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三联生活周刊第36期封面：《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红楼梦

焚稿断痴情

出闺成大礼
《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默契中包含的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那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里分享经验的能力衰退了，除非我们愿意来阅读那些伟大的故事，而不再过度依赖被现代文化工业改编了一道又一道的速食品。
◎舒可/文
故事中的人
从话本中分出的中国古典小说是讲故事的一门手艺，属纪事直达的“笔”，却有文备众体的讲究。它来自民间，界面朴素，盘起道来也无非是世事无常悟道参玄之类的酸词儿，不好做惊世骇俗、沉思翰藻之文。《红楼梦》的开篇作者云：近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如彼裙钗。这样的“入话”只是用来做个熟人熟面的“得胜头回”，之后它却用精确细密的针脚编织起众多错综交织的人物类型，来测量生命世界难以探明的深意。
《红楼梦》如一张庞大的璇玑图，你可以像余英时那样找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两条经纬，可以像林语堂那样找到“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放逸与守礼”的经纬，也可以找到儒与道，情与淫，真与幻，悲与喜，周到与冷漠，童贞赤子的痴与洞明世情的黠，大处的沉静与零碎的感动，等等等等，以及洁与浊。它的复杂难辩还不仅在其经纬细密，更在于被编织在这些经纬网中的所有人与事，量级等次重叠，相互循环说明，即使单是这些经纬也如草蛇灰线，而且往往于千里之外埋伏线。
为什么让石头跟着贾宝玉降入人世走上一遭，贾宝玉何等人也？贾雨村言：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大仁如尧舜禹汤，大恶者蚩尤共工。天地之正气，清明灵秀，仁者之所秉；天地之邪气，残忍乖僻，恶者之所秉。太平之世，邪气凝结沉于沟壑，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则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慢无所归，如遇邪气，两不相下，搅作一团，偶秉此气而生者，上不能为大仁，下不能成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乖僻邪谬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陶潜、阮籍、嵇康，如唐明皇、陈后主等，如秦少游、唐伯虎，如红拂、崔涛、卓文君。那宝玉正是这一流人物。这等人物在每条经纬线上都能穿行出入其中而不被缠绊，行种种事端，而又有致知格物之功，是个两端兼资的主儿。
按照开篇的入话，我们只先来考校水做骨肉的女儿们。对比泥做骨肉的男人，女儿质洁，男人质浊。对比外面的宁荣二府，大观园是一个单纯洁净的空间，干净的水流出去都会变成臭的。
这只是笼统的一说，在洁的一边也可以算上贾政，但他的洁身自好是表，礼法俗规让他那种洁不正；女儿中也有金桂，嫁人时就带着邪气。宁荣二府也还有腐臭和淫浊之别。抛开这些复杂的层次不论，宝玉才是个洁浊兼资的主儿，他能够住在洁净的大观园，也能和贾珍一起吃花酒，两种品质互不相染。
林黛玉和薛宝钗可以对比着考校。黛玉葬花的极端之举妥帖地表明她的好洁如命，几乎没有给自己留出任何回旋余地，也不可能给任何她视为干扰的杂事留有余地，但她也不是探春那样刚烈的人，看芸芸往来的人通常是冷眼无为，带着股道家的清淡散逸。
事若关心，锱铢必较，她所以对宝玉之情执意痴守，即是对情的绝对的苛求，也是因为宝玉是唯一有洁品的男人。她的第二次极端之举就是不成亲便成鬼地气郁而死。此等人物别无出路。宝钗也是洁净之人，行止柔和，在大观园里她最是眼里有纵横的人。她的洁负担了些儒家的入世之德，却无关经世济民，似乎是用一层礼貌来监护起她的清洁。
王熙凤也算洁浊兼资的类型，她以女儿之身行男人之业，只在和大观园的女儿们闲玩的时候，原本的洁净品质偶尔表露，至少是懂得清洁的人，所以她才能用心照应着大观园的女儿们。但她没有致知格物之功，“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贾母说她，“若这样没见识，也就是小气了”。
大观园的封闭本是隔绝洁与浊的一道屏障，黛玉可以葬花，却挡不住流出去的水，每个洁净的女孩都在各自的等级中以不同的途径走向让人悲伤的结局。在洁与浊的对抗中，洁总是最终被污染，浊也不是邪恶的一方，生活世界的情势如此，“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这是王国维首引现代观念和方法用于《红楼梦》时所做的评论。这是洁的悲剧，是生活本身的悲剧。
警幻警幻，虽然是不实之笔，深意是实在的，要警示那幻象。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命运是幻象，贾府被抄或再延世泽也是幻象，宝玉中榜，兰桂齐芳又怎样，最终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这生活的悲剧必当有处事不惊的定力。
《红楼梦》里宝钗劝诫宝玉一段，宝玉曾有一问：“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赤子之心？”她答：“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有了这层意思，《红楼梦》的悲剧感就超越了悲悲切切的伤时骂世之旨或儿女情长闺阁昭传的羁绊，成为一个伟大的故事。
讲故事的人
本来，“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红楼梦》处处玄机，它所以能嵌入读者的精神深处200多年而不模糊，正是由于它与整个生活定义建立的关联。
这是一个故事的真正本质。虽然每个故事里都有具体的人和事，无论是林黛玉、薛宝钗还是贾雨村，故事关心的并不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让讲故事的人真正着迷的是如何将各色人等与事件嵌入到伟大神秘的生命进程中。
1936年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说，因为故事总是嵌入在自然历史中的，故事才具有生命的丰富性，才能超越时间，这种历史感使故事存储和集中了丰盈不朽的能量，在漫长的时间以后它依然会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故事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小说总是依赖情节，尤其是具有新意的情节，依赖于特定的人物塑造，因为小说的本质是生命神秘进程中的“一段插曲”，所以作者和读者都是特定的人，有着孤独、封闭的特定经验，它要倾诉的也是这种特定的经验或独到的发现。
约翰·伯格在本雅明之后也写过一篇《讲故事的人》，他认为小说的这种封闭性被现代社会强化而突出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文化特点就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将所有的努力和想象转向未曾发生的未来，每个个体的独特化也切断了与他人经验的联系，所有的努力和想象只能封闭在个人的经验范围。而故事不倾诉，它是一种记忆和叙述的行为，一个真正的故事能够长久地流传，总会包含着可分享的有用的东西，它会向听者提出忠告，这种忠告被编制在琐碎的事件中，常常是隐微。
小说是不会提供有用的忠告的，它提供的独特人物反而常常会再现读者所知道的某些东西，所以它能唤起同样读者的共鸣。故事的情节虽然都有琐碎的细节，而且缺少最终的结果或结论，它却并不会因此而缺少深厚的神秘感，神秘带给故事一种永远的开放性，所以故事常常是以“后来呢”这样一个由听者做出的结束语暂停下来的。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默契中包含的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那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里分享经验的能力衰退了，除非我们愿意来阅读那些伟大的故事，而不再过度依赖被现代文化工业改编了一道又一道的速食作品。
至于谁能向听者提出忠告，其实不是特定的讲述者，在故事传统中，故事的讲述者并不要紧，他可以是爷爷，可以是好事的乡亲，也可以是远游的归来者，或某个“翻过筋头的人”，而他们更经常充当的是故事的转述者，这揭示出真正能够提出忠告的其实是故事本身，所以讲故事的人在品质上都是匿名的。早在2000年前《史记·太史公自序》已说明：“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红楼梦》把讲述者的身份寄身一块石头，石头到文明俗世间走了一遭，录下了它的所见所闻，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直到被空空道人看见后抄写回来，闻世传奇。可巧，被本雅明拿出来分析的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他的作品《绿宝石》里的讲述者也是一块宝石，这块石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但它常年秘不现身，深藏地底，直到……一个伟大的巫师在西伯利亚找到了这块宝石”。
按本雅明的分析，被选择来充当讲述者的石头，不仅在自然世界是最底层的，同时它又由于某种前缘与开天辟地的最高层精神紧密相连，它身上便携带了自然历史的预言信息，而且它是不朽的。由这样一块石头来讲人的生活故事，才能是没有妄念的，才不会把任何特定的人都会携带的文化妄想投射到讲述中，顺利地让人的生活世界与那个自然历史血脉相通，使人的生活历史进入到更深远的自然进程，那里是“没有承诺的存在”，如果有也是隐秘的，人永远不可能在桩桩件件的迹象里找到自然的目的。这“公认的神秘”，也许才是故事最深厚的忠告。
