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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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08-02 15:14 作者:苏伟点击:4202次
——与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座谈记录
2010年7月9日下午,在中联部西欧局的安排下,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在重庆向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一行9人作了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告,并同考察团成员进行了座谈,回答了考察团成员所提问题。现将苏伟教授所讲内容与问答内容介绍如下。
重庆唱红街头一景  图片由共识网网友提供
主持人邬建军(重庆市外办党组成员、主任助理):苏伟教授是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社社长、主编。我们先请苏教授给我们介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之后有一个讨论互动。在苏教授讲授过程中,大家有什么疑问,也可即时提出。
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访华考察团轮值团长、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负责人佩德罗·格雷罗介绍考察团的主要成员: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副新闻发言人米歇尔·史利克,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新闻官苏珊娜·穆勒(女),葡萄牙共产党新闻与宣传部成员、网宣负责人索菲亚·格里洛(女),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罗·贾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国际部声援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思想委员会负责人基里洛斯·帕帕斯塔夫鲁,共九人。
苏伟:非常欢迎西欧共产党的同志们到重庆来访问。我把重庆科学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做法,给同志们作一个简介。题目是“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庆曾经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遭受过日寇成年累月的疯狂大轰炸,比伦敦大轰炸要惨烈得多,这张图片是当时情形。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尤其是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内地唯一一个直辖市以来,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美、水美、城美、食美、姑娘美。
对重庆模式的说明:现在,有很多人从不同层次上讲“重庆模式”。如有人从所有制结构上,讲重庆模式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有人从再生产过程上,讲重庆模式是内需为主的模式;有人从加工贸易类型上,讲重庆模式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的内陆开放型模式;有人从住房建设的类型上,讲重庆模式是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双管齐下发展的模式。这些都是狭义的“重庆模式”。
我所讲的,则是广义的“重庆模式”,特指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这是一个搞得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模式,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下面我讲三个大问题:一是重庆模式的时代背景,二是重庆新政的要点,三是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一、重庆模式的时代背景
中共、中国、改革开放像太阳一样,但太阳也有黑子。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伟大成绩,也积累了五大矛盾和问题,我把它们比喻为太阳的“黑子”。
五大矛盾,一是城乡矛盾太大,“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严重阻碍发展,也极不公平;二是地区矛盾太大,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大家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城乡地区的差距会这么大,再下去要危及我们这个世界第三地理大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了;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即“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软”的方面从思想道德发展到民主政治、人民生活等等——导致的,包括教育、养老、住房改革由于都走了片面市场化的错误道路,因而成为三大严重问题,被群众称为“新三座大山”,分配上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逼近0.5这个恐怖的数据,加上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黄赌毒”严重,中共内部腐败屡反屡腐,都危险得很;四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未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农村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五就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矛盾,不愿意为还较穷的中国人服务而更愿意为较富裕的外国人服务,导致辛辛苦苦为人作嫁,甚至别人打喷嚏我们发烧。中国有位金融学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中国受内伤。
上述五大矛盾之归结——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结合好,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30年以来都在探讨,当前仍在着重探讨的一个大问题。我觉得,这里边细分的话,又有这样六个问题:第一,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二,按劳分配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三,公平怎样与效率相结合;第四,集体主义怎样与个人利益驱动相结合;第五,宏观调控怎样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第六,对外开放怎样与经济主权和安全相结合。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相应的,就必然产生我们共产党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从而保证对国家的领导,保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保证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和主导,这两个大问题。一句话,怎样既让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又让市场经济本身的“马太效应”——一系列的两极分化效应,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包括城乡、区域两极分化,包括利润与民生两极分化,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两极分化,包括经济与生态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得到有效遏制与控制。
对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我有一个比喻,用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歌德的“浮士德”作一比。浮士德一生追求书本知识,晚年后悔未能体验人生和幸福,便与魔鬼打交道、做交易,愿以来生的灵魂,去换取青春与活力,去体验生活和幸福。浮士德自身有“善”、“恶”两面性,魔鬼拼命引诱其“恶”的一面膨胀,使浮士德去追求庸俗的东西。但浮士德,由于他高尚的本性,在与魔鬼同行去体验人生、去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能够本能地坚守其“善”的一面,不断地战胜自我,不被庸俗化,避免沉沦,坚持对高尚的理想、信念的不解追求,终于达到人生最高境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也犯了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的错误,后来醒悟,认识到必须与市场经济打交道,来增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活力,于是破天荒地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魔鬼,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的市场经济都是在“魔鬼”的家中——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生活的,所以它本身既有魔力,也有魔性。以前的共产党人都以为市场经济只能在“魔鬼”的家中生活,于是排斥市场经济。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领袖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还可以在“天使”的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生长、生活,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做了一个当代的“浮士德”,开始与“魔鬼”——资本主义——打交道,引入了市场机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活力,也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庸俗化,使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可是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像浮士德一样保持自己高尚的本性,也就能像他一样,战胜魔鬼的诱惑,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会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所腐蚀。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成为当代的“浮士德”,能不能坚守自身高尚的本性——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能不能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自我利益欲望,能不能战胜“魔鬼”的诱惑,这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
说到底,重庆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共产党组织将自己的本性保持、发扬得比较好,而社会活力也比较充分迸发的一个模式。
二、简单谈谈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的要点
