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菲律宾深陷政治经济两大危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31日18:53  法治周末
菲律宾政治依然没有摆脱家族主义与主从关系这两大桎梏。家族派系的斗争使菲律宾难以持久推行社会变革，政府效率依然低下。此外，新政府不得不面对马科斯留下的两大负面遗产：一是巨额债务；二是军队干政
时永明
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团巴士在马尼拉遭劫持，由于菲律宾警方的处理不当，事件最终导致八死七伤惨剧。此事件可以说是痛晕了香港、震惊了华夏、轰动了世界。世人纷纷抱怨菲警方的无能。然而，这起看似孤立的事件，与菲律宾社会的整体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种人文环境是所有的旅游者在出行前都应该了解的。
绑架凶杀案频发的国度
对于八死七伤，如此严重的事件，菲律宾政府在后续措施上，还是想尽力挽回影响。他们破天荒地让菲律宾全国为这些外国死难者进行哀悼。
不过，事件前后的一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细节，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透视菲律宾的社会。首先是旅行团巴士司机居然让一个持枪的人搭车，而后是部分警察和学生在血案现场微笑留影，再后是阿基诺总统被指在人质事件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微笑回答记者提问。而肇事者的家庭更是嚣张到为凶手门多萨灵柩覆盖菲律宾国旗。在这些行为的背后，隐含着对血腥事件麻木不仁的心理。
这种心理的社会背景就是菲律宾是绑架、凶杀案频发的国度。事实上，就在香港游客人质事件之后的8月24日凌晨，在马尼拉东边市郊，多名枪手截击一辆载了3名韩国人的车子，一人被打死，两人被绑架。8月27日，在菲南部北拉瑙省又发生了一伙武装人员伏击一辆大巴，造成4人死亡的流血事件。
而去年11月23日，在菲南部马京达瑙省，包括当地政界人士和30名新闻工作者在内的57人被绑架并惨遭杀害。其实，就连现任总统阿基诺本人也曾在充斥暴力的政治斗争中身受5枪，至今身上还留有一枚弹头。
菲律宾社会暴力事件的频发主要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1969年马科斯成为菲律宾宪政史上第一位成功实现连任的总统后萌发了做终身总统，建立家族王朝统治的权力野心。但是，根据当时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一届，即马科斯第二任期将于1973年届满。
为了摆脱宪法的束缚，1972年9月23日，马科斯以共产党要推翻政府为借口，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颁布军管法，中止实行宪法，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但是，马科斯的执政日益腐败，导致社会各种矛盾激化，使内乱陡增。
菲律宾社会的暴力事件主要有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反政府武装的斗争，这类事件较少涉及平民。
第二类是民族宗教矛盾，这方面的事件种类繁多，包括武装斗争、对平民的绑架，以及后来出现像阿布萨耶夫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
第三类是政治权力斗争，典型的有1983年暗杀阿基诺事件、2006年枪杀竞选阿布拉省长的众议员路易斯案、2009年11月23日残杀57人的马京达瑙省政治屠杀案，而几乎历次大选或地方选举都有命案发生。仅今年1月至5月，就至少有27人死于选举暴力，37人受伤。
第四类是经济型绑架，这类案件层出不穷，大多都为有组织犯罪，其背景也较为复杂，有时和政治挂钩，但常常与地区性和阶层性贫困相关，也有一些是歹徒以抢劫外国人谋财。
第五类就是个人性的社会个案，如此次香港游客被劫持事件，缘于门多萨个人的原因，此类事件较为稀少。
菲律宾社会治安如此糟糕，与菲律宾的政治发展进程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要理解其中的原委，不是简单地套用所谓民主专制等概念就能够解释的，必须从历史上追根溯源地分析，才能对这个社会有真正的了解。
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的政治社会影响
“菲律宾”之名取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21年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到达菲律宾，1565年该地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群岛包括7100多个岛屿。菲律宾人主要是不同时期从亚洲大陆的不同地方迁移过去，经过长期的通婚发展形成的。由于地理原因，社会发展进程较为缓慢。
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菲律宾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群岛的大部分地方只有规模很小的部落组织，称为巴朗圭，彼此间争斗不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很容易就被西班牙人征服的原因。
虽然西班牙人的入侵使菲律宾的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但西班牙人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也给菲律宾留下了很多负面遗产。严重的宗教民族矛盾就是一个例子。“西班牙人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十字架征服菲律宾的”。