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模拟那种讲故事的人的声调，本雅明说。《红楼梦》穿越200年传出的正是这种声调，只有这样的声调才能如此“安然自在”地呈现琐碎细微又宽广繁复永远不可能完全被破解的谜题构成的重重“命意”。纵有再多的红学家也拆不散它编织的谜题之网。
但红学，尤其是胡适开启的自传说考据红学，多少对这个声调形成了一种阻隔。红学本来是清末“红迷”文人的自嘲之说，1921年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沿袭清朝汉学最好订伪的风气，在“整理国故”的文化风潮中，借着一些所谓的新材料，硬是把红学搞成了史学。余英时说新红学家多数是史学家，或非史学家作的也是史学的工作，他们根本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讲出的故事，相反，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散这个故事。《红楼梦》自传说自乾嘉之后久已有之，经新红学的层层考证，竟把红学变成了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曹学”。再往后自然还可以推出秦可卿学、王熙凤学、甄士隐学。
深文周纳、旁征曲引的索隐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还算是在猜想故事中深藏的意味，只是把它局限于政治小说，考据派红学则要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把小说中的人和事都一一找出对应的曹家事，最是无聊之至。余英时说，其困境就在于很多基本疑问都难以断案，因为它终究是一部小说，不是历史文件，无论怎么索隐怎么考据都不得不仰赖外援，故事本身反倒成了事实考证的对象，本末倒置也！《红楼梦》刊行之后，清人便一直猜测作者何人，俞樾猜作者是纳兰性德，惹得高鹗的大舅子张问陶一句“后四十回高鹗所补”，引来串串麻烦，早些的俞樾和晚些的胡适都是根据这个补字起了疑心，之后这个“补”字，被认为“续”，再而被说成了“作”。胡适首发高鹗伪作后四十回之论，但版本学的深入研究也可得出相反的结论，一向认定高鹗作伪的俞平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伪作说开始起疑，虽然高鹗续书之说已盛传，但他在新证里发现“其实根据不太可靠”。林语堂的考辨更明确地倾向于认定百二十回底本皆出自曹雪芹，所谓“补”只是修补、补辑。但是新红学已经制造了中国文坛的一大“梦魇”，把个《红楼梦》生生考成了俞平伯所说的“越说越没样的一笔糊涂账”。
王国维旁观看得清，这种聚讼所在都不在《红楼梦》的精神与美学价值上，如果知道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考据或注经式的议论也自可不生。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时，只是要证明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作，但他也“平心而论”地说后四十回续得很不错。俞平伯也说过：“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仔细。”事实上程高本之前的30年间，抄本极多，自“高本出而以前各本绝，良有以也”。更何况一个故事的本身就是指“从它起源开始可流传部分的总和”(本雅明)。1977年，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刊行时，余英时自序以此为他的红学生涯的终点，还《红楼梦》以它的文学世界。
绕了一大圈，唯一有意义的解读空间还是故事本身。
听故事的人
每个人都是听故事的人，村庄的故事，旅行者的故事，老辈儿的故事，朋友的故事，历史故事，伴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这些故事不管怎样暗含着某种道德倾向，它预设的前提都是把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以及故事中的人包含在自己的生活意义的广度之内。约翰·伯格说，所有这些故事在气质上都“带着某种宽容”，因为说者、听者以及故事的主角都还生活在一个“村庄”里，故事提供的经验因此才成为可分享的。
在这种纯真默契的关系中，没有人是置身其外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具有生活的整体性，整体性也是“命意”之所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逃不出这命意之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重述这些故事，可以带着各自的道德倾向评论其中的人和事，通过评论和重述故事猜测各自心中的生存之谜。
故事整体性的广度取决于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之间关系，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够模拟“听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本雅明说，其中的关键在于，“对于饶有兴趣的听众来说，他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重述听到的故事”。
《红楼梦》程本高序有言：“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密稿，简繁歧出，前后错见……此有彼无，题同文异。”可见当时就有无数人通过传抄来重述红楼故事，近代史上能点出名号的文化人物更几乎无一不通过点评来重述各自读到的《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究其根本其实也源自一种重述的愿望。故事就在一代代的重述中，成为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
现代生活方式使故事的传统衰落了，本雅明认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催动了新闻信息业，它的蓬勃发展直接导致了故事的危机，也导致了小说的危机。作为新闻信息传播的大事小情如今是洪水般泛滥，其中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信息与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它缺乏密度，它片面尖刻，它爱好解释，它自我证实，它好做惊人之语，它更新快捷，它速成速朽。这不仅是故事的衰败，也是我们心灵的困境。
然而，今天我们依然愿意来重述《红楼梦》的故事，带着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忧伤。

三联生活周刊第36期封面：《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红楼梦

焚稿断痴情

出闺成大礼
《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默契中包含的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那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里分享经验的能力衰退了，除非我们愿意来阅读那些伟大的故事，而不再过度依赖被现代文化工业改编了一道又一道的速食品。
◎舒可/文
故事中的人
从话本中分出的中国古典小说是讲故事的一门手艺，属纪事直达的“笔”，却有文备众体的讲究。它来自民间，界面朴素，盘起道来也无非是世事无常悟道参玄之类的酸词儿，不好做惊世骇俗、沉思翰藻之文。《红楼梦》的开篇作者云：近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如彼裙钗。这样的“入话”只是用来做个熟人熟面的“得胜头回”，之后它却用精确细密的针脚编织起众多错综交织的人物类型，来测量生命世界难以探明的深意。
《红楼梦》如一张庞大的璇玑图，你可以像余英时那样找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两条经纬，可以像林语堂那样找到“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放逸与守礼”的经纬，也可以找到儒与道，情与淫，真与幻，悲与喜，周到与冷漠，童贞赤子的痴与洞明世情的黠，大处的沉静与零碎的感动，等等等等，以及洁与浊。它的复杂难辩还不仅在其经纬细密，更在于被编织在这些经纬网中的所有人与事，量级等次重叠，相互循环说明，即使单是这些经纬也如草蛇灰线，而且往往于千里之外埋伏线。
为什么让石头跟着贾宝玉降入人世走上一遭，贾宝玉何等人也？贾雨村言：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大仁如尧舜禹汤，大恶者蚩尤共工。天地之正气，清明灵秀，仁者之所秉；天地之邪气，残忍乖僻，恶者之所秉。太平之世，邪气凝结沉于沟壑，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则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慢无所归，如遇邪气，两不相下，搅作一团，偶秉此气而生者，上不能为大仁，下不能成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乖僻邪谬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陶潜、阮籍、嵇康，如唐明皇、陈后主等，如秦少游、唐伯虎，如红拂、崔涛、卓文君。那宝玉正是这一流人物。这等人物在每条经纬线上都能穿行出入其中而不被缠绊，行种种事端，而又有致知格物之功，是个两端兼资的主儿。
按照开篇的入话，我们只先来考校水做骨肉的女儿们。对比泥做骨肉的男人，女儿质洁，男人质浊。对比外面的宁荣二府，大观园是一个单纯洁净的空间，干净的水流出去都会变成臭的。
这只是笼统的一说，在洁的一边也可以算上贾政，但他的洁身自好是表，礼法俗规让他那种洁不正；女儿中也有金桂，嫁人时就带着邪气。宁荣二府也还有腐臭和淫浊之别。抛开这些复杂的层次不论，宝玉才是个洁浊兼资的主儿，他能够住在洁净的大观园，也能和贾珍一起吃花酒，两种品质互不相染。
