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染的血：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丙肝病毒感染率的调查(南方周末 2000-10-26)

被污染的血：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丙肝病毒感染率的调查
□本报记者杨海鹏□龙在渊
南方周末2000－10－26
死去的人
１０月１７日，记者来到花坪，福台。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西沿，距甘肃省定西县城１０公里。
正是收获土豆的季节。庄稼汉和婆姨们忙着将土豆刨出来，装进一只只编织袋；孩子们迅捷地在狭促的山道上攀行；外表朴素不失别致的农家小院，正飘出袅袅炊烟……
随意在坡上截住个成年人，他会略带羞涩地说：“我也是丙肝阳性。”表情轻快，看不出一丝忧郁。
定西，被认为是甘肃最大的“血库”。而大碱沟两侧的花坪、福台，又是定西卖血人员最集中的地方。
一份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显示，在这两个小村，至少有２４０人因为卖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抽样感染率达９８·１２％。这是种无法治愈的顽症，１００％会演化为慢性肝炎，５至１０年后，有３０％至４０％转化为肝硬化；１０年到２０年后，５％到７％的人将患上肝癌。
花坪村的陈希林死了。
陈希林死在去年农历十月初七，死于丙肝和乙肝感染后深化成的“急性重症肝硬化”。死前，他瘦得剩一把骨头，脸色姜黄，腹胀如鼓。
他早在１９９２年就知道自己的两项测试呈阳性。测试是地区中心血站做的。
但他卖血一直卖到去年３月。据称，在《献血法》开始实施后五个月，陈希林每月卖１６００毫升血浆。如果将１份血浆折成２份全血，这５个月间，他等于被抽掉１６０００毫升的血。而法律允许的一次“全血”采集量不超过４００毫升，两次最短间隔“不少于６个月”。
在花坪村，陈希林不是死于肝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献血的人
“想要富，袖子捋。”。
花坪和福台的农民，早在８０年代前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卖血。
王祥和和他的堂兄弟们，大概是第一批摸到这致富门径的人。
“当时还是生产队，抓住了要开批斗会，说是破坏生产。”王祥和最得意的一件事，发生在２０年前。他被唤到一个病人的手术台前，现场抽血，“一次抽了我２０００，当时瘫了，连牙都像泥做的，发软。”
更让他眉飞色舞的，是醒过来后，他把那个没抢救过来的人的亲属堵在太平间里，拿足了钱才放人。
后来单干了，也许是批斗会上的交代起了广告作用，村里的成年人都上了阵，妇女生了孩子也加入“卖血队”。
王祥和和他的两个堂兄弟当上了“血队长”。
他们从医院得到信息，在手下挑个血型合适的，爬火车，坐长途，远至天水、靖宁。现在４２岁的农妇侯淑曾两天跑了四个地方，陇西、天水、榆中、定西。“最多一针抽了１７００，我晕了两个小时。”
王祥和的堂兄弟“善于经营”，他堂弟租下一个旅馆，让“卖血队”的人住，因在城里消息灵通，生意更加红火。
“人家是村里人心中的致富带头人”。
“血站”有严格的“献血间隔”制度。这点让“卖血人”很头痛。
他们急于致富。他们帮“血站”扫地、洗血袋、将血送上火车，为的只是多一次“卖血”的机会。
吴家川的李有清，血浆每月抽三次，每次４００毫升。
李有清之妻赵翠连，血浆每月抽三到四次，每次４００毫升。
花坪的张克信，血浆每周抽两次，每次４００毫升。
同村的王氏七兄弟，年纪最小的已４４岁，均超量频繁卖血……
他们的“献血”地点只有一个———地区中心血站。
因为各种因素，近两年被剔除出“献血员”队伍的村里人，还盼着“血站”的大门重新向他们开启。
他们迷恋着“卖血”制造的物质成就：独门独户的小院，彩电、收录机、媳妇闺女的体面衣裳、娃娃的学费、乡里村里的提留————只要有血卖，他们“再不用锁上门，朝后山上跑了”。
感染的人
研究表明，血是丙肝传染最主要的途径。
没人统计定西地区有多少人因输血感染了丙肝，短短几年间，仅定西县医院医护人员就被“放倒”了三个。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６日，定西县采片室的刘女士因卵巢肿瘤动了手术，输入了定西中心血站提供的４００毫升血，手术后一个月她又进行了化疗，又输了２００毫升血。第５０天，她复查时发现自己的肝功异常，以为是化疗引起的中毒性肝炎症状，没有在意。
但这症状一直持续到次年５月。拖到１９９９年上半年，平静的肝区突然开始肿胀，回院一查，竟是丙肝。
在她简陋至极的家里，一脸忧伤的她近乎用一种乞求的眼神，请记者喝杯她沏的茶———即便在她医院的办公室，她也不敢用公用的脸盆、毛巾。并非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丙肝是不会通过日常途径传播的。