但是，早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就从马来半岛传到了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地区。到了16世纪中期，棉兰老岛地区已经成为了东南亚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曾经在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分别建立了两个小国。
因此西班牙人在开始征服菲律宾时就遭到了伊斯兰势力较为强烈的抵抗。不过西班牙人与棉兰老岛地区伊斯兰的矛盾并不仅限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其中还有着深厚的宗教斗争背景。而这一斗争要上溯到公元711年北非阿拉伯人(又称摩尔人)征服了现在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引发了基督教和穆斯林在欧洲大陆数百年的斗争。
1492年，天主教国王的军队打败阿拉伯人，统一了西班牙。但基督教和穆斯林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开始向亚洲延伸。有历史学者把西班牙东征菲律宾看作是这种宗教斗争的一个部分。而1521年，麦哲伦命名菲律宾时，也确实是将当地的土著人称为摩尔人。
此外，西班牙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注意扶植地方亲信势力，从而带给菲律宾另外两个与现代政治密切相关的负面遗产。
一是造就了少数当地大地主贵族和贫困的广大佃农两大截然对立的阶层。
二是大量无地的农民因只有租种土地才得以生存，把地主视为自己的恩人和保护人，形成了保护人制度。这种主从关系一直延续到独立之后，并随着选举政治的发展渗入到政治领域，使被保护人成了贵族阶层稳定的投票箱，扭曲了菲律宾的民主。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了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美国统治期间对西班牙人的负面遗产并没有进行改变，相反还有所强化。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同样作为基督教国家，美国对穆斯林也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并且对天主教地区和穆斯林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具体做法：一是摩罗省的各级政府实行“菲律宾化”，一大批基督教徒到南部穆斯林地区担任政府部门行政官员，从而剥夺了当地穆斯林的政治权力；二是继续西班牙人的移民政策，向南部大量移民，致使南部许多穆斯林人失去了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可以说，美国的政策使民族宗教矛盾更加尖锐。
在对菲律宾的统治中，美国采取了“本土化”和“宗主国化”并行的政策。前者是拉拢当地的上层人物参与政府管理，培养亲美势力；后者则是在保持对最高行政权力控制的条件下，用美国的政治制度改造菲律宾。这期间，美国在菲律宾实行美式教育，在文化上同化菲律宾，培养了大批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社会精英。由于这些精英主要来自于上层社会家庭，因而使他们的家族势力进一步加强。
二战后，菲律宾没有经过平民革命，而是通过和平请愿于1946年获得了独立。结果是在封建家族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正是这种政治怪胎，使菲律宾在战后的发展中历经坎坷。
从“亚洲明星”走向“亚洲病夫”
由于实行美国式民主，独立后的菲律宾被称作“亚洲的民主之窗”。在上世纪50年代，菲律宾的国内民族工业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维持着6%到10%的增长势头。当时菲律宾曾是亚太地区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工业实力远超过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韩国，仅次于日本。
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之后，菲律宾却被这些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到如今由于政治积弊深重、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动荡不安，已经开始被有些人评价为“失败国家”，成为“亚洲病夫”。菲律宾大学曾出版过一本书，题为《反发展国家：菲律宾长期的政治经济危机》，把菲律宾40年的发展说成是“反发展”过程。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菲律宾丧失了三次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
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工业之时，菲律宾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但却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加快经济转型。
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私人资本加快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在东盟其他国家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时候，菲律宾却没有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是利用外国贷款，在城市进行大型工业项目建设和旅游设施的重建与开发。结果使自己的竞争力下降。