林黛玉和薛宝钗可以对比着考校。黛玉葬花的极端之举妥帖地表明她的好洁如命，几乎没有给自己留出任何回旋余地，也不可能给任何她视为干扰的杂事留有余地，但她也不是探春那样刚烈的人，看芸芸往来的人通常是冷眼无为，带着股道家的清淡散逸。
事若关心，锱铢必较，她所以对宝玉之情执意痴守，即是对情的绝对的苛求，也是因为宝玉是唯一有洁品的男人。她的第二次极端之举就是不成亲便成鬼地气郁而死。此等人物别无出路。宝钗也是洁净之人，行止柔和，在大观园里她最是眼里有纵横的人。她的洁负担了些儒家的入世之德，却无关经世济民，似乎是用一层礼貌来监护起她的清洁。
王熙凤也算洁浊兼资的类型，她以女儿之身行男人之业，只在和大观园的女儿们闲玩的时候，原本的洁净品质偶尔表露，至少是懂得清洁的人，所以她才能用心照应着大观园的女儿们。但她没有致知格物之功，“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贾母说她，“若这样没见识，也就是小气了”。
大观园的封闭本是隔绝洁与浊的一道屏障，黛玉可以葬花，却挡不住流出去的水，每个洁净的女孩都在各自的等级中以不同的途径走向让人悲伤的结局。在洁与浊的对抗中，洁总是最终被污染，浊也不是邪恶的一方，生活世界的情势如此，“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这是王国维首引现代观念和方法用于《红楼梦》时所做的评论。这是洁的悲剧，是生活本身的悲剧。
警幻警幻，虽然是不实之笔，深意是实在的，要警示那幻象。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命运是幻象，贾府被抄或再延世泽也是幻象，宝玉中榜，兰桂齐芳又怎样，最终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这生活的悲剧必当有处事不惊的定力。
《红楼梦》里宝钗劝诫宝玉一段，宝玉曾有一问：“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赤子之心？”她答：“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有了这层意思，《红楼梦》的悲剧感就超越了悲悲切切的伤时骂世之旨或儿女情长闺阁昭传的羁绊，成为一个伟大的故事。
讲故事的人
本来，“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红楼梦》处处玄机，它所以能嵌入读者的精神深处200多年而不模糊，正是由于它与整个生活定义建立的关联。
这是一个故事的真正本质。虽然每个故事里都有具体的人和事，无论是林黛玉、薛宝钗还是贾雨村，故事关心的并不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让讲故事的人真正着迷的是如何将各色人等与事件嵌入到伟大神秘的生命进程中。
1936年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说，因为故事总是嵌入在自然历史中的，故事才具有生命的丰富性，才能超越时间，这种历史感使故事存储和集中了丰盈不朽的能量，在漫长的时间以后它依然会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故事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小说总是依赖情节，尤其是具有新意的情节，依赖于特定的人物塑造，因为小说的本质是生命神秘进程中的“一段插曲”，所以作者和读者都是特定的人，有着孤独、封闭的特定经验，它要倾诉的也是这种特定的经验或独到的发现。
约翰·伯格在本雅明之后也写过一篇《讲故事的人》，他认为小说的这种封闭性被现代社会强化而突出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文化特点就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将所有的努力和想象转向未曾发生的未来，每个个体的独特化也切断了与他人经验的联系，所有的努力和想象只能封闭在个人的经验范围。而故事不倾诉，它是一种记忆和叙述的行为，一个真正的故事能够长久地流传，总会包含着可分享的有用的东西，它会向听者提出忠告，这种忠告被编制在琐碎的事件中，常常是隐微。
小说是不会提供有用的忠告的，它提供的独特人物反而常常会再现读者所知道的某些东西，所以它能唤起同样读者的共鸣。故事的情节虽然都有琐碎的细节，而且缺少最终的结果或结论，它却并不会因此而缺少深厚的神秘感，神秘带给故事一种永远的开放性，所以故事常常是以“后来呢”这样一个由听者做出的结束语暂停下来的。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默契中包含的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那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里分享经验的能力衰退了，除非我们愿意来阅读那些伟大的故事，而不再过度依赖被现代文化工业改编了一道又一道的速食作品。
至于谁能向听者提出忠告，其实不是特定的讲述者，在故事传统中，故事的讲述者并不要紧，他可以是爷爷，可以是好事的乡亲，也可以是远游的归来者，或某个“翻过筋头的人”，而他们更经常充当的是故事的转述者，这揭示出真正能够提出忠告的其实是故事本身，所以讲故事的人在品质上都是匿名的。早在2000年前《史记·太史公自序》已说明：“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红楼梦》把讲述者的身份寄身一块石头，石头到文明俗世间走了一遭，录下了它的所见所闻，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直到被空空道人看见后抄写回来，闻世传奇。可巧，被本雅明拿出来分析的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他的作品《绿宝石》里的讲述者也是一块宝石，这块石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但它常年秘不现身，深藏地底，直到……一个伟大的巫师在西伯利亚找到了这块宝石”。
按本雅明的分析，被选择来充当讲述者的石头，不仅在自然世界是最底层的，同时它又由于某种前缘与开天辟地的最高层精神紧密相连，它身上便携带了自然历史的预言信息，而且它是不朽的。由这样一块石头来讲人的生活故事，才能是没有妄念的，才不会把任何特定的人都会携带的文化妄想投射到讲述中，顺利地让人的生活世界与那个自然历史血脉相通，使人的生活历史进入到更深远的自然进程，那里是“没有承诺的存在”，如果有也是隐秘的，人永远不可能在桩桩件件的迹象里找到自然的目的。这“公认的神秘”，也许才是故事最深厚的忠告。
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模拟那种讲故事的人的声调，本雅明说。《红楼梦》穿越200年传出的正是这种声调，只有这样的声调才能如此“安然自在”地呈现琐碎细微又宽广繁复永远不可能完全被破解的谜题构成的重重“命意”。纵有再多的红学家也拆不散它编织的谜题之网。
但红学，尤其是胡适开启的自传说考据红学，多少对这个声调形成了一种阻隔。红学本来是清末“红迷”文人的自嘲之说，1921年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沿袭清朝汉学最好订伪的风气，在“整理国故”的文化风潮中，借着一些所谓的新材料，硬是把红学搞成了史学。余英时说新红学家多数是史学家，或非史学家作的也是史学的工作，他们根本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讲出的故事，相反，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散这个故事。《红楼梦》自传说自乾嘉之后久已有之，经新红学的层层考证，竟把红学变成了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曹学”。再往后自然还可以推出秦可卿学、王熙凤学、甄士隐学。
深文周纳、旁征曲引的索隐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还算是在猜想故事中深藏的意味，只是把它局限于政治小说，考据派红学则要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把小说中的人和事都一一找出对应的曹家事，最是无聊之至。余英时说，其困境就在于很多基本疑问都难以断案，因为它终究是一部小说，不是历史文件，无论怎么索隐怎么考据都不得不仰赖外援，故事本身反倒成了事实考证的对象，本末倒置也！《红楼梦》刊行之后，清人便一直猜测作者何人，俞樾猜作者是纳兰性德，惹得高鹗的大舅子张问陶一句“后四十回高鹗所补”，引来串串麻烦，早些的俞樾和晚些的胡适都是根据这个补字起了疑心，之后这个“补”字，被认为“续”，再而被说成了“作”。胡适首发高鹗伪作后四十回之论，但版本学的深入研究也可得出相反的结论，一向认定高鹗作伪的俞平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伪作说开始起疑，虽然高鹗续书之说已盛传，但他在新证里发现“其实根据不太可靠”。林语堂的考辨更明确地倾向于认定百二十回底本皆出自曹雪芹，所谓“补”只是修补、补辑。但是新红学已经制造了中国文坛的一大“梦魇”，把个《红楼梦》生生考成了俞平伯所说的“越说越没样的一笔糊涂账”。
王国维旁观看得清，这种聚讼所在都不在《红楼梦》的精神与美学价值上，如果知道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考据或注经式的议论也自可不生。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时，只是要证明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作，但他也“平心而论”地说后四十回续得很不错。俞平伯也说过：“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仔细。”事实上程高本之前的30年间，抄本极多，自“高本出而以前各本绝，良有以也”。更何况一个故事的本身就是指“从它起源开始可流传部分的总和”(本雅明)。1977年，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刊行时，余英时自序以此为他的红学生涯的终点，还《红楼梦》以它的文学世界。
绕了一大圈，唯一有意义的解读空间还是故事本身。
听故事的人