当记者问及，她为什么不告医院，让“血站”吃官司时，她哭了。医院待她不薄，每周提供她三支抗干扰素（一针１８５元），还刚给她分了房子。她不能忘恩。
她不敢反抗，把“出头”的希望寄托在有身份的患者身上。几年前，定西县委书记何振忠在榆中出过车祸，用了当地提供的一袋血，也染上了丙肝。
记者了到到的５位感染者，没有人敢站出来打官司。
地区工商银行的秦和平是在１９９７年９月确诊为丙肝，疑点也被集中在血站供应的那袋血上。但折腾了两年，毫无结果。去年９月确诊肝硬化后，他就心灰意懒。他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对记者的提问，只有两个字的回答：“没用。”他精神和身体全垮了。
定西地区医疗用血，由中心血站统一供应。但时至今日，“血案”如毛，却无一家医院或卫生管理部门公开以单位的名义，质疑中心血站的血源问题。
据称，病人在接受输血前，都须与院方签订一份志愿书，承诺如因输血感染传染病医院概不负责。
定西县医院分管外科的雷继刚院长说这是万般无奈的举措：医院没有权利对血站认可的合格品进行复测；复测一袋血的成本高过“医生劳务费”１０多倍；而如将复测成本转嫁到病人身上又是“乱收费”。结果是“医院只有跳出是非圈，不想承担血站工作失误造成的风险”。
被污染的血液的危害肯定已超出了定西地区。在中心血站最鼎盛的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有不少“卖血人”看到中心血站内停着河南、陕西、内蒙、新疆等地的拉血车。
一位定西医生说，那时血多得没处放，血站曾向外边租过冷库。
定西地区中心血站赵副站长对记者说，他们曾向兰州某研究所提供过提炼白蛋白的原料血，一年８０００到９０００人份（一人份等于４００毫升血）。
一份不被认可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的全名为《甘肃省定西地区既往献血员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长达１６万言。调查的领衔者是定西医院的雷成多主治医师和上海曙光医院的任进余博士。
这份调查报告共调查了２４５名“献血”人员，在他们进行调查时，其中多数丙肝感染者仍在“献血”；他们调查发现其中２４０人是丙肝病毒感染者。调查的结论之一是：“ＨＣＶ（丙肝病毒）经日常接触传播机会较少或不存在经血液外途径的传染。”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则可以断定，“献血”人员大规模丙肝病毒感染是由于“单采浆法”的不规范（消毒不彻底、一针多用等）导致的交叉感染。而输血人员的丙肝感染，亦基本排除了间接传播的可能。
调查者认为，他们的调查的目的之一是“切断传播控制流行进而治疗感染者”，而这是“保护献血者和受害者及其他广大社会成员生命健康的根本措施”。
这份报告去年底经过了省级鉴定，推荐申报定西地区“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连论文答辩的机会都没有。
在定西地区卫生处，记者说明来意。李志林处长立即说，肯定是雷成多“叫你们来的”，“他的论文没评上奖，不满意”。下面是记者与她的对话。
记者：对他的论文是否该评上奖，我是外行，没有发言权。我关注的是文章所披露的大规模丙肝感染是否存在？
李处长：这归定西县管，我没接到过正式报告，不掌握。
记者：２４５个卖血人员，９８·１２％的感染率。你是雷成多论文的卫生方面的评委；而且又是定西地区卫生行政方面的最高领导，有责任核实调查所述的情况，如核实应立即上报。丙肝是乙类传染病，病毒性肝炎。
李处长：噢，我们好像上报过。
记者：你们上报的是乙肝。
李处长：丙肝是通过血液传染的，不用上报；控制就行了。
记者：从任博士他们向你们报告来看，两年时间了，你们采取了什么控制措施？
李处长：我已让下面人跟县里人打过招呼。
记者：有没有书面发文？
李处长：你们要发文章？等等好吧，等我们控制了再说。……
记者又到“中心血站”，采访了赵云生副站长。
记者：关于你们血站曾因单采浆导致丙肝感染的说法，你们是否听说过？
赵：９５年还是９４年，国家下了２９号文，之后才规定进行ＨＣＶ检测。我们立即执行，不合格的坚决全部淘汰。
记者：淘汰了多少人？
赵：说不清楚。
记者：还有单采浆和过度频繁问题。
赵：……我们搞单采浆时，半个月抽一次，他们可能到别的地方去的。
记者：９８年任博士检出的丙肝病毒携带者陈希林，去年３月份还在卖血。
赵：任博士的测试不准，我们只以自己的检测为准。
记者：但陈希林半年后死了，肝硬化。
赵：我不清楚。
记者：听说过地下采血吗？
赵：过去听说过，没有证据，我们又不是执法单位。
赵说，为保证血源质量，他们大量发展了些新手，加入“献血员”队伍。现在总数已达１０００人。
目前，在定西，４００毫升全血（鲜血）的价格是１７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