一是以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确定的新战略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新战略的核心是对重庆的三大定位。第一大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设成西部重要的增长基地。把这个定位放到前述之中国“区域矛盾”的背景之下,就可见其意义重大:以重庆的跨越式发展为最大支点,带动整个西部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这是中华民族团结、我们国家统一巩固的重要根基。重庆模式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第二个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弓箭战略:沿海地区为弓背,长江经济带为箭,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为弦。这一定位要求重庆把这个弓箭战略的薄弱环节——“箭尾”打造好。这样中国才能张弓搭箭,在二十一世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射出去。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三个定位就是要加快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重庆这个直辖市有8万多平方公里,300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农村户口,城乡矛盾最大。重庆能够走出一条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全国就能解决这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难题。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薄熙来新政以这个新战略为重庆发展的总纲,所以说,重庆模式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具体范本。
二是以打黑除恶为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黑社会,古今中外都有,你们意大利打了几十年,不是到今天还在打黑手党吗?所以一般性的打黑既没有社会属性,也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重庆的打黑有所不同,它还有中国共产党人为抵御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抵御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魔鬼”对共产党人的引诱、腐蚀而战斗的特点。重庆的打黑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性影响,甚至影响到全世界(我右边这位先生是我校的刘士文博士,他的一位同学正在法国读博士,法国导师要他提供重庆打黑的资料)?原因正在于此。重庆将打黑引向深层次的共产党为保持其纯洁性的肃贪反腐,这个意义就大了。实不相瞒,我国的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滞后,党员尚不能有效监督党委、人民尚不能有效监督政府,这是我国腐败盛行的原因之一。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腐败分子是盘根错节,要突破保护伞,很难。重庆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确实厉害。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反腐就相当有效。前面讲到搞社会主义必须要同“魔鬼”战斗,重庆就战斗得很自觉,薄熙来于是成为我们重庆的“钟馗”——中国的一个打鬼英雄。
三是以弘扬“红色文化”(“唱、读、讲、传”)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
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古今中外,搞市场经济初期,都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斯密之谜”的破解问题。亚当·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自利的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马克思·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资本主义(他讲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在新教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同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又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时代精神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发展起来。
对中共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首先存在于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则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路径可行性、操作有效性要强得多。但我们党相当长时期以来未能在社会生活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未能将它们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而重庆的“唱红”,则突破性地解决着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这样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这正是:你(西方市场经济)有新教伦理,我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四是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
薄熙来到重庆“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在重庆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活动,要求全重庆都思考一个问题:地处内陆的重庆怎么最大幅度地开放。并且,创造了很多开放的条件。只举一个重庆市委市府“三洋战略”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战略,不但是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及调整铁路、公路,让重庆乃至西南、西北地区更好地通达沿海地区、通达太平洋,而且还可使将来沿海地区出口至欧洲、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变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东绕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长江至重庆,再经过由重庆的“第二洋战略”——印度洋战略——开辟的重庆至昆明再至缅甸海边的印度洋通道,抵达目的地。“第三洋战略”,即修建渝兰高速铁路,接上亚欧大陆桥,出境直至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重庆的“两江新区”、西永综合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等,都是中国内地独有的。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这表明,“重庆模式”是与世界文明紧密相联的。
薄熙来奋力推动重庆开放,还有一个目的是要调整重庆的所有制结构,实现他设想的“三驾骏马”——第一驾当然是公有制经济(这是驾辕的),第二驾是民营经济,第三驾是外资经济,来飞快地拉动重庆这辆大车。这“三驾骏马”,都必须、也只能在内陆大开放中做大做强。
五是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建设五个重庆,就是以薄熙来提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目的是要实现重庆的科学发展,打造中国内地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特点,是既“又好又快”,又“以人为本”。“五个重庆”建设都体现了这两条原则。宜居重庆,既要解决大到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小到中小型企业的老板、高管、科技精英们怎么“居”的问题,更要解决大量进城给这些500强、“500小”打工的农民工怎么“居”的问题,是抓两头带中间,解决全重庆人的宜居问题。薄熙来讲:“建设宜居重庆,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既是‘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又有吸引人才、促进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意义。”
“畅通重庆”,就是要把重庆建设成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薄熙来讲:“‘畅通重庆’的意义,对市民来说,是满足他们出行的便利,购物的方便;对于都市整体来说,则是要建成有影响、有活力的工商、文化都市……切实体现大都市的价值和辐射能力。”
“森林重庆”建设,用薄熙来的话讲,“就是要绿化重庆八万里山川,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让重庆人民多吸氧更长寿,让农民兄弟增收致富。”而且“森林重庆”里面还有大文章,例如林权制度改革,重庆因此就试点,先行;例如重庆要使其“两翼”(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每户农民三年内增收1万元,主要就要靠“林下经济”。
“平安重庆”针对性强,有前面讲过的打黑除恶,确实使重庆顿时平安多了。但薄熙来还有超前性,预料到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加剧,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积累,就要求把消除矛盾,确保平安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所以,平安重庆,既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妙招,更是“抛接”好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个“球”,从而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魔术”的绝招。因此薄熙来讲:“一定要把‘平安重庆’作为重庆的开放品牌来打造,使重庆成为外来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渝投资、创业。”
“健康重庆”的目标符合科学发展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他说:“人从事一切活动最基本的条件是健康。健康和长寿,是咱重庆人共同的追求。人健康与不健康,生命的过程和质量就大不一样。使重庆的百姓活得更长、活得更健康,活出质量,活出精彩,这就叫‘以人为本’”。
对于“五个重庆”建设,薄熙来有个总结性、归纳性的“总论”。他说:“五个重庆”“虽各有侧重,但都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森林重庆’侧重环境,‘畅通重庆’侧重效率,‘宜居重庆’侧重舒适,‘平安重庆’注重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健康重庆’就是讲人本身。这些目标都是重庆人民的理想境界。” “以人为本”是中共中央2003年以来强调的根本执政理念。我是编理论杂志的,这些年来,所看、所发“以人为本”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但我觉得诠释的最好的,还是薄熙讲的、做的这“五个重庆”。他实实在在地把“以人为本”讲透了,比那些空谈人的“自由”、“发展”、“尊严”等等的好得多。
六是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宿。
其实,“五个重庆”,个个都紧扣民生——有薄熙来的名言为证:“‘森林重庆’是为了让老百姓多吸氧,‘畅通重庆’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要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宜居重庆’要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而且,重庆刚开了三届七次全委会,明确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重庆要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薄熙来在会上强调:“发展本身就应该包含民生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有一句名言——“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薄熙来讲的和马克思讲的不是一致的吗?