每个人都是听故事的人，村庄的故事，旅行者的故事，老辈儿的故事，朋友的故事，历史故事，伴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这些故事不管怎样暗含着某种道德倾向，它预设的前提都是把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以及故事中的人包含在自己的生活意义的广度之内。约翰·伯格说，所有这些故事在气质上都“带着某种宽容”，因为说者、听者以及故事的主角都还生活在一个“村庄”里，故事提供的经验因此才成为可分享的。
在这种纯真默契的关系中，没有人是置身其外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具有生活的整体性，整体性也是“命意”之所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逃不出这命意之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重述这些故事，可以带着各自的道德倾向评论其中的人和事，通过评论和重述故事猜测各自心中的生存之谜。
故事整体性的广度取决于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之间关系，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够模拟“听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本雅明说，其中的关键在于，“对于饶有兴趣的听众来说，他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重述听到的故事”。
《红楼梦》程本高序有言：“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密稿，简繁歧出，前后错见……此有彼无，题同文异。”可见当时就有无数人通过传抄来重述红楼故事，近代史上能点出名号的文化人物更几乎无一不通过点评来重述各自读到的《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究其根本其实也源自一种重述的愿望。故事就在一代代的重述中，成为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
现代生活方式使故事的传统衰落了，本雅明认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催动了新闻信息业，它的蓬勃发展直接导致了故事的危机，也导致了小说的危机。作为新闻信息传播的大事小情如今是洪水般泛滥，其中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信息与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它缺乏密度，它片面尖刻，它爱好解释，它自我证实，它好做惊人之语，它更新快捷，它速成速朽。这不仅是故事的衰败，也是我们心灵的困境。
然而，今天我们依然愿意来重述《红楼梦》的故事，带着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忧伤。
黛玉多病，是个一口气就吹跑了的“草木人儿”，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更多的是作为道家缥缈空灵与儒家厚重敦实——代表是宝钗的“金玉之质”——对立呈现的具体形象符号而出现的。在《读了红楼梦》里，胡兰成写道：“受难的如林黛玉，她的悲哀是明净的，病态也不过病态到缠绵悱恻，不是歇斯底里。”尽管从黛玉一出场，曹雪芹就在不断地写黛玉的弱和病，但笔下始终十分含蓄。细读前八十回，宝玉吐过血，袭人吐过血，龄官也吐过血，独独黛玉没有吐过血。事实上，在“葬花”一回，林黛玉出场时的形象，“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里拿着花帚”，简直是健康明媚的。只有在后四十回中，才出现了“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一口血直吐出来”的实写之笔。
有趣的是，在庚辰本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的回前总批中，有这样一句话：“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方，是白描颦儿添病也。”然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里，却并没有那么多关于林黛玉病情和服药的叙述。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曹雪芹也试图像处理黛玉的容貌衣饰一样，逐渐弱化她的病态的现实存在，而不断强化她的诗性的本真一面？
几个林妹妹？
如果说，在容貌和衣饰这些描摹人物形象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曹雪芹对黛玉尽量采用了虚化的艺术手法的话，那么，在影响人物心路历程的身世遭遇的描写上，他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分身。
《红楼梦》中，“晴为黛影，袭为钗副”，说的是宝玉房中两个最亲近的丫鬟，晴雯身上有黛玉的影子，而袭人则俨然又是一个宝钗，这几乎已成公论。但是，在《红楼梦》中，黛玉是否仅有晴雯这一个化身？
倘若以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红楼梦》，林黛玉这个角色，其实充满破绽。古代食盐专卖，有清一代，盐政官几乎是天下第一肥缺。在曹雪芹去世几年后爆出的两淮盐引案，两淮盐政高恒借口筹办乾隆南巡，私自规定每张盐引——盐商贩盐的许可证——加税3两，20多年就多收了1000多万两白银。作为小说中今上钦点的巡盐御史林如海的独生女儿，林黛玉何以竟然会在父母双亡后沦落到贫无立锥之地，一饮一食一丝一缕都只能仰仗贾府供给的地步？难道真的像第五十七回中贾母所说的那样，“林家的人都死绝了”？而在她进贾府一回的叙述中，借贾母之眼点出，黛玉北上，长途跋涉，却只带了一个极老的奶娘王嬷嬷，一个一团孩气的小丫头雪雁，“皆不遂心省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段下，曹雪芹仿如漫不经心地写道，“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相形之下，黛玉这个千金小姐，不是太寒酸潦草了吗？正因如此，有人指出，吃穿用度俱自不凡，“把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的妙玉，也是黛玉的化身之一，而她投入贾府的原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可能便隐藏着一段“一把辛酸泪”的伤心往事。
惯于“伏线千里，横云断岭”的曹雪芹，不只在别人的身上交代黛玉的故事，更擅长用两个看来与黛玉不相关的人物之间的互动，点出别人对黛玉的观感和反应。最明显的、被人提及最多的例子，当属抄检大观园之前，王夫人与晴雯的一段。见到“眉眼间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晴雯，当着小一辈的凤姐和一群仆妇丫鬟，向来表现得持重端庄的王夫人居然失态了：
“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
对黛玉的积怨，可见一斑。
那么，这是不是王夫人第一次表示对黛玉的不满呢？当我们返回去将王夫人出场的情形逐一细看时，却原来早在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画蔷痴及局外”，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一回书中，宝玉来到王夫人房中，见王夫人睡着了，便对坐在旁边捶腿的金钏儿习惯性地动手动脚。接下来：“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
要明白这一责罚的严重性，必须先了解，在满族礼节中，打嘴巴和骂作“娼妇”，都是最高级别的侮辱，所以金钏儿后来会含羞自尽。但是，如果王夫人没睡着，听见宝玉和金钏儿的对话，她应该很明白，整个过程，是宝玉在采取主动，而金钏儿一直在抗拒。对一个几乎时时刻刻在自己身边服侍、明知与宝玉之间不会有事的丫鬟如此大动肝火，是为了什么？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贾府打醮，张道士给宝玉提亲，宝玉和黛玉因此拌嘴吵架，宝玉向黛玉赔不是被凤姐看到，公之于众，宝玉当众嘲笑宝钗“体丰怯热”，令宝钗在整部书中难得地发了一次火，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又被王熙凤看破点穿。所有这些事发生之时，曹雪芹都没有忘了交代，王夫人也在场。
事实上，看穿王夫人的迁怒，也许并不只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三十一回中，晴雯撕扇一幕，宝玉说，“……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他在说谁呢？
而在第五十七回中，宝钗与邢岫烟在去探望黛玉的路上相遇，天还很冷，岫烟却全都换了夹衣，宝钗问起时，岫烟答道：
“……他(指迎春)那些妈妈丫头，哪一个是省事的，哪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悄地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
将此段与前面第四十五回中黛玉打赏婆子的一段对看，简直可以令人不由得会心一笑，而又油然而生一种悲凉之意。
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伏笔和暗写，无疑是让《红楼梦》每次读都会给人以不同感受、让人有新的惊喜的重要原因。但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种好玩的笔墨游戏吗？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如果从林黛玉是《红楼梦》主要人物中曹雪芹最后才确定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一人的角度考察，答案，或许会与以往的解释完全不同。
