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夺权 红四军七大逼走毛泽东

1929年春，红四军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的争论。争论导致毛泽东失去红四军的领导权。
导火线：军委“暂停办公” (博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中共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
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
这一决议也没有消除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和激烈。这是由毛泽东的一份书面意见引起的。
《北京日报》刊载王国忠的文章说，6月8日，红四军决定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马送给毛泽东。林彪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尚未开，林彪的来信让毛泽东感到宽慰。虽然在会上毛泽东不露声色，但在一周后即6 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
一、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
二、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
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
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
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朱德对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三个“发生了动摇的最大组织原则问题”，也逐条表示了不同意见。
白砂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全力支持，希望他不要离开:“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然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把在白砂会议上表达过的观点展开进行论述。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全军将士都能读到。本来红军党组织内部对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现在于《前委通讯》上公开刊登，上上下下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
红四军七大 毛泽东被夺权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信中散发着悲观的情绪和失败主义的 苗头，加上刘安恭是从苏联回来，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太了解，下车伊始，就指责苏区的工作右倾。而且，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被红四军内部人士看到，很快在军内分化成拥毛派和拥朱派，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因此，四军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来解决类似的问题。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由陈毅主持在龙岩城内召开。会期一天，会议一直开至深夜始散。因为陈毅和林彪已经两次明确表示支持过毛泽东，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陈毅也会和林彪一样，坚决地支持他。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毛泽东的期望。会议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发生争论，毛泽东和朱德、党代表和军长之间展开了自他们会师以来的第一次公开交锋。
会议在陈毅的主持下，1929年6月末的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对毛泽东的问题总结为：
A、英雄主义。
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
C、虚荣性重，不接受批评。
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
E、对同志有成见。
F、工作态度不好。
G、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
陈毅总结说：毛泽东“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并且因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陈毅还在大会作了长篇报告，谈了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某些错误思想等问题的看法，接着他对朱德和毛泽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
对于陈毅的意见，朱德听后作了答辩。
毛泽东很克制。他在重申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之后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会议改组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改由刚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担任。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各一人为委员。
关于这些，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说：“这次近乎‘夺权’的会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毛泽东“出走”
红四军七大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意见分歧依然存在，却引起了领导层的变动。
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发出的53年后，军事科学院党史部的研究人员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原来这封信竟被误认为《中共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的指示信》，由专人负责交送河南信阳了。
毛泽东对会议的结果极为不满，对陈毅也很失望。七大一结束，毛泽东就请求离开前委，希望中共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学习和休养一个时期。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上报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这是毛泽东参战以来第一次受到的党内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