薄熙来在会上还强调:“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资本论》曾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攫取剩余价值;而斯大林曾揭示过“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相反,社会主义是利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去扩大生产,以满足国家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基本经济规律”是揭示发展的目的的规律,很重要。尽管有争议,但我是基本同意斯大林的观点的。当然,斯大林的基本规律论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直接目,更谈不上将它与最终目的结合。由于缺少的直接目的这个环节,就在实践中使人民的需要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我们现在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抛弃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与理论,这对;但我们也同时抛弃了斯大林的基本经济规律论,这是“在泼洗澡水时,将澡盆中的婴儿一起泼出去了”。所以我们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还没有明确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30年的实践中,有愈来愈追求赢利,而忽视人民需要的倾向。“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出现的。
现在,“重庆模式”逐步地在揭示着这一规律。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它发展的直接目是要赢利,但是根本目的呢,还是要通过赢利来满足人民和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需要强调一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绝对不能与所谓“市场需求”划等号。我们北京、上海比伦敦、巴黎还贵的房价和学费,不是“市场需求”吗?能和群众的需要划等号吗?所以,薄熙来将民生改善说成是“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内涵,强调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这是解决了斯大林揭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有效的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直观的描述,意义非常重大。因此,也可以说“重庆模式”既是对斯大林模式及我们改革开放前重视发展的根本目的但忽视发展的直接目的的偏“左”倾向的否定,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地方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发展的直接目的但忽视发展的根本目的的偏右倾向的否定,达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高度。
七是以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
就是要求重庆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大下访(访问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困难)”,要“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结穷亲(与困难家庭结成长期帮扶关系)”,这样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联。这是要在新形势,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弘扬毛泽东为中共概括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为人民币”服务,但更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矛盾。怎样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难题。我觉得,重庆上述“三项活动”,将党的宗旨化为党员、干部的具体行为,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联系群众、优化作风,提供了新经验,也为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了新的视角,既具有重庆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思想,后来经过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宣传、鼓动、教育、锻炼,成为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89年来一以贯之的宗旨,怎么贯彻到我们7800万党员的心中,本来就是一个大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难题的难度格外加大了。怎么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来保持我们党这个已有89年的光荣传统,这就是重庆做法正在解决的问题。
是服务群众还是脱离群众,是“傍大款”还是“结穷亲”,不管什么“模式”,最终都要归到这里,归结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归结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重庆新政继承、体现了这些思想。所以,如果要问:重庆模式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影响到了中国怎么走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经济发展为什么人的问题,人民拥护不拥护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性意义。
三、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对重庆模式的概括:
总起来说,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重庆模式”(科学说法应叫“重庆经验”)。
重庆模式的特点:
我觉得,重庆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而不是“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甚至“吃掉”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
我们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有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矛盾方法”——在对立中求得统一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将你们西方人常以为截然对立、我们中国人也多以为“如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一次又一次”有多少次呢?我认为至少有五次。
第一次,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壮大。我们知道,所有的共产党,包括在座诸位的共产党,都是“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革命时期,中共的主要成份是农民,所以到中国革命快成功的1949年,“三大战役”都打胜了,斯大林还希望中共和中国国民党划长江而共治中国。他实际上是怀疑我们党是不是“共产党”。后来毛泽东向他讲了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把一群革命农民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战士,从而在农民革命中建成了一支共产党,并一直保持了“共产党”的特质。
第二次,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革命,也就是在中国将“资本主义革命(就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直接目的而言)”与“工人阶级领导”这两个对立物结合了起来。如果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结合点”,是“思想建党”的话,那么,将工人阶级领导权与资本主义革命的性质结合的结合点,则是“统一战线”——工人阶级不但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且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在民族危亡之际同官僚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以战胜革命的对象。第三次,就是上面谈到过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历史关头,我们中国共产党又出人意料地同与我们血战了十年、残酷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的仇敌——蒋介石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地解除了我们历史上最为深重的一场民族灾难,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第四次,就是建立新中国之后,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赎买”结合起来,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中国“人民”的范畴,从而和平地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五次,就是开始将很多人认为是水火不容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个结合得好的话,社会主义可能成功,可是万一结合得不好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可能被市场经济所“吃掉”。几千年前,原始的市场经济“吃掉”过原始共产主义,今天,我们不能让现代的市场经济再“吃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庆模式”可以说是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结合点”比较多、比较牢固的一种模式。
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路的历史。可是,30年来,中国一直有人认为、至今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无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所以想引导中国走“纯粹”的、“真正”市场经济道路,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至今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无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希望中国回过头去,走过去排斥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老路。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广大的党员干部,坚信能够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成功,并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探索它们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重庆模式”,就是这些探索中比较突出的成果。
“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这是薄熙来对重庆提出的要求。重庆要后来居上,做出了非同寻常之举——找到了“重庆模式”。中国要后来居上,社会主义要后来居上,也都要继续做好前无古人的非同寻常之举——结合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的介绍结束了,谢谢大家!