《红楼梦》是一出悲剧，几百年来，已成定评。但这悲剧，不应只是看做宝玉和黛玉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爱情悲剧，或是曹雪芹有切身之痛的大家族“自杀自灭、一败涂地”的世情悲剧。即便没有金玉之说、黛玉并非多病之身，也无所谓续书中被人诟病的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的移花接木之计，让宝玉和黛玉这两个理想人物结合，然后在贾府势尽、大观园覆灭后被俗世沾染玷污，难道就不是悲剧了吗？在《谈艺录》中，钱锺书便指出：“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而在林语堂看来，后四十回中宝玉中举、贾家“沐皇恩、延世泽”，即使并非曹雪芹残稿而出自高鹗之手，也未尝不是对悲剧的另一种深沉的理解和表现形式——“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
然而，令曹雪芹高出高鹗，《红楼梦》高出其他古典小说，林黛玉高出其他女性形象的地方在于，一种从简单的悲剧中超拔出来的能力。它让黛玉的悲剧从一人一身一事中摆脱出来，将她推到“无立足境”之处，而成为大观园和曹雪芹理想中女儿之美好与纯净的总和。
李长之论及曹雪芹和高鹗，曾打过一个比方：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实在是再精辟不过的论述。虽然同样长于描摹人生百态，写的都是人性的悲剧，但托尔斯泰看到的，常是美的好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残忍地画出人世的种种肮脏和邪恶。如果说，在刚开始写作《红楼梦》——更确切地说，是《红楼梦》的前身、由一个一个后来被纳入《红楼梦》的小故事所组成的《风月宝鉴》——的时候，曹雪芹还带着想要为贾府的衰落找出造衅开端和不肖子弟的想法，绘声绘色地白描出一桩又一桩的恶人恶事的话，随着际遇变化，年龄增长，他开始领悟到，人生真正的悲苦，在于其自身无解的难题——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理想必定破灭，纯净与美好总要遭到玷污。令人痛惜的，是这种象征生命纯净美好的花无可奈何终将落去的必然，而不在于花落谁家、为何而落，以及如何落下去的种种细节。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识分定”的领悟，才会有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众花皆卸，花神退位”的饯花之日，作为大观园中女儿代表的林黛玉所做的《葬花词》——“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这并不是黛玉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如庚辰本脂批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然而，令宝玉悲不可抑，恸倒在山坡之上的悲剧顶点之后，却是黛玉爱情和诗性如火山一般的集中迸发——在生命后期贫病交加、妻死子夭的境况下，曹雪芹却加意铺陈打造了一个在早本中并不存在的空中花园——大观园，以及发生在大观园中的风光霁月的宝黛之恋。明知必将陨落而怒放，明知世事污浊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悲剧因此而具备了更大的震撼力量。
张爱玲说，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曹雪芹“泪尽而逝”，金陵十二钗的结局，只能留给后人猜想。黛玉最终命运如何？如果着落在实处，则任何一种结局，都有可能——无论是高鹗续书中广为接受的焚稿断痴情，还是周汝昌设想的投水自尽，甚至是有人考证出的，嫁给北静王水溶，当了真正的“潇湘妃子”……现实中的悲剧，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但是，作为一个与大观园彼此依附、共生共存的理想人物，一旦大观园的理想世界被摧毁，黛玉的命运也就昭然若揭了。事实上，曹雪芹是如此的深爱着自己所塑造出的黛玉这个角色，我们很难相信，他会像对待宝钗和袭人那样，将她推向外面那个肮脏的世界。“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掊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在一切无可寻觅之前死去，应该是曹雪芹为黛玉这个完美主义者所安排的最好的收梢。
薛宝钗的“完美”人格
癞头和尚偏爱薛宝钗，给了她冷香丸，压制“热毒”。宝钗服下了冷香丸，便有了和林黛玉、史湘云截然不同的人生。她精明、冷静，深藏不露，她是既有秩序的服从者，是当下时代价值的守护人。她孝顺、仁爱、博学、含蓄、坚韧、克制，甚至通透一切是非，看破人间生死。
她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即“克己复礼”的精神。
主笔◎李伟   题图◎老牛
没落的皇商
贾府被查抄后，贾母对史湘云感叹——真真是六亲同运。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亲上加亲，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皆损。贾雨村没来得及看完那张“护官符”，但是排行榜前四名的关系，已经被“门子”解说清楚了。
集体的崩溃不可避免。排名首位的贾府早已入不敷出。排名第二的史家几乎已经全线破产。王家虽然还在升迁，但状况也和贾府类似，及至贾府败落，王熙凤的哥哥王仁竟然卖亲外甥女巧姐换钱了。四大家族的没落以贾府倒掉为终结，却以薛家的衰败为开端。当薛姨妈带着薛蟠和薛宝钗走进贾府时，那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危机已经来临。
薛家的祖上也是朝中官员，老祖宗薛公曾任紫微舍人。“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主要工作是撰拟诰赦，代行皇帝旨意，性质类似现在的贴身秘书。与贾家的袭爵制不同，这个职业不可能世代相传，所以后来的薛家后人就改行下海经商，凭着祖上关系，当上了“皇商”，使用国库资金，替宫廷采办物资。薛家的生意还包括金融业(当铺)、房地产(房产出租)、药铺以及商业零售(在各省都有商号)。
但是薛宝钗的父亲死得早，薛家唯一的儿子薛蟠本是纨绔子弟，既不读书也不是经商的材料，还经常被下属伙计们串通欺骗。如果不是靠着祖宗的脸面，恐怕薛家连这“皇商”的差事也会丢掉。
薛宝钗就出身于这个“皇商”之家，虽然“书香继世”，“家中有百万之富”，但日子已经在走下坡路。与贾府最后的突然崩溃不同，薛家已经清醒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才有了薛姨妈投靠贾府，薛宝钗应选女官的登场。
薛宝钗的亮相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现实主义色彩，因为皇上“崇诗尚礼”，要在有身份的大家族中选一批女孩儿入宫陪读。对于薛家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薛宝钗就承担起了这个“家道中兴”的责任。年幼的薛宝钗此时是何心态？是喜是忧，也许只有尚在宫中的元春才清楚。
薛姨妈进贾府并不是一次寻常的串门走亲戚，而是计划长住下去。她特意跟姐姐王夫人说清楚，所有吃穿花销都自己支付，这才是长远之道。不过薛宝钗应选入宫的事情却不了了之了，也许是薛蟠有命案在身，影响了出身。
从社会地位上看，即使再有钱，作为商人的薛家比世袭公侯的另外三家也逊色不少。元春省亲，完成一套繁复礼仪后，女眷们后堂相见，最初薛姨妈并不在其中，因为她没有诰命封号。
但商人之家毕竟务实，薛姨妈带来的家人不过四五房，还有两三个老嬷嬷、小丫头。薛蟠被柳湘莲殴打了一顿后，打算出门做生意散心，又带走了一半仆人。可叹薛家人丁单薄，连仆人也少得可怜，全部加起来也未必赶得上宝玉、黛玉、迎春等小辈主子一个人所使唤的仆人多。而宝钗所居住的蘅芜苑中虽然也有一些做粗活的仆人，但相当一部分是大观园各住所原本就带着的管理房屋的人。宝钗正经的侍女只有莺儿和文杏，用薛姨妈的话说“文杏又小，道三不着两”，能用得上的也只有一个莺儿。而贾家其他小姐一出场，哪个不是一帮丫鬟婆子团团围着？
宝钗看见未过门的弟媳邢岫烟带着探春送的玉佩，曾教育过一番勤俭之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
薛宝钗是个在生活的不如意中逐渐长大的早熟女孩子，与其他姑娘比，有不同的心态。同辈中，唯有她对钱财地位有着明确的概念，熟悉世俗生活。
“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她举止端庄，行为豁达，宠辱不惊，大智若愚。尽管薛宝钗的出场是现实主义的，但这种典型人格却超越了她的家庭出身与年龄阶段。她有涵养，通人情，道中庸而极圆通。所以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她始终能够得体、从容、进退有据。
薛家的亲情
宝玉、凤姐被赵姨娘和马道姑暗算，神志不清，疯狂颠倒。大观园里乱作一团，倒是薛蟠比别人更忙。“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得不堪。”然后，他“忽一眼瞥到林黛玉，风流婉转”，于是就“酥倒在那里”。
这段描写极富喜感。一场闹剧，薛家也裹挟其中，帮闲的比帮忙的还要忙，而“呆霸王”又不经意看到林大美女，一下子走不动了。乱糟糟中，一家四口的人情、人性自然流露。《红楼梦》中写了好多家庭，最像正常人家、最富于亲情趣味的是薛家。
一入豪门深似海。荣宁二府，大小主子十几家，家仆奴才有四五百人。妯娌之间、婆婆媳妇、正房偏房、正出庶出、近亲远亲……一系列的家庭矛盾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即使一家人，说话行事都要察言观色，戴着面具，提着小心。倒是薛宝钗的家庭没有繁文缛节，人性的弱点和优点都自然而然，虽有争吵纠葛，但过起日子更像寻常百姓家。
薛姨妈是个40岁左右的家庭妇女，每天的事情就是陪贾母和王夫人聊天，或者做针线活。她的文化水平不高，给两个丫鬟起的名字是同喜、同贵，与贾府的丫鬟比，既无贵气也缺风雅。