第三次是随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日元、韩元对美元升值等原因而引发的“亚太资本”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东亚开始形成以日本为领头的雁阵发展模式。东盟国家纷纷吸引日韩资金，促进本国工业的升级，扩大出口，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出现高速发展的局面。唯独菲律宾例外，几乎没有吸引到日资。
出现这种局面的核心因素，就是菲律宾在殖民统治后的嫁接民主制度。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代表着强硬的中央集权。对殖民地管理的本地化主要体现在地方政权上。
宗主国不可能帮助殖民地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当殖民制度瓦解后，菲律宾首先出现的是中央集权的缺失。而引进美国的政治制度，恰恰使地方上的大地主、贵族的政治势力因为掌握了议会而加强。因此，独立后的菲律宾，政治上没有触动旧殖民社会模式，而是与殖民时期一脉相承。
在独立之初，从政治上看，菲律宾政府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北部日益高涨的土地改革要求和南部穆斯林的自治要求。而由于大地主势力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土地改革难以进行。
当时菲政府继续了美国对穆斯林的方针，采取了南北整合的政策，利用南部穆斯林在经济、文化和法律知识上的弱势，将南部的“无主”土地分给北部的无地农民，以缓和对土改的要求。这种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北部的阶级对立，而且还加大了南部穆斯林对政府的敌意。最终的结果是为日后的社会动荡留下了两大根源，一是北方的贫困阶层；二是南方被日益边缘化，抵抗情绪越来越强的穆斯林。
1968年3月，一批被征召自苏禄群岛的穆斯林士兵在得知要被派遣到马来西亚沙巴州进行破坏活动的真相后，表示了强烈不满并欲退出，但却惨遭集体屠杀，只有一人逃离。此事曝光后穆斯林人的愤怒达到极点，于5月成立了“穆斯林独立运动”。
这是菲律宾独立后他们首次表示要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而此后在穆斯林与反穆斯林的武装组织不断出现，动乱迅速蔓延，此后的二十几年有十几万人因此丧生。
而北部的阶级斗争，也终于导致1969年中吕宋出现了新人民军的叛乱。
这两大动乱的出现，成了1972年马科斯实行独裁的借口。其实，从东亚国家战后的发展历程看，威权主义是众多国家和地区实现高速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韩国可以算作是极权国家，但他的发展也几乎是最快。
因此，对于菲律宾来说，似乎也需要一次极权统治来扫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弊病。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政治结构的弊病，议会在上世纪60年代初阻止了政府发展面向出口工业的努力，使菲律宾错失了第一次经济转型的历史机会。
不过1972年马科斯开始军事管制后，并没有选择恰当的发展战略。由于必须向民众显示自己独裁的合理性，追求短期政绩就成了主要考虑。当时他推行了“以外贷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且大多推动的都是门面经济。
这时期，虽然使经济呈现出短暂的表面繁荣，但是资本总供给的增长，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相应发展。菲律宾不但失去了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第二波产业转移浪潮带来的发展机遇，并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而马科斯家族的极端腐败和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又极大地加剧了菲律宾的经济困境。
1984年和1985年，菲经济增长率均跌至-7.3%，198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50%，菲律宾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于是，1986年，菲律宾出现了“二月革命”，人民通过选举将马科斯赶下政治舞台。
但这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菲律宾政治依然没有摆脱家族主义与主从关系这两大桎梏。家族派系的斗争使菲律宾难以持久推行社会变革，政府效率依然低下。
此外，新政府不得不面对马科斯留下的两大负面遗产：一是巨额债务；二是军队干政。根据菲律宾民营机构的报告，菲律宾纳税人至少要到2025年才能还清马科斯欠下的巨债。而马科斯依靠军队维护独裁统治，使军队尝到了控权的甜头，导致后马科斯时代军事政变的频繁，也成了阻碍菲律宾政治、经济发展和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
投资环境的恶劣与贫困导致国内市场的狭小，使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产业资本向东南亚的转移没有光顾菲律宾。上世纪90年代中期菲律宾经济再次出现了负增长。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旧的国际分工调整已经结束，新的机遇尚未显现。菲律宾为吸引外资，在传统的宗主国美国和新兴的经济大国中国之间摇摆不定。
菲律宾曾想以扩展旅游业为突破口，但是马尼拉的血光，已经遮掩了那些散落在海上的明珠。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