对话部分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考察团团长佩德罗·格雷罗:我们非常感谢苏伟教授,他对重庆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一个丰富的、深刻的介绍。我们考察团来自西欧不同的政党,我们认为,不同政党之间应该公开、坦白地进行对话。下面请各位成员向苏伟教授提问。
第一个提问的是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思想委员会负责人基里洛斯·帕帕斯塔夫鲁。他一口气提了四个问题,苏伟一一作了回答。下面是“基”、“苏”的对话。
基:重庆模式很好,但我请问中国其他地方有与重庆模式相反的模式吗?
苏:现在人们从狭义和广义几个层次上,都在讲“重庆模式”。我讲的广义的重庆模式,这是比较典型的科学发展的模式,是比较成功的两手抓、两手硬的发展模式,是旗帜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我们全中国现在都在努力科学发展,这是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所以,就重庆模式的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其他的省级地区并没有与重庆模式相反的模式。但是,在更基层的一些地区,确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当然也与“重庆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即只要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的模式。这还得从历史上说起。斯大林模式后期偏“左”,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也偏“左”。所谓偏“左”,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因而排斥市场经济,并将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做法而加以政治上的反对。而所谓的偏右,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些地方和局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还是以刚才我那个“浮士德”的比喻来说明。浮士德本来一心做学问,临到老了,才感到一辈子没有人生体验,觉得白活了一辈子。这有点像斯大林模式后期、我们的毛泽东后期,只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搞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结果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所以后来浮士德就和魔鬼做交易,愿意出卖自己来世的灵魂,来换取人生的重新开始,以获得人生体验与幸福。相似的是,我们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晚年的模式,我们和资本主义做交易,引进了市场经济。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本身不是魔鬼,但是它是在魔鬼的老家长大的,有魔力,也有魔性。浮士德的本性很高贵,理想信念很坚定,就经受住了魔鬼的种种诱惑。可是,现实中我们一些共产党人只看到市场经济的魔力,看不到它的魔性,因而被它迷惑,忘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一些地方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放弃得太多,从而形成了一些只顾生产力一时发展的模式。这些模式确实是和重庆模式不同的。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对中共十五大规定的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政策进行“偷工减料”——中共中央要求找“7个兄弟”,即“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共同将国有小企业“抬上坡”,这样来改革、去发展,但不少地方却将等7兄弟中的老大至老六都赶走,只留下老七,即“出售”,来改革国有企业,许多市、县将国有企业全部廉价卖光,一度还形成一些“卖光”的模式,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腐败急剧蔓延,职工大量失业。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官商一体”特征明显,导致公有制主体地位被削弱,民营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这是我国30年改革过程中的最大教训之一。我国香港学者郎咸平对此有深刻揭示。此外,如山西等若干资源大省将煤矿等国有的重要资源也廉价卖给私人,一度也形成所谓“模式”,不但造成宝贵资源大量浪费、生态环境灾难性破坏、贫富分化急剧扩展,而且导致大量矿难频频发生,使中国、中共、改革开放蒙受耻辱,让每一个共产党人痛心疾首。那也是我国30年改革过程中的最大教训之一。
此外,还有人士从狭义,即主要或者从所有制结构上,或者从加工贸易类型上,甚至更细小到从住房建设的类型上,讲“重庆模式”。从所有制结构上讲,我国有的地方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模式,而“重庆模式”则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而且国有经济还愈来愈有力地在“驾辕”的模式。从加工贸易类型上讲,我国沿海的各种模式,都是“两头在外”(即零部件和市场都在海外)的滨海外向型模式,而重庆则创造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的内陆开放型模式。从住房建设的类型上讲,我国大部分地区走的是住房商品化道路,而重庆正在带头走一条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双管齐下的发展道路。上述这些意义上的“重庆模式”,与其他的模式都是不同的。
需要说明,与基本生产关系联系紧密的各种经济模式,如所有制结构模式、住房建设模式等,是有优劣之分的,但与基本生产关系联系较远、与生产力各要素联系紧密的各种经济模式本身,如各种类型的加工贸易模式,则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全看它是否符合当地、当时实际。正如晴天、雨天本身并没有优劣,全看它针对的农时然。上帝如果把重庆这块地、这群人移到沿海,我们一定会采取“两头在外”模式的。因为你进口的零部件,可能比自己造的更便宜。
基:苏伟教授刚才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工人大量失业,而且据我所知,中国的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请你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