薛姨妈有寻常母亲的弱点。儿子不争气，惹是生非，她一味溺爱、退让，又气又急，但照样还是心疼。她不像贾母、王夫人养玩意儿似地对待贾宝玉，不准宝玉独立思考又放任他在另一些方面胡作非为。薛姨妈客居贾府，有多半原因是希望亲戚们能帮她管教儿子。但是舅舅王子腾升官调了外任，贾家又是个大染缸，不孝子弟扎堆，以前薛蟠只是个自己闹的恶少，进了贾府后更加不堪。
于是薛宝钗逐渐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她不仅要替母亲教训哥哥，连堂弟薛蝌也可以教导，对未过门的邢岫烟更是爱护有加。
贾府的家族矛盾隐晦虚伪，错综复杂，道貌岸然；薛家则像普通家庭，吵吵闹闹，混乱而真诚。
宝玉因为“戏子”事件和金钏儿之死被贾政暴打，很多人怀疑是薛蟠说走了嘴。本来薛家客居贾府，如因薛蟠的原因惹出一场大风波，薛家面上终究过不去。宝钗于是在家里斥哥哥，就像母亲训儿子。薛蟠冤屈地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来就跑，还用“金玉姻缘”的话头刺激宝钗。随后宝钗大哭，于是薛蟠立刻服软，跑回了自己屋子睡觉。第二天，宝钗找母亲倾诉委屈，薛蟠在外面听着，立刻进来作揖赔礼：“好妹妹，恕我这次吧！原是我昨日吃了酒，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没醒，不知胡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气。”
一次家庭争执，体现了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这与人丁兴旺的贾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贾家的孩子中最缺乏的是平等关系，王夫人每天吃斋念佛，但始终矜持冷漠，除了宝玉，从不见她对其他的孩子流露感情。贾母热络、温暖，但是降温也快，哪怕她最开心的时候，他人也要在心中保持警惕，也许她突然就会抹下脸来，露出当权者的威严。薛家所维持的亲情和秩序，使宝钗有良好的感情出发点，不偏激，不冷漠，不匮乏。
人情与世故
宁府的上房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中国式的格言提醒着豪门内的生存法则。
贾府内每天大小事情少说也有十几件，婚丧嫁娶，庆节庆生，迎来送往，都是人情世故。而贾府大厦将倾，内部宗派倾轧，嫡庶纷争，主奴矛盾充斥其间。身处其中，需要极高的情商，独善其身都不容易，助人为乐就更难，偏偏宝钗都做到了。
每天早上，宝钗起床后都要先给母亲、贾母、王夫人等长辈请安，然后回去做女红，其余时间就串门聊天。宝钗很喜欢串门，上至贾母、王夫人，下至平儿、袭人，贾氏姐妹、宝玉、凤姐、黛玉等处就更不必说了。这与黛玉形成了很大反差，黛玉的交往是半封闭性的，除了给长辈请安外，基本只去宝玉的怡红院，再就是关在潇湘馆内看书发呆，深居简出。
宝钗说：“我来了这么多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通过串门聊天，察言观色，宝钗就成了园子里信息最灵通，最通晓人情利害的人物。她知道贾母爱吃什么，爱看什么戏。在清虚观里，众道士送给贾宝玉一个“金麒麟”，贾母都不记得谁曾有个类似的物件，只有宝钗提醒出来：“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她很快发现元春不喜“绿玉”，作诗的时候就让宝玉改成“绿蜡”。她通过观察史湘云的神情，就知道湘云家嫌费用大，不肯用人，因而针线活都是自己干。
处理人情世故，宝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她可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自然、亲切，不卑不亢、合宜得体的关系。与人相处不疏不亲、不即不离，体贴入微。于是贾母才说，贾家的四个姑娘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宝钗，竟连元春也比下去了。
宝钗是最能体现中庸精神的，这体现在她善于考虑与平衡各方关系上，在社会关系学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种能力。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像贾环这样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物，在分送礼品时，她都不忘有他一份。这就让赵姨娘在心中感激：“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她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
赵姨娘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刻毒、粗俗、愚昧且乖戾，宝钗连这样的人都能照顾到，还有谁不能处好？薛宝钗的口碑，于是不仅在贾府实权人物中，就是在一般丫头媳妇婆子口中，也是好评如潮。
史湘云父母早亡，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史家衰败后，湘云的日子不好过，贾府里的姑娘小姐们都喜欢湘云开朗豁达，把她当做好玩伴，但是除了宝钗，没人体察到她内心的苦闷悲伤。
在史湘云加入诗社的时候，她自告奋勇地要先邀一社，但史湘云的那点月钱肯定不够用，薛宝钗就代她出资筹办别具特色的螃蟹宴，她知道长辈们也都是喜欢吃螃蟹的，这样既玩得开心，长辈们还高兴。甚至细节上，哪里作诗、何时作诗都斟酌清楚，最后又怕伤害史湘云的自尊心，不忘交代了一句“千万别多心”。
在处理长辈关系上，宝钗总是尽力维护逢迎。王夫人的居所是她最常去的地方，一方面王夫人是她姨妈，关系亲近；另外王夫人也是贾府内政的实际掌权者，凤姐不过是代理人。
王夫人有为难事，薛宝钗便会不失时机排忧解难。王熙凤病了，要吃“调经养荣丸”，需要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翻箱倒柜，只找出几枝簪子粗细的人参和一大包人参须末，凤姐那里只有一些参膏。贾母手中虽有一些当日余下的“手指粗细”的人参，但拿到大夫那里一鉴别，说是由于年代太陈，药性已失，此时，偌大的贾府竟连二两人参都找不出来，王夫人只是讪讪地说，“卖油的娘子水梳头”，在宝钗这个“客人”面前颜面尽失。此时宝钗的劝解堪称典范，她先说人参虽然华贵，但毕竟是药，原应济众散人的，这实际上维护了吃斋念佛的王夫人的面子。然后又讲了一套知识与行情，说去外面买也不一定能买到货真价实的，而我们家铺子里恰好就有，不如让伙计行家送来。于是问题解决，皆大欢喜。
这个情节极精致地描写了宝钗的圆通。
价值观
如果只把宝钗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当做生存法则，似乎还是低估了这位宝姐姐。从宝钗小姐到宝二奶奶，宝钗没有实际当过一天家，只是在王熙凤生病期间，协助探春代理了一段时间。尽管只是副手，却充分显示出了她的管理才干。
为了解决贾府虚张声势入不敷出的问题，探春从赖大家的园子能生钱获得了灵感。她在大观园内推行包产到户，将园子承包给几个婆子，固定上缴额度，余下自用。以前贾家要的是面子和排场，大观园的物业管理费是小钱，不值得精打细算。探春采用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办法，将使用权重新分配，虽然没有招标环节，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公开而透明，选择了专项能力强的家仆，既解决了贾府物业的所有权失位问题，又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效率，开源而且节流。
探春的改革方案看起来非常完美，但宝钗还是指出不足，提出了更完善的方案。她说：“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了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她更完善地提出了一个利益均沾的方案，她比探春高明之处在于，不仅看到了包产到户的效率，也看到了负面影响。当探春提出承包制的方案时，宝钗正在看墙上的字画，似乎漫不经心。但听到平儿顺声附和，她登时开了腔：“你们想想这话，若果真交与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自然不敢，天天与小姑娘们就吵不清。”后来大观园丫头婆子吵作一团，证明宝钗的远虑不无先见之明。
《红楼梦》里对薛宝钗的相貌、性格、作为都有不少描写，但没有给她太多的个人空间。她的好恶、心态甚至是生活习惯这些个性化特征，都非常模糊。
从书中看，宝钗的大量时间用在了女红上，这是一个女人的本分。林黛玉一年能做个香袋已经不错了，探春偶尔做双鞋也只作为宝玉的礼物赠送而已。贾家的小姐们一天到晚只不过下围棋、练书法、弄丹青，修身养性，而她清晰地对黛玉说，女孩子认识个字就好了，针线活才是“分内的事”。
宝钗对自己认定是对的种种观念、道德情操的坚持近乎苛刻——好玩好看的书她不看，有趣的事情她可以不做，追求功名利禄的她鄙夷，做了没用的事情她不做。她的价值体系就是那个时代大家闺秀的标准：庄重、克制、朴素，识大体、顾大局。
宝钗那首独占鳌头的《临江仙·咏絮》，可以作为她价值观的最完整体现。“蜂围蝶阵乱纷纷”，嫩春弱柳就一定会随风飘散么？且“任它随聚随分”，只需淡然处世，便有着“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的乐观。
薛宝钗的“爱情”
宝玉有一个长期的困惑，就是女孩子长大了为什么要“配人”？每次听到这种议论，宝钗和袭人都认为是“疯话”，她们以反问的方式进行驳斥——难道都要留下来陪你么？
事实上，无论宝钗还是袭人，都完全不理解宝玉对婚姻的态度。宝玉反对的并非婚嫁本身，而是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嫁，反对的不是嫁人，而是“配人”。贾府中，哪个丫鬟表现不好，就被拉二门配个小子。这是最寻常的惩罚方法。婚姻的结合，没有两情相悦，没有爱慕和思念，只有一个“配”字。在婚姻问题上，即使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的贵族公子小姐，也不过是被摆弄的棋子，终究无法逃脱“配人”的命运。
大观园里不允许爱情存在，从司棋、晴雯、林黛玉到尤三姐，有爱的人结局悲惨。爱情的结果就是死。
宝玉和黛玉是传统婚恋的叛逆者，他们始终在互相试探中，获取爱的回应。而宝钗的“爱情”观则是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发乎情，止乎礼”，最后放弃爱情。
