这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日本国内各藩之间的融合。同样锁国，中国却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难以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依旧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大袋“马铃薯”，袋口一松就散落了。
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不同，日本的天皇世系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史，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权旁落，仅被当作傀儡，但天皇的“万世一系”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象征物和凝聚力所在。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 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正如同日本要和满清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 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语）。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日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日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使日本成为金钱之国的办法》）“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与后进生》）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质上亦无非是解放人欲而已。
在这样的强力动员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在阐述“利益线”时，就明确说保护利益线一靠军备，二靠教育，“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甲午战争后，日本思想家幸德秋水还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国政界的腐败、经济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颓废日甚一日，这些都足以使国家趋于危亡之运，而我国民的麻木不仁却几乎到了极点”，“呜呼！国民若不及早从其昏睡之境觉醒，我国家之前途奈何？”（《国民的麻木》）而此时的中国，也开始逐渐从昏睡之境觉醒。
国家与民族：为谁而战
受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
著名诗人哥德在德国统一前，曾说:“我们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 但普鲁士与我们何干。”（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 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Hans Kohn）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民族主义》）
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明治维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天皇的权力根基却是不稳固的，难以形成如中国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可对抗西方强权、内可树立天皇“新权威”的重要途径。为此，天皇必须向诸侯乃至社会公众让渡部分权利，而这种让渡本身恰恰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吻合。
在作为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1868年）中，几乎都是关于权利的共享：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言，不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维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实质上也是一场相当彻底的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此时远比日本强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末日都难以痛快地向民众进行类似的政治宣示，惶论真正让权。
天皇的“买卖”十分合算，他向公众让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权力，换取了全民的效忠，以及“万世一系”的皇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动了和国家在体制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解放。与此类似，明治天皇也开放了舆论，报刊迅速成为对政府的强大监督力量甚至是反对力量，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参考拙作《日本满清 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天皇同样用新闻自由换取民心和民智，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开明的新形象。
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后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 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
相比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无疑，当时的“反满”与日后的“抗日”，在“政治正确”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坚定地“排满”者，不仅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写进了党纲，更是进行了多次对满清权贵的刺杀。革命派将排满作为号召，不仅是其理念使然，也是现实政治的技巧考量。当时的中国百弊丛生，要一一清理，相当费事，而将所有问题都一骨脑儿归结到作为“靼虏”的满清的统治合法性上，无疑在政治动员上既简捷又有效。当然，后来也证明，驱除靼虏后，中国的问题似乎一样也没少。除了诉诸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效力外，“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对中央政权进行反叛和抗争这一更为本质的诉求；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势力来说，支持“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他们对中国利权的实质侵夺，这从近年被学界披露并逐渐被接受的孙中山对日秘密协定等事件，均能窥见其斑。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原则，国与国之间就是不择手段。当这样的国际关系遭遇到同样不择手段的革命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便给后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许多解说的难度，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沉默是金，不提那些复杂的细节。
革命党的民族主义，诉诸历史上惯用的大汉族情结，以简捷、直接、激烈、着重于破坏的“愤青”形象出现。而梁启超和杨度等所谓立宪人士，就没有这么洒脱，毕竟他们着重于“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地思考同样复杂的民族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并最终推动了革命派将狭隘的、在革命过程中十分有效的“驱除靼虏”口号，转变为更宽容的、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过程中更为现实的“五族共和”。
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梁译为伯伦知理) 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 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说: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靼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猪尾的尊严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日本，相反，倒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日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密。孙中山和秋瑾等，听到日军的捷报都欢呼雀跃，鉴湖女侠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讴歌日军。
在抚平甲午之战创痛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学习日本开展更为彻底的变法，另一个则是对所有的“洋务”进行极端的抵制。当戊戌变法终于失败后，后一种民族主义便开始主宰中国，并最终发展为逢洋必反的义和团运动，在给予国内改革力量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八国联合军事干涉。在满清贵族幕后主导的义和团式的“大民族主义”失利后，满清便再也无力控制以排满为号召的“小民族主义”。而满清部族内的“微民族主义”却在不择时机地蠢蠢欲动，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奇的同时死亡后，以改革标榜的新政府，前所未有地由纯满人组成了内阁，颟顸的贵族们愚蠢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到了光天化日下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汉人的离心倾向和王朝的崩溃。
在满清逐渐死去的呻吟声中，日本在越来越自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看到了自己取代满清入主中原的机会，中日冲突成为两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战场。受到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的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至今依然。这或许也正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宿命所在？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