苏:确实,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包括我们重庆的工人在2008、2009两年大量失业,官方讲仅沿海农民工就有2000万失业。但由于中共和中国政府强力应对危机确有成效,现在他们大部分已重新就业。尽管如此,由于三个客观原因和两个主观原因,中国的失业问题确实相当严重。三个客观原因包括:其一,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二,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即由容纳劳动力较多的轻工业为主转向容纳较少的重化工业为主,而且第三产业尚不能跟上;其三,是中国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加速发展。两个主观原因包括:其一,是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奉为国策,并有错误的宣传;同时,错误地宣传了“以三铁砸三铁”,即“以铁的心肠、铁的面孔、铁的手段,砸烂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以三铁砸三铁”,本来是中国政府高官在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法”,是短期方针,针对的是毛泽东时代我们为求公平、全就业,而让“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那种做法,但媒体有的是不明就里,有的是不“讲政治”,有的是正中下怀,于是大肆鼓噪,宣传成党和政府的长期性方针,于是引发裁员洪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来是你们欧美学术界在争论效率与公平关系时,一派学者提出的观点。你们清楚,这种观点在你们那里,也不是主流声音。罗尔斯的“正义论”,远比诺齐克的“自由论”影响更大。
当然,在现实中,西方的经济精英们是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可是,世界各国政府,却没有哪一家公然宣称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而都是强调公正第一的。我们中国以前犯过“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忽视了效率的错误,所以强调效率,事出有因。但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分配的第一原则,凌驾于按劳分配之上,长期推行,且在宣传上不讲宏观效率,只讲微观效率,就有大问题,也必然出大问题了——在中国生产力只能主要提供绝对剩余价值的历史阶段,各个企业、各个地方就必然最大量地裁员,让剩下的员工以最长的劳动时间、最大的劳动强度去生产、经营,才能效率最优先。于是就有了对“以三铁砸三铁”的片面宣传,但并没有强调哪怕是露一个“泥菩萨”的笑脸,给大家一个“泥饭碗”,于是中国一度就有了大量的失业,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伴随着经济大发展而不是大萧条而出现的大失业怪现象。伴随着它的,是另一个怪现象——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哪一个公开宣称要砸自己国民“饭碗”的,唯独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中国,一度公开地、义正辞严地大肆宣传要砸自己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们的“饭碗”。各位是各贵党舆论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一定要以我们在宣传中的这些极为沉痛的教训为鉴戒。中共的“以人为本”,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经济大发展同时出现大失业等怪现象而提出来的。伴随这个口号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停止将工人“买断工龄、推向社会”,转而强调“劳有所得”——首先得“劳”、得有“饭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重庆模式”为包括就业在内的民生为归宿,充分就业是它的必然结果。
基:重庆的黑社会为什么那么利害?
苏:重庆为山城,重庆人被称为“山里人”,又被称为“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性格豪爽,最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很可爱。但重庆人又有头脑简单、容易冲动、不计后果等缺点。这些优点与缺点纠缠在一起,如果缺点占了上风,那些优点就会变成缺点的乘数。而黑社会的基础和纽带正是“哥们义气”。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包括一些重庆人,把江湖关系与市场买卖关系、市场竞争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关系,滋生出一股股邪恶的市场经济势力。这些邪恶的市场经济势力一定要攻击政治权力中枢,收买关键掌权人。而不幸的是,我们党内、政府内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重庆人,也把江湖关系与党内关系、行政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党内关系、行政关系。这种扭曲关系较突出的局部地方,就容易被攻击得手,收买成功,于是形成黑社会。在重庆、在中国,对方的攻击和中共、中国政府的防守战、反攻战,是相当激烈的。重庆打黑,是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攻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必须指出:滋生黑社会的土壤——被江湖关系扭曲的市场经济关系仍然存在,被扭曲的党内关系和行政关系因前面讲过的打黑唱红、党风建设而纠正了许多,但仍然存在,因此,黑社会的“韭菜”割一茬,还会长一茬。所以必须自觉地打持久战,而且一冒头就要早打。更重要的,是要健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健全、规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机制,健全规范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体制、机制,消除江湖关系扭曲的市场经济关系、党内关系和行政关系,铲除滋生黑社会的土壤。
基:重庆模式的前景怎么样,是不是会在全国推广?
苏:广义的重庆模式,就它是一个科学发展的一个有效范例,即一个着重解决我国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内需与外需五大矛盾的有效范例而言,就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效范例,即一个着重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包括实现着重市场经济的驱利本能与道德情操的精神文明的结合,市场经济驱使的社会成员对个体利益的强烈追求与共产主义要求的共产党员对党的宗旨、对集体利益的强烈追求的结合,也包括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互动,从而实现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结合等等)而言,与中共中央对中国发展的模式要求是一致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讲,重庆模式,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必然在中国得到推广。当然,广义重庆模式的一些具体做法,尤其是上述各种狭义的重庆模式的具体做法,各地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就如同十月革命的原则中共遵循了,但它“以城市为中心”的具体做法,我们改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一样。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听了苏伟教授的介绍,我感觉,重庆模式代表了一种挑战。是这样的吗?