在宝钗和异性的接触中只有一次真情流露。宝玉遭到贾政的毒打后，荣府上下一派惊慌失措。唯薛宝钗想得最是细致周到，大方地托着药丸款款前来。见袭人在旁，“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说毕递与袭人”，又关心地问宝玉道：“这会子可好些？”
一般人都是急忙来探宝玉，哪里想到要带棒疮药，显见她在任何时候都不失细致。宝钗“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这咽下去的半句话，当然也是“心疼”之类的意思。她虽然没把话说出来，但“红了脸，低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
但并非据此就可以认定宝钗爱宝玉。从宝钗的价值观看，宝玉并不值得欣赏。钗、黛等起诗社，每人得有别号，而宝钗就送“无事忙”，或“富贵闲人”给宝玉，内中涵着讽刺的意思。虽然是玩笑词，但由此可见宝钗对宝玉饱食终日以及与姐妹们厮混的行为不以为然。宝钗的“三观”里责任感非常重要，而贾宝玉却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在人生道路之类的大题目上没法沟通。
宝钗也没有存心和黛玉争夺宝玉，所以她对宝黛之间的爱情关系有时还会开开玩笑。第二十四回中，宝玉“吃了米汤，省了人事，别人还没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佛，薛宝钗回头看了半日，嗤的一声笑了，贾惜春道：‘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这如今宝玉和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得好笑不好笑？’”
贾府为贾宝玉向薛姨妈提亲的时候，薛蟠因为杀了人正在牢狱中。当薛姨妈问宝钗“愿意不愿意”时，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坚定地对母亲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
回到那颗冷香丸
宝钗进贾府不久，跟周瑞家的讲自己身上有个老毛病，其实不严重，就是有些咳嗽，但是治不好，就有“专治无名之症”的癞头和尚献了个海上方，名曰“冷香丸”。其成分是：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些花蕊在次年春分日晒干，一齐研好。再用雨水节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节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将药和匀，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揉成龙眼大的丸子，盛在瓷坛里，埋在花根底下。若发病时，拿出一丸用黄柏煎汤送下。
薛宝钗吃冷香丸的原因是“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而且这种病是间歇性的，不怎么发作，在整部书中，宝钗只吃过两次。
冷香丸，与其说是药，不如说是一件艺术品。四种花蕊虽然好找，但应节气的春露、秋霜、夏雨、冬雪最难碰到，可遇而不可求。药方本身充满了美感，洁白无瑕，冷如冰，美如花，更融合天地灵气，有着最合适的比例(十二两、十二钱)。春夏秋冬，四时节令，雨露霜雪、花卉植物，天人合一，不偏不倚，尽善尽美，暗含玄机。曹雪芹很大方地把这种令人无限遐想的神药送给了薛宝钗。
癞头和尚神出鬼没，每次出现解决的都不是世俗问题，而是命运问题。冷香丸治疗的也不是咳嗽，而是“胎里的热毒”。所谓“热毒”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是热情、冲动、任性、狂欢、欲望，是希腊人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皆是与生俱来，是人的原罪。有情皆苦，无人不冤。
癞头和尚独爱薛宝钗，给了她冷香丸，使其克制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以致心地澄明，超凡入圣。反观妙玉，和尚的态度就差劲很多，要带她修行才能免去人生苦难，这也许是因为妙玉所带的“热毒”更多？
有意思的是，宝钗最爱的戏文就是《山门》中的那段《寄生草》：“漫洒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悲凉中带着洒脱，触发了宝玉的禅意。
薛宝钗服下了冷香丸，便有了和林黛玉、史湘云截然不同的人生。
金钏儿投井，她说“这也奇了”，接着帮助王夫人编了一套自我安慰的谎言，然后帮助死者多争取了些发送银子，还送了自己的衣服。尤三姐殉情，柳湘莲下落不明，对于这样的生离死别，宝钗“并不在意”，只是淡淡地说：“俗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们罢了。”
宝钗的清醒与智慧甚至到了冷漠的程度，在现实生活面前，她认为悲伤与痛苦也远不及眼前人——当下事更重要。
薛宝钗有着强大的内心系统，她体现了一种对当下价值的认同精神，体现了人性中最冷静的那一极——含蓄、克制，冷静计算，乃至为了某种道德、文化、功业的要求而压抑牺牲一己的生理欲望。这种城府与精明使她脱离了时代，这甚至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在每一个时代，这种理性与克制的价值观，不一定是最美好的，但一定是社会存在的基石。
熙凤：媳妇的没好时代
赔上了心力，付出了健康，小产了孩子，王熙凤为了“二奶奶”这份事业失去了一切，包括她的丈夫。
无论何种解读，凤姐的末世结局都是那幅画：雌凤站在冰山上，泼天的才华，也无力撑起倾覆的冰山，而她，正是啄空这冰山的众鸟之一。
主笔◎孟静   题图◎老牛
凤姐的人际关系
曹雪芹对王熙凤服饰、相貌的描写不厌其烦，她的流光溢彩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个亮相，我们记得她身穿“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那是黛玉正与贾母悲戚相见，突然这么一个花红柳绿，恍若神仙妃子的嫂子从天而降。第二次借刘姥姥的眼：“桃红撒花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第三次是迷惑尤二姐，王熙凤一身缟素：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只要不是耍手腕，凤姐的主色调一定是红色。这不仅是为了极言她的艳若桃花，也表明红色是她的命运之火，凤凰浴火才能涅槃，凤姐是极度燃烧之人，她的感情炽烈，气焰熏天，只有火才能匹配她的个性，但火最大的缺陷是不能恒久，焚化别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书中常常会有王熙凤对寿命满不在乎的调侃，清虚观打醮，她与张道士调笑，贾母戏谑她会下拔舌地狱；她哄贾母开心时，说自己要等老太太活到一千岁才肯死。每一笔都暗藏着她的“短命”，谁都知道贾母活不了多久，而青春年少的王熙凤恰恰在贾母死后以失火的速度失宠、失权、失命。
王熙凤把全副精神放在了如何与体制调和，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如何在体制许可的范围内让自己的小家富足，她是贾府女眷与外界男性世界最重要的一条纽带。在宁国府理事时，有一段描述外面的老爷们来吊唁，媳妇小姐们纷纷躲避，只有王熙凤泰然自若。她指挥下人给长安节度使写信，插手别人的婚事，这也完全超出一个“内人”的权力范围。
在那个年代，敢于和外面男人打交道并不一定是轻浮，而是她从不认为男人比她高出一等，也不觉得那些“外事”有什么神秘和难度。她恰好与贾宝玉形成了对照：一个是女娇娥，却掌握一府经济命脉，主动参政议政；另一个原该在仕途经济中打滚，却宁愿在女儿堆里调脂弄粉。贾宝玉被“爱”包裹得快要窒息，凤姐生日时，他给自己一个理由：为金钏焚香，逃离贾府。贾母、王夫人一眼看不到他，马上急得发疯。除了林黛玉，别人的爱都是令他厌倦的、反感的，因为那些人不过当他是团漂亮的婴儿，一只好玩的宠物，而并不试图理解他。
相反，凤姐原本只是个普通儿媳，却使尽全部聪明，博取长辈的爱，她讨得所有重要人物欢心，表面上看似乎也成功了，但这是没有根基的欢心，一旦她出了差错，她的风趣、机变，统统救不了她。抄检大观园的导火线是一只绣香囊，王夫人心中很清楚，这是邢夫人趁机向她的管理权挑战，她也明知这事和凤姐无关，但还是要把责任推卸到凤姐身上。那时凤姐刚刚小产，强撑着夜抄大观园，得罪姑娘们不说，虚弱的身体再次雪上加霜。都说林黛玉没娘可怜，其实凤姐比林妹妹更可怜，同样没娘的她连撒娇的机会也失去了。
凤姐的第一次非正式出场，是借冷子兴之口，而后便是林黛玉的眼见，王熙凤那时不超过20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大观园中的所有主人都是晚熟、纯情、懵懂的，唯有凤姐，一露面已然杀伐决断，没有一丝少女气息，尽管她的生理年龄还是个姑娘。这不由让我们好奇，她也曾有过青涩单纯的时光吗？也曾憧憬过爱人的模样吗？
从护官符到与贾琏的奶妈共同回忆王家时，我们发现，曹雪芹强调的只是王家的富有，“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接驾时银子使得如流水。
可论起门第，王家是后起之秀。凤姐和贾琏吵架的时候会抬出：我们王家的地缝扫扫就够你们贾家使了。需要强调的事实往往是她最不自信的东西，王家的背景显然欠缺。在已婚妇人中，除了黛玉母亲贾敏，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王家出来的几位小姐，薛姨妈比王夫人还略强点，后者连酒令都不会说。凤姐基本不认字，每次看账簿她都要依赖彩明，算账倒是一把好手，第一次在宁国府逞能办丧事，管事媳妇们报上的数字，她能立刻核对出有错误。按贾母所说，大家小姐不需要读书，略识得几个字即可。
王熙凤连这个最低标准都没达到，她与那些小不了她几岁的妹妹们气质全然不同，原因之一是王家不重视对女孩的教育，另一方面是她幼年失怙。书中提到她有个不成器的哥哥，此外就是大舅、二舅和两位姑妈，可从没涉及她的父母，似乎早早成了孤儿。林黛玉常自叹命薄，但她在封建社会能享受到自由恋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没有经历过少女时期的王熙凤，一过门就被伧俗的贾琏变成了同样伧俗的妇人。