苏:确实如此。而且,我觉得它还代表了两种挑战:一是作为地方发展战略,它要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交给重庆的诸多特殊任务,如实现胡锦涛“314”战略部署,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发展两江新区等等,这是严重的挑战;二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实践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实践方式,“重庆模式”要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矛盾”,如前述之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要求共产党的纯洁性与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对党组织、对党的干部的考验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满足社会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市场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目的(获得最大化的利润、GDP和财政收入)的矛盾,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战胜这些挑战,那么,正如原始的共产主义已经被原始的商品经济“吃掉”过一次一样,现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它的低级阶段),就会被现代的市场经济再次吃掉。
可是,我们不少人,包括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并不自觉,他们觉得搞市场经济,就是要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市场化,包括住房都市场化、就业都市场化、学校也市场化、医院也市场化、养老也市场化,甚至于一些人还将权力也市场化、婚姻也市场化及至于把自己个人本身也市场化。如果这些全部东西都市场化了,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了,就真的被市场经济“吃掉”了。“重庆模式”,就是既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又使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壮大社会主义而不会“吃掉”社会主义的模式。
此时,座谈已超过原定议程(两小时)10分钟。重庆市外办的同志询问外宾:是按原计划参观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呢,还是继续与苏伟教授座谈。外宾们纷纷表示:继续座谈。于是轮值团长佩德罗·格雷罗说:只要苏伟教授有时间,他们希望继续座谈。苏伟教授讲:凡有朋友远道而来,中国人都很快乐;现有共产主义同志最远道而来,我们当然更快乐了;我报告讲了80分钟,预计答问40分钟够了,现在看远远不够,就与大家继续探讨吧。
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苏伟教授谈到了信仰社会主义的问题。法共的信仰有所不同,法共讲得更多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你们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什么?
苏:中国共产党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我们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叫做社会主义。而且,我们的毛泽东主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讲社会主义还要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他讲,我们中国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才能进到马克思讲的那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即进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而你们西欧各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后,直接的就是那种社会主义,不会有中国的这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科学共产主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讲:共产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讲了这个规律的道理:人类社会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就决定共产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道理同时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要经历一个独特的“初级阶段”。
我打一个比方:生产力是水,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就是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有什么样的水,就只能且必须开什么样的船。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就像中国长江、黄河,你们的莱茵河、多瑙河,都一定会流到大海。我们的长江最初从三江源发端,一片沼泽,好比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船都没有;后来生产力之河发展成涓涓小溪,好比奴隶社会,只能开独木舟;众多涓涓小溪汇成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好比封建社会,可以开木帆船了;再往下过了虎跳峡后,长江的主干道就可以开小火轮了,就相当于进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长江上游、中游一直到上海,过了崇明岛,进入东海,社会化的生产力是汪洋大海,小火轮不能开了,就只能换社会主义的万吨巨轮。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论。可是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譬如说我们中国的船走到长江三峡的时候,激流险滩,很危险,而当时中国那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破船又遭受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中华民族有灭顶之灾。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我们就过了三峡,到了湖北荆江,进入社会主义。那个时候我们要造一个什么样的船呢?开始不很清楚。毛主席说说,不知道吗,第一问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嘛,第二学苏联老大哥嘛,第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嘛”。老祖宗讲:社会主义是万吨巨轮,我们就认定了要造大轮船;老大哥在北冰洋边造了一艘计划经济的大轮船,在工业化的初期是适合的,我们也跟着造大船;当时认为“敌人”是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既然资本主义是小火轮,社会主义就是它的对立物——大轮船。如此等等原因,使我们中国曾经就在“荆江”上造了一条相当大的船,来搞社会主义。从1949年到1957年,船还不是很大,开得比较快、比较好。1958年以后,一下想把这个船做大,出现“一大二公”、“大跃进”,就是让大家都去划大船。可是就出了问题。我们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就主张搞“三自一包”,意思就是说这个船太大了,要把它弄小一点,才划得快。毛主席后来拍案大怒:你们要把船搞小,资本主义不就是小船吗?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不行,干脆这个船让它漂着吧,先把你们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打倒,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很大挫折。经过挫折,我们的邓小平同志总结教训:挫折的根源,就在于党的政策体系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用那个比喻就是说,把将来过了崇明岛、进入东海后才能开的大轮船,提前到湖北段的荆江就来开了,怎么能开得好呢?所以,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国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由于特殊原因提前走入了社会主义,这个不能退回去,退回去违背我们党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又不能搞大海里面才行的万吨巨轮,只能搞小火轮,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把过大的船化小一些。
但是又有人讲,资本主义都是小火轮,你也搞个小火轮,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那么我们现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呢?是!其实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早就讲得非常清楚了。他讲,就经济层面而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讲两条:第一条,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说,这个船的关键部位,比如指挥舱、轮机舱等是公有制,其他的,如客房或者是餐厅等,私人都可以搞;第二条,共同富裕,就是我们这只船航行的根本目的,是大家共同富裕,通过先富带后富,而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是船老板的。经济层面上,除了这两条原则,由于都是“小火轮”,这个船怎么开、怎么运行,这个都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区别了,因为都搞市场经济,只不过我们的宏观调控更加厉害一点。所以,如果只看表面现象,资本主义是小火轮,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小火轮,你就是搞资本主义!“左”的也这样说,右的也这样说,其实都没搞清楚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和毛泽东主席搞的社会主义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区别。一直到将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完了,即我们的长江走完了,到东海了,才又会搞毛泽东那种,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那种“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国际部声援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听了苏伟教授的介绍,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们听到的毛泽东,好像只是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坚持要搞,现在清楚些了。听您介绍,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现在的模式中还有很大的作用,这和我们以前听到的好像不一样。给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中联部陪同人员附释:他们很多人对中国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觉得好像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建设的理论,现在中国好像是用建设的理论否定革命的理论了。
苏:毛泽东去世5年后的1981年,中共中央作一个重要决议,讲毛泽东思想只是“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总结;然而12年后,即毛泽东100年诞辰的1993年,中共中央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宣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去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的盛典上,“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方阵横空出世。这些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建设理论”的肯定。斯大林的敌人丘吉尔评价斯大林说,他接手时,俄国是个马拉木犁的国家;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是第二强国。即便是毛泽东的敌人,也应该这样如实地评价毛泽东吧。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国会回答为什么要归还香港的质疑时,无可奈何地讲:有什么办法呢?中国是超级大国嘛!而当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建成的。当然,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所以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确有相当难度。邓小平和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的宣传方面呢,未能处理好那个难题,而是回避矛盾,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悬置”起来了。可是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这是永恒的。当然由于时代和实践的阶段性,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的具体理论,比邓小平理论要弱得多。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泽东更好了,他也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讲经济建设理论的,他非常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是我们在宣传、教育上没有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联系得好,使“两强”相隔离,于是我们中共自身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缺少完整性、统一性。
而“重庆模式”,尤其是它其中的“唱读讲传”,弘扬红色文化,就是开始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的重要举措,是有历史意义的。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罗·贾克:苏伟教授谈到了斯大林模式。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基于民主的模式,而不应该是斯大林模式那种集权式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重庆的模式,是不是民主的模式?
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改良,而不是否定。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式,虽然有缺陷,但正如巴黎公社一样,其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地安排社会劳动、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等等,是永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中,有一个基本点叫“四项基本原则”,和斯大林模式的上述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继承。当然有发展,有突破。突破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斯大林后来践踏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他的严重错误。但不能把一个人的错误和一个国家的制度简单等同起来。希特勒也是靠民主选举建立起法西斯政权,难道可以把法西斯等同于选举民主制吗?
当然必须承认,苏联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都比较严重,又都一度严重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共中央981年总结毛泽东晚年两大错误,一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就是没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开放后,有三大原因,也使我们的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受到严重阻碍。一是中国一些人鼓吹“经济上放开,政治上集权”的“新权威主义”,在党内、社会上有重大的、恶劣的影响;二是1989年中国的政治动乱中,中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以“民主”、“自由”为旗号向共产党夺权,搞得中共很多干部一听“民主”、“自由”,就联想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心有余悸,反而忘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是最讲民主的,反而迟缓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步伐;三是面对政治权力、政治职位可能的“含金量”的急剧膨胀,我们一些权力部门就死死抓住这些权力不肯放手,就如同我们很多垄断经济部门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死死抓住垄断权力不肯放手一样,于是在一些领域,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都有所发展。
本来,在没有经过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经过一个由共产党“代表”甚至“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这是我研究以后确认蕴涵在列宁、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中的一个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计划掌权后工人农民每天工作10小时,其中6小时生产,4小时管理国家。革命后他马上意识到这不可能,于是提出由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发展以后再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邓小平也明确讲过要向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促进这一转变。但是由于刚才所讲的三大原因,我们中共的党内民主、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还任重道远。所以,包括我们重庆,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都还是不足的。例如,我们搞“森林重庆”,薄熙来讲要种大树,种好树,本来都是对的。他个人喜欢银杏,所以明确说过要多种银杏,这也有一定道理。可是我们一些地方千篇一律地种银杏树,甚至将一些干道上已经长成型了的黄葛树、小叶榕搬走,换成在银杏。一看就知道是给薄熙来看的嘛。这就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实重庆最好的树、最适宜的树、最遮阳的树,就是我们的市树——黄葛树,这是历史的检验,人民的选择,这一点薄熙来忽视了。以后应该把种大银杏那些钱拿来种大黄葛树。
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副新闻发言人米歇尔·史利克:苏伟教授讲的很有意思,您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发展市场经济,而且要驾驭市场经济,请问怎样“驾驭”。
苏:中共中央在2006年颁布了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其中专门一节讲的就是如何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驾驭”的一个好榜样。从总体上讲,保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内容。如果驾驭不了,不能保证这两个“主体”,那么,共产党、社会主义,真的会被市场经济所“吃掉”。