在大家庭中没有父母庇护是什么滋味，史湘云的经历可以证明，可史大妹妹有贾母的呵护和姐妹们的情谊。以王熙凤的好强凌厉，她能在闺中就养成料理家务的本事，没享过做小姐的清福。有一次贾府放炮仗时，凤姐似真似假的玩笑话：“我们是没有人疼的。”尤氏还笑话她轻狂，殊不知，看似权焰熏天的凤姐，在荣国府实际是没有安全感的。
荣国府的政治斗争远比宁国府复杂，不问世事的林妹妹都能感觉到“风刀霜剑严相逼”，更何况身处权力漩涡的管家王熙凤了，凤姐作过的唯一一句诗“一夜北风紧”，隐约照射出她的心境。
以清洁度排序，大观园＞荣国府＞宁国府，但宁国府的乱更多是男女关系，大观园是座理想国，荣国府介于浑浊与纯净之间，它的人际关系却是最复杂的。在那些清洁的女孩中，少妇王熙凤既了解外界的严酷，又要撑起一把保护伞，尽力让这些小姐们保持更久的清洁。她就是清浊之间那一道界限，忽而天使，忽而魔鬼，分裂的原因是腥风血雨不断妄图染污这朵阿修罗花。
凤姐真正的支持者是贾府的灵魂人物——贾母，机灵如凤姐，一进府就拣好了那根最粗的大腿。贾母喜欢风趣活泼有眼色的女孩子，如果能有点三俗就更好了，王熙凤投其所好。很多年前，我看过一出地方戏《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对原著进行了添油加醋。其中有段增加的情节就是，王熙凤闹过贾珍家后，贾母闻风赶到，凤姐一抹脸，做出小白兔状，把老祖宗哄得龙颜大悦，封她为“贤二奶奶”，她马上奉上一顶惠而不费的高帽“圣老祖宗”，众人趴下山呼圣明。
这段恶搞情节夸大了贾府的荒诞，不过也说明凤姐深谙马屁哲学，她的方法是哄住上级，敷衍中级，荼毒下级。所种的因果在领导层调整后必然会显现，缺乏群众基础的她下场凄凉，比她擅长怀柔的平儿就很得民心。难怪鲍二家与贾琏背地诅咒：“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
王熙凤是个对阶层很敏感的人，她有严格的阶级意识。在清虚观打醮时，有个小道士无意撞了她一下，按常理，她作为主子，不应出手打人，对方还是个弱童，但凤姐不假思索地就是一耳光。书中她也曾出手扇过小丫鬟，除了教养缺失和脾气火暴，也可以说明她对下人的冒犯极为抵触。真正的主子是不需要靠殴打下人立威的，在这点上，王夫人和王熙凤都颇有王家之风。
“毒设相思局”一节，王熙凤非要置爱慕她的贾瑞于死地，一是体现了凤姐的道德观，二是暗合了平儿那句话“癞蛤蟆想天鹅肉吃”。凤姐假意与贾瑞调情时曾用贾蓉、贾蔷举例，她不是不想有仰慕者，只是这男人不能不堪，必须是正经主子，同宗的穷亲戚她是万般瞧不上的。
她虽然势利，但也要看对方为人处事，赵姨娘和贾环最怕的就是凤姐，她对这俩人的态度之差，当然反映了王夫人对情敌的厌恶，也有赵姨娘本身不上台面的猥琐，可赵姨娘肠子里爬出的探春，却是凤姐最欣赏的女孩。同样身为“屋里人”，还不是正经姨娘的袭人，凤姐极为客气，袭人回娘家时，她送上自己的衣服和包袱。对刘姥姥的接济从第一面的冷淡，到第二次的慷慨，这其中有贾母、王夫人的面子，但在凤姐为巧姐向刘姥姥求名字的一刻，她对刘姥姥是尊重的，这一刹那的平等也拯救了她唯一的女儿。
她的每一次行事，都要以贾母的最高意志为准。书中凤姐的第一滴眼泪为了黛玉进府而流，她的哭、笑、闹、凑趣，浑然天成而不觉肉麻。我们会发现，凤姐总在生病，不是小产就是血崩，她的健康、亮丽只在公开场合，只要没有旁人，她的身体不比林妹妹强壮。
小姐们看似是无足轻重的外人，可她们是最接近贾母的人，凤姐对她们的服务永远是最体贴到位，相比锱铢必较的寡妇李纨，凤姐也会说一大车分斤拨两的话讽刺她，但最终掏钱的人必然是凤姐。而李纨作为荣国府月薪第二高的富人，和姐妹们结个诗社都要AA制，米粒里也要榨出油水，不是一个好大嫂。王熙凤贪婪归贪婪，但并不是个抠门的人，况且她还有个大手大脚爱包二奶的夫君，不克扣一点，钱财散得更快。
王熙凤几乎没有朋友，平儿是最理解、最亲近她的人，但社会地位不同，平儿只能是她的心腹。她在书中唯一称得上朋友的是秦可卿，她俩性格品行完全不同。秦可卿温柔轻浮，王熙凤果断忠贞，而且还不是一个辈分，为什么能成为知己？从“秦氏托梦”这一节可以看出，她是有见解的人，凤姐厌恶蠢材。在教育小红的那篇话里，她表示过对头脑清醒的同性的喜爱，从她使用的人员看，平儿、小红都聪明过人，凤姐最青眼相加的探春与她更是性格相似，胸中自有丘壑。
干部站错队伍，对仕途的影响是致命的，续弦没有根基的邢夫人，与娘家资本雄厚、育有皇妃的王夫人自然没法相比，但王熙凤没有考虑到一点，王夫人是她的姑母，即使有什么芥蒂也是可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没有血缘关系、狭隘自私的邢夫人固然不能对她有什么帮助，想要坏她的事还是容易的。如果再联手贾琏，这致命的一击，凤姐无论如何躲不过。对下人的刻毒、对金钱的贪求让她树敌太多，这盏生命之火只有贾母这一根脆弱、随时会熄灭的灯芯，怎么能不油尽灯枯？
凤姐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中人物有两种极端：灵与肉。如果黛玉、妙玉是灵，那么尤二姐、多姑娘是肉；如果贾宝玉、北静王是灵，那么贾珍、贾琏、薛蟠是肉。王熙凤是介于灵肉之间的女人，她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假如受过教育，不会比钗、黛差，从感情上，她也不比宝钗世俗。因为一个真正世俗的妻子，会更在乎丈夫的财产，而不是身体的忠诚。
有人统计过，凤姐在书中笑过268次，哭过6次。每到气氛萧条，人们就会想起她的好。可与贾琏、平儿在一起时，凤姐很少说笑话，她的状态常常是生气，逗她开心的反而是那两个人。贾琏对她畏多于爱，相比对尤二姐的“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二姐留给男人的是喜悦，而凤姐留下的是头疼，妾和妻的不同功能而已。
在王熙凤所处的那个时代，男人纳妾天经地义。有人说，凤姐内心深处暗藏着女权意识，她渴望丈夫对她专一。以她的觉悟，还达不到女权这个境界。比起一般的女人，她更有自信和占有欲。王熙凤真正渴望的是在体制内获得全方位认可，不仅仅是她的才华和能力，也包括妇德。为了赢得好名声，她自欺欺人、万分痛苦地允许贾琏把平儿收房，自己又用一双锐利的眼睛时刻紧盯着俩人，她在意的不是平儿抢班夺权，而是平儿和贾琏每年过的那一两次性生活。
嫉妒源于爱慕，她对贾琏身体的占有欲，说明他们夫妇初期是和谐的，甚至相爱的，白日宣淫那一节也暗含着夫妻之间的闺阁之乐。只有陷在爱里的女人才会醋劲十足，同时王熙凤又有一点朦胧的平等意识，她和晚辈贾蓉调情，让蓉、蔷帮她收拾贾瑞这样隐晦的事，似乎有暧昧关系，但读者都会相信凤姐和他们之间没有肉体关系，因为朝夕相处的平儿为她打了保票。
贾琏不加选择地脏的臭的都往屋里拉，他的行为又是被社会认可的。凤姐为鲍二家的大闹生日宴，她向贾母的哭诉重点是贾琏伙同鲍二家的要合伙治死她，她为什么捏造这个事实呢？因为连宠爱她的贾母都认为：富家公子哥偷嘴吃很正常。
凤姐的公公老而不僵，邢夫人还要为暮年的丈夫说媒拉纤，这种贤德连贾母都看不过去；贾政倒是姨太太不多，但他永远是歇在赵姨娘房里，40多岁的王夫人守活寡已多年，作为那个时代的大家闺秀，又不能正面提出性要求，也没有排解渠道，除了用吃斋念佛压抑需求，别无他法，在这方面，比起底层的婆子还要悲哀。
初期王熙凤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对手的弱小让她不屑使用杀手锏，但她在这方面又是无力的，只是两口子间的吵嘴已经让她赢得了妒名。丈夫的不忠又是横亘在她心里的毒刺，理智、镇定在遇到这件事时通通要让位于疯狂。
尤二姐的出现反而让她迅速清醒，调整战略。过去贾琏的姘头们身份卑贱，凤姐可以主宰她们的命运，贾琏自己也不好将那些女人收房。但尤二姐不同，她出身贫苦但有宁国府大奶奶尤氏妹妹的身份。以前凤姐对出身卑微、风流的秦可卿没有任何歧视，但尤二姐不同，她抢了凤姐丈夫的心。与尤二姐共侍一夫，也会把凤姐扯入一个混乱的调情体系。
二姐是个糊涂人，终身大事她没有问过她在贾府中唯一的依靠尤氏就擅自决定，也从没想过和尤氏结为同盟，固然她们是异父姐妹，亲情淡薄，但也正是愚钝葬送了卿卿性命。她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自动地送进王熙凤这头母狼口中，不整治她，凤姐在贾府的生存也会岌岌可危，实在没脸再去指挥众人。
如果仅仅为了嫉妒，凤姐为什么没有置秋桐于死地呢？只因为她是公公的赏赐吗？平时凤姐与尤氏也算一团和气，在二姐出现之前，她们俩的戏闹是最多的，调笑的尺度都比其他妯娌要宽，显见感情不错，但凤姐不惜把贾珍、尤氏得罪到底，只要能铲除二姐这块心腹大患。一是贾琏真心喜爱尤二姐，二是王熙凤在繁忙的工作中，没能留下稳固地位的儿子。
尤二姐的情史虽然复杂，但贾母并不知道，如果任由她生下男孩，凤姐不但会被贾琏打入冷宫，在长辈处也会失宠，看似风光的她在贾府中随时岌岌可危。
她早已发现了二姐的存在，一直隐忍不发，直到贾琏平安州公干，二姐短期内失去庇护。凤姐才以柔懦无能的姿态先行示弱，哄过所有人，除了薛宝钗、林黛玉这种对她本性极为了解的同性。当秋桐这个眼中钉同时出现时，凤姐先集中优势兵力，采用离间计，借秋桐之手先除掉尤二姐。
尤二姐不是没有过机会，贾母已经承认了她，并当着众人面夸赞她比凤姐漂亮，但二姐很傻很天真，不知道笼络有用的人。从她向小厮打听凤姐轶事，说明她早有与凤姐会面的想法，但却没有为这次会面做任何准备。
相反地，凤姐借助外部的政治力量，理清所有的优势劣势：家孝国孝、婚前不贞、曾经定亲……利用和赵姨娘一般愚昧的秋桐，先从精神上、舆论上摧毁二姐。
“弄权铁槛寺”时，王熙凤说：我是不相信阴司报应的。她不是无神论者，巧姐感冒都要找人看看是不是冲撞了花神，安排算命的挑拨秋桐憎恨二姐。唯独到了她自己身上，因果说完全失效。她收买庸医，刻意杀死二姐腹中胎儿，那也是贾琏唯一有儿子的机会，做这些事时，曹雪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没有揣摩过凤姐一丁点儿的心理活动。也许她完全凭着本能，根本不去考虑手上的血腥。
逼死尤二姐是王熙凤不得不做的事，她不可能像当代社会，把小三赶走另谋出路，尤二姐已经像一颗钉子，已然钉进了贾府大门，除非她横着出去。凭贾琏喜新厌旧的个性，二姐或许会失宠，但只要她能生出儿子，牌局又要重洗。凤姐对尤二姐的虐待，会让人畏惧她，却很难憎厌她。
因为尤二姐之死，也让王熙凤失去了她最根本的依靠。贾琏自此不再对她有丝毫情意，而此前他们不过是一对打打闹闹、偶尔偷腥的小夫妻；尤氏对她的仇恨种下，虽然她不能把凤姐扳倒，但她们再也不是朋友。最要命的是，王熙凤身边最信任、最重要的平儿也认清了她，以前凤姐是平儿心目中的神，从不对她欺瞒，但这次平儿流着泪对二姐忏悔坑苦了她，实际上也是在指责凤姐的行为过于狠毒。让女人最承受不了的背叛并非来自她的男人，而是她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