而“重庆模式”,则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党委、政府对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好榜样。你看,它包括了如何培育各类市场主体(“三驾马车”)的生成发展,如何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驾辕”),如何促进市场体系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的生成、发展(我们建设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的实质就是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中心),如何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结(内陆大开放高地建设、“三大洋战略”);也包括了如何限制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实行城乡统筹,保障民生);还包括了如何消除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影响(弘扬红色文化),对社会政治的腐蚀(打黑除恶);等等等等。按照重庆模式,我们一定能够既发展好,又驾驭好市场经济。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苏伟教授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曾经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也是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现在呢?现在法国、欧洲的工人阶级与100年前是大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怎么样的?中国的阶级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苏:我们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为理论基础之一的,我党党章规定:中共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有两个原因,使我们的阶级观点在理论上,在宣传上,在政治上都遇到困难。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至于现在好像一讲阶级,就又要重提“阶级斗争”,这是大家都避之不及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诚如法国同志所说,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比100年前、30年前复杂多了,出现了很多中间阶级和阶层,例如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就有3千来万户,从业人员有5千来万人。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使得中国现有的私营企业达6、7百万户,雇佣的职工已约5、6千万人。这些雇佣工人算不算在工人阶级之内?私营企业主算不算在资产阶级内?算进去是不是有要搞阶级斗争?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在理论宣传上就不讲“阶级”了,只是在讲党的建设时,抽象地讲一讲“工人阶级先锋队”。
其实我们都知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又必将也只能被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在生产力没有达到社会财富像“泉水般涌流”,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极高水平之前,阶级必然在中国、在欧洲、在世界存在。
有阶级存在,就既可以有阶级斗争,但也可能有阶级合作啊。以前,我们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很多,对阶级合作则研究不够。其实,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三种类型的阶级合作,我国当前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第四种类型的阶级合作。
第一种类型,是对立统一的阶级在发展初期,自身矛盾尚不尖锐,为推翻旧统治阶级进行的合作。如中国北伐革命时期,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阶级合作。你们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同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也很好嘛。第二种类型,是对立阶级的矛盾已经尖锐起来,但有外敌入侵,于是进行阶级合作,共御外侮。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阶级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当时欧洲的各国共产党亦然。第三种类型,是发达强权国家的统治阶级建立国际霸权,包括政治或经济霸权后,用攫取的被压迫民族、被剥削民族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本国对立阶级,而实现的阶级合作。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100年来,你们西欧各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这样地“收买”了本国的无产阶级吗?所以列宁在上一世纪初就讲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成了“工人贵族”,就是说整个阶级都被资产阶级“收买”了。这就是欧美各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劳资阶级合作。
第四种类型,是在常规条件下对立、斗争的阶级,在特殊条件下,实现非对立的阶级合作。当前,我国正在出现的,正是这种特殊类型的阶级合作,就是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雇佣大量职工的私营企业主阶级的阶级合作。当然,阶级合作中并不是完全没有了阶级斗争,但这些斗争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前面讲打黑时讲过的邪恶的市场经济势力向我们党和政府的进攻,才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斗争。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自觉推进新形势下的阶级合作。“重庆模式”的“三驾马车”,就是这种阶级合作的表现。
但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正确,是中国阶级合作成功进行的关键。如果党的领导地位动摇、党的政策严重失误,致使社会阶级利益出现对抗,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失败。
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苏伟教授还谈到了中国将教育、医疗、住房都市场化了,可是这些在我们欧洲都是公共福利。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出钱、出力给老百姓提供这些福利,或者给他们提供补贴。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反而将它们市场化呢?
苏: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个好的传统,就是党中央提出一个中心工作、战略目标后,全党上下,就动员全国人民,去做这个工作,去实现这个目标。譬如说,当年以革命战争为中心,我们就动员男女老少都参战,工农商学兵都参战。现在中共要求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动员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都来搞市场经济,连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度都经商,形成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其实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当年在南泥湾就搞生产搞出名了。因为没搞过市场经济嘛,就以为一切都市场化,于是想让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市场化,以为会发展得好一些。这是探索性的原因,当然这种探索是走错了路,是中共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个曲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走错路了之后,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商集团,他们从教育、医疗、住房等等的市场化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势力也极其巨大,利益也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织在了一起,尾大不掉,于是就尽量推动我们向这条路走下去。更可怕的是,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势力,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势力,看到这样的市场化会激起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愤懑,于是对这些市场化的措施推波助澜。而这些居心叵测的推波助澜,又与我们一味追求GDP的增长,以GDP的增长为进身之阶,地方财力又与房地产商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官员一拍即合,于是就形成了你们讲的资本主义把这些东西搞成公共福利,而社会主义反倒把这些东西搞成市场经济的奇观。幸好,中共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的提出,就是要扭转这种倾向。以民生为归宿的“重庆模式”,就是成功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典范。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考察团团长佩德罗·格雷罗:对不起,只能提最后一个问题。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听了苏伟教授的介绍,我感觉,重庆模式是反右倾的。是这样的吗?
苏:反倾向斗争,是所有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宿命,不可避免。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左”与右的危害都存在,我们一直在做斗争。“左”倾的就是对斯大林模式和我们改革开放前的模式的迷信。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这是主要的干扰倾向。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右的倾向,就是否认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也否认民主政治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其实有的人心如明镜般知道这些区分),一味强调追求“纯粹”的、“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实则是追求西方的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倾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最主要的干扰和障碍。“重庆模式”,从政治倾向上讲,是既反“左”,又反右的,它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道的最前头。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考察团团长佩德罗·格雷罗:我代表考察团全体成员感谢苏伟教授给我们做了精彩的介绍,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交流。重庆这座古老文化名城快速的发展变化,壮丽的山水风光,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发展震惊世界,对世界的作用很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为建立公平的世界、和平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对不起,我再说最后一句话(他提高了声调):“我们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怀着希望来的;我们回欧洲的时候,是带着更多